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眼鏡 體驗者：沒它不能活

體驗者史柯伯對Google眼鏡讚不絕口。
翻攝網路

Google眼鏡（Google Glass）用起來到底怎樣？科技先驅史柯伯（Robert Scoble）使用2周後讚不絕口，聲稱已難以想像沒有Google眼鏡的日子。他說：「這就像當年的蘋果2號電腦一樣。1977年我和我爹開箱時，蘋果2號還很貴，功能並不多，但當下我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大幅改變，而且會愈變愈好。」

「幾乎聽懂指令」

史柯伯拿到的是所謂「探險家」體驗版，每支售價約4萬5000元台幣，只開放給幾千名用戶購買。

除了Google自家的服務以外，Google眼鏡的應用程式也不多。

史柯伯說，Google眼鏡幾乎聽得懂一切指令，就算口音很重的英文也聽得懂。隨時隨地可以馬上拍照、錄影的功能，讓他能捕捉生活的每個瞬間。許多路人都搶著跟他借來試戴，只有在德國遇到一個人，要求他先拿下眼鏡才願意開始交談。

但Google眼鏡能否大賣還要看價格。史柯伯認為，如果消費者要花約1萬5000元台幣，可能只有科技狂會埋單，但售價若能壓低到約6000元，Google眼鏡可能滿街跑，變成我們逛街、消費、生活的重要指南。編譯陳家齊

台灣  蘋果日報

馬傑偉：張德江的假設已經失效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北京接見經民聯代表團時，聲稱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化，又指香港當前任務是發展經濟，否則一切是空談，直指特區不應凡事泛政治化。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馬傑偉認為，現時的問題並不是大力發展經濟，而是低下階層、甚至中產，是否對等地分享成果。

記：《蘋果》記者　馬：馬傑偉

記：張德江說香港首要發展經濟，別泛政治化，是否與香港民情脫節？
馬：他說這番話，10年前講、20年前或現在說，都一定不會有錯，因為社會一定要經濟發展，但他的論點背後，卻是認定香港若成功發展經濟、財富會向下流惠及香港市民，但這麼多年來，作為富裕城市，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較以前更嚴重。所以現時的問題，並不是大力發展經濟，而是低下階層、甚至中產，是否對等地分享成果。

記：財富不均問題出在哪裏？
馬：這問題其實已變成政治問題，例如政治制度中，有否傾斜至一些已經有財富、有權力的人。其實張德江的發展經濟論點，不令人陌生，但有關假設其實已失效，因為特區發展經濟時，未能惠及其他人，而政治制度卻影響經濟分配，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他完全不理解。

記：張德江是真不理解、還是扮作不理解呢？
馬：當然是避（迴避），因為此事已涉及政治：而一觸及政治分佈，便要談普選或其他機制，例如如何可以令議會內的民選聲音更強大。經濟發展是需要的，但政治制度也要改變，因為這是引致現時社會怨氣及衝突之因，我甚至認為，怨氣會積累。

記：作為港澳事務話事人的張德江避談政治，是否不當？
馬：我想他必須要找出實際數據，而不是從政治角度出發，藉講經濟發展，避了一些問題不談……不能從純政治角度講一些方向性的事。

記：是否認同他所指，香港優勢弱化？
馬：優勢弱化其實有很多不同解釋。舉例說，新聞自由、對貪污的疑慮等，這些問題在國際經濟體系亦很重要。究竟張德江說的優勢弱化，又是甚麼呢？

記：中央應否反過來檢視香港人權等優勢有否弱化？
馬：對，還要檢視香港產業是否傾斜在某幾個範圍，令年輕人發展局限在某幾個範圍……其實香港人的價值觀在轉變中，因為經濟發展之後，人是會追求公平與公義的。

馬傑偉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曾撰文指「搵食大於民主、市場效率高於人權自由，這種共識已不是共識」。

