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9日星期一

“南海地区隐含大量冲突因素”

东盟10国希望本月就能与北京达成关于南海行为的准则文件。德语媒体指出,有许多理由让人怀疑这一愿望是否能成为现实。 

(德国之声中文网)9月9日一期的《南德意志报》“经济”栏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东盟内部尚未达成对华统一立场、美国的“倾斜亚洲”战略使北京满腹狐疑,成为东盟和中国短期内难以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共识的原因:

“中国利用(东盟的)这一不一致性。北京敦促以双边关系方式解决岛屿争议,其中的原因是对付单个成员要比对付10国组成的集体更易采取强硬姿态。在最好的 情况下,北京可以挑唆成员国之间产生矛盾。在2012年的峰会上,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便阻止了东盟采取对中国的共同立场。……

“尤其是美国让北京忧心忡忡。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强大对手美国深深介入了冲突。多年来,华盛顿花大功夫,巩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在东南亚地 区,由此出现一种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作最坏打算的情形,那就是:爆发谈判桌之外的正面冲突。美国副总统拜登因此利用上月亚洲之行的机会,紧急呼吁北京,与 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完成南海行为准则。

“由于亚洲的上升,太平洋地区对世界经济的意义日益重要。如果到2015年,人民共和国同整个东盟真的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将意味着涵盖了四分之一的世 界人口,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将是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全球船运商品的三分之二经由该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预定10月份前往马来西 亚出席峰会。南海的安全及稳定肯定再度成为议题。

“尽管如此,中国人仍致力于继续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强势地位,尤其是,北京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文明大国的中国是世界一强。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也是‘踩 钢丝’。原因是,为(经济)稳定增长,中国需要东盟作为销售市场和投资伙伴,在欧盟和美国从一个危机支撑到另一个危机、不再是以前那么可靠的贸易伙伴后, 便更其如此。

“这一情形造成一种吊诡:所有的国家都渴望稳定,致力于以扩大经济合作为形式的整合。只有增长才能既使中国人也使东盟成员国实现上升为工业国的梦想。然而,该地区犹如火药桶,其中多国家都有可能点燃导火索。”

澳中关系

在上周末举行的澳大利亚议会选举中,在野的保守派政党联盟获胜,执政的工党如所预期败选,被视为“中国通”的工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下台。9月9日一期的《法兰克福汇报》“政治”栏目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强调,将出任新总理的保守派人士阿博特(Tony Abbott)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将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在外交政策上不会有多大变动,不论是在对美国的盟友忠诚方面,还是在倾斜太平洋战略方面,都是这样。随着陆克文离去,政府失去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陆克文曾提出有关该地区的宏伟计划,阿博特在这方面将有所收敛。有意思的将是,看他如何在同中国的关系上踩好合作与批评构成的高跷。”

摘编:凝炼
责编:洪沙
德國之聲

“同囚行动”展开营救王炳章新章

9月9日凌晨,一个象征监牢的笼子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王玉华、王军涛等人戴着“手铐”坐进里面,开始了新一轮的“营救王炳章”全球活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此次名为"陪王炳章坐牢"(又称"同囚行动")的行为艺术将持续七天,旨在抗议中国对民主人士王炳章的关押和迫害,已引起当地游客及全球媒体的关注。

9月15日是联合国确立的世界民主日,届时王炳章的家人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还将与海外以及多个国家的人权民运组织联手持续推进多项活动,进一步呼吁释放王炳章,声援中国良心犯。
9月23日,王玉华等人还将在纽约联合国广场举行持续七天的绝食抗议活动, 诉求是希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收王炳章家属的请愿信,调查中国政府单独关押王炳章11年的酷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王炳章。

王玉华介绍说,王家最近一次见到王炳章是在今年8月7日,王炳章的小妹王梅到中国韶关探监。在近几年的探望中,王家都发现王炳章目光呆滞,精神恍惚,说话 语无伦次,前后颠倒,暴躁易,激动大哭,判断他精神出现问题。国际精神病专家告诉王家,一个人被单独关押 15天已经属于酷刑,王炳章自2002年抓以来,被单独关押时间已超过4000天,精神早就处于危险境地。

