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見丹麥首相 習近平行蹤惹猜疑

下月在中共十八大上將接掌最高權力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昨日未出面接見到訪的丹麥首相施密特，加深外界對其行蹤及身體狀的猜疑。外交部發言人昨日拒絕正面回應有關習近平動向的問題，被問及習是否受傷或發生意外時，則表示「沒有新的補充」。

外交部拒回應習動向

在昨天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上，習近平動向成為眾多外國媒體追問的焦點。記者詢問習缺席與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會面的原因，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重複表示，他在上周五已表明將由「國務院領導接見丹麥首相」。一名記者直截了當詢問習近平是否因受傷或發生意外而缺席，洪磊答﹕「沒有新的補充。」

傳遇車禍 網站迅速闢謠

習近平上周三突然取消會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外賓，外交部在當晚通知外國與本港傳媒稱，習將於昨天下午4點會見施密特，但有本港媒體在周四再接獲通知稱安排可能有變。丹麥首相辦公室官方網站後來公布的行程中並無與習會面一項。施密特昨天抵後，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中南海會面，今天則會到天津與溫家寶總理舉行雙邊會談，並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

日本傳媒曾經報道，指習近平上周二游泳時背部受傷。前日，網上又有傳言指他與中共政治局另一常委賀國強分別遇車禍受傷。昨日有記者追問傳聞是否真確，洪磊答道﹕「我沒有信息向你報告。」

車禍消息源自博訊新聞網，但相關稿件刊出兩小時便被刪除。博訊昨再引述「可靠消息」稱，習近平身體有點「輕微」狀，但無大恙，近期各種傳言「是左派最後的瘋狂」。

習近平最近一次出席公開露面是9月1日以校長身分出席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校報《學習時報》昨頭版刊登他的演講辭全文。


香港 明報

激進力量主導民主派 議會政治生態堪憂

今次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失利種種原因，相信日內專家學者會有深入分析，就整體大局而言，民主派有27席，表面上保住了關鍵少數位置，對政府仍然起到監督作用，特別是2017年普選特首的安排，民主派可以運用否決權，使政府不能予取予攜。不過，選舉後關鍵少數的內涵已經質變，激進民主派取代了溫和民主派的主導位置，這個變化，對於議會生態、政治生態以至民主進程會有深遠影響，對於香港整體大局是禍是福，難以預料；對未來4年立法會的政治生態，則難以樂觀。

溫和派內外交困

激進派趁機壯大

為方便討論，激進民主派和溫和民主派的分野，以當日對「5區公投」和政改方案的取態來劃分，前者激進，後者溫和；而從其後的表現看來，激進民主派又分公投派和激進派，前者是公民黨，後者是人民力量與社民連。

當時關鍵少數有23席，贊成政改方案的民主黨和民協共佔10席，即使後來鄭家富因為不認同民主黨與中聯辦商討政改，退出民主黨，還有9席；今次選舉之後，在總議席增加至70席情下，民主派的關鍵少數有27席，不過，民主黨與民協加起來只有7席，參與5區公投的公民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共有10席。從議席消長可見，溫和派的影響力大不如前，若公投派的立場不變，則他們有多大影響力，視乎對其他民主黨派的號召力。總之，當日的溫和派失去主導地位，關鍵少數的作用，成為懸念。

民主派生態變化的轉捩點，是溫和派認為政制不應該停滯不前，與中聯辦商討政改方案，由於轉變太突然，民主黨備受來自民主陣營的批評，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去年在區議會選舉，藉此狙擊民主黨，不過效果甚微，而從今次立法會選舉，人民力量雖然呼籲選民抵制「超級議席」，拒領選票，但是超級議席投票率高達51.9%，較分區直選投票率相差只約1.1個百分點，顯示市民接受這個議席。不過，公投派特別是人民力量藉這個議題，持續針對民主黨，得以迅速壯大，也是事實。

溫和派因為政改方案，除了後欄失火，也被中聯辦和政府拖後腿，例如其後政改方案具體細節，政府堅持分階段撤銷區議會委任議席，就有捉弄溫和派之嫌，使溫和派再受批評和揶揄，處境恍如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另外，今次選舉，左報對何俊仁的所謂「醜聞」，連篇累牘報道，明顯要打擊他的選情；所以，這次選舉之前，不但溫和派影響力已現減退徵兆，何俊仁更被列為「殲滅」對象，溫和派的凶險處境，可見一斑。