記者許偉賢筆錄

香港   蘋果日報

中央政治局25席 習近平僅握1.5席

“鏈接中國”對官員威脅性不小（三）

　　《內幕》編譯 袁來富

3.  機構運作（Institutional Power）

中國的機構運作分為黨、政、軍三大類，各自連結直接與間接下屬機關，共產黨黨最高權力機構為政治局，其次是中共中央委員，下一層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軍事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再次一層為中央黨校、港澳辦、外事工作等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權力機關為中共中央軍委，其下為武警總部、解放軍紀委、軍事科學院、軍委辦公室、信息化辦公室，然後才是各軍種。政府機構也是以權力等級分類，黨政軍機構廳局級以上重點官員皆列名。七名政治局常委都連結詳盡個人資料、主政機構、並與權貴關係、仕途發展、相關報導作連結。

 

栗戰書同時屬於胡派與習派。

  

個人檔案雖然精簡卻未粉飾太平，前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檔案，紀錄他是中國前公安部門（2007-2012年）獨裁者（維穩沙皇），被歸類為太子黨、石油幫與國營企業高官，與薄熙來、江澤民、曾慶紅等上海幫關係密切。而李克強的檔案稱：身為團派成員與胡錦濤的門徒，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的李克強，仍保留自由主義與直言不諱的特質，他的仕途一路有災難緊隨，中國幾件重大火災、礦災、以及愛滋病散播等問題，都有他的身影，暗示讀者不妨繼續查詢其他負面新聞。

例如，李克強擔任河南省委副書記期間，2000年3月焦作市一家錄像公司火災造成74人死亡，當年12月河南洛陽東都商廈，台商丹尼斯百貨的東都歌舞廳發生火災，奪走309條性命；升任河南省委書記後，鄭州煤炭工業集團大平煤礦礦難造成148人死亡，平頂山市新生煤礦礦難死亡人數33人。震驚中外的河南愛滋村，貧困民眾賣血維持生計，卻造成愛滋病泛濫流行，起因與李克強無關，他也盡力控制病情散步，但他封鎖消息的決策卻也導致態勢失控。

4. 攀登權力的頂峰（The Path to the Political Power）

“攀登權力的頂峰”這個章節的架構與“中國黨政領導幹部”資料庫內容類似卻更加豐富，涵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七人）、中央政治局（25人）、省（自治區、直轄市）委書記（31人）、省（自治區、直轄市）長（31人）、國務院27個部委的部長等省部級正職等公務員級別三級以上幹部的官場經歷，卸任的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建政以來的11位國家主席的仕途資料，也收錄其中。

點開個別官員，可以看到他在各級職務停留的時間，與當時的年齡，可以比較官員在不同職級的歷練，比較胡錦濤、溫家寶的仕途，胡溫兩人皆在50出頭就由省級領導位置上高升，胡錦濤一步躍升為政治局常委，相當於中國《公務員法》規定的國家級正職，為《公務員法》規定的十個公務員級別中的一級公務員、溫家寶則是只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相當於國家副職和二級公務員。

台灣出現H7N9禽流感恐慌！

南方朔

最近這一波H7N9禽流感疫情，全大陸截至周六已發現確診病例120例，其中死亡24人。病例分佈為北京1例、上海33例、江蘇27例、浙江45例、安徽4例、河南4例、山東1例、江西2例、湖南2例、福建1例。這些確診病例，男女比約為2比1，若以年齡來分，50歲以上中老年人佔74%，其中60歲以上老年男性死亡率最高，達到20%。

H7N9禽流感目前的死亡人數尚不太多，主因是它的傳染散佈仍是禽傳人和局限性的人傳人，因而病例及死亡人數尚低。問題是，病毒的分子構造簡單，突變容易，一旦突變後與人的細胞接受器可以結合，並在人體細胞複製，就會增加人傳人的可能。根據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為首的陸港科學家最近在國際著名醫學雜誌《刺針》上發表的論文，她指出H7N9的病毒基因像個旋轉樓梯，其中有4個台階及定位是關鍵，目前3個台階已發生變化，第4個台階一旦移位，播毒風險便大增。這也就是說H7N9病毒的可能突變，已到了關鍵的危險期。

而這波H7N9所造成的流行疫病，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而已。近年來由於台海兩岸人的來往頻繁，疫病的傳佈當然也加快加大。有一個在江蘇蘇州工作的台商，4月9日經上海返台，4月12日出現發燒等徵狀，4月16日發高燒住院，4月20日病情加劇，出現呼吸衰竭，轉送到某大醫學中心，4月24日終於確認他是H7N9患者。這起患者的案例，已使台灣成了繼中國大陸後，第二個有確證病例的地方。