未曾如愿的人道期待

王炳章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他成长在北京,于1979年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 1982年获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弃医从政,创办海外第一本民运刊物《中国之春》。1983年,他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1989年,他 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1998年,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2000年,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1998年1月,王炳章潜入中国大陆进行民主活动,被中共逮捕并驱逐出境。2002年6月,王炳章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附近秘密绑架。2003年2月,他被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一直被单独关押。

王炳章被捕及入狱以来,其家人及海外民运人士多次开展营救活动,中共均置若罔闻。王玉华对德国之声介绍说,王家于1996年王炳章父亲去世及2011年王炳章母亲去世时先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期待得到人道对待,允许王炳章回家奔丧,均未如愿。

2003年2月王炳章被判刑的同月,海外民运人士等人成立"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争取王炳章尽快获释。2013年6月27日,王炳章遭中国政府从越南 秘密绑架的11周年纪念日,王炳章家人在多个国家同时露面连线行动。同一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应美国会议员的要求,首次就王炳章的案子进行了双边会晤。但是 随后仍无进展,王玉华说,王家对中共政权的人道期待表示失望。

王炳章的消息在中国网络常被删除,但是一直得到各方民主追求者的关注。政治学者陈永苗认为,如果把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理念简化为"宪政",是对他的价值的矮化。王炳章的抗争不同于中共体制内的"公车上书",还需要在中共体制内主流面前,论证和辩护王炳章更高的价值。

作者:张平
责编:洪沙
德國之聲

《李克強經濟危棋》


經濟結構性衰退 習李調配四解藥 李克強經濟學

國像泡沫般急速膨脹信貸,並未有效支持經濟長,量資流入中看不中用的基礎建設與住項目,無助實體經濟,只在數百個城市,留下大量沒有人住的空屋,不太需要的公路、橋樑、購物中心、火車站、機場,以及產能過剩停擺的生產線。
   種種讓人笑不出來的浪費情況,連長年看好中國的市場觀察人士,都認為中國正邁向嚴峻的經濟下行期,很可能出現無力復原的日本式經濟煉獄,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崩潰(股市已映苦況)、國民財富蒸發、外資競相出逃等系列惡也將一一發生。
   面對中國摸不著邊際的經濟危機,市場開始將焦慮目光投向應該是改革派的李克強,寄望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新領導人,能夠一本務實態度,找出並落實中國經濟的特效藥。英國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6月底便提出“李克強經濟學”一說,敲鑼打鼓地預言,李克強應該會以大破大立的法,態度明確地推進經濟改革。
    李克強經濟學核心是:以短痛換取長期收益,先以政策將中國推向“臨時硬著陸”,未來年的經濟年成長速度會降至3%,但之後中國經濟應能迅速反彈,保持十年6%8%的經濟成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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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現在的處境是“騎虎難下”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鄭復人


  5月24日,中國發展出版社《中國智庫》第二輯發布,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完成的《中國城鎮化過程中若干典型問題》研究課題,作為封面文章入選,這也是國研中心關於城鎮化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城鎮化方案也是大手筆!

  在題名為《城鎮化十大典型問題》的封面文章中,課題組建議,應形成完善的城鎮體系總體格局,以現有31個省會城市和沿海大型港口城市為基礎,形成一個“2000+18000(城市與建制鎮)”的城鎮體系,基本滿足中國高度城鎮化、集約城鎮化的要求。

  課題組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鎮體系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位於中間層次的城市數目和人口都比較少,中間層次的城市功能不足,嚴重影響了整個城鎮體系正常功能的發揮。

  課題組提出重點發展100萬-200萬人口的中間規模城市。大力發展這類中間層次的城市,可以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協調發展找到一個具體的抓手和突破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表示,作為國務院的諮詢機構,他們的城鎮化課題與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的城鎮化規劃是各自獨立運作的。