前任特首曾蔭權失政，縱容地產霸權，使樓市失控，使大批無緣置業市民怨聲載道，衍生貧富懸殊未有改善、社會不公義等問題，這種社會環境，給激進派發展提供了有利土壤。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在這次選舉的成績，可以亮麗來形容。就議席而言，人民力量得3席，社民連得1席，共有4席，增加了1席，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力量這次總得票17.6萬票，社民連得約8.8萬票，加起來約有26.4萬票，在分區直選總投票人數，約佔14%，分別較民主黨和公民黨多。民主黨得23.7萬票（不計何俊仁和涂謹申在超級議席的得票），公民黨得25.5萬票。由此可見，短短不到4年，在政治光譜中，激進派已非割ɚ10%選票謀取議席的政黨，而是本港政治、經濟、社會等特定時空中，有空間和急速發展潛力的政治勢力。

激進派胡搞得益

民主派賠上聲譽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壯大，還有一個弔詭情景。他們利用議事廳作諸多表演，還把民主派綑綁在一起，為他們的行徑背書，「拉布」就是激進派與其他民主派弔詭關係的極致表現。過去，民主派在立法會以尊重少數的包容，維護激進派在議會的激烈舉措，使立法會在市民心目中形象大幅沉降，今次選舉，建制派其中一個論述，攻擊民主派不做實事，只搞破壞，這個說法，對沒有明顯政治取態的人，有一定作用，對於知識水平不高的市民，更甚為受落，於是形成激進派胡搞得益，民主派替他們埋單的局面。

有一種分析認為，中聯辦若要瓦解本港的民主力量，首要弱化民主黨，因為綜觀本港各個民主黨派，只有民主黨扎根地區，有廣大而深厚的地區網絡，其他黨派，地區工作聊備一格，政治潛力被認為不足為慮，所以，民主黨會繼續成為被打擊對象。這個說法無從證實，但是在選舉中，揭出有建制人物資助激進派，而激進派對民主黨的攻擊不遺餘力，或許可以解釋一些現象。

民主派的關鍵少數，溫和派已經失去主導位置，未來4年，當日的公投派會否連成一氣，除了涉及議事文化、行政立法關係、政治生態發展等，也關乎民主進程，不知道各個民主黨派有什麼想法。無論如何，民主以理性為基礎，在新一屆立法會，民主派有責任營造一個理性議事空間，使市民認識到立法會為市民和香港辦實事，而非一個吵鬧、謾罵、嚎叫的場所。要做到這樣，則修改議事規則，在符合民主原則和合理程序下，讓立法會免於受干擾和癱瘓情下議事，不再出現被少數議員騎劫的情。這是民主派應優先考慮的事情。



香港 明報

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因肝病放棄仕途

《明鏡月刊》扈知晴

熟悉江澤民家人情況的消息人士還對《明鏡月刊》說，江家人希望江能返回上海療養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退休後長期住在上海的江澤民，對北京的氣候和環境已不太習慣，而江家的兩個兒子、夫人和孩子也都是上海人，更喜歡上海的生活環境和方式。

　　江澤民退休後，除了在很特別的情況下才會到北京住上一段時間，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上海和家人一起渡過的。外出視察或觀光旅遊，也都基本上都以南方為主。

　　前面說到江澤民夫婦因為年齡大了，身體不好，也算是人之常情。“不過他們的大兒子江綿恆身體也不好，”知情人說。

　　江綿恒1952年出生。2011年11月，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時年59歲的江綿恒“不再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一時間輿論紛紛，尤以江家失勢了的傳言為甚。更有“好事者”專門分析“免去”和“不再担任”职务最大的区别：免职是被动的，不再担任职务通常来讲是主动辞职。


　　江綿恒

　　“的確，江綿恒是因為身體原因放棄仕途發展的，”知情者說：“說是什麼因為江家失勢是不靠譜的，他本來就無意在政界往上爬。以江澤民的勢力和地位，他的兒子真要想當官的話，是不需要做行政副職一步步往上升的，早在陳良宇當年執掌上海時，就想提拔江綿恒當上海副市長。”

