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成仿 專稿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得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十八大之前政改之門啟而未開、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不開反閉的判斷，那麼，在十八大召開前我們有沒有預料到十八大過後會發生政改之門不開反閉這個事實結果呢？對此，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我在十八大召開的數年前，就提出了相關預測。請看：
其一，2010年8月我在一篇題為《今後10年中國政局預測》的文字中對十八大之後的中國政改狀況就做過粗略的預測。在這篇文字中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改革派與絕不派的角力必將在18大（2012年）的頂層職位分配上一見分曉：結果，改革派受挫，絕不派（太子黨）佔上風，中國政改隨即跌入低潮。
“紅二代”在意識形態上都不可能與其父輩相切割。
其二，2012年的5月初，我在《薄熙來事件多面觀》這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些文字：在我看來，作為“紅二代”的成員一般都至少具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意識形態上與父輩保持一致，或者說“紅二代”的血管裡都流淌著與其父輩一樣的紅色的血液，或者說“紅二代”在意識形態上都不可能與其父輩相切割，或者說，“紅二代”接續父輩“坐江山”的條件是緊守其父輩為其留下的紅色資源。二是，“紅二代”大多認為父輩“打江山、坐江山”，理所當然、毋庸置疑；而他們接著“坐江山”，也順理成章、心安理得。……
“紅二代”的與其父輩紅色資源難以切割以及自我感覺接替父輩“坐江山”“理所當然”的兩個特點，加上1978年之後中國社會開放化、進步化的內外環境大變遷的現實，這就造成了“紅二代”在當今中國政治生態中進退失據的二難困境：一方面，紅色資源正受到改革開放環境下的綠色或藍色資源的衝擊而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拋棄紅色資源就等於“紅二代”自我斷絕、自行拋棄了自己接父掌權的家族“政統”血緣，或這就是意味著對父輩的背叛。
其三，2012年6月，我在《巴沙爾的命運邏輯——黨族式接班人命運的一般規律》這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什麼是黨族式接班人？我以為，黨族式接班人是一黨專制之下以及一個家族壟斷黨政軍權力之下，通過前任統治者指定後任統治者、或通過在任加上卸任的統治者所形成的統治集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博弈產生的下一任的統治者。
在這篇文章中我還說：我為什麼不在“黨族式接班人”後面加個“制”字而提出“黨族式接班人制”這樣一個概念呢？對此，我是這麼考慮的：“黨族式接班人”這一新一任統治者的產生方式或做法，還沒有達到制度的水平或標準，因為，就政治和法律意義而言，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於它是通過公開的法定程序、以書面文本形式制訂、頒佈和實施的行為規則，而制度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其公開性、顯在性、可預見性和可重複性。
對照之下，黨族式接班人的產生的做法和方式不是通過公開的法定程序且以書面文本形式制訂、頒佈和實施的行為規則，更何況，這一做法不具有制度運行所必須具備的公開性、顯在性、可預見性和可重複性，因而，它就夠不上制度的水平和標準，其本質其實仍然沒有擺脫不能公開的暗箱操作以及無規可循的特徵和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