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 柯宇倩
膚色較深、輪廓明顯的朱維立，笑著否認自己具有原住民的血統，不過他所服務的對象，和原住民一樣屬於台灣的弱勢群體——受到資方不公平待遇的勞工階級。
從學生運動走向勞工運動
1979年出生的朱維立，如今是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簡稱“自主工聯”）執行長，總陪著勞工進行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動、舉行記者會，為媒體報導中代表勞方對抗資方的常客。
不過，朱維立一開始關注的，並非勞工運動。1987年台灣解嚴後，沈寂多時的社會力量蓬勃發展，解嚴後的第一個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也在1990年結合了社會上一直存在的改革呼聲應運而起，示威者要求執政黨進行政經改革、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這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不只喚起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腳步，也讓學生運動社團在校園中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受到父親“憂國憂民”情懷影響的朱維立，很自然地在進入大學後，對學運議題產生興趣。朱維立的父親為湖南人，身為空軍的朱父，在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前往台灣，當時年僅19歲，隨後一直在軍法體系中任職，一路做到國防部軍法局少將退伍，期間認識了在國營的農民銀行（從前的四大銀行之一，現與合作金庫合併）上班的妻子。
雖然朱維立的父母均在公職體系中任職，但朱維立並未跟著投身軍公教的領域，反而是父親愛唸書、愛讀報的習慣影響了他，令他也相當愛讀書。朱維立說，父親是軍中的文職系統出身，因此比較不像其他武官，不是一個獨裁的父親，父母的教育方式也不像其他的家長認為子女過平凡生活、一路發達就好，而是經常與子女討論國家現狀與問題，父親退休至今已經20多年，仍非常關心台灣的發展，尤其在兩岸關係日趨緊密的今日，更是經常探討兩岸的未來。
朱維立說，父親對社會的關注，不只停留在口頭上而已。2010年底，已高齡81歲的朱父，帶了一批隨國民黨到台灣的第一代與第二代子女，以及一些商人，一行500人浩浩蕩蕩前往湖南，進行文化交流的工作。樂於接受新知的朱父，思想上也相當開明，雖然當年國民黨大力宣傳“反共抗俄”的思想，但為了研究湖南，朱父開始讀起毛澤東、朱鎔基等人的文章。朱維立在之後投入社會運動中，多少受到父親這種“憂國憂民”情懷的影響。
一開始，朱維立參與的是學生運動。就讀輔仁大學哲學系時，台灣剛經歷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運達到顛峰的時期，其中最大的學運就是“野百合”，學運社團也因此在校園中蓬勃成立。輔仁大學的“黑水溝社”原名“大陸問題研究社”，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更名為“黑水溝社”，其中黑水溝為台灣海峽的別稱。該社是輔仁大學裡著名的異議性社團，長期投入各項改革運動，朱維立便是此社團的一員。
當時“黑水溝社”較關注的為台灣各大學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與美國頂尖大學多半為私立學校的情況相反，台灣的知名大學大多是公立學校，輔仁大學雖然在台灣私立大學中的排名數一數二，但與公立大學相比，在教育資源上仍有明顯分配不均的情況。朱維立指出，台灣大部分勞工階級的子女唸的都是私立大學，但台灣有80％的教育資源集中在公立大學裡，私立大學的學費比較貴，設備卻不如公立大學，因此“黑水溝社”不斷抗爭的一項議題，就是反高學費，而從教育品質的問題出發，朱維立進一步看到整個台灣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