　　“實際上，江綿恒身體一直不好，患了很嚴重的肝病，為保身體，他早就放弃了在仕途上發展，”知情人說。

　　江綿恒的兒子江志成，1986年出生。曾有傳聞稱，江志成是在江綿恒留學美國後出生的，但熟悉江家情況的消息人士稱，江志成也是在上海出生的，出生一年後才隨母親王小林到美國與父親團聚。

　　在美國長大，後來又到美國留學的江志成，畢業後進入高盛工作。像許多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一樣，高盛為了開拓中國市場，走的也是高層路線－－聘請中國高官後代進入高管層，利用其人脈關係和家庭背景打開中國市場。據消息人士說，江志成在高盛（香港）工作不長時間，就離開了，隨後便轉向私募基金，跟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走得很近。

　　消息來源指出，江綿恒的妻子王小林，也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曾當過演員，上海太子黨圈內人都知道王長得非常漂亮，年輕時是個大美女。

　　江澤民二兒子江綿康比老大小兩歲，1954年出生，現兼任上海城市發展資訊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城市發展》雜誌社社長、中國GIS協會常務理事。消息人士介紹說，跟哥哥相比，江綿康比較低調。

　　江綿康的獨生女兒叫江志雲，1988年出生，目前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分校讀本科。江綿康的妻子姓李，長得也很漂亮，原來在上海無線電十八廠工作。李的父親原來是上海市二輕局副局長。（《明鏡月刊》第25期）

《明鏡》月刊 第31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4037?apKey=fedd22f528

接管上海的功臣，突然成了階下囚

《新史記》（美）魏斐德著　梁禾譯

《新史記》編者按：已故伯克萊大學哈斯講座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的遺著《紅星照耀上海城》日前由其遺孀梁禾博士譯成中文，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本刊節選其中第四章“動員”部分內容，小標題均爲本刊編者所加。


假如羅伯特·洛（Robert Loh）的話可以相信，那麼在50年代早期儘管有毛澤東的森嚴規定，但解放前的享樂主義還是侵蝕了新警察領導層。羅在五反運動中含恨逃離中國後，他這麼描述自己與潘漢年極其堅定的盟友揚帆局長一同參加的一些聚會：

【為他們提供的只能是最有魅力的女演員、最名貴的佳餚、最珍貴的進口烈酒。宴會一般要延續到天亮，而且往往到了最後，那些達官要人會喝得如此爛醉，以致於他們 得由自己的保鏢們扶著上車。比如，我記得有一晚，上海的公安局局長揚帆和那個任命范素（譯音）為自己秘書的男人都醉得爛泥。揚一邊揮動著一瓶白蘭地，一邊 對我們唱起了名叫“十八摸”被警察們禁止了的流行“黃色”小調。】

然而，這完全不是潘漢年和揚帆被驅逐出黨的原因。

從1955年3月21日到3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鄧小平關於高崗、饒漱石案子的報告。黨決定了對高饒扣以“陰謀家”的帽子並對其作了一系列的嚴厲指控後，又決定建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反黨集團”。

同 年4月7日，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七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總檢察長下令逮捕潘漢年和揚帆，對他們的指控是“高饒反黨聯盟”、國民黨秘密特務，以及從事反革命 活動。7月17日，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確認了他們“內奸”的罪名，還指控潘漢年在1950－1951年間的鎮反中包庇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這些罪名下，潘揚 被指控為犯罪，於是被判決監禁。潘漢年於1977年4月14日在湖南的一個勞改茶場悲慘地死去。揚活下來了，在1979年他們兩人得到平反之後，他被釋放 出來。潘的無辜，於1982年8月23日被中共中央充分確認。

然而，潘漢年事件一直是個極大的謎，部份原因是由於他 在歷史上與周恩來的密切關係，而關於周的有關重要檔案至今對歷史工作者們是完全封閉的。在接管上海城的準備過程中，潘是否與傀儡當局及日本人接觸太密切？ 難道是他未得到中央批准會見汪精衛一事引起了中央對他的懷疑？還是僅僅因為潘在1950年代初對上海資本家下手太和緩了些，從而冒犯了黨內的激進分子？據 說，曾有一位日本共產黨員告訴毛，潘是雙料特務，於是毛就把這個案子交給他的爪牙羅瑞卿和康生去辦理，這是真的嗎？在當時，潘漢年被捕的確在上海工商界引 起震驚，他們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位保護者。

