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撲朔迷離的重慶模式
【明報專訊】今年大陸兩會結束，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交班過程，新班子好似去敵佔區接受敵產。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眼球的重慶模式，壽終正寢。雖然餘波未消，各種風聞還在民間流傳，一度風聲鶴唳，但是，種種象表明，薄熙來和他的所謂重慶模式的謝幕，應該已經成為定局。剛剛得到的消息，王立軍的定性雖在情理之中，薄熙來得到的嚴厲對待，顯然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但是，所謂的重慶模式，到底是怎麼回事，在很多人心目中，卻依然是個謎。譽之者稱之為「社會主義3.0版」，之者罵它是文革複歸。很多人儘管對唱紅持有異議，但總覺得重慶打黑，總沒有錯。儘管薄熙來已經銷聲匿多日，坊間關於他的去向，有諸多的傳聞，甚至在重慶以外相當一部分人眼裏，薄熙來至少還是個失敗的英雄。
唱紅不過是一種象徵
唱紅打黑是重慶模式的標誌，但唱紅不僅僅是組織人們唱紅色歌曲，也不限於樹毛的雕像、組織人發紅段子之類的搞所謂紅色文化。打黑，也不是簡單地打擊黑社會，整頓社會秩序。實際上，唱紅不過是一種象徵，一種「跟毛澤東走」，「按毛主席的辦法辦」（薄熙來語）的象徵，或者說，是重拾毛時代意識形態的象徵。顯然，在當今的中國，至少在統治系統內，沒有人可以否定這樣的「紅色」象徵，包括它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甚至在某些人看來，這樣的意識形態，具有中國革命原初本色，因而更加具有合法性。當然，所謂的唱紅，也是對那些對現實不滿的底層民眾的一種回應，這些底層民眾，用以對抗現實壓迫的武器，就是回歸過去，尋找毛的價值。而打黑，則是一箭雙雕的好戲，一方面整頓社會秩序，贏得民眾的好感，一方面借打黑整肅重慶官僚層，建立自己的高壓統治。唱紅和打黑，都是毛時代運動式的推進，憑藉黨政的行政槓桿，警察的暴力，以組織系統，利用權力動員群眾展開。值得注意的是，薄熙來賴以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的幹將，是一個從遼寧帶來的、以「鐵腕」著稱的警察頭子，所以，重慶的唱紅打黑，從一開始，就有了警察統治的色彩。唱紅打黑，都需要重建和擴張重慶的警察，建設一支屬於他們自己的隊伍。
「打黑」還是「黑打」？
所以，唱紅本身意識形態所包含的「打富濟貧」，落實到打黑過程中，就是一大批重慶的民營企業家在運動中變成了黑社會頭子或者涉黑骨幹，據參與刑辯的律師講，重慶打黑的案子，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問題的。很多案件，根本就是假案和錯案，大部分都是靠刑訊逼供落實的罪名。在沒進入司法程序，還未及定罪之時，這些企業家的財產，就已經被沒收，成為警察擴張的資本。在王立軍治下，重慶的警察裝備好，待遇高，連服裝都跟別的地方不一樣，靠的就是打黑弄來的錢。從這個意義上說，把重慶的打黑說成是黑打，一點都不過分。
當然，由於唱紅打黑原本就有迎合部分民眾的意思在，走的就是某種民粹路線，打黑過程中，雖然罔顧法律，但畢竟能夠暫時地改善社會治安。建立街道的多警種混合的警察平台，系統的治安報警網絡，也許主要是對付「群體性事件」的，但對於社會治安，也有好處。中國多次嚴打的經歷告訴我們，儘管嚴打是對法制的破壞，但只要社會治安得到了暫時的改善，民眾就一定擁護。應該說，在唱紅打黑過程中，重慶的民粹路線是得到了重慶民眾的部分回應的，同時也贏得了重慶以外的人們的某種好感。雖然歷史告訴我們，在毛時代，這樣由當局出於政治目的策劃的「打黑」運動，比如鎮反運動，由於完全無視法律，最終會的代價是民眾基本生命安全被置於沒有保障的境地，在此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被傷害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到文革形成普遍的紅色恐怖，人人自危。但民眾都是健忘的，而且，即使當時經過這些事情的人，也未必能有這樣深刻的認識，畢竟，中國對於政治運動和文革，都沒能進行過反思。