台灣以前和所有國家相同，對病毒造成的疫病都極為陌生，但經過2003年SARS「非典」的洗禮，已對病毒造成的疫病特別焦慮恐慌。因為病毒疫病一旦可以人傳人，而且是透過空氣傳染，必然使人的活動大量減少。SARS流行期間，中國大陸及台港等地，人們都活動銳減，市面一片蕭條。這波H7N9會不會重演SARS時的經驗，端視H7N9的病毒會不會突變到人傳人的程度。一旦病毒可以有效的人傳人，集體性的恐慌必然出現！

因此，這次H7N9禽流感，台灣於4月24日確證了第一個病例，對台灣可謂相當震驚﹕

（一）目前它雖然仍主要是禽傳人，並未正式的人傳人，但病毒基因的可能突變，已成了人們共同的焦慮，所以從4月25日起，台北的地鐵和公共場所戴口罩的人群突然變多了，在觀光客來台灣，看到那麼多人戴口罩，還以為台灣已成了疫區。

（二）目前兩岸人員來往頻繁，長住大陸的台灣人約有85萬人，而兩岸一年來往的人口亦多達七八百萬，這些人口在H7N9這種病毒上，都等於是「風險人口」，自從大陸疫情擴大後，台灣至大陸旅遊的人口已減少了四成左右，大陸「五一」長假到台灣自由行的旅客也比以前減少。這顯示出H7N9雖然尚未人傳人，但焦慮及恐慌的效果已初步顯現。

（三）目前H7N9台灣已出現第一起確診病例，這個病例入境時也在機場量過體溫，這顯示出機場量體溫把關這個最簡單的方法已達不到受制疫情之目的，因此已有專家表示，由於病毒的潛伏期很長，多達1個星期，在潛伏期其實很難有徵狀來研判，因此估計在可見的未來，台灣若有出現新病例，當不是意外，從最壞的情來研判，台灣必須要在病毒突變前及早作好防疫的準備。但最近這兩天，台灣卻發生兩起案例，顯示出台灣的政府在防疫上的草率。

提早禁現宰活禽 突顯防疫草率

第一個案例乃是包括中國大陸都已規定在疫區禁止傳統市場現宰活禽，台灣原先規定是到6月17日才實施，4月24日由於有了第一個病例，台灣的農委會臨時緊急宣布，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要提前到5月17日實施，避免病毒透過市場而散佈。問題是，農委會才一宣布，台北市和台中市政府立即唱反調，原因就是目前的家禽仍多用現宰。現宰容易保鮮，生意比較好做，用電宰的成本就會增加一成。而且賣已宰殺的家禽，容易腐壞，攤販必須要有冷藏設備，增加商人成本。因此台北市和台中市政府認為應有配套措施，不能草率實施。H7N9禽流感發生以來，買賣雞鴨的數量已經大減，生意已難做，現在又要傳統市場不准現宰，要他們添購冷藏設備，只能賣雞鴨屠體，攤商的配合度自然不高。現在為了防疫規定傳統市場不准現宰，這顯然需要有配套措施，但台灣的農委會卻沒有配套措施，難怪被人抵制了。

另外一起案例，則是現在正在H7N9禽流感的風頭上，台灣卻發布了一項奇怪的人事任命案，農委會的防疫檢疫局長由農委會的國際處長張淑賢升任。台灣原來有防檢局長許天來，但他去年3月因為隱匿H5N2禽流感疫情被揭發，因而下台，局長懸缺一年多，現在因為H7N9才補上。只是張淑賢乃是台大農化所碩士，後來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深造，獲博士學位，但她的學術專長是土壤化學，這種禽流感完全不相干。找一個土壤化學專家來管禽流感，真是太離譜。怪不得這個人事任命案一宣布，不但疫病界嘩然，一般人民也覺得荒唐。由於輿論嘩然，這起人事案的交接遂拖到5月3日。由這起人事的風波，可見台灣政府在H7N9禽流感問題上的確已荒腔走板，亂成一團！