潘漢年

可 以肯定的是，起碼在鞏固公安局管轄上海這一點上，潘漢年起到了把國民黨警察機構的特點（保甲、社會家長制式、強調公共秩序）轉化為共產黨公安局的作用。 潘、揚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掃除罪犯、腐敗和社會的混亂現象，關鍵在於他們警察機構的自我控制和向群眾組織開放二者的結合所致。儘管城市管理機構起源顯然可以 追溯到國民黨和日本人時期，但其中根本的因素在於共產黨能夠動員人民大眾，取得他們的信任、得到他們支持的非凡能力。

潘 漢年被捕後不久，上海民眾對共產黨的有限信任轉變成了對毛澤東的盲目信仰。對外國帝國主義的不信任演變成了對所有西方事物的恐懼和多疑症。在國民黨秘密特 務和日本間諜傳說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時刻相信毛關於資產階級佔據了共產黨上層及“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候已經到了的聲言，並時刻準備著進行一場“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潘漢年成為他本人親自協助建立的警察系統的受害者的同時，上海市人民則成了他們自己愛國主義恐懼症的犧牲品。

1976 年毛去世後，紅星墜落了，新的曙光降臨上海城。這個曾經是“文革”激進主義的溫床——“上海人民公社”的誕生地——的上海城，此刻迫不及待地急於成為全球 化資本主義的壁壘。戶口登記制取消了。我們又回到了1930年代的上海——哪怕僅僅是從人們對擲骰子、轉賭盤，對高檔妓院和叮噹灌耳的賭場的戀舊的角度來 看；哪怕僅僅是從腐爛的警察和兇狠的黑幫分子，從孤注一擲和爆發性富裕的時代特點來看，都是如此。（《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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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仍未現身 官方噤聲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被視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接班人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近日取消多場與外國政要的會晤，昨天更再度失約，未接見丹麥首相，引發高度關注，中國外交部被問及習的動向，只稱「沒有相關訊息提供。」

突拒香港媒體採訪

習本月5日臨時取消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等人的會面，違反中國「外交無小事」慣例。由於下月中將召開攸關中共權力交接的十八大會議，時機敏感，習遭暗殺、車禍的傳聞不脛而走。

中國外交部日前宣布，習原定昨接見丹麥首相施密特，但他昨未現身而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接見。官方原歡迎境外媒體採訪這場會面，但昨突拒香港媒體採訪，應是擔心記者追問習的去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被問到習是否受傷，稱「已多次回應，沒有補充」。

有事巨頭不會出訪

更蹊蹺是，官媒昨突大肆報道習本月1日出席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時的重要講話，被外界解讀為用「舊聞」平息「出事」揣測之意。如今北京盛傳中共十八大接班「B方案」，即習無法接班，改由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頂上，總理之位由王岐山代替。

北京獨立學者高瑜認為，中共各巨頭出訪及考察均如常進行，習「可能真有事，如運動受傷或生病」，但不至於影響接班，「否則巨頭們就不會若無其事出訪。」


台灣 蘋果日報

贏選票輸議席的深層原因

在選舉中落敗當然不好受，在選舉中贏了選票仍然落敗，仍然喪失議席予對手更令人氣憤難平。泛民主派政團在星期天的立法會選舉中正正遇上這樣荒謬的情況。以新界西為例，民建聯三張名單得票不過十萬多，卻能全取三席；民主黨及公民黨三張名單得票超過十二萬，卻只能讓公民黨贏得一個議席。其他如港島區及九龍東，泛民主派候選人同樣得票較多但議席較少。在接二連三打擊下，泛民主派政團的直選議席數目下降至僅比建制派多一席，這不但是回歸以來最差的結果，也是立法機關自九一年引入直選議席後從未出現的事。

能以較少的票奪得較多議席，親中政團及建制派靠的是中聯辦的強大配票力量及動員機器。透過巧妙精密操盤配票，令各張名單票數非常平均，當泛民主派候選人得票不平均時，他們便偷襲得手，成功奪得比得票率更多的議席。