  對於他們城鎮化規劃可能起到的作用,侯永志表示:“不是說規劃了就一定成,但沒有設想肯定不行,規劃還是會起到一定作用的。比如北京到上海的高鐵,沿途在哪裡設站,城市的發展情況就是不一樣的。”

  緊鑼密鼓之下,加之自十八大以來,李克強更是屢屢親自出馬登台,就城鎮化高密度地發表意見,使這三個字成為了一個高頻詞。

  一時間,政府力推主導,媒體配合跟進,城鎮化改革呼之欲出,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

  這也難怪路透社報導,李克強等高層否決了發改委草案的報導引發各界關注。一位為國務院提供諮詢的匿名經濟學家對該社表示,城鎮化計劃可能推遲,因為高層領導已經發現,如果城鎮化不能按照正確的道路進行,將出現潛在風險。“領導人的目標是城鎮化啟動改革,地方政府的看法不同,他們將城鎮化視為促進投資的最後機會。”


  “研究”字眼讓人看到收縮

  實際上,關於中央與地方對城鎮化的期許存在分歧的傳言,這並不是第一個。此前被稱為“最高規格”會議的全國城鎮化會議召開時間一再推遲,就被指是因高層對已具雛形的城鎮化發展規劃不滿意所致。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有接近政府人士指高層認為草案可修改空間很大。該報還從相關政府人員處獲悉,規劃已知內容主要停留在頂層建設方面,針對具體領域的具體政策仍未有明確措施。

  上述人士稱,現有的三農政策與城鎮化政策都不能有效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因此,未來出台的中長期規劃必須在推進人口城鎮化方面承擔更多的責任。“政府高層非常看重這一點,否則難以獲得各種經濟紅利,同時也會激化社會矛盾”。這可能是高層不滿規劃的原因之一。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也坦誠,推進城鎮化面臨多重障礙,既包括體制上的障礙,比如戶籍制度,也包括經濟上的障礙,比如脫離了人們可承受能力的高房價—不僅制約了內需潛力的挖掘,也引發了社會矛盾。“要正確認識目前推進城鎮化建設的經濟環境變化,城鎮化建設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而不是短期刺激經濟的應急之舉。”

  南都社論“城鎮化分歧傳言折射社會‘造城焦慮’”一文指出,雖然對於40萬億草案遭否決,發改委第一時間出面闢謠,卻對具體情況未置一詞。而此類傳言頻繁傳出,反映輿論對城鎮化潛在風險的擔憂。在當前政府權力過大的情況下,盲目圈地造城已成城鎮化最大風險。“試驗區熱”久不降溫,不外乎是有利於GDP增長、財政收入增加,以及爭取優惠政策。國際上普遍的城鎮規劃規定建設用地不得超過總面積的30%,而在中國的某些大城市這一比率已接近50%。作為“十二五”規劃第三年頭號熱詞的城鎮化,是個更好的藉口。地方政府若借城鎮化之名,擴大信貸投入形象工程,並將農村集體用地大量變為建設用地,不僅會增加地方債風險,亦會鞏固土地財政,催生更大的房地產泡沫。屆時,城鎮化恐將陷入圈地擴張“有城無市”的誤區,經濟危機亦將進一步擴大。

  不幸的是,地方政府此前的舉動為輿論的“造城焦慮”提供了切實的依據。2012年底,各省紛紛出台城鎮化建設規劃方案,高調發布城鎮化目標,美國著名諮詢公司麥肯錫的相關研究報告指,中國有50多個城市都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到2025年,中國還要修50億平方米的道路,並建約500萬座各種樓宇。

  另據《21世紀經濟報導》報導,包括工、農、中、建、國開行在內的五家大型銀行相繼出台了城鎮化及配套建設相關的融資支持計劃,2013年頭兩個月1.7萬億新增貸款有相當部分投向城鎮化相關概念的基礎建設領域;而國開行最近承諾向福建省發放1500億元人民幣貸款支持城鎮化,為安徽城鎮項目安排300億元人民幣。