除了學生權益外，“黑水溝社”也關注各式各樣的社會改革議題，朱維立因此廣泛接觸各種社會問題，包括環保，勞工，政治等領域。
不過，90年代初期盛行的學運，在民進黨執政後很快開始走下坡。民進黨崛起的原因為結合黨外勢力與社會運動，但當民進黨2000年上台後，逐漸拋棄社會運動，台灣的社運開始面臨前景未明的狀態。朱維立指出，大學時代，他們的目標之一是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但他們也慢慢見到民進黨在崛起、茁壯，到之後即將執政時，本質實際上比國民黨還糟糕，因而對民進黨失望。
雖然當時的社會運動處在低潮期，但朱維立仍舊參與了一些零星議題。由於台灣西部的礦藏越來越少，水泥業大量移往東部地區，造成好山好水的花東環境遭破壞，而花東雖然住有許多原住民，但他們仍屬弱勢群體，不了解如何維護自身權益，因此朱維立在這段時間投入了花東地區的反水泥運動，守護自然環境與居住品質，此外，反核運動也有朱維立的身影在。
鐵路工會開啟投入工運的大門
大學時代雖然已開始接觸社會運動，但一直到研究所時，朱維立才開始專注於勞工項目。大學畢業後，朱維立考上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的哲學所，但他最後選擇進入政治大學。研究所時期的朱維立仍舊相當關注社會議題，並在研究所一年級時有機會參與台灣鐵路工會的抗爭運動。
國民黨執政時期，鑑於美國、英國等世界國家已開始推動國營事業的民營化，為了“順應世界潮流”，台灣也著手民營化的事宜。民進黨執政後，民營化的議程持續進行，牽涉的公司包括台灣鐵路。根據原先的計畫，台灣鐵路局將先在2004年6月完成公司化，成為鐵路公司，接著將股份賣給私人財團，於2007年6月完成民營化。
然而，反對台灣鐵路民營化者認為，鐵路與電信一樣，是一個民生必須的公共服務項目，若轉變為以賺錢為目的的營利機構，只會專注於從員工和消費者身上牟取利潤，將造成裁員、票價提高、犧牲偏遠地區居民權利等等負面結果。朱維立見到政府把公共服務一路帶往私營方向後，也研究了其他國家的國營事業轉成民營化，發現其中出了許多問題，因此站到反對的一方，一同呼籲民營化就是將公共財交到私人財團手上，無法為員工和消費者帶來最大的福利。
於是，朱維立在研究所一年級時加入了台灣鐵路工會公司化對策研究小組，從此從學生運動真正走向實際勞工議題的研究。成為鐵路工會研究小組研究員後，朱維立將重點放在研究政府提出的公司化政策，並學習如何提出策略，擬定、執行一場抗爭。朱維立也必須向工會會員分析台鐵遭遇的問題與民營化後的利弊得失。當時，工會認為在2004年總統大選前以罷工的方式對抗政府的公司化、民營化政策，能取得最大成效，因為正好是政權最薄弱時刻。
台鐵工會原計畫2003年9月11日中秋節舉行大罷工，並在罷工前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罷工投票，不過當時工會內部意見分歧，加上政府祭出多項方案阻止罷工，中秋節當日的火車照常開出。之後，工會會員團結一致，讓會員大會順利召開，並由過半數會員投票贊成春節罷工，迫使勞資雙方展開談判，最後，政府同意台鐵民營化沒有時程表。
從2002年至2003年在台灣鐵路工會的經歷，給朱維立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讓他“深受台灣勞工運動感召”。他表示，1980年代末開始，台灣工會就已出現一連串的罷工，人數有時是100、200人，相對來說，擁有1、2萬名勞工的國營事業，即使在相似的工作條件下，卻始終沒見到國營事業的勞工罷工，因此這場台灣歷史上無前例的台鐵大罷工，讓朱維立獲得難能可貴的經驗。不過也因為將大量的時間耗費在此一抗爭上，朱維立並未拿到碩士學位，僅研究所肄業。