不過，重慶模式並不僅僅有唱紅打黑，還有一系列的經濟動作。在一個號稱「經濟沙皇」的操盤下，重慶相當大幅度的經濟改革，有高調的招引外資，整合國企，地產拉動的大幅度的國企擴張。當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這樣的工程，跟唱紅打黑展覽一樣，一直都是重慶的招牌性的項目，都是給人看的。只要外面來了人，必然會被拉去看這些工程。據說，不僅有安居工程，而且重慶還有對個體創業的無息貸款，所以，一時間，雖然大的民營企業被打掉了很多，但小的企業卻也興起了不少。這就是某個著名學者講的，在重慶，不存在國進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只是，這樣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是很費錢的，而且基本上很難收回成本。這樣的工程，現在看來，就是靠寅吃卯糧和高額借貸實現的。換言之，後面的事很麻煩。重慶人可能暫時得到了好處，但以後可能會陷入高債務的困境。
對於重慶模式的始作俑者來說，這一切無非是一場豪賭的手段。用唱紅來給自己披上保護色，吸引對現實不滿的民眾的眼球，用打黑來安撫民心，再用民生舉措來給民眾一點甜頭。只要把民生和民粹的旗幟舉起來了，重慶也就成了面吸引世界注目的旗幟，而薄熙來和王立軍們，也就成了具有個人魅力的新時代領袖。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到中共的更高層，只要民意足夠，官意足夠，即使有人想攔阻，也擋不住。一旦爬到了高層，重慶這邊即使出了經濟上的問題，留下的爛攤子，自然有人會給他去消化。
薄熙來現象和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基於兩個背景。首先，在一個後威權時代，由於權威的不再，中共領導層的選拔，不能再依賴權威指定，所以，就給像薄熙來這樣的具有野心的人，以非常手段競爭大位的機會。其次，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政改遲遲不肯推動，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嚴重失衡，官民矛盾異常尖銳，中國社會問題成山，改革的果實，民眾不僅得不到分享，反而有愈來愈大的被剝奪感，群體性事件，愈出愈多。如果一個地方大員出來，打為民眾做事，解民眾疾苦的招牌，出民粹牌，馬上就會成為全國視線的焦點，不言而喻地可以爭取到相當多的民意支持。即使中共的高層，在困擾於群體性事件的紛擾之際，如果有種模式可以在不改變政體的情下，把社會穩住，似乎也看到了某些希望。重慶模式一度甚囂塵上，其實，從上層和下層，都有相當的呼應。
經濟上難以為繼政治上內部緊張
只是，重慶這種半個毛體制的再現，具有毛體制自身的致命弱點，經濟上難以為繼和政治上的內部緊張。在今天，中國已經走向開放30多年之後，這樣的弱點就更加突顯。重慶模式自爆之後，中國社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會愈來愈嚴重，野心家的土壤還在，野心家也還會有，這些，都是中共未來的新領導人所必須面對的。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唱紅不過是一種象徵
唱紅打黑是重慶模式的標誌，但唱紅不僅僅是組織人們唱紅色歌曲，也不限於樹毛的雕像、組織人發紅段子之類的搞所謂紅色文化。打黑，也不是簡單地打擊黑社會，整頓社會秩序。實際上，唱紅不過是一種象徵，一種「跟毛澤東走」，「按毛主席的辦法辦」（薄熙來語）的象徵，或者說，是重拾毛時代意識形態的象徵。顯然，在當今的中國，至少在統治系統內，沒有人可以否定這樣的「紅色」象徵，包括它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甚至在某些人看來，這樣的意識形態，具有中國革命原初本色，因而更加具有合法性。當然，所謂的唱紅，也是對那些對現實不滿的底層民眾的一種回應，這些底層民眾，用以對抗現實壓迫的武器，就是回歸過去，尋找毛的價值。而打黑，則是一箭雙雕的好戲，一方面整頓社會秩序，贏得民眾的好感，一方面借打黑整肅重慶官僚層，建立自己的高壓統治。唱紅和打黑，都是毛時代運動式的推進，憑藉黨政的行政槓桿，警察的暴力，以組織系統，利用權力動員群眾展開。值得注意的是，薄熙來賴以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的幹將，是一個從遼寧帶來的、以「鐵腕」著稱的警察頭子，所以，重慶的唱紅打黑，從一開始，就有了警察統治的色彩。唱紅打黑，都需要重建和擴張重慶的警察，建設一支屬於他們自己的隊伍。
「打黑」還是「黑打」？
所以，唱紅本身意識形態所包含的「打富濟貧」，落實到打黑過程中，就是一大批重慶的民營企業家在運動中變成了黑社會頭子或者涉黑骨幹，據參與刑辯的律師講，重慶打黑的案子，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問題的。很多案件，根本就是假案和錯案，大部分都是靠刑訊逼供落實的罪名。在沒進入司法程序，還未及定罪之時，這些企業家的財產，就已經被沒收，成為警察擴張的資本。在王立軍治下，重慶的警察裝備好，待遇高，連服裝都跟別的地方不一樣，靠的就是打黑弄來的錢。從這個意義上說，把重慶的打黑說成是黑打，一點都不過分。