因此，H7N9禽流感肆虐，台灣的防疫上的確問題重重。10年前SARS「非典」橫行，台灣在處理上即相當讓人不能滿意，死亡人數也高達37，當年造成的恐慌，經濟影響也達1600億台幣。但願這次H7N9，不要讓歷史重演！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香港    明報

“聖王”或“賢人”有時就是“獨裁者”和暴君

通過司法權威實現正義（六）

 　　李進進

(三)面對維權案，司法部門無能為力

　　“維權”是中國進入21世紀後的一個流行的政治詞彙，有“維權律師”，還有各行各業的維權，比如“農民維權”、“工人維權”“企業維權”、最近還有“寶寶維權”等等。維權是老百姓維護自己憲法和法律之下的權利和利益不被侵犯的行為。前面提到的“信訪”和“群體性事件”都有維權的案件。這裡討論的維權案重點是意圖通過法律程序或採取其他合法和理性維權行為，比如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出來後，一些受害者父母組織的“結石寶寶維權”行為。

　面對這些維權案件，司法部門受到極強的政治控制，他們採取不立案的方式迴避這些敏感案件，意圖讓“黨”和行政部門解決這些問題。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出來後，法院不受理有關民事賠償訴訟，甚至不出具任何司法文書。石家莊的一家法院曾解釋說“已接到上級法院指示，暫不受理任何有關三鹿問題奶粉的賠償起訴”。這裡最後的上級是黨的政法委員會或政治局。

“三鹿毒奶粉事件”

　因為案件的受理範圍和管轄是法律事先確定的，法院不受理案件的決定本身就是違法行為。如果是立案的管轄有爭議，法院也要通過正式的裁定才符合法治的精神。不准下級法院受理。其次，法院拒接受理案件也剝奪公民的法定訴訟權。最為重要的是，政治控制法院的立案和審理背後反映了一個“聖王賢人”政治的哲學。這個“聖王”或賢人政治就是否定了“聖王和賢人“之外的人民包括專業訓練出來的法官都是無能的。歷史告訴人們，“聖王”或“賢人”有時就是“獨裁者”和暴君。

　（四）強拆民房，無法無天，千年未有

　中國千年的歷史還從沒有出現過在全國範圍內官員和開發商聯合起來通過國家權力來剝奪老百姓房子的境況。“我的房子丟了。”這是中國現在流行的一個段子。在正常社會裡，只有人和動產或動物丟了之說，沒有聽說房子丟了。

　上海王水珍案件：

　上海最早一批反對強制拆遷的人群中，有一個叫王水珍的人。上海的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通知她的房子在2003年7月15日要拆遷，同時給她60天的上訴期。可是，通知後不到10天，其房子就被拆了。當時，王家沒有一個人在家，等他們下班回來，發現房子不見了，被強拆了。王水珍於是不停的上法庭，上訪，結果兩次被判刑，共被關押三年半。有一次，王水珍是在法庭幫助另外一個拆遷戶進行辯護的時候，警察當著法官的面將其帶上手銬，帶離法庭的。法官對此完全的噤聲。這是中國沒有權威表現的另一類型案子。

　　審理王水珍的一個法官還有點人性，坦白告訴王水珍，她也沒有辦法，上面要這麼判，她只有執行。

　　在全國各地，還有許多類似的案件法院根本就不受理。

　（五）程序規則不明，審判不公

　　李莊案件是中國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李莊因為為在打黑中被大中的黑老大龔鋼模作辯護律師，而被控“律師偽證罪。”李莊一案從其被逮捕到二審結案不到兩個月，可謂神速。二審開庭10分鐘李莊認罪並聲稱“永不翻案”，可是二審法庭繼續審理，李莊的律師還在做無罪辯護。二審法庭以李莊的認罪態度好，減刑為一年半。可是一宣佈刑期，李莊就跳上來搶過麥克風，大聲呼叫“我在二審的認罪是假的”。此案的戲劇性可見一斑。

　李莊審理中有如下問題：第一，政治和行政干預。李莊在一審庭上說，警員在審訊中告訴他，抓他是開了“大三長”會議決定的，並勸其早些認罪。所謂的“大三長”是指公安局長、檢察院檢察長和法院院長。當然這“三長”顯然是中共政法委書記召集開會的。誰都知道“打黑”是一場政治運動，有其強烈的政治目的和安排，不是正常的執法行為。如果李莊的被捕是“大三長”會議的結果，那麼他有可能成為一個為了勝利完成打黑運動而揪出來的典型“黑律師”。