建制派借「西環之手」成功配票突襲是事實，但泛民主派本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最顯而易見的是各政團各自為戰，事前沒有積極協調，選戰中又沒有互相幫忙拉票，反而各自拚命告急，令選票流向更難捉摸，令泛民的支持者無所適從。結果便很容易出現票數分配不均勻，有名單票數太高，浪費大量選票；有名單則以不足一千票落敗，痛失議席。其實建制派及親中政團上兩屆選舉已開始有配票的做法，今次選舉推出多張名單也說明會盡力分票，爭取更多議席。泛民主派既明知對手的策略及能耐，更應該及早作部署應變，而不是到人家出招時才被殺個措手不及。

除了選戰策略部署失當外，泛民主派政團之間近半年來互相攻訐，互拖後腿，盡力搶奪對方的票源以壯大自己也令政團之間難以合作及協調，讓建制派有可乘之機。

今次選舉泛民主派直選議席萎縮固然值得注意，向來是泛民主派老大哥的民主黨受到重創更讓人側目。要知道自九十年代中以來民主黨一直是泛民主派最大的政團，剛過去的一屆立法會還擁有七個分區直選議席。但在星期天的選舉中卻全面受挫，只能保住四個直選議席，在新界西的根據地更是全軍覆沒。這種從選票到議席都明顯減少的情況不可能只歸咎於選舉部署失當或配票失利，而是涉及更根本、更核心的問題，包括黨是否日趨老化，黨的形象是否予人「吃老本」的感覺，黨的路線是否變得和稀泥不夠鮮明等。要是作為泛民主派主要政黨的民主黨不好好檢討黨內的問題，不查找選民大量離棄的原因，往下來的選情將更不樂觀；對泛民主派的整體發展也有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在議會內外採取較激進抗爭路線的政團包括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的得票率明顯上升，整體票數已追近主流大黨，這樣的轉變是不是特首梁振英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還不清楚，但大批選票流向較激進的政團說明市民對現狀非常不滿，對各方面包括政制發展長期停滯非常不耐煩；更反映越來越多市民接受及支持以不同形式、手法抗爭的團體。這對香港的政治生態及文化將造成重大的改變，不管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香港從政人士都必須要面對新的政治現實。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倭寇圖窮匕現 中國束手待斃

日本政府昨日在首相官邸召開閣僚會議，正式決定以二十點五億日圓的價格，從所謂的「土地權所有者」手中買下釣魚島中的三個島嶼。今日，日本將召開內閣會議，決定從預備費中支出購島款，並於當天和「土地權所有者」簽訂交易合同。

日本國有化釣魚島的鬧劇終於發展到圖窮匕現的地步。雖然此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向中國領導人致親筆信，並在海參崴與胡錦濤走廊會晤，希望中國「理解」日本政府的「苦衷」，但實際上他是給中國演出一齣貓哭耗子，釣魚島國有化鬧劇的主角根本就是野田政府。

日本選擇九月完成國有化釣魚島，顯然是經過精心計算。眾所周知，十月中下旬中共將召開十八大，第四代與第五代進行權力交接。日本此時公布國有化消息，勢必引發中國國民的反彈，中國各大城市的街頭將充滿反日遊行，在當前社會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這種遊行隨時可能掉轉槍頭，演變成反政府示威，如此一來，中共十八大順利召開將成為泡影，權力的交接也會蒙上陰影。

精心計算 侵吞釣島

在這方面，日本人早有惡例在先，當年日本不滿中國開發春曉油氣田，決定強行對東海海底資源進行探測。日本物探船從沖繩起航的時間，故意定在七月七日這個中日兩國極為敏感的日子。今年野田內閣宣布將釣魚島國有化，也是選擇在七月七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七十五周年的敏感日子。日本選擇九月來完成國有化釣魚島，就是在北京最敏感的時候放一支冷箭，令中國投鼠忌器。

更嚴重的是，今次日本侵吞釣魚島，將使中共第四代及第五代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國恥，任何領導人只要一沾上這些字眼，便會被千夫所指，留下萬世罵名，執政的合法性也將經受全面挑戰。第四代在即將告別歷史舞台之際，卻碰到一個如此棘手的難題，處理不慎將成為當代的李鴻章；而第五代甫上台便遇到戰爭危機，開局如果遭遇挫折，未來五年如何凝聚人心？

