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2日《明镜郵報》

• 舉報中共中央編譯局長衣俊卿婚外情
• 中國高層領導人有3個優先事項
• 國法輕賤，黨內民主等於權貴分贓
• 《調查》(第3輯) 中共最核心 ─ 政治局七巨頭
• 《通往中南海之路》： 從實證研究看中國領導層的變化
• 破廟裡“7個人”就是宮廷7常委？
• 中國人全球投資置產，反彈聲起
• 江朱時代：政治人格分裂出社會多元
• 陳毅是黨史人物中被編造得最厲害的兩人之一
• 艾未未“语录”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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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11日《歷史日報》
• 2012年12月11日《明镜郵報》

2012年12月12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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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中共中央編譯局長衣俊卿婚外情

中國女博士常艷，日前實名舉報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常自曝曾與衣局長的婚外情史，包括17次在酒店開房等細節。

明鏡博客轉發了常艷的舉報全文：

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與女博士17次婚外情

http://blog.mirrorbooks.com/wp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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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簡介

來源：中央編譯局網站 　　衣俊卿，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編譯局局長。1976年7月—1978年2月在黑龍江省虎林縣迎春糧庫青年點下鄉，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87年獲貝爾格萊德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后擔任黑龍江大學哲學系主任，《求是學刊》主編，黑龍江大學副校長，黑龍江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2007年3月起任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2007年4月起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2010年2月起擔任中央編譯局局長。現兼任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中國辯証唯物主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 　　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當代馬克思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主要著作有：《實踐派的探索與實踐哲學的述評》、《東歐的新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與日常生活批評》、《歷史與烏托邦》、《回歸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學》、《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20世紀的文化批判》、《文化哲學》、《現代化與文化阻滯力》等。譯著：《日常生活》和《宗教與當代西方文化》。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 　　曾榮獲黑龍江省十大杰出青年、黑龍江省新長征突擊手、全國留學回國人員先進個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等稱號，並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以及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中國高層領導人有3個優先事項

首要是保住飯碗，

其次是確保共產黨政權的鐵腕統治，

唯有前兩點完成後，

他們才會想到為國家和人民做點事，

當然，絕不能與第一和第二項衝突。

《中國密報》第4期 (電子版)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國法輕賤，黨內民主等於權貴分贓

政治體制改革從黨內民主開始的做法行不通。

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從黨內民主開始 ——與馮勝平商榷（一）

　　陳申申

　　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從黨內民主開始

政治改革，從黨內民主開始，一人一票，差額選舉，不僅是設想，而且已經企圖實施了多年。可是，做不下去。為什麼？因為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原因很簡單，一個國法不起作用的國家，黨紀也不可能有約束力。

　　在現在的黨政不分的體制下，執政黨獨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全部大權。從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以“分工分管”為名，行權利分享之實。這些常委們在自己“分管”的系統中都有高於法律的權利。協調他們之間的衝突，依靠的不是黨紀，更不是國法，而是親情和人情，是大佬的態度，最終是最高領導人個人最後的決定權。在黨中央的高層是這樣，在各地各部門也是這樣。

　　在這樣的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的權威是維持這個體制穩定運轉的關鍵所在。這種權威一旦喪失，就意味著執政黨的分裂，也意味著國家的分裂。

　　在現行的執政體制之下，一方面，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威是政治穩定所必需的。可是，另一方面，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卻在不可逆轉的迅速喪失。經過最近三十多年的經濟建設，社會富裕了，黨內鬥爭的性質也改變了。思想路線之爭，山頭之爭，都已經讓位於經濟利益之爭，讓位於權貴集團之爭。

現代社會，經濟糾紛需要依靠複雜的法律和司法機構的權威來協調。依靠黨的領袖的個人權威來解決經濟糾紛，只能是火上澆油和引火燒身，不僅經濟糾紛不可能得到解決，執政黨領袖的個人權威卻會因此而喪失乾淨。如果總是讓一個人去做他不應該做也不可能做好的事情，那就等於是在讓他蒙受恥辱。除此以外，還能得到什麼呢？一個人的威望再高，也經不住這樣的消磨。 