　在此案的審理中，重慶市高級法院的院長錢峰為下級法院的審理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也是司法不獨立的表現。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錢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關於李莊的案件，重慶的法院是嚴格按照程序法規定的時間來審理的。

錢鋒院長的評價本身就是司法不獨立的自白。我們講司法獨立指的是法官的獨立，法院的獨立（下級法院對上級法院的獨立）和司法獨立（法院對其他國家機關和政黨的獨立）。沒有這三個獨立，法律的正義就無法實現。

重慶市高級法院的院長錢峰為下級法院的審理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也是司法不獨立的表現。

錢峰院長沒有出席開庭，也沒有旁聽（實際上不應當旁聽），那麼他的判斷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如果他事先 參與的案件的討論甚至看閱了案卷，那麼他就不當地干預下級法院的審理。上級法院法官只有案件上訴到他那一級的時候，才能對案件按照程序審理。上級法院如果事先干預，那麼下級法院是個擺設，下級法官也是一個沒有頭腦的簡單執行者。

更重要的是，如果上級法院事先涉及案件，那麼上訴審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和獨立。如果上級法院事先說下級法院審理的某個案子程序合法，那麼上訴審也變成多餘了。雖然李莊案件一般不會上訴到重慶高級法院，但是從原則上，作為重慶第一中級法 院的上訴審級，高院的法官和院長不應當對下級法院的審理髮表意見。再說，高院有可能在特殊的情況下審理此案的，比如通過申訴等。

　　第二，法院在審理中大量採用“聽說”的材料做證據，比如在一審中，檢方提供了19個人的證言，可是無一證人到庭作證，法院還是採信檢方的證據。

　　第三，法院只採信檢方提供的證據，被告和辯護律師地位低下。李莊案的一審法庭的判決書列舉了公訴人提出的33項證據。法庭對公訴人提出的證據，認為這些證據“收集程序合法，內容客觀真實，與本案具有關聯性，均予以採信；對被告人李莊的辯護人在庭審中舉示的證據除了一項法醫鑒定外不予採信。法庭這種全面接受公訴人人證據本身，就是偏袒檢方。

釣島一戰何足懼 狹路相逢勇者勝

中國全力救災之際，日本在釣魚島又蠢蠢欲動，右翼組織日前派出八十餘人前往釣魚島，不料中方強硬以對，出動多艘海監船與日本艦艇交鋒，更史無前例派遣數十架新式戰機保駕護航，逼得日方鳴金收兵。狹路相逢勇者勝，只要中國寸步不讓，抱着終須一戰的決心，收復釣魚島並非不可能。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上台後，在釣魚島問題上變本加厲挑釁中國，既大搞小動作，又賊喊捉賊宣傳中國威脅論，企圖尋求美國鬆綁，將自衞隊升格為正式軍隊。近日四川雅安發生大地震，中國全力救災，日本以為有可乘之機，縱容右翼組織以「研究漁業」為名宣示「主權」，結果自取其辱，中國出動八艘海監船進入釣魚島水域，將日本艦船逐出十二海里之外。過去是日方驅逐中國漁船，今次是中方驅逐日方艦船，主客易位，顯示日本控制釣魚島的現狀一去不復返，形勢朝着有利中方的方向轉變。

日本《產經新聞》爆料，指中國當日不僅派出海監船的數量創歷史紀錄，期間更出動超過四十架軍機護航，包括新型的「蘇二十七」和「蘇三十」戰機，迫使日方戰機緊急升空攔截。報道引述日本官員稱，中國第四代戰機數目比日本多超過八成，假如日後再有這種規模的威懾飛行，自衞隊可能無力應付。

黃岩模式 有望重演

日媒如此炒作，當然不是長中國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再一次散播中國威脅論，為擴張軍備鋪路。狼子野心，路人皆見，中國亦必須擺出奉陪到底的姿態，外交部發言人首次公開表明，釣魚島是中國核心利益，中國堅決維護，不容別國侵犯。中國一直把台灣、西藏、新疆及南海爭議視為核心利益，然而，從未公開將釣魚島提升為國家核心利益的層次，今次破天荒言明，顯然是進一步向日本示警。

