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与北京的爱与痛

2011年12月19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猝死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使此前东西方媒体关于这位当今世界最神秘君王的健康状态的形形色色的传言（一年说、三年说，甚至本人早已于N年前死亡的“克隆说”等）不攻自破。通过电视镜头和互联网视频，朝鲜人民沉浸于无以复加的悲痛之中的情形，令中国人回忆起35年前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恍如隔世。但正如斯时斯刻，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想到“后毛”时代的大幕已经开启一样，今天朝鲜的一般民众，也许还来不及反应。但无论如何，在一片如丧考妣、哭天抢地的绝望氛围中，“后金正日”时代已悄然拉开了帷幕。

翌日上午10点，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前往北京的朝鲜大使馆吊唁金正日。胡主席对朝方表示：“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金正日同志不幸逝世深感悲痛，金正日同志是朝鲜党和国家的伟大领导者，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他为朝鲜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为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我们相信，朝鲜人民必将继承金正日同志的遗志，紧密团结在朝鲜劳动党的周围，在金正恩同志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稳定而不懈努力。”这段不长的公式表态，向外界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中方对金正日的盖棺定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这个规格极高的评价，彻底拂拭了5年前对平壤“悍然”进行核试验的愠怒和两年前对其再次铤而走险，置北京的颜面于不顾，实施核试验的光火；其二，北京以极其郑重的方式，首次认可了以金正恩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体制——此举意义甚大。

此两点的确意味深长。前者是对过去的总结，逝者已矣，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彼此间种种不愉快一笔勾销，统统化作美好的回忆，而目的恰恰是为了后者——共同面向未来。为了充分理解其中的深意，我们有必要把视线回溯到过往的17年，看一看在金正日政权时代北京与平壤的种种爱恨交织的情结。如此，方可参透北京此番表态的良苦用心。

1994年7月8日，“先帝”金日成主席崩殂。此前，尽管金正日经过20余年的历练，权力基础已经相当稳固，但出于东方“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形式上，金正日仍服丧三载后，才正式“登基”。且为了表达对“父君”的孝敬之意，尊金日成为“永远的主席”，党和国家均不再设主席职位，而金正日则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世袭独裁者。与此同时，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大浦洞1型），以示庆贺。紧接着，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修改宪法，以宪法背书的形式，实现了从“主体思想”到“先军政治”的国家路线转换——此乃“金正日时代”的开端。
在金正日政权初期，平壤对北京相对比较疏离。一方面，彼时的中国，尚未坐成经济大国，国内面临国企脱困等种种问题，在国际上比较低调，对朝鲜的影响力也日益低下。另一方面，在金大中执政时期，“半岛统一”声浪甚高，朝韩关系如日中天，2000年平壤朝韩峰会之后，韩国经援成为朝鲜的经济支柱。同时，华盛顿对平壤也比较“低姿态”。为解决第二次朝核危机，克林顿政权时期，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甚至亲访平壤。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之对平壤“鞭长莫及”，便可想而知。所以，金正日上台6年之后，才于2000年5月，首次访问了北京。

在金正日政权初中期，平壤一直在谋求跟美国“单挑”。而如果没有布什上台及其上台后发生的一切，这种可能性也未必绝对不存在。甚至在小布什已经把朝鲜钉上所谓“邪恶轴心”的耻辱柱之后，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平壤闪电访问时，金正日还请小泉给白宫捎话。但后来，随着布什全球反恐战略的全面铺开，日美军事同盟强化，金大中下台，“统一”的构图渐行渐远，韩国也越来越现实……对朝鲜来说，外部环境开始恶化。这时，对北京的依存才重新变得重要起来，这一点，从金正日访华的频度上亦可见一斑：越往后越频密，死前一年，拖着病体，连续三次访华。