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的黨內民主，一人一票，差額選舉能解決什麼問題？是明確各位常委都可以各立山頭，什麼事情都大家說了算，可以不服從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權威？還是讓中央委員們都有拉幫結派的權利，選舉自己喜歡的“黨中央”，也就是另立中央？或是讓所有的黨員一人一票，想選誰就選誰，重新選舉中央委員會？誠然，這些都不是實行黨內民主的初衷，可是誰又能保證這些不是實行黨內民主的結果呢？

　　雖然黨的高層官員權貴化是今天的現實，可是，在道義上和輿論上並沒有合法的地位。如果在這種時候實行黨內民主就會在實際上承認他們的合法地位。他們會利用這樣的合法地位去做些什麼呢？可以預見到的是，不論怎樣做，權貴集團的爭權奪利一定不會增強國力，而只會強化或者弱化某些權貴集團的利益。

還可以預見到的是，在黨政不分的體制下，為了搶佔政府官位，進而搶佔社會資源，黨內各派一定會打得頭破血流。更可以預見到的是，在這樣的混戰中不會出現新的政治制度。因為各派人物獲得利益的前提就是原來的黨政不分的體制必須存在下去。最後可以預見到的是，混亂引起分裂，分裂導致內戰。

　　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從黨內民主開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現在的條件下，一人一票，差額選舉只會導致混亂，只有維護執政黨最高領導的權威，才有政治穩定。

　　真的想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就要放棄從黨內民主開始的設想，切切實實的建立國法的權威，實行憲政。(《內幕》第11期）

《調查》(第3輯) 中共最核心 ─ 政治局七巨頭

內容提要:

北京時間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1 時 15 分，當由習近平、李克強、張 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組成的中共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 委會，就像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在整整一個月前所列出的名單，依次走進人民 大會堂東大廳與中外記者見面時，一場由中共第五代擔綱的獨具中國特色的 政治大戲，便正式開演了！

當天，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公報所公佈的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 央書記處、中央軍委和中紀委的最終名單，與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各大期刊所 刊登的獨家分析和預報，以及明鏡出版社早前出版的《政治局常委之爭》和《政 治局》所披露的獨家內幕，全部完全吻合。

換句話說，何頻領導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對中共十八大的獨家預報，已 百分之百獲得驗證！

過去兩三年來，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一直追蹤報導、分析中共十八大的人 事和政策變化。明鏡成立的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訪問了上百名官員、商 人和專家，整理、分析了幾百萬字文字材料，隨時捕捉各種變化信息，然後， 作出了無論在時間上、完整性和準確度上，遠遠超過全世界所有媒體的預報。

曾領導媒體準確預報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領導名單的何頻說：“如果 明鏡正確預報了，我們不會特別驕傲，這預示我們可以走更遠的路。如果明 鏡報導錯了，我們不僅要作出公開道歉，而且，要作全盤的檢視。”

本書亮點：不但披露了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對十八大高層人事佈 局分析和預報的流程和經過，還有對中共最高層——政治局七巨頭重新評估 和定位，以及更多的最新獨家內幕。

《調查》(第3輯) 中共最核心 (訂購連結)

《調查》(第3輯) 中共最核心 (電子版)  

《通往中南海之路》： 從實證研究看中國領導層的變化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早在1986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便著手建立一套中國政治菁英人物資料庫，20多年來不斷充實、擴大，透過實證研究找出中國官員的晉陞模式和政治規律，如今，這套資料庫已涵蓋2萬人。2012年，李成將多年的研究結果與分析，寫成《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明鏡出版社出版）一書，從中國高層精英的5大主要群體來探討領導層的特點、權力淵源與政治版圖，為讀者揭開中南海的神秘面紗。

從實證研究看中國領導層的變化

在美國，關注中國時局變化的人，一定對李成這位中國問題專家不陌生。不論是各大主流媒體的報導，或主要智庫和大學所舉辦的中國議題研討會，經常都能見到李成的身影，李成對中國情勢的專業洞悉，是他成為各家邀請對象的原因。

布魯金斯學會有“全球最頂尖智庫”之稱，其歷史悠久、研究嚴謹與自由派的風格，在美國智庫裡獨樹一格，李成則是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主任，同時兼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常務執行理事、美國國會中國工作小組顧問委員會委員、美國華裔菁英組織“百人會”的副主席、美國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常務董事；2008年，李成還先後擔任了希拉里‧克林頓和奧巴馬的競選顧問。