不過，讓朱維立對勞工議題擁有更深刻的認識與訓練，是離開台灣鐵路工會以後。2003年，朱維立進入自主工聯聯底下的一間盟會——基隆客運工會，在工會中但任秘書，慢慢累積基層工會經驗，很快的，朱維立參與了自主工聯的會務，身兼基隆客運工會和自主工聯的秘書，最後成為自主工聯執行長。
朱維立表示，在國營事業的工會時，面對的勞工是一群相對處於穩定狀態下的人，而自主工聯要面對的，則多半是民營企業的雇員，給了他很不一樣的經驗。自主工聯成立於解嚴後一年，也就是1988年。當時由於社會逐漸開放，勞工意識跟著上漲，但工會觀念卻不普遍，因此勞工權益無法切實實現、出現許多罷工行動，為了將勞工力量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權益，為勞工發聲的自主工聯於是成立。
所謂的“自主”，即勞工不受政府和資方的控制與壓迫。朱維立表示，自主工聯雖然歷史悠久，但一直沒有立案登記，如此將保有獨立與彈性。由於自主工聯是體制外工會，因此會員不只是已經存在的工會，還包括個人與其他勞工組織，除了協助勞工爭取權益、籌組工會外，自主工聯還提供勞工轉業或進修的服務。
台灣勞工權益每下愈況
朱維立進入自主工聯時，正是台灣自主工運處在低潮的時候，雖然多年來台灣勞工意識逐漸抬頭，但朱維立認為，台灣的勞工權益反而每下愈況。“勞工權益有時不是在法律或政策的主動保護下產生，而是靠勞工的力量去爭取。20年前台灣自主工運發展起來的原因，是經濟正在起飛，創造出台灣經濟奇蹟，勞工覺得，經濟有發展了，但我們仍犧牲這麼多，工時如此長，又沒有加班費，是否該獲得一些基本的回報？加上經濟改善，台灣勞工比較有條件去爭取回報。”
雖然當時台灣處於比較封閉的狀況，市場並未如此開放，但由於自主工運的發展，市場也逐漸打開，台灣政府開始進行海外佈局，產業出現外移的現象，包括之後集中資源發展的高科技產業。由於台灣走向自由化與全球化，不只台灣的企業要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勞工向雇主爭取權益時，也面臨了與其他國家勞工競爭的情況。而進入全球化的佈局後，上層的老闆們賺進大筆利潤，但基層的勞工卻越賺越少，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台灣勞工權益不升反降。
台灣的失業率在金融海嘯之後，曾於2009年達到歷史新高，為5.85％，雖然2010年12月此數字已降到5％以下，但領低薪的勞工卻越來越多，派遣勞工、非正規職等不穩定就業者人數增加。朱維立認為，台灣勞工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就業不穩定，雖然台灣逐漸走出金融海嘯，雖然政府的政策在拯救失業率上展現成效，但高失業的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台灣仍有一大群外籍勞工、臨時工，不斷在各個公司、企業間流浪。根據統計，台灣每周工作不滿35小時者，從2004年的7.98萬人，到2010年12月攀升至53萬人，不穩定就業者，是台灣的一大問題，也是自主工聯這幾年相當重視的議題。
除了不穩定就業外，台灣也出現工會生存面臨威脅以及工會組織率日益降低的情況。全球化導致越來越多的工廠倒閉、外移，因此原有的工會不是消失，就是會員人數急遽下降，包括著名且老牌的大同公司，都關閉許多台灣工廠，將廠房移至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朱維立表示，在工會組織率低的情況下，台灣卻號稱有1000萬名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實際上，在政治上長期優惠資方的情況下，據他所知，已加入工會的勞工不到100萬人，其中真正會主動去爭取權益、而非只希望工會幫忙辦理勞、健保者，只有8％左右，與美國、歐洲等勞工權益較完善的國家相比，完全不成比例。種種原因，都使得台灣的勞工條件越來越差。