  南都社論指出,關於中央地方對城鎮化期許存分歧的傳言頻頻,折射出社會的“造城焦慮”。
  而許多地方借“城鎮化”之名開始遊說來獲得項目融資的確引起了最高層領導人的警惕。

  5月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要求,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推進人的城鎮化,研究新型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為防城鎮化被扭曲為盲目的圈地造城,需對地方政府權力進行約束與有效監督。
  其中“研究”的字眼也讓人看到了一種收縮。


  發改委闢謠是“打馬虎眼”

  也有記者注意到,在國務院向社會公布的,批轉的國家發改委《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也提出,要“研究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文件提出的思路是,“以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為中心,開展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等,並未提出可能涉及大規模支出的措施。

  與此同時,國務院參事室被要求著手就“城鎮化”問題展開第二輪調研。不久前,參事室剛將第一次調研報告提交高層。

  更有消息傳出,稱內地城鎮化中長期規劃正被再次修改,有指此次改動重點是抑制地方投資衝動。種種跡象顯示,以投資來刺激經濟的方式可能有所改變。

  李克強在政治局常委會後表態,不會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在有關削減政府經濟職能的全國電話會議上,他說,“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空間已不大。”

  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則表示說,“我不預期今年會有任何的政策突破”,政府部門間仍有不同的看法,高層領導可能沒有清晰的概念要如何來進行城鎮化的戰略。

  華爾街日報的評論也指出,中國有關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計劃吸引了許多關注,但迄今中國政府並沒有透露計劃的具體信息。至少目前而言,推進城鎮化依然衹是個概念而不是現實。

  而不願具名的政府經濟學家形容說,李克強現在的處境是“騎虎難下”。

  “實際情況是,李克強主導的城鎮化規劃草案在政治局常委會上遭否決,受到重挫的李克強無奈下在國務院會議上要求國務院執行常委決議,”知情者對《明鏡月刊》說:“而發改委方面‘並未上報,何談否決?’的說法是掩飾高層分歧,純屬多此一舉。”

   http://www4.pictures.zimbio.com/gi/Li+Keqiang+Opening+Session+National+People+XP2YbnzuxMgl.jpg
    李克強現在的處境是“騎虎難下”。
  的確,細查媒體報導不難發現,在歷經了兩年多的起草和不斷修改之後,被視作中國城鎮化未來發展“總綱”的“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下稱“規劃”)早已經初步定稿。而按照國家發改委擬定的工作安排,“規劃”也早就在徵求意見過程中。

  5月7日下午,國土資源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也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這個規劃不是新事情,已經做了將近兩年了。”

  參與“規劃”起草編製共組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內部人士亦向記者證實,“規劃”的草稿已經完成。此後的主要工作是聽取反饋意見,並對草案進行修改。

  由於城鎮化涉及多方問題,所以“規劃”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多部委參與起草、制定的一份總綱性文件。

  “規劃”编制工作於2011年下半年啟動,國家發改委是規劃司規劃編製工作的牽頭部門。除國家發改委外,公安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環境保護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十二個部門均參與其中。國家發改委規劃司,負責規劃編製、起草的具體協調和統籌工作。

  《中國經營報》記者瞭解到,截至2013年4月,“規劃”的總體草案已經完成相關起草工作,並已下發至相關中央政府部門徵求意見,與此同時,“規劃”草案還在4月底前後下發給地方政府徵求意見。

  “現在草稿還有很多修改的空間和餘地。”前述住建部官員表示。按照工作安排,徵求和聽取意見的工作時間約在2到3個月左右。在此過程中,發改委將組織對反饋意見的評估,然後由各部委按照專題方式,進行修訂。

  按照相關工作規劃,在初步完成徵求意見過後,從2013年7月開始,參與工作的相關部委將根據意見反饋進行初步修改之後的規劃草稿進行會審,在完成會審之後,以建議稿的方式分別提交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研究、審議。