出生於上海的李成，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1985年赴美留學，獲得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亞洲學碩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高層政治和代際更替、中國國內區域發展、中國中產階級、美中關係等，出版《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前，李成已著有《再次認知中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架起跨越太平洋的思想橋樑－美中教育交流》、《變化中的中國政治版圖——民主的前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超越經濟轉型》等多部英文學術專著。

李成習慣用數據和實證來說話，這讓他的分析更具說服力，透過實證研究，在外界看來捉摸不定的中國高層政治，也能找出它的規律和趨勢。李成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指出，自己在1986年底就開始建立一套資料庫，20多年來不斷充實、擴大，其中涵蓋的人物不只《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書中提到的340人，而是共約2萬人，包括許多退休官員，以及仍是省委常委、部長助理等正在崛起的人，此外，軍隊將領、央企總裁、智庫菁英、教育界、文化菁英界等也包含在資料庫中。

由資料庫可明顯看出中國官場的一個趨勢變化，李成在20年前就預測太子黨和共青團將在中國政治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也已能看出技術官僚正開始崛起。1982年，中國正部長、正省市長、正省委書記的100多人中，只有一個人，不到2％的比例，是技術官僚的背景，那就是李鵬，當時他擔任電力部部長，5年後的1987年，技術官僚的人數在各部門已上升到30％多，至1997年更是達70％左右，不過隨後又能看出技術官僚的人數正在逐漸下降，從2008年開始到今日又回到30％左右。

李成的資料庫也可看出領導層的教育程度變化。1978年，政治局裡的大學畢業生只佔23％，縣級幹部裡則是2％，軍隊將領是4％，如今政治局的大學畢業生是100％，其餘領域也有九成以上；李成也對海歸在中央委員會的比率做了分析，雖然海歸的定義仍值得商榷，但李成以在海外取得學位或擔任訪問學者一年以上的人為準，發現10年前中共十六大時，海歸比率為5％左右，5年前增加為10％左右，李成估計到了十八大會有17％左右，未來海歸的比重或許會越來越高。

李成對《大事件》表示，海歸在幾個部門，包括教育、外交、金融，已經佔了絕大多數。

李成。（布魯金斯學會）

破廟裡“7個人”就是宮廷7常委？

坍塌的破廟。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莫言之所以為莫言，正因為他知道什麼事能說，什麼事不能說，這不只反映在其作品中，從他得獎後的言行舉止也可見一斑。身為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本土作家，莫言有權感到驕傲，中國人有權慶祝此一偉大成就，但他終究是個以“說故事”為生的創作家，對隱喻文字擁有異於常人的敏銳度，他的話語不能單單從字面上去解釋，唯有通過更深層的分析，才能挖掘出深藏莫言心中的矛盾與掙扎。

成名為他帶來麻煩

    莫言近幾年來都是熱門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2012年10月得獎消息傳出後，上百名中國和外國記者迅速聚集到他家鄉的房子外面，渴望聽到這一位可以“公開慶祝”的新科得主的感言。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於匆忙召開的記者會中，莫言對獲獎感到驚喜與快樂，他認為他的作品描寫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揉合中國文化與民族精神，可能是令他贏得諾委會青睞的原因。當記者問及對劉曉波的看法時，莫言僅淡淡表示，他曾於80年代讀過劉的作品，不過在他轉向政治後就沒有了。

    不久後，莫言告訴記者，他希望劉曉波能盡快獲釋，以便繼續進行研究和寫作。儘管這番言論不見於中國官媒，但卻被外國媒體廣泛報導，自此之後，莫言跟劉曉波的名字就常被相提並論，因為同為諾貝爾得主，他們之間的差異太鮮明、太尖銳，存在大幅讓媒體操作的空間，而這位全球唯一被監禁的和平獎得主，亦成了莫言肩上難以負荷的重擔。

    多產的莫言本來就在文學界享負盛名，但得獎事實讓他的知名度急速擴張，官媒極力吹捧，高級官員致上祝賀，人們瘋狂搶購其作品。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地方當局還計畫成立莫言文學館，建立雕像，以及發展以莫言為主題的旅遊路線，沿途種植紅高梁，用以紀念他最有名的一部小說。從郵票、衣服到飲料瓶，莫言的形象無所不在，顯示中國人有多麼需要一座“合格”的諾貝爾獎。