另一方面，台灣的勞工意識雖然稍有改善，但仍舊沒那麼高。台灣的工業化發展很慢，與歐美等工業化發達國家相較，台灣的工會組織起來很不容易。歐洲是工會組織發源地，各國的工運傳統都相當久遠，歐洲的工會組織不僅成熟穩健，其勞工標準也是全球看齊的目標，歐洲的工會也往往在國際勞工組織中擔任重要的職位。
但台灣在50、6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面對“反共抗俄”的思潮，使得工會組織就等同於共產黨的思維，國民黨對工人運動進行鎮壓，導致台灣的工運起步很晚，加上台灣有相當多的中小企業，都令工會組織不易，對外宣傳的效果也不彰。
朱維立表示，自主工聯由於是體制外的工會，資源很少，人力有限，因此在關注政府勞動政策的制訂外，只能集中心力在幾個項目上，例如金融海嘯前，自主工聯關心公營與私營企業的派遣勞工，因為這些勞工沒有福利保障，隨時都可能被解雇，其中一項成果便是協助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女性派遣勞工，爭取館方直接雇用這些人。金融海嘯時，由於企業紛紛縮減人力，自主工聯收到許多勞工申訴案件，這些人或是裁員、或是放無薪假，自主工聯透過抗爭與陳情，慢慢讓申訴者得以回到原工作單位，並籌組自己公司的工會，例如協助做蘋果iPhone手機代工的勝華科技，以及為宏達電（HTC）、三星、LG生產觸控面板的洋華光電。
為了改善勞工工作條件，目前自主工聯致力籌組新興產業的工會，為這些過去從未參加過工會者提供保障。例如成立20年來一直沒有工會的家樂福，自主工聯便為其員工籌組企業工會。
而工會成立後，如何永續經營，則是更重要與困難的問題。朱維立指出，這些工會遇到的極大問題是資方打壓嚴重，因此自主工聯的作法是儘快爭取員工加入工會，讓工會組織的力量做大，同時也進行相當多的勞工教育，內容從勞工法令的認識、對自己企業的瞭解、未來面臨的問題、策略討論等等均有。朱維立解釋，員工必須了解自己的企業，因為在勞資協商時，唯有清楚企業的發展狀況和困難所在，才更有機會爭取大家都接受的勞工權益。而在爭取更多人加入工會時，工會也應該瞭解為什麼有人拒絕進入工會，才能針對拒絕的原因說服對方。
產業與工運皆全球化
過去，在台灣的外商公司工作，福利與待遇都比在本土公司服務要好。但朱維立認為，在全球化發展下，外商公司與本土公司的工作條件也越趨一致，例如自主工聯協助過的歐洲最大量販集團家樂福，福利並未更好，零售巨頭沃爾瑪更是經常出現血汗工廠的報導。“讓利潤越來越高的方式，就是壓榨勞工、不准組工會，其實大陸的台商公司也有這種情況，甚至被批評為比韓資公司更糟。”朱維立解釋，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在國際分工底下屬於弱勢群，因此不得不想盡辦法產出利潤。“台灣的張忠謀、郭台銘再怎樣佈局，有可能像韓國的三星那樣強勢嗎？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的力量很弱，所以必須向中國靠攏，但都只是全球化分工的結果，企業的壯大就是先搶先贏，先搶到市場的，就會回過頭剝削後進者。”
在外商與本土公司對待員工的條件都差不多的情況下，員工必須自救，將希望先放在現有公司的身上，而隨著時代變遷，朱維立表示，勞工應認識到台灣產業的全球化發展，已衍生出攸關自身利益的問題。如今的台灣，不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而是出現越來越多跨國的大企業，全球化使得企業出現外移潮，在台灣工廠中擁有3000、4000名員工的“大”企業，如果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其在中國大陸、東南亞的工廠可能雇有2、3萬名員工。“台灣的大企業都普遍是這樣的佈局，所以光台灣的勞工進行罷工有用嗎？你罷工，台灣老闆就把工作送到大陸做。”