當然，由於唱紅打黑原本就有迎合部分民眾的意思在，走的就是某種民粹路線，打黑過程中，雖然罔顧法律，但畢竟能夠暫時地改善社會治安。建立街道的多警種混合的警察平台，系統的治安報警網絡，也許主要是對付「群體性事件」的，但對於社會治安，也有好處。中國多次嚴打的經歷告訴我們，儘管嚴打是對法制的破壞，但只要社會治安得到了暫時的改善，民眾就一定擁護。應該說，在唱紅打黑過程中，重慶的民粹路線是得到了重慶民眾的部分回應的，同時也贏得了重慶以外的人們的某種好感。雖然歷史告訴我們，在毛時代，這樣由當局出於政治目的策劃的「打黑」運動，比如鎮反運動，由於完全無視法律，最終會的代價是民眾基本生命安全被置於沒有保障的境地，在此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被傷害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到文革形成普遍的紅色恐怖，人人自危。但民眾都是健忘的，而且，即使當時經過這些事情的人，也未必能有這樣深刻的認識，畢竟，中國對於政治運動和文革，都沒能進行過反思。
不過，重慶模式並不僅僅有唱紅打黑，還有一系列的經濟動作。在一個號稱「經濟沙皇」的操盤下，重慶相當大幅度的經濟改革，有高調的招引外資，整合國企，地產拉動的大幅度的國企擴張。當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這樣的工程，跟唱紅打黑展覽一樣，一直都是重慶的招牌性的項目，都是給人看的。只要外面來了人，必然會被拉去看這些工程。據說，不僅有安居工程，而且重慶還有對個體創業的無息貸款，所以，一時間，雖然大的民營企業被打掉了很多，但小的企業卻也興起了不少。這就是某個著名學者講的，在重慶，不存在國進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只是，這樣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是很費錢的，而且基本上很難收回成本。這樣的工程，現在看來，就是靠寅吃卯糧和高額借貸實現的。換言之，後面的事很麻煩。重慶人可能暫時得到了好處，但以後可能會陷入高債務的困境。
對於重慶模式的始作俑者來說，這一切無非是一場豪賭的手段。用唱紅來給自己披上保護色，吸引對現實不滿的民眾的眼球，用打黑來安撫民心，再用民生舉措來給民眾一點甜頭。只要把民生和民粹的旗幟舉起來了，重慶也就成了面吸引世界注目的旗幟，而薄熙來和王立軍們，也就成了具有個人魅力的新時代領袖。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到中共的更高層，只要民意足夠，官意足夠，即使有人想攔阻，也擋不住。一旦爬到了高層，重慶這邊即使出了經濟上的問題，留下的爛攤子，自然有人會給他去消化。
薄熙來現象和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基於兩個背景。首先，在一個後威權時代，由於權威的不再，中共領導層的選拔，不能再依賴權威指定，所以，就給像薄熙來這樣的具有野心的人，以非常手段競爭大位的機會。其次，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政改遲遲不肯推動，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嚴重失衡，官民矛盾異常尖銳，中國社會問題成山，改革的果實，民眾不僅得不到分享，反而有愈來愈大的被剝奪感，群體性事件，愈出愈多。如果一個地方大員出來，打為民眾做事，解民眾疾苦的招牌，出民粹牌，馬上就會成為全國視線的焦點，不言而喻地可以爭取到相當多的民意支持。即使中共的高層，在困擾於群體性事件的紛擾之際，如果有種模式可以在不改變政體的情下，把社會穩住，似乎也看到了某些希望。重慶模式一度甚囂塵上，其實，從上層和下層，都有相當的呼應。
經濟上難以為繼政治上內部緊張
只是，重慶這種半個毛體制的再現，具有毛體制自身的致命弱點，經濟上難以為繼和政治上的內部緊張。在今天，中國已經走向開放30多年之後，這樣的弱點就更加突顯。重慶模式自爆之後，中國社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會愈來愈嚴重，野心家的土壤還在，野心家也還會有，這些，都是中共未來的新領導人所必須面對的。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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