    莫言本人卻希望炒作能盡快落幕，讓他回復平靜的寫作生活，成名固然帶來好處，也帶來麻煩。英國廣播公司指出，他是2012年中國作家富豪榜第二名，每年版稅達345萬美元；接受中央電視台（CCTV）專訪時，莫言對於自己幸不幸福無法提供明確答案，他說：“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忡忡，能幸福嗎？但是我要說我不幸福，你就會說太裝了吧，剛得了諾貝爾獎還不幸福”。莫言的壓力，可能就跟他身處中國這個複雜環境有關。

毀譽參半

    著名作家王蒙稱讚莫言是他這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認為莫言對中國文化了解甚深，首屈一指；蘇童則說莫言的寫作完全配得上諾貝爾文學獎；另一方面，批評聲浪也從未停歇過，異議人士廖亦武對莫言得獎感到震驚，畢竟他與共產黨關係密切；流亡作家馬建指控莫言沒有負起知名文學家該有的社會責任，還有些人根據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事件，指稱他極力討好共產黨。

    為了生存，莫言避免採取與政府相對的政治立場，然而他的作品從不缺乏強烈的社會批判，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兩種莫言：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低調的平凡人；文學領域裡，他不吝於書寫政策之冷酷，這是矛盾的性格，恐怕也是知識份子面對專制政權“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妥協。

    即使曾經公開聲援劉曉波，但莫言到了斯德哥爾摩後不再表態，這令很多人感到失望，因為他們相信有諾貝爾桂冠的加冕，莫言應該會更願意承擔批判官方後的政治風險。英國廣播公司認為，這類的巨大期望會形影不離地跟隨莫言，成為檢視莫言的方法，不免讓他的榮譽嘗起來有點苦澀。

破廟裡的“七個人”

    廣義來說，繼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後，莫言是第四個與中國相關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唯一一位非政治異議者。中國人將諾貝爾獎視為至高無上的光榮，偏偏前幾次獲獎者無不使共產黨感到懊惱和尷尬，不過，就算官方認可，莫言不見得會輕鬆到哪裡去。彭博社（Bloomberg）評論作家艾明德（Adam Minter）認為，無論公不公平，莫言的獎座始終會有劉曉波的陰影。

    更糟的是，情況將因莫言的“言”與“不言”變得更複雜。艾明德指出，2012年10月，莫言支持釋放劉曉波，但到了斯德哥爾摩，他拒絕對此發表評論，他還將審查制度比喻成機場安檢，認為是必要的保障，諸如“有很多的中國作家關在監獄裏，這個我沒聽說過”及“我們不要認為只要是作家，就是一個高尚的人”等發言均引發爭議。這些文字有太多的解釋方式，他可以是政府的替罪羊，也可以是狡黠的批評者。

   

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本土作家莫言 。

破廟裡的“七個人”

    其得獎感言末端所引述的故事同樣富饒趣味，他提到，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捲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這明顯是個隱喻故事，但莫言想表達什麼呢？微博上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藉此闡述自身政治態度，“一個無信仰、無獨立意識、無懺悔精神、暴民心理充斥的民族，將集體遭報應”；北青網評論員李星文則說：“破廟裡一個和七個的生死存亡，一方面說明世間自有公道，為惡者逃不脫終極審判，另一方面也在談論民主的歧路，多數人的暴政決策愚蠢，自食其果。”

    如有政治敏感者，對破廟裡的“七個人”大概會有另一番解讀，因為新的政治局常委人數正是七人。微博使用者“开彦UofT”提到：“莫言獲獎充滿爭議，最近他又暗挺言論審查，沒加入要求釋放曉波的行列，被世界媒體痛批。但他的獲獎演說卻充滿趣味，其中一個故事說8個泥瓦匠在廟中躲雨，空中來了個火球暗示他們其中有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最後他們鎖定其中一個人，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這明顯是諷刺黨的宮廷鬥。”

    這不就是莫言一貫的風格？其故事向來存在著精細的語言暗喻，就像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與惡，他留下廣泛的想像空間，讓聽者自己解讀。政治也好，文學也罷，艾明德觀察後的結論是，多數共識依然希望莫言能潛心從事他的文學工作，沒必要非得回答劉曉波相關問題，尤其是外國媒體的刻意提問，很多人也關注到得獎感言的前半部，莫言談母親、談家鄉、談他如何成為現在這個人，這種人文關懷，比起惡臭的政治味好多了。

    無可避免地，有的人將莫言拒絕討論“國家大事”視為自我審查使然，更直指他不具有文學大師的素質。《南華早報》引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的採訪，指出莫言的風格專注於暴力、性和人類基本需求，藉此刺激讀者感官，便是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下的結果。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20598875.