  說白了,就是該草案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被最高層給否決了,根本還沒到上報那一步,發改委闢謠的表述是“打馬虎眼”。(《明鏡月刊》42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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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早:薄熙来贪污指控与江泽民别墅有关

2013年8月25日薄熙来在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
 2013年8月25日薄熙来在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

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对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500万元人民币侵占公款的指控与为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修建的一栋别墅有关,这笔钱本来是为了支付在大连为江泽民修建这所别墅的费用。

薄熙来被控的罪名之一是,他2002年担任辽宁省长时侵占公款。而法庭的审判记录说,这笔来自更高当局的款项是大连一项机密公共项目的费用。薄熙来上个月受审时,这笔500万元的款项是他被控唯一侵占的公款。

南华早报引用了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第一个消息来源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江泽民的度假别墅兴建完成之后,把款项拨给大连。当时,江泽民即将退休。法院文件显示,这笔钱后来经由律师行转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的手上,而且获得薄熙来的批准。

第二个消息来源说,这笔款项是经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由喜贵同意拨给大连市的。

谷开来受审时作证说,薄熙来告诉她,要她会见大连市城乡计划局长王正纲,后者将交一大笔钱给她。王正纲表示,他2002年在大连一个咖啡馆把这笔款项交给为谷开来处理财务的律师赵东平。

第二个消息来源说,很可能大连市政府要求得到这笔钱作为公共项目的开支,在收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款项后认为这笔钱不需要入当地政府的帐。

美國之音中文網


《金融時報》發表李克強署名文章

李克強

9月9日出版的《金融時報》發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署名文章,題為「中國將繼續持續發展之路」。

李克強指出,在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即將開始之際,國際關注中國經濟是否將出現「硬著陸」以及中國改革開放是否將因複雜的社會問題而脫軌。

李克強誓言:「中國將保持經濟長期健康發展,中國將繼續走改革開放之路。」

他重申習李政權「持續發展經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的施政目標,並說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需要「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李克強在文章中提出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創新,他表示中國需要實現制度創新,並說「堅持改革就是創新」。

李克強承諾中國將進一步推進結構改革和金融改革、加快開放、擴大內需,並保持合理的投資力度。

李克強表示:「中國的一大優勢是擁有追求美好生活並且願意為之辛勤工作的13億人民。」

他承認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經濟和社會變化過程」,但表示這是一個必由之路。

他指出未來服務業將是中國經濟新的支撐點,並說中國政府將通過減稅優惠手段鼓勵服務業的發展並大力改進公共服務,盡力通過發展服務業為經濟轉型緩解壓力。

(撰寫/責編:伊人)

BBC中文網


当两个中国傻子来到蒙特利尔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在9月2日结束的第三十七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期间,两个中国傻子来到了这座加拿大的文化之都,他们是湖北的“义渡艄公”万其珍和浙江的“宁波好人”王延勤,前者是被湖北省政府推出的样板人物,曾角逐“中国网事·感动2010”十大网络年度人物和2012年度“中华十大信义人物”,后者是死后成为优秀党员干部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分别以田老爹和李东海之名,出现在蒙特利尔电影节的参赛电影《我的渡口》及参展影片《一生有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片中频频出现的义举之后,导演都安排他们发出了自己是傻子的慨叹。

“义渡艄公”万其珍生活在群山环抱的湖北恩施地区建始县,其祖上在清末来这里逃荒时,当地山民没有排斥他们。为报邻里关爱之恩,万家自造木筏,为村民摆渡,不收分文。至万其珍接过撑杆以来,万家已有四代六人接力坚守了近130多年。这种传统美德中“信义”在当今中国堪称至珍至贵,熟悉中国国情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洛赛克去中国选片时,特地把它选来参加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最终它获得了人道主义奖(ECUMENICAL PRIZES)提名的殊荣。