因此，自主工聯發現到，勞工在爭取權益之際，也應該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讓自己全球化。自主工聯協助成立工會的第一家高科技公司為勝華科技。勝華科技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大量裁員、減薪、讓員工放無薪假，其中許多人為了與資方共體時艱，簽下無薪休假同意書者，但不到半個月就被裁員，此外，勝華在訂單回升後，優先雇用派遣工，而非重新雇用老員工，都令員工相當氣憤。2009年，自主工聯為勝華科技的員工爭取撤回解雇令、改善勞動條件、與勝華科技自主選出的勞工代表直接對話等等權益。
在協助勝華科技員工的過程中，自主工聯也進行了國際工會的串連。勝華科技不只為美國蘋果的主要代工廠，客戶還包括芬蘭的諾基亞（Nokia）和韓國的LG。因此自主工聯串連了歐美的勞工、聯絡美國消費者團體，也前往蘋果電腦和諾基亞的台灣分公司前抗議，在抗爭國際化的過程中，朱維立讓台灣的勞工認識到，自己的權益不是靠個人的力量就能決定的，而是與整個企業的發展和其他地區的勞工有關，當資方在做全球化佈局時，台灣的工會也要國際化。
不只如此，朱維立自己也更加瞭解台灣勞工的處境與工運的腳步。“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們在與美國和英國工會交流時，台灣的勞工一直喊，都是大陸、東南亞勞工搶了台灣勞工的飯碗，一個美國工會領袖站起來說：‘你們現在抱怨的事，跟美國勞工20年前抱怨的是同一件事，當時，我們覺得台灣勞工搶了美國勞工的飯碗。’”
自主工聯協助勝華科技的結果，讓一半被裁的員工得以重新被聘雇，另一半的人則在自主工聯的安排下轉業。自主工聯將觸角拓展至世界海外後，也促使其他地方的勞工國際化，例如中國大陸的勞工遇上勞資糾紛時，也會找自主工聯申訴。
除了公司外部的全球化外，內部員工的全球化情況也不可忽視。朱維立指出，台灣工廠裡出現越來越多不同族群和種族的勞工，不論是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到台灣工作的外勞，或是中國大陸、越南等國嫁到台灣後，出外工作的外籍配偶，都讓勞工問題更為複雜。“種族在各國都是很難避開的問題，台灣的資方會巧妙利用種族或族群紛爭，制造勞工彼此間的分化，比如台灣勞工放無薪假，外籍勞工卻加班，台灣勞工就覺得這些人搶了他們的飯碗，而不去思考團結後的優勢。或是老闆剝削外籍勞工，簽無薪假同意書的時候，只給中文版。
因此，朱維立也開始正視工會裡的種族問題，“我們會與工會溝通：你們要歧視這些人，還是要把他們當成工會的一員？依照國民平等待遇原則，即使他是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也應該享受跟台灣人一樣的待遇。”不過，畢竟不論是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的勞工，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上都可能與台灣人有明顯的差異，朱維立坦承各民族平等還只是個理想，仍有一段路要走。
台灣工運應走向“三化”
想提升台灣的勞工意識，還要花許多時間進行宣傳和教育，而隨著時代變遷，台灣勞工運動與20年前的工運所面臨的挑戰已不太一樣，除了最重要的國際化外，朱維立認為，台灣勞工運動還必須社會化與政治化。
朱維立解釋，工運需要社會化，因為必須讓社會其他階層的人瞭解“為什麼你的工時長、沒有加班費，並非只是一個個別問題，而是一個整體社會問題”，如此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推動議題的改善。工運也需要政治化，因為爭取加班費、爭取加薪等等，都不只是錢的問題，還是個政治問題。“在台灣，國民黨和民進黨除了統獨問題外，其實沒有兩樣，台灣應該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外，建立起屬於工人自己的政黨，如歐洲國家般為勞工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源。”