日本出名欺軟怕硬，中共第四代在外交上軟弱無能，在領海主權爭議上一讓再讓，造就日本得寸進尺，得隴望蜀，終於搞出釣魚島「國有化」鬧劇。第五代上場後一舉扭轉頹勢，寸步不讓，領導人更明言解放軍要做好作戰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安倍不得不兩面三刀，一再要求與中國談判，除國土交通相太田昭宏即將訪華，日本防衞省防衞政策局局長德地秀士亦主動提出與中國商討釣魚島問題。

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無論國力、軍力、民心一樣不缺，即使日本藉釣魚島爭端再一次發動戰爭，中方也沒有甚麼好怕的。事實上，日本最大靠山美國恐襲陰霾不散，重返亞洲的步伐勢被打亂，圍堵中國力不從心，只要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以硬碰硬，穩步推進，重演黃岩島模式不難水到渠成。

太陽報

貪腐攻陷香江北京有責

湯顯明的連串醜聞被揭露後，儘管他東躲西藏，「沉默是金」，但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要由他領導過的部門──廉政公署──為他擦屁股、交代、解釋，且要在有人舉報和「表面證供」成立下對他展開調查。

湯顯明的「政治恩主」、委任他當了五年專員的曾蔭權，已成涉貪被廉署調查的首位行政長官，而湯顯明一年後又成了首位被廉署調查的廉政專員。他們果然是臭味相投之一丘之貉。加上那個已經被刑事起訴的許仕仁乃首位涉貪的「香江老二」、政務司司長，香港官場的貪腐問題已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這一切都和曾蔭權的七年管治直接相關，也和內地這些年愈演愈烈的大面積體制性貪腐相關。如果說曾蔭權的七年管治是貪腐「小氣候」，那麼中國內地的貪腐橫行就是「大氣候」。按照鄧老爺子的分析，大氣候、小氣候搞在一起，相互影響，要來的是一定要來的。

「貪許」出事、「貪曾」出事、「貪湯」出事是必然的，有內在邏輯。

回歸十六年，內地的貪腐問題已到了瘋狂和公然橫行的程度，中南海也不斷驚呼打不掉貪腐就會「亡黨亡國」，且也周不時加大力度反貪，抓了不少「老虎」、「蒼蠅」，然而，這段期間，對香港似乎一直非常放心，似乎從不認為香港會受內地貪腐之風影響。

這方面，中央似乎很相信「一國兩制」，很相信香港廉政和法治。在委任曾蔭權當特首及其管治班子時，在「睇住」曾政府施政時，從來未把廉政問題考慮進去，從來不覺得曾蔭權、許仕仁、湯顯明這樣的港人高官，會大挖香港廉政牆腳，會帶頭涉貪，更沒想到他們的貪腐行為都和內地的貪腐之風乃至人事有關。

此乃「中央管理香港事務」的重大失誤。

柳扶風

東方日報

「新絲路」比海運佔優

以重慶為起點的「渝新歐」國際鐵路，被譽為「新絲路」，為中歐物流提供了一條新捷徑。

筆者認為，這條連貫中歐六國的鐵路開通，比現時的海運主要有兩大優勝之處：一、運輸時間快一倍。現時由中國天津、上海、廈門、深圳或香港等沿海城市用船運貨到歐洲，要繞過印度洋，最快也要三十到三十六天時間；但由重慶鐵路經新疆，穿過五個國家到達德國杜伊斯堡，則只需十六天。而且，海運的船期很受天氣影響，鐵路則可靠得多。

二、運輸成本節省逾半。鐵路列車是電動的，加上運輸時間比航運短，故現時的收費比燒汽油的貨輪便宜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與空運比較，更可便宜七至八成。還有，隨着此線常態開行，運費相信還有下調空間。

有了這條中歐新鐵路，除了很多內陸城市受惠之外，一些沿海城市的產品如想快點運到歐洲，利用這條陸路也可能比海路更划算。要知道，物流是雙向的，既可運中國貨到歐洲，亦可運歐洲貨來中國。所以，重慶將來可能會成為歐洲商品在中國的集散地。