平壤对北京的“温差”，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大气候”日益趋冷，使朝鲜当初的乐观预期彻底落空所致；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日益做大，在国际社会发言权大增，尤其是看到朝核危机泥淖化、长期化的危险，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所以开始主动出牌，寻求朝核问题的解决之策。2003年8月，在中方的多方斡旋下，首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至此，开始了以六方会谈框架解决朝核问题的新时期。该制度在创设之初，在国际上颇受好评，被认为是以多边机制解决地区性矛盾的一个创举。彼时正值所谓“胡温新政”时期，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始作俑者”兼主席国，俨然一副“负责任的大国”勇于承担国际事务的模范姿态。

然而，现实无情地嘲弄了中方宏大叙事的外交战略和良苦用心：经过历时六轮马拉松式的谈判，2009年4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朝核问题归零。作为主席国，中方好不尴尬，也很搓火，一度削减了对朝经援，以示对这个“坏孩子”的惩罚。回过头来看，平壤从开始到最后，其实始终在玩弄法律和文字游戏，以所谓“阶段性弃核”为砝码，来博取实利。应该说，基于对朝鲜政权实质及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致力于核开发的根本目的的理解，至少在六方会谈后期，北京对平壤内心的真实企图是有所了解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中方也看到从经济上牵制朝鲜的构图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特别是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欧日自顾不暇，而中国则靠4万亿元的救市效应，一举稳坐世界老二。结果，对朝经援和投资不仅未减，反而有所增加。这方面，甚至引起了日美的恐慌。日本媒体曾报道中国对朝鲜罗津港的租赁开发条约，认为其“不平等”堪比战前日本对“满洲国”的开发。此评价当否另当别论，但客观上，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渗透，日美确已难望项背。

而与此同时，金正日健康日益恶化（据西方媒体报道曾来中国治疗），北京当然不会无视“后金正日”时代朝鲜的权力移交问题和最坏情况下的风险管理及其应对预案。对北京来说，无论从朝鲜自古受周边大国左右的历史传统（或曰宿命）来看，还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力学关系”来看，“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政权，几乎只有亲中或亲美两种可能的选项。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北京必须力保实现前者的选项。如此，便能理解为何近年来，连续有数名大陆“国际片”权威人士因朝鲜问题而被捕判刑，如前驻韩国大使李滨、前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及前世界史研究所朝鲜问题专家李敦球等。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包括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在内的、涉及朝鲜最高权力的信息，早已被北京视为关涉自身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因此，西方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方近年来在朝鲜问题上形成了两条方针，一是“无核化”方针，二是“维稳”方针——即维护朝鲜半岛的现状与稳定。因为对北京而言，朝鲜即使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其核武对中国的威胁并不大。而其在政权转移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崩溃或陷于动荡的话，难民的大量涌入等风险则更加现实。更恐怖的一种前景是，朝鲜突然国体崩溃，三八线以南的美军介入，甚至基地北移，中国将失去朝鲜的战略缓冲，而不得不隔江与美国对峙，那无论如何是比现状的任何风险都要严峻得多的局面。

从这种视点出发，也能理解北京对以金正恩为核心的平壤第三代领导体制的认可。西方媒体注意到，在金正日猝死之前，大陆从来不曾正面报道过金正恩的来访，虽然朝方立“储君”已近三年，且金正日不止一次携正恩赴北京“托孤”。据日《朝日新闻》报道，2009年，朝方曾向中方正式通报接班人问题的方案，得到北京方面三条反馈：1、反对世袭；2、改革开放；3、弃核。

就是说，至少在两年前，中方并未承认金正恩作为权力继承人的合法性。当然，北京承认与否并不是决定性的，但作为地理上“唇齿相依”、历史上有所谓“献血凝成的友谊”的血盟国家，这种认可却也不完全是形式问题。从两年前的不认可，到两年之间的暧昧沉默、不予表态，到此番的高调承认，如此“脑筋急转弯”的背后，一方面是事态毕竟过于突然，突然到任何人都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只能说，从中国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承认其合法性，并助其平稳过渡，是风险最低的选择。

作者：刘柠，《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