然而,正当万其珍守着家徒四壁的老屋、忍着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以每日的艰难摆渡换取日常食物时,在他居住的恩施地界以北的直辖市重庆,主政的薄熙来正高调唱红打黑。当万其珍以道德楷模田老爹的形象出现在蒙特利尔时,薄熙来正在山东济南接受贪污受贿罪的庭审,几乎没有中国人相信官方所指控的2500万金额,传言中薄熙来仅北京一栋房产价值就超过3亿。巨大的对比下,难怪《我的渡口》的导演会让田老爹发出“我们家是祖传的傻子啊”这样的感慨。

与活在闭塞山村的万其珍相比,“宁波好人”王延勤显得更加另类。在由中国残联和宁波市海曙区宣传部拍摄的故事片《一生有爱》中,这位居住在生意头脑发达的宁波市区的基层党员干部,像圣人一般行事,他把家里唯一的空调送给盲人按摩院,自己和家人则在南方酷热的夏日里受煎熬,把为给儿子结婚购房预备的首期款借给一个腿部残疾的年轻人。有意思的是,导演也让片中主人公李东海发出了“要是中国多一些像李家这样的傻子,这个国家该多么美好!”的慨叹。

两位导演之所以不约而同借片中主人公之口发出慨叹,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空前沦丧时期,官员无官不贪且大耍淫威,贫富分化严重的同时为富不仁者比比皆是,大量官员携带巨额资金外逃,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频频发生。

根据中国官方2011年发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事业单位、国企高管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高达16000至18000人,卷款8000亿人民币。尽管这些数字很快被官方否认,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员外逃人数以及携款数额远高于官方公开披露的数字。有资料显示,在中国共产党的三百名中央委员中,有百分之九十家属常住国外或已是外国公民;中国贪官及其家属,每年把五百亿美元带到外国。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官僚贪污的总数约佔GDP百分之三,也即中国官员每年贪腐的金额高达二千亿美元。

据中国媒体八月的最新报道,外逃中国官员正从大官向小官蔓延,以下新闻可让世人窥见其冰山一角:在截至到2012年9月30号的2011财政年度,全美各国际机场从中国公民那里收缴了将近200万美元的未申报现金。在加拿大,仅仅从2011年4月到6月初的二个多月时间里,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机场就从中国公民那里收缴了约1300万美元的未申报现金。

难怪一位魁北克女士在参加影片《我的渡口》的新闻发布会后,质疑中国官方拍摄这样影片的动机:“这部电影拍给谁看,在中国有谁会为它鼓掌?它又想起什么作用?”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师涛判刑十年提早获释 雅虎泄密案再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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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

国际笔会证实因雅虎电邮事件而被判刑10年的师涛提前获释,笔会并要求北京释放因和平表达异见的人士。

国际笔会周六晚间宣布“中国诗人、记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在十年徒刑期满前15个月获释。”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女士(Marian Botsford Fraser)说:“正当看来越来越长的阴影覆盖中国言论自由之时,我们欢迎师涛提早获释的消息。”

笔会同时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目前仍在中国遭关押的所有其他人士。”

本台记者周日整天多次尝试致电师涛本人,但电话一直都无人接听。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办公室主任潘嘉伟周日晚间向本台表示:他现在不方便接受媒体的访问,不好意思,他此前说好了,只会透过笔会发布消息。有媒体采访他,他可能心理没准备好。他的压力挺大的,他妈妈以前有媒体去问也有愿意说的,但现在就不愿意说了。可能师涛才放出来两个礼拜,还是没有心理准备。

记者:对师涛可以刑满前提早释放有什么看法?