對於「渝新歐」線開通，筆者首先想到的是將會對香港航運業產生甚麼影響？如果香港航運業還不思應變，甚至勞資雙方繼續內耗，後果堪虞。還有，香港企業如何利用這條「新絲路」來開拓市場，也是一個很好的課題。

李秀恒

東方日報

紅會醜聞日日新 傷透多少國人心

醜聞纏身的中國紅十字會，近日再陷誠信危機。事緣○八年汶川大地震慘劇後，全國一百多名藝術家捐出個人最佳作品義賣，籌得約八千五百萬元人民幣，然而這些善款並未專款專用，而是「不知所終」。這對欲藉雅安地震賑災重振形象的紅會來說，可謂雪上加霜。

當初藝術家將作品義賣籌款，原定捐給災區的青城山，五年過去了，青城山並沒收到有關款項，為此專門成立的慈善基金也沒有任何活動。當年有份參與的知名畫家方力鈞忍不住透過微博公開質疑善款流向，多位曾捐出作品的藝術家提出同樣疑問，引起輿論嘩然。紅十字會確認曾收到有關捐款，但聲稱因意向青城山援建項目未能納入災後重建規劃，最後「經總會執委會研究決定」，善款改投「博愛家園」項目。這不過是紅會的單方面解釋，善款到底用在何處，有沒有被中飽私囊，紅會語焉不詳。

濫用善款 踐踏愛心

誠信易毀難建，善心不容欺騙。雅安地震發生後，紅十字會一直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紅會發動民間捐款，款項沒收多少，卻收到了十多萬個「滾」字；紅會赴災區不是賑災而是「考察」，居高臨下的官氣又招來批評。近日，紅會社監委欲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但紅會秘書長卻否認其事，「改邪歸正」的決心備受質疑。可以說，中國紅十字會如今誠信不是嚴重透支，而是已經破產。

紅會淪為眾矢之的，始於兩年前的「郭美美炫富」事件，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因為結交了一個紅會組織的「乾爹」而擁有豪宅、豪車等大量奢侈品，令人懷疑善款被濫用。其後，紅會「天價餐單」、購買豪車、建豪宅等連串醜聞不斷，傷透了國人的心，紅十字會因而被調侃為「黑十字會」。

說到底，扛着「民間機構」牌子的紅會只是官場的一部分，在內地大面積腐敗、無官不貪的今天，紅會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紅會資金運作不透明，善款去向說不清，無論運行模式還是人事安排，都可以看到權力操作的影子。中華慈善總會前會長閻明復曾承認，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是「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如此掛羊頭賣狗肉的機構，又怎能得到國人的信任？

備受詬病的不僅是紅會，內地所有官辦慈善機構皆腐敗不堪，慈善與權力綑綁在一起，正是當下中國慈善事業無法健康發展的癥結所在，郭美美充其量是壞了一鍋粥的「老鼠屎」而已。光是拿郭美美祭旗是無濟於事的，只要老鼠還在，今後還會有張美美、王美美、李美美等老鼠屎出現。

東方日報

遠離各種政治算計，朱鎔基的字越寫越蒼勁

《調查》雜誌社特約記者 戴曉原

湘西一夢六十年，故地依稀別有天。
吉首學中多俊彥，張家界頂有神仙。
熙熙新市人興旺，濯濯童山意怏然。
浩浩湯湯何日現？蔥蘢不見夢難圓。

這是朱鎔基題為《重訪湘西有感並懷洞庭湖區》的詩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華詩詞》雜誌刊出。朱鎔基對湘西情有獨鍾，因為抗日戰爭期間為避免戰亂，他轉到湘西山區洞口國立八中讀書，在此認識了勞安。這首詩，是與勞安共同對青春韶華撫今追昔。

朱鎔基有位清華同班同學歐陽鶴，熱愛中華傳統詩詞，是《中華詩詞》雜誌副主編，曾幾次寫信請朱鎔基寫詩，供《中華詩詞》等刊物發表。2001年4月29日，清華大學舉行慶祝建校90週年大會，全校慶祝大會剛一結束，朱鎔基立即趕到班級聚會的地點，他逐一和班友握手，一見到歐陽鶴，立刻就說：“歐陽鶴！你不是老讓我做詩嗎？我最近做了一首詩，今天帶來了。”