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12-11/mo-yan-s-nobel-parable-of-a-patsy-.html.

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103244/mo-yans-nobel-speech-splits-public-opinion.

4. http://bjyouth.ynet.com/3.1/1212/09/7668623.html.

中國人全球投資置產，反彈聲起

美聯社報導，中國人在全球大肆投資，如在法國買酒莊和在紐西蘭買牧場，引起重視傳統產業的歐洲和紐西蘭人士的擔憂和反彈，他們擔心中國的投資會破壞當地的寧靜、用他們產品名稱賣假貨，紐西蘭的民眾甚至把中國購買牧場的交易告進法院，不過最後敗訴。

紐 約研究機構Rhodium集團說，中國去年的海外投資達676億元，是美國海外投資4000億元的六分之一，到2020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可能達到2兆 元。中國大部分的海外投資是在礦業和其他相關企業，但中國投資人也著眼於偶像性質的資產，如瑞典的富豪(Volvo)汽車公司、馬德里的街角酒吧、阿根廷 的農場等。

中國的海外投資常引起當地人的反彈，這種情緒過去一向是對美國和日本，現在輪到中國，顯示出中國開始取代美國做為最大貿易商和 全球投資人的角色。外國人對中國海外投資的反彈很難區分是出於擔憂環境被破壞，還是恐外心理，總之，對他們來說，中國是一長串外國買主中最新的一批，而許 多西方人對中國的文化非常陌生。

今年5月澳門富豪吳志誠以800萬歐元買下法國勃艮第酒產區有千年歷史的杰弗雷─尚貝丹(Gevrer- Chambertin)古堡和附近的酒莊；去年中國開發商上海鵬新集團的姜照柏，以超過2億紐西蘭幣買下該國最大的家庭酪農牧場克拉法(Crafar)牧 場，都立即引起各國媒體和居民的反彈。

釀葡萄酒在法國和擠牛奶在紐西蘭，都不只是一種營生方式，更是其文化認同的核心，所以當外人以遠超過市場價格的金錢來購買這些產業時，就會引起人們的不安，擔心失去部分他們國家的靈魂和其智慧資本。

吳 志誠是香港人，但在澳門賭場工作，他購買杰弗雷─尚貝丹酒莊後，法國的媒體都大肆報導，當地農民也反對，吳志誠在一封電郵中說，當地的寧靜和傳統引起他的 興趣，他保證不破壞古老的傳統。但當地人士表示，中國擅於做假貨，他們擔心吳志誠會把杰弗雷─尚貝丹的商標貼在其他的酒上。

在姜照柏標購 到紐西蘭懷卡托地區的克拉法13座乳牛、肉牛和羊的牧場後，該國國會議員和當地農民都反對，擔心中國的牛奶會被貼紐西蘭標籤出售，特別是中國在2008年 發生過牛奶被加入三聚氰胺的事件。當地的企業家、農民和土著聯合把此案告入法庭，以阻止這項交易，今年10月該國最高法院決定不聽審此案，使交易繼續進 行。

全世界許多人都擔憂，中國在海外買農場是為了確保對其13億人民的糧食供應，中國駐紐西蘭大使徐建國說，中國投資人只把這些投資當做 市場機會，「中國人民的生活改善，需求高端產品，中國確實從法國進口許多紅酒，從紐西蘭進口乳製品，但其數量比起中國市場的總需求是太少了」。

世界新聞網編譯中心紐約11日電

江朱時代：政治人格分裂出社會多元

　　《明鏡月刊》何頻

中國政治總是與人們的預測逆行，以致很多人喪失了預言中國未來的熱情和信心。

　　事實上，中國的未來並沒有迷失。中共專制的崩潰，民主中國的到來，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具有希望。一個民智正開的社會，正將中共體制的惡量消耗殆盡。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能扭轉這個局勢的唯一選擇是，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我們只用等待一個“意外”，也許還不是一個“大意外”，而是一件可能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希望是怎樣到來的。