潘嘉伟:我的看法是,虽然提早释放了他,但是总觉得(当局)在网络方面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减少。最近还有那么多的打压,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悲观的看中国的现象。

因雅虎电邮被捕

2004年师涛将北京方面下达的维稳指令中要求“六四”十五周年的相关内容,发送给海外网站《民主通讯》并且公开发表到网上。当时国安部门向雅虎香港控股公司提出要求提供师涛的个人用户信息,之后作为最终在法庭上指控师涛涉嫌“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并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

雅虎公司的行为被指是配合独裁政府打压言论自由,2007年美国政府就事件举行听证会,雅虎公司代表承认错之余还承诺提供师涛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宁的家人金钱上的协助,同时还成立基金帮助因言获罪的中国异见人士。

但雅虎的行为并没有获得民众谅解,仍然不断遭到指责,师涛案发生后雅虎在中国的业绩一直惨淡,直到月前正式宣布撤离中国的业务。

师涛出生于宁夏,1986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后转入政治教育系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庆安宇航设备公司子弟校,担任政治课教师。之后曾在陕西《消费者导报》、《华商报》、《各界导报》、《劳动早报》《西安商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

曾和师涛有过多次联系,独立笔会成员浙江媒体人昝爱宗告诉本台记者:现在很多记者很容易被陷害,我们以前开会的时候,领导经常说这次会议传达什么文件,和精神,师涛也没有拿到文件的原文,只是记录了下文件的要点,严格说不在限制之内,如果是把大文件原封不动的穿给人家那还可能,文件传达到师涛这级就已经不算秘密了其实,怎么能把他判刑呢,这不是陷害人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全国记者时刻都由“被泄密的风险”目前国家还不会对他进行补偿,因为还没有民主化,民主化后我想会对他进行补偿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有時北京用人用完了就像廁紙一樣棄掉”




《名星》孟斌 專稿



1976年“四五運動”後,香港左派活動陷入低潮。但沒過幾年,在中英談判期間和隨後的過渡期,左派又開始大展拳腳。

1970 年代末,隨著租約到期臨近,香港主權問題也浮出水面。此時的中國大陸也已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經過1979、1980年的外交接觸,1983年,中英兩國開 始關於香港前途的外交談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予中國,並實行一國兩制。

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為編訂《基本法》,1985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費彝民、廖瑤珠等左派頭面人物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在 “一個中國”的感召和中間左派的帶動下,一些在港英統治時期身處高位的官員,包括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包括前高官,都參加到為香港回歸而出謀獻策的隊伍中 來。如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范徐麗泰、李鵬飛。這些人與傳統左派一道,對香港的平穩過渡作出了貢獻。整個80年代,中共在港統戰工作基本上擺脫了“一 左兩窄”,可謂一片欣欣向榮。

正規的建黨活動從90年代開始。《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工商界和專業人士為代表的席 胡法光、譚惠珠等人於1991年成立了香港自由民主聯會(自民聯),1991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地區直選中慘敗,因為未占社會大多數,而選舉制度採取單議席 而非比例代表制,18個議席僅取得一席,其餘皆由民主派獲得。1994年,另一個以工商專業界人士為主的香港協進聯盟成立,成員有劉漢銓、蔡素玉。兩個政 黨於1992年7月被併入新成立的民建聯。

建黨後,傳統左派以民建聯和工聯會為核心,加上由工商界人士組成的被視為中間派的自由黨,構成了當前香港政局“親建制派”,被其政治對手泛民主派人士稱為“保皇黨”。

民建聯成立之日,正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到任的第二天。彭定康任內,忠實地為英國在香港回歸後的潛在利益作出最後布局,回歸的最後五年裡,彭與親建制派多方交手。

彭 定康上任伊始,便擬大幅增加選民基礎的“新九組”方案。此方案遭到了中共的強烈抨擊,左派積極加入到反對的行列中。人大港區代表、著名左派律師廖瑤珠從內 容上剖析了“政改方案”與基本法相抵觸之處,並力斥彭定康玩弄假民主。中共宣布“另起爐灶”後,自由黨加入臨時立法會,推翻了不少被認為“對特區政府運作 做成障礙”的法例。