今年是中國農曆水龍之年，巨龍翻身，四海不靖，本欄從去年就預警中國海疆將烽煙四起，發展到今日，果然不幸而言中。另外，水龍之年，巨龍興風布雨，水多為患，亦是一大特點。自古以來，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有如水與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人民就像是無形之水，一旦人民走上街頭，猶如江河決堤，席捲而來，政府這艘大船焉能不沉？

倭寇國有化釣魚島，在最敏感的時間，用最敏感的事件，挑起中華民族最敏感的神經，也讓中國政府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期望不戰而屈華之島。倭寇有張良計，中國可有過牆梯？


太陽報

立會選舉之後 香港未來政局

在立會選舉之後，我們該怎樣看香港未來政局呢？

建制派在直選議席因配票得宜而獲勝；民主黨則過於自信，不適當的分拆名單致新界西全軍覆沒，新界東亦失去原來一席。泛民中民主黨獨大之勢正在改變。連從民主黨分出的新民主同盟亦在新界東獲勝，民主黨似乎正處於分崩瓦解的前夕。

一是公民黨今次選舉突出反赤化，已公開表明反對北京的中央政府，間接也是反對香港在九七年的回歸，這樣的政治表態使泛民與建制、泛民與中央政府再無合作餘地。今後公民黨會乘勢繼續與社會裏反共反中反回歸的勢力結合，對抗特區政府，泛民其他組織未必會與之合流。

二是民主黨缺反思能力，本身的世代替代仍然在鬥爭中。民主黨不全面改組，在組織、領導層人物與政綱方面重新建立，內訌會不止，沒落難免。可是在公民黨與人民力量等反共反中反回歸的勢力壓迫下，民主黨不能向它們靠攏，因為會因此失去其獨立的定位，也不能不適應它們帶動的激進傾向。在進退維谷的情況下，民主黨不是進一步分裂，便是保守僵化，不思進取。

建制派的直選席位上升，對特區政府施政有利，可卻未必足以抑制激進派在議會的搗亂。建制派的勝利除配票得宜外，還反映香港社會求穩的趨勢，但卻同時會使民建聯更趨保守，甚至比自由黨更維護工商界的利益，代表社會的既得利益。香港政治真正的平衡力量應該是工黨、街工與工聯會，可惜分而不合，作用不大。

陳文鴻

東方日報

日寇執意挑釁 北京退無可退

日本政府不顧中國的警告，一意孤行推進國有化釣魚島的計劃，中國已退無可退。日本政客不見棺材不掉淚，中國如果不進行有效的反擊，釣魚島將徹底落入日寇之手，中國領導人將成為李鴻章第二。

據報道，日本政府昨日在首相官邸召開閣僚會議，正式決定以二十點五億日圓的價格，從所謂的「土地權所有者」手中買下釣魚島中的三個島嶼，將其「國有化」。今日，日本將召開內閣會議，以決定從預備費中支出購島款項，並於當天和「土地權所有者」簽訂交易合同。

如此一來，日本吞併釣魚島的鬧劇終於發展到高潮，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人民又被逼到了歷史的牆角，不得不發出最後的吼聲。中國政府在這歷史關頭如果不承擔反擊日寇的重責大任，不僅會失去執政的合法性，而且還會像晚清朝廷一樣，留下千古罵名。

心存幻想 進退兩難

日本首相野田口口聲聲說是維護中日關係的大局，才對釣魚島進行國有化，並說「希望中國理解」，事實這場鬧劇從一開始便是日本政府與東京都知事合唱的政治「雙簧」。從議員化妝登島，到搞離島命名，從石原慎太郎發起收購活動，到野田佳彥在「七七事變」七十五周年推出「國有化」計劃，從日本警方非法抓扣香港保釣人士，從日本右翼再次登島「調查」及日參眾兩院通過對釣魚島「被非法入侵」的譴責議案，到圖窮匕見正式國有化，每一步的背後日本政府都刻意操縱。