江朱時代：政治人格分裂出社會多元

　　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的浪漫想像被坦克碾碎了，無力的民眾只能私底下譏諷一下政變的得勝者，李鵬是所有人最集中的發泄對象，“你太李鵬了！”，是罵人愚蠢比較惡毒又帶有玩笑的話。

　　即使是官僚系統，對新總書記江澤民的評價也充滿嘲弄的口吻，“他太不像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樣子，而像個文工團員。”這是老幹部中廣泛流傳的一句笑話。

　　有史為鑒，人們也不相信沒有深厚根基和顯著政績的江澤民能坐穩龍椅。

　　中共用“打砸搶”（太子黨在形容他們父輩取得政權時，常用“打”江山，其實要加上“砸”和“搶”才更準確）的方式建立政權之後，為了爭奪“接班人”之位，無日不陷入慘烈權爭。毛澤東時代，高崗、劉少奇、林彪因此死於非死，最終從湖南家鄉選了個山西“老實人”華國鋒；鄧小平“恩將仇報”，自己謀得“太上皇”之位後，接連廢掉了華國鋒、胡躍邦、趙紫陽，在血腥中扶出個“表演藝術家江澤民”。

　　可是，江澤民比前任胡躍邦、趙紫陽世故，懂得討元老討心，這些元老包括鄧小平、陳雲，也包括李先念、王震。甚至傳說，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也是江的支持者。傳聞，當有人動念廢除江澤民的時候，習仲勳和薄一波便加以反對。江因此報恩，努力將習薄的公子扶上了高層的舞台。

　　最後，江澤民當了十多年中共“老大”，而且平安下台。固然，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凋零，尤其是鄧小平的去世，使江澤民擺脫了“兒皇帝”的命運，是重要背景。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們當初預測江澤民政治命運的時候，忽略了當時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的變化，忽略了江澤民為人和從政的多重品性。

　　江澤民上台初期，中共由於“大屠殺”，由於拒絕和蘇東國家一起民主轉型，陷入四面楚歌之境。鄧小平的1992年的南巡，給了江澤民一個猛烈的巴掌，使這個曾聲稱欲將“中國資本家破產”，隨時面臨被趕下台的總書記，來了個大轉身，放開手腳擁抱“資本家”。

　　這個階段，中共是謙卑的，江澤民不只是個人賣弄，他露出微笑、梳頭髮、彈鋼琴、背林肯演講詞，都是為了討好西方，秀幾句英文亦是。他向正尋求市場擴張的西方企業家發出邀請，他的演講總忘不了承諾：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江澤民的作為比較出奇

　　追求經濟發展，成了全民大合唱，軟化了人們政治的熱情，換取了中共生存時間。民運理論家胡平哀嘆：這是一個“犬儒時代”。

　　中共活了下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不完全如人們的預期，不過，它並非是什麼都沒有發生。江澤民便是一個案例。

　　一方面，江澤民的形象是可憎的。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的醜態被廣泛流傳，尤其是他下令打壓“法輪功”，全國各地制造了無數起慘無人道的罪案，更使他被描繪成“無惡不作的公敵”。即使現在，在世界各地，人們很容易在旅遊景點看到“法輪功”陳列的江澤民“作惡的政績”，毛澤東也不曾有此“待遇”。

　　另一方面，江澤民的作為比較出奇，有點令人不解。

　　“六四”受難者並沒有公開被平反，但很多因為政治異議而入獄的民主先驅被釋放了，有的還到了西方。有人說，江澤民是利用民主人士作人質，換來了西方對中國的外交解凍。不過，細心一點，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總理李鵬，幾乎所有在“六四”時露出凶相的官員，都被江澤民拋棄了，包括臭名昭著的袁木、何東昌、李鐵映、張工等。

　　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都是“六四”事件中的強勢官員，而且因此升為政治局委員。幾年之後，楊白冰因為在軍中建立個人派系，戲劇化地失去了所有權力，對江澤民不服的陳希同更被判重刑。這其實是兩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尤其楊、陳都曾是鄧小平喜歡的重臣。江澤民是怎樣扭轉形勢的？至今仍沒人說明白。（《明鏡月刊》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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