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出 任首任民建聯主席的曾鈺成的表態最好不過地闡釋了當時左派對中英對峙和香港回歸的態度。他說:“儘管英方和彭定康破壞了中英磋商和合作的基礎,但絕大多數 港人仍然希望英方與中國恢復合作。但如果英方一意孤行的話,中國政府應採取相應措施,盡早做好準備,充分發揮港區代表、委員的作用,在未來四年中與香港同 胞一起,為平穩過渡作出努力。”

可以說,這段時間是香港左派最春風得意之時,上通天庭,受到中央的寵幸,下接市民,受到很大部分市民的擁護,為平穩過渡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然而,種桃者非吃桃者。1997年,桃子熟了,“老左”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

“土共”、“左佬”、“左仔”,是今天香港人對曾經掀風作浪的香港“老左”的集體稱謂,帶點調侃,帶點蔑視,帶點恐懼,還帶點不瞭解——他們竭力付出,卻並沒有得到什麼。

傳 統左派中有很多政治單純的熱血之士。這樣的群體性格,在“北大人”看來,衝鋒陷陣之時可用。但是,面對翻雲覆雨的政治手段和的路線鬥爭,正直的“老左”或 仗義執言,或默不作聲,或格格不入,總之是與中共漸行漸遠,自然得不到回報。同時,北京對左派“使用而不重用,階段性使用”的手法在97之前就已露出端 倪,最明顯的莫過於左中右都聞之肅然起敬的、與廖承志有親戚關係的廖瑤珠的遭遇。

廖瑤珠在英國接受正規法律訓練,一 直在香港與港英政府對著幹。“六四”後,她公開挺身而出,公開譴責北京,並在人大會議上動議為死難者默哀。此後,廖瑤珠律師便遭到冷落和排斥,直接受到來 自當時新華社的變相打壓。她陷於憂鬱,相當苦惱,終於在香港“回歸”之前的1997年3月30日,積勞成疾而去世。左派中不少人都哭斷腸。

廖瑤珠曾說了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愛國不分先後,但要分真假”。

與 廖瑤珠同樣命運的,還有曾與她同屬左派,但並不咬弦的羅德丞。過渡時期中英鬥爭激烈,羅為中方出謀獻策,立了不少功勞,曾被中方視為可以接受的未來行政長 官人選,由於英國人堅決反對等原因,中方轉而選擇董建華。羅棄選後,轉而支持李福善,後者在特首選舉第一輪便出局,羅方驚覺自己完全被遺棄,其所辦刊物 《香港之窗》雜誌也在回歸不久後因北京不再提供資金支持而停刊。

羅德丞退隱後曾慨嘆:“有時北京用人,用完了就像用完廁紙一樣棄掉”。

1997 年7月1日,香港回歸,董建華出任特區首任行政長官。“港英治港”從此變為“港人治港”。按常理而論,為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左”應論功行賞。可事實並 非如此。出身上海大資本家家庭的董建華上台後,並沒有將真正管治權力下放給傳統左派人士。在董建華八年的執政期間,儘管親建制派數次站出來“挺董”,然左 派始終無一人晉身三司11局當中。

傳統左派人士不僅無法在香港事務上爭取更大發言權,在許多方面,所受限制甚至遠甚於97之前。
2005 年董“腳痛”下台之事,不少平日能“直通天庭”的本地左派領導人,並未能洞悉先機。而新上台的曾蔭權隸屬“港英餘孽”,回歸前與傳統左派更是多次交鋒。這 反映了上台不久的胡溫的對港政策新思路——摒棄從前的鬥爭思維和個人渠道,偏重公務員隊伍和專業人士。胡溫上台後的對港新思維,使得傳統左派影響力進一步 下降。

“老左”一天天失寵,被中共視為左派中最為忠厚老實的曾鈺成也不得不出來發聲。2006年,以冷靜見稱的曾鈺成,撰文批評政府新任命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劉細良,認為他過去曾對愛國愛港人士作出過好多尖酸刻薄的評價,後再與支持劉細良的鄭經翰展開隔空罵戰。

曾鈺成陳述,香港愛國人士“只有辱,沒有榮”,道出了左派50年來的心聲。(《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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