最近，有两位名家，一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先生，著文为汪精卫所著<双照楼诗稿>作序，一为侨居加拿大的著名教授叶嘉莹在台北的一次讲座中，也特意谈论<双照楼诗稿>.两位名家在序文和演讲中，共同把汪氏的诗词解读为“精卫情结”或“烈士情结”，并引用了胡适对汪氏诗词的评判：“complex”。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笔者思之再三，不揣鄙陋，敢竭鄙诚，将一孔之见，呈之于世，恭候指教。
说到“烈士情结”，令人首先想到的是，收集在《南社诗词》中，汪精卫青年时期，行刺摄政王、皇父载沣未成，被捕入等待赴死的“被逮口占”四首：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眩赫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四首诗，是辛亥革命一代革命志士的共同心声.读着这四首诗，我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林觉民烈士的遗书，想起陈天华烈士蹈海时的呐喊，想起冒着枪林弹雨攻打满清衙门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志士，想起"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邹容------而少年”汪兆铭”改名”汪精卫”，正表明了他那时的可敬的填海之志。
然而，在他的后半生，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件，继之，8月13日爆发了“淞沪抗战”，从而开始了神圣的八年抗战。
在抗战初期，经过长沙、武汉等会战，日军占领了我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以迄于珠江流域的大片土地。但它也深感中国广土众民，难以如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它有一种泥足深陷之感。
于是，就有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和平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诱降活动。在这样的时刻，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身份，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艳电”，并由重庆潜赴云南、香港、河内，到达上海，脱离抗日阵营，而开始筹备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日本军阀政府的目的，是要将“华北临时政府”“上海维新政府”等伪组织统一为一个“还都南京”的汪伪中央政府，企图削弱重庆抗战政府的力量。因此，我们很难从汪氏的这一作为中，看出他有所谓“烈士情结”。
汪精卫
当然，从汪氏的妻子陈璧君在受审法庭的辩词中，我们听到了她的辩护："没有一寸土地，从汪政府手中丢失。“何其可笑！汪氏没有守土，见了敌人就望风而逃，在日本军阀大举入侵的情势下，大力诬蔑主张抵抗侵略者是“唱高调”，而汪氏却要组织“低调俱乐部”。在日寇大举入侵之后，汪氏更以伪中央政府的名义，与日寇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秘密的卖国条约，使日寇经略著可以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任意烧杀抢掠，这难道是“烈士情结”者所可以做出来的吗?
陈璧君又说：“如果日本没有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是把炸弹扔到西伯利亚，局势就大不相同。”这更进一步暴露了她的汉奸嘴脸。固然，历史没有如果。但处处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路线张目，不正泄露了汪氏夫妇与日本军阀同命运、共呼吸的心迹吗？当年的那种“夜夜照燕台”的心志都丢到哪里去了？
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里收集了汪氏的诗三百六十多首诗词。叶教授著重分析了其中的一首：“忆旧游落叶”.特录之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流连意。奈蟼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孥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锝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首词，与其说是汪氏“烈士情结”的写照，不如说是误入歧途以后的自我怨嗟。我们看，汪氏是在借树叶的凋零，来叹息他“心事”落空以后的流连忘返和怨愤，他怨愤于蟼飙不管，潮水渺然，以及树根露出的寒冷，树枝老化的凋零。而回味当初的荣华，回味春来的香馨，眼前的岁暮，冰霜的追逐，益增对黯淡前路的忧伤。
联系到汪氏由渝出走河内，到达上海，筹组南京伪府， 与日本内阁签订“中日关系条约”。在与日本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他处处受挫，他发现，日本军阀，并不是像近卫文磨三原则所标榜的那样“和平友好”，并不是要废除一切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是要加强这些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1938年11月20日签订的“上海密约”，以及翌年12月30日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11月30日公开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汪精卫将东北割让给了日本，把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一切资源由日人任意开发，伪军和伪警察都由日本人训练，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均由日本顾问和职员监管。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就事实地层面来说，我们仅举汪氏与日本军政府代表在1940年8月4日签订“中日关系协定”时的一个场景，来说明汪氏当傀儡的狼狈景像和尴尬场面。
据当时汪氏的一位亲信近距离的记叙说：
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到达以前，他（汪氏）作为‘行政院长’，面部充满了凄婉之色，呆呆地站着，望着缭绕在紫金山上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框中向下直流。他以双手握住头发，用力地拔和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恨恨之声，泪水沾满了面部。他的伤痛，仅次于捶胸顿足。许多人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汪氏的翻译周庠隆为汪氏整理了头发，抹干了眼泪，汪氏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这种悔恨、悲愤的心情，强颜欢笑的丑态，和汪氏那首“少年游”对照来看，不正是相互辉映，相映成趣吗？同时，也令人怀疑，是否和“引刀成一快”的著万丈革命豪情的革命少年是同一个人。再回过头来看看汪氏在出走前所发表的“艳电”的内容，不难看出，汪氏对近卫文磨的“三原则”，完是俯首贴耳，愿当亡国奴才之状可掬，还哪里有什么“烈士情结”？
汪氏的爱妻兼同志的陈璧君在审判时为汪氏所还作了这样的辩解。她说：
“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交回重庆？重庆怎样能接收？”
这个问题，既是陈璧君的强辩，也是她不尊重事实。事实是，汪政权成立后，它所建立的特务组织——沪西极司裴尔路“七十六号”是一个在日本人指挥下审讯抗日爱国志士的恐怖机关。许多爱国志士如女杰郑苹如等等数千百人就在那里受尽了极其残酷的酷刑，最后又牺牲在丁默邨、李士群之流的屠刀之下，使沦陷区的人们，提起“七十六号”，就谈虎色变。
平洋战争发生后，汪氏秉承日本军政府的旨意，组建了六十万人的“和平军”，在苏、浙、皖、豫、粤等地成立了六、七个绥靖公署，配合日军，强化治安，鱼肉人民。汪氏更自任中央军委委员长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武装镇压。他挎著日本军刀，背著武装带，一副赳赳武士全武行的样子，哪里还有一丝为山河破碎，人民涂炭而哀伤叹息的文人气息？
“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生在帝王家”这是前人对李后主的评语。汪先生年轻时是革命志士，又是风流才子。壮年以后，误入歧途。正是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我们固然赏识他的才华，但也不敢苟同他的恬颜事伪，而曲意为他的汉奸本质辩解，更不可提倡一种曲线救国的路线。否则，我们将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陈雪丹(旧金山) 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