班級同學座談中，與大家暢談了在校時的學習和生活後，朱鎔基說：“我最近到湘西去了一趟，60年後故地重遊，感慨很多，寫了一首詩《重訪湘西有感》。”接著逐句加以朗讀和解釋，詳細說明寫此詩的思想過程。

60年後朱鎔基夫婦重到湘西，今昔的變化使他們感到振奮，過去湘西土匪出沒、十分貧窮落後，如今人流熙攘、高樓林立、市場繁榮。尤其是吉首大學給他以很深的印象。該校為民族大學，全國招生，現有學生過萬人，校區建築宏偉。朱鎔基說：“我剛進清華上學時，覺得禮堂、圖書館這麼大，一下子被鎮住了，可是與吉首大學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張家界風景秀美獨特，奇峰筍立，也給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現象也使他觸目驚心。洞庭湖淤積過半，湘西多山，過去蔥蘢滿目，現在樹都砍光了，變成“濯濯童山”。照這樣砍下去，不出七年，全國的樹將被砍光。這是一個有關生態環境、影響到子孫後代的大問題，使他憂心忡忡。

朱鎔基偕夫人回母校：湖南湘西花垣民族中學——該校前身是他們夫婦曾就讀的國立八中。

2004年11月28日，歐陽鶴和老同學宣祥鎏去北京西山的國務院療養院看望朱鎔基，並代表中華詩詞協會邀請其擔任名譽主席。朱鎔基修書一封婉拒：“多承厚愛，實不敢當，只好辭謝”，但他又表示“我雖不通格律，唯自幼喜愛詩詞，我將永遠是致力於中華詩詞事業的各位同志的忠實支持者”。

朱鎔基的字，遒勁瀟灑。1989年8月，在日本友人一再要求下，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為上海與大阪結成友好城市15週年舉辦的書法交流題寫“清正廉明”，人們看到這四個字，都覺得睹字思人：這年正是朱鎔基的六十花甲新開頭，他以這四個字自勉；也會想起朱鎔基在擔任總理最後一次答記者問時，面對全世界媒體說的話：“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個清官……”

中國書法理論有一種說法：心正則筆正。這當然不是絕對的——古今有許多貪官的字也寫得很漂亮。但是用在朱鎔基身上，卻還算合適。從“清正廉明”這四個字，也可以看出朱鎔基的書法功底。退休以後，他練習書法的時間多了，遠離了各種政治算計，他的字也越寫越蒼勁。不過人們向他索字時，他仍是頗為吝嗇，仍然遵循自己的“三不”：“不吃請，不剪彩，不題詞。”

在朱鎔基當副總理、總理時，幾乎從不題字，只有少數破例。其中，是為國家會計學院題寫了四個字：“不做假賬”，而且是先後三次為中國新成立的會計學院題寫校訓：不做假帳：2001年4月16日，為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題寫這四個字的校訓；同年10月29日，朱鎔基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後題詞：“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第三個獲此殊榮的是廈門國家會計學院。

他還為自己和夫人的母校清華慶祝建校80週年，破例題詞，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給母校寫下16個字：“水木清華，春風化雨；教我育我，終生難忘”，凝聚了他對清華大學的深情。

在畢業離校33年後的1984年，身為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欣然接受母校的聘請，兼任剛剛成立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同時擔任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後來朱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沒有影響他對經濟管理學院的關心。作為兼職教授和名譽院長，他還帶著四個技術經濟方面的研究生。在他最忙的時候，在汽車上聽取研究生彙報。他到上海任市長、任副總理，當導師善始善終，堅持把四位博士生指導到畢業。從論文的選題，到論證的方法，逐一過目，論文最後的答辯評語，也是他親自擬寫。但是他在卸任總理之前，突然宣布辭去名譽院長，原因至今成謎。

還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朱鎔基和勞安對母校的感情：為了趕上2006年5月2日的清華電機系畢業55週年的同學聚會，朱鎔基和勞安特意提早結束福建之行，轉道上海，再至北京。不僅雙雙出席，連女兒朱燕來、兒子朱雲來都帶來了，足見其重視這次聚會。（《調查》特刊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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