野田說國有化釣魚島為了緩解中日緊張局勢，這簡直是侮辱中國人的智慧。就像西門慶霸佔了潘金蓮，然後又對武大郎說要「私有化」潘金蓮，以便緩和西門家族與武家的「緊張關係」。武大郎雖然窩囊，但還有一個血性弟弟武松，但現在中華民族的武松在哪裏呢？

解放軍近來不斷亮劍、大騷肌肉，從二炮部隊、海空軍到南京、濟南、廣州軍區，各軍兵種相繼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殺敵利器，尤其是進行了針對性的攻島軍演，但這些動作顯然未能阻嚇日本侵吞釣島的野心。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公開聲稱，中國看重的是經濟，不會為了釣魚島與日本開戰。

縱有降敵利器在手，若無血性也枉然。中國目前並不缺乏對付日本的撒手鐧，而是缺少破釜沉舟、不惜一戰的決心與鬥志，尤其是決策層仍然心存和平解決爭端的幻想，自我麻痹，以及擊鼓傳花等待交班的心態，使整個對日工作陷入投鼠忌器、進退兩難的困境，也正因為此，原本令國人驕傲的中國神龍變成外人譏笑的紙龍。

東方日報

王立軍是功臣還是罪犯？

《內幕》特約記者 柳江

　　右翼知識精英認為，薄熙來的倒台使得中國避免一劫，避免了毛澤東路線在中國的全面復闢，但是防止復闢的不是溫家寶，也不是胡錦濤，而是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打黑”的得力助手王立軍。王立軍應該將功抵過，獲得赦免。

　　王立軍在審理谷開來的法庭上，成為谷開來集中詆毀的同案犯。

　　一，發生經濟糾紛之後，薄瓜瓜向其母谷電話通報了自己被軟禁綁架的情況，谷擔心兒子遭綁架撕票，受到人身傷害。谷首先向重慶警方報案，時任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受理此案。

　　二，谷首先與王立軍預謀，欲誣陷尼爾·海伍德從事販毒活動（此時尼爾在北京）。將其誘至重慶，再借抓捕販毒拒捕為藉口，將尼爾當場擊斃。

　　三，王立軍事先參與預謀，但後可能因為害怕風險等原因，不願意繼續參與除掉尼爾的行動。谷便轉念由自己親自下手。13日下午，谷開來將自己預謀毒殺尼爾之事與王立軍商議。

　　四，11月14日，案發一日後，谷開來將自己的犯罪經過，完整的告訴了王立軍。王立軍將其錄音。在案發後，王立軍無法繼續包庇的情況下，作為證據最終提交給了有關部門。

　　五，兩日後，即11月15日，酒店工作人員發現海伍德已死亡並報警。重慶警方在王立軍指揮下，對現場進行了勘察取證，提取了被害人的血液，對屍體進行CT檢查。王立軍及其他幾名重慶公安局高級警官，為包庇谷所犯罪行，將血液等重要物證，違法攜帶，脫離司法程序有一天之久。

　　六，谷開來與張曉軍同時供述，13日離開房間時，尼爾是頭靠床頭。15日發現尼爾屍體時，尼爾橫臥在床上，床上有滾動痕跡，說明尼爾當時可能並未死亡。如果這一假設成立，說明毒藥未能將尼爾毒死，谷的行為可定性為故意殺人未遂。殺害尼爾致死的，另有其人，在13日晚，至15日案發之間，尼爾所住房間有外人進入陽台的痕跡，窗前草地留有腳印。 

　　谷開來法庭發言認為王立軍在此案中不適合作為證人出場，其口供系捏造。她在口供和錄音中，反覆強調王立軍太陰險了，以此回報了王立軍逃館的一箭之仇。

　　署名新華社兩名記者的《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案庭審紀實--法律的尊嚴不容踐踏》衹有兩處提及王立軍：一，2011年11月15日上午，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與薄谷開來一家關係密切的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的郭維國，受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指派，負責該案的辦理。二，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公安部對其反映的薄谷開來涉嫌殺害尼爾·伍德的問題高度重視，成立了復查組，依法對該案進行復查。

　　新華社的《紀實》為什麼回避了谷開來講述的那麼多王立軍的行為，是有意掩蓋谷開來的不實之詞，還是法庭不予確認？(《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