在走向“三化”的同時，朱維立認為，台灣的工運應該採取新的抗爭模式，讓更多人關注勞工議題。“以往的自主工運重點在於，工會成立後如何發動罷工，多半以悲情為訴求，但最近幾場抗爭中，我們現在開始採用新的抗爭模式，尤其金融海嘯後，我們會說自己在搞藝術作品般的抗爭。”朱維立微笑舉例，協助勝華科技時，他們的策略不只向勞委會、行政院等政府單位陳情，也開始突襲宏達電或蘋果的產品發表會。
“我們在過程中認識到為什麼蘋果這麼賺錢，所以更加明白如果只有台灣勞工陳情時，蘋果不太會理會，因為台灣市場對蘋果來說根本不重要，但如果加入大陸和東南亞的勞工，情況就不一樣了，蘋果有很多代工工廠都設在這些地區。”朱維立說。
勝華科技之後，自主工聯把重點放到公家機關，投入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人的抗爭中。朱維立發現，大部分使用派遣人員的是政府單位，其中不乏違反《勞基法》的情事。“政府都違法了，如何管企業？”朱維立說，國立台灣美術館的派遣工，對藝術領域很有興趣，幾乎都擁有高學歷，他們在美術館中做導覽、服務台的工作，但這些派遣員工以每3個月簽一次勞動契約的方式，工作已經5年，領的薪水卻一直只有台幣兩萬元（約美金700元），還沒有國定假日、特休假、 婚喪病假、加班費，更不可思議的是，派遣公司在女性應徵時要求繳交驗孕報告，懷孕者拒絕雇用。
“國立美術館不像台灣其他美術館，會與世界各地博物館進行合作、引進它們的收藏，國立台灣美術館佔地1500坪、不收門票、只做台灣當地的藝術家展覽，可以這樣經營的美術館，為什麼要剝削勞工？”因此，朱維立與同事利用國立台灣美術館不用門票的特點，直接衝進美術館中拉布條抗議，扮演一些名畫主角，聲援派遣勞工，作勢離開美術館，代表連名畫都不願意進入美術館中。
在抗爭中看見成長
從大學時投入學運，到研究所時踏入工運，雖然一路走來總在抗爭中度過，但朱維立回想起來仍是滿滿的感動。他記得勝華科技的抗爭，一開始是桃園工廠的工人首先站出來。由於該工廠是勝華在崛起的勢頭中併購的一間廠，因此勞工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員，相較之下，其後出來抗爭的台中廠，則多半是中、高齡的勞工。在反應較好、學習能力較強的年輕勞工面前，這批中、高齡勞工顯得弱勢，但逐漸的，這群原本“只會切割面板”的生產線勞工，也開始會收發電子郵件，開始自己寫新聞稿，在大家的付出下，大陸廠也站出來抗爭， 隨後透過媒體的傳播，示威發揮了更大影響力。在這場不論是年輕或高齡勞工，都因為失業或放無薪假而為自己發聲的行動中，朱維立看到了勞工的團結和成長，也意識到工會對這些人的重要性。“在工作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工會的存在是他們解放和宣洩的窗口，他們可以到工會辦公室和工會幹部談事情、互相交流學習。”
“我其實從這些勞工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朱維立表示，學生時代接觸的學運，充滿熱情與理念，可以奮不顧身、不管現實條件地投入一場運動中，但從工運中，他瞭解到什麼是現實問題。“工人的抗爭，不是光在媒體呈現出的、上街頭的那一天而已，也不是光喊勞工團結的口號就好，他們的抗爭是無時無刻都在發生的，它還要花很大的心力去組織、去教育，也要有些手段。”
朱維立說，勞工人數很多，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同，所以團結並不容易，但也因為如此，一旦勞工們最終團結了，並持續堅持下去、願意學習、願意改變觀念，才更令人印象深刻。“這些勞工本來沒有工會，也只考慮個人，到後來開始認識到唯有團結才能爭取權益，並且互相支持，最終改變現況，這個過程總讓我很感動。”
而未來，朱維立仍將持續在勞工教育、成立新工會上努力，將自主工聯老盟會的經驗，傳承給新的工會，讓台灣的勞工條件走上更完善的道路。（《明鏡月刊》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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