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特約記者 葉發德
王軍濤
大事件：那麼，王先生能否預測，在未來政治角逐中，如果薄熙來一定會東山再起，那他到底有多大的勝算？
王軍濤：薄熙來不是必然東山再起。政治學剛開始科學化時，曾試圖研究決定性的規律。例如以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文化類型（包括宗教背景）或者社會階層關係之類的宏觀因素解釋政治體制的選擇和變革。但現在基本上放棄了這種觀念。現在主流認為，政治發展是通過一局一局的具體博弈決定的。為此還開發了博弈論作為主要推理工具。根據這樣的思路，薄熙來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能否通過維穩派的壓制和與自由派的競爭。
薄熙來在與維穩派的博弈中從來是輸家，從大連、遼寧到商業部、重慶都是如此。因為他的基本從政路數違背共產黨官場的潛規則，或者違背所有官場的潛規則。但是，與維穩派或當權派的博弈的勝負，本來就不是看當下的官場進退來評價的。而是為了未來作為政治領袖崛起而埋伏筆。從某種角度說，維穩派鎮壓薄熙來多狠，就讓他獲得多大的左派殉道者的象徵地位，從而未來獲得多大的政治領袖資格。但是，維穩派現在也不是沒有可能毀掉他的未來。殺掉他是一個選擇。象對趙紫陽那樣長期監禁在不發生破局時會奏效。還有就是採取流氓手段毀掉他的形象；就像現在他們對付維權人士和民運人士那樣。
維穩派還有一個可能，在新核心當政後，大刀闊斧地改革，以另外的方式消除導致民眾不滿的問題。這也會使得民眾感到不再需要薄熙來作為代表和領袖。
如果維穩派不能毀掉他的形象，在發生破局時，薄熙來會東山再起。但他要贏得與自由派的博弈，競爭公眾支持。這場博弈的勝負是另外的機制決定。取決於雙方的政治訴求和行動策略，以及當時的掌握重大資源的實力派與他們的結盟。
左右之爭到底在爭什麼
大事件：王先生您個人對此態度是什麼？——有人說，王先生在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中，很欣賞薄熙來