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成仿 專稿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得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十八大之前政改之門啟而未開、十八大過後政改之門不開反閉的判斷，那麼，在十八大召開前我們有沒有預料到十八大過後會發生政改之門不開反閉這個事實結果呢？對此，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我在十八大召開的數年前，就提出了相關預測。請看：
其一，2010年8月我在一篇題為《今後10年中國政局預測》的文字中對十八大之後的中國政改狀況就做過粗略的預測。在這篇文字中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改革派與絕不派的角力必將在18大（2012年）的頂層職位分配上一見分曉：結果，改革派受挫，絕不派（太子黨）佔上風，中國政改隨即跌入低潮。
“紅二代”在意識形態上都不可能與其父輩相切割。
其二，2012年的5月初，我在《薄熙來事件多面觀》這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些文字：在我看來，作為“紅二代”的成員一般都至少具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意識形態上與父輩保持一致，或者說“紅二代”的血管裡都流淌著與其父輩一樣的紅色的血液，或者說“紅二代”在意識形態上都不可能與其父輩相切割，或者說，“紅二代”接續父輩“坐江山”的條件是緊守其父輩為其留下的紅色資源。二是，“紅二代”大多認為父輩“打江山、坐江山”，理所當然、毋庸置疑；而他們接著“坐江山”，也順理成章、心安理得。……
“紅二代”的與其父輩紅色資源難以切割以及自我感覺接替父輩“坐江山”“理所當然”的兩個特點，加上1978年之後中國社會開放化、進步化的內外環境大變遷的現實，這就造成了“紅二代”在當今中國政治生態中進退失據的二難困境：一方面，紅色資源正受到改革開放環境下的綠色或藍色資源的衝擊而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拋棄紅色資源就等於“紅二代”自我斷絕、自行拋棄了自己接父掌權的家族“政統”血緣，或這就是意味著對父輩的背叛。
其三，2012年6月，我在《巴沙爾的命運邏輯——黨族式接班人命運的一般規律》這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什麼是黨族式接班人？我以為，黨族式接班人是一黨專制之下以及一個家族壟斷黨政軍權力之下，通過前任統治者指定後任統治者、或通過在任加上卸任的統治者所形成的統治集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博弈產生的下一任的統治者。
在這篇文章中我還說：我為什麼不在“黨族式接班人”後面加個“制”字而提出“黨族式接班人制”這樣一個概念呢？對此，我是這麼考慮的：“黨族式接班人”這一新一任統治者的產生方式或做法，還沒有達到制度的水平或標準，因為，就政治和法律意義而言，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於它是通過公開的法定程序、以書面文本形式制訂、頒佈和實施的行為規則，而制度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其公開性、顯在性、可預見性和可重複性。
對照之下，黨族式接班人的產生的做法和方式不是通過公開的法定程序且以書面文本形式制訂、頒佈和實施的行為規則，更何況，這一做法不具有制度運行所必須具備的公開性、顯在性、可預見性和可重複性，因而，它就夠不上制度的水平和標準，其本質其實仍然沒有擺脫不能公開的暗箱操作以及無規可循的特徵和狀態。
在這篇文章中我接著又說：我以為，巴沙爾作為一個黨族式接班人的命運邏輯的邏輯起點或這個邏輯鏈條的第一個環節是：父予子權，子承父位，確保黨族特權永不丟失是底線。……由此可見，把自己的黨國權位傳給自己的兒子並確保黨族特權永不丟失是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的政治目標或政治原則。顯然，這一政治目標或政治原則不僅是哈菲茲自己的政治言論和行為的底線，也是為他的繼任者政治言論和行為劃定的底線，與此同時，也就構成了他的繼任者命運邏輯的起點。
這樣，巴沙爾一方面從其父親手中接過了權杖，另一方面也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保護黨族特權永不丟失的政治目標和原則，同時也被劃定了他的未來政治言論和行為的底線，同時他也就背上了既要維護一黨專制、又要維護家族特權的沉重包袱。由此，我以為，確保黨族特權永不丟失既是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的政治原則和目標，同時也是繼任總統巴沙爾整個政治生命和命運的邏輯起點或邏輯鏈條的第一個環節。
其四，2012年10月10日，我在《這裡“換屆”靜悄悄——寫在十八大召開前》這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對於這種關起門來由少數幾個實權人物來確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方式，我在過去的一篇題為《關門“分餅”何時休？》的文章中，已經做了相關論述和批評。更為重要的是或更為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關門分餅的做法以及這一關門閉戶分配權力的方式及其賴以操作的官僚機器，對國家和社會的變革和進步，不僅不能提供推動力反而形成阻滯力，因為，一個缺少政治家群體、缺少多元競爭的官僚體制、官僚體系或官僚機器，自身既沒有改革自身的動力和能力，也沒有改革其外部疾患弊端的動力和能力。
在這樣一個缺乏制約的國家官僚機器裡，浪費、腐敗、低效就成了這一機器的必然產品，因此，在此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針對中國社會千千萬萬關心國家大事、寄希望於這次黨的代表大會能夠給我們中國政治制度變革帶來實質性的變化的人，我以為，他們的願望必然要落空。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一個如此龐大笨重、運轉長久的官僚機器，是不可能產出這些變革結果的，這是官僚機器的特定的功能和屬性。
對於我的這個超前判斷，我以為，這是有著充分的學理的以及歷史經驗的依據的（十八大後面對改革退場、缺位我將作系統的分析和論述）。因此，對於我們自己這個國家的變革和進步，我們不能幻想著依靠官僚機器中的某些掌權人的恩惠佈施，而是要靠我們自己每個追求公民生活的個人和群體基於我們自己的各項權利去抗爭、去爭取。我相信，只有理性的、非暴力的維權抗爭，才是推動我們國家和社會不斷向前進步的第一動力！
其五，2012年11月底我在《一個民眾眼中的十八大》一文中指出：針對十八大召開前以及十八大召開後海內外、國上下對十八大作出的希望訴求和失望反應，在我們對之作出同情性的理解的同時，我總覺得，在我國現行政治制度下，十八大的召開只是這一制度格局下的一個平常的歷史事件。在這一政治格局下，它不可能在政治制度的變革上有何本質性的突破和跨越。人們對之傾注過多希望或施加過分解讀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對於這一點，我在我的拙作《寫在十八大召開前：這裡“換屆”靜悄悄》一文中已經做了初步的論述。總而言之，在我這樣一個民眾眼中，十八大的召開不可能是當代中國政治演化長河中的一個驚濤駭浪，它只能是也只不過是這條正在流淌著的河流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浪花或水滴。
令人遺憾的是，十八大過後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政改之門不開反閉，這一結果有力支持了我此前所作的預測的準確度和超前性。(全文見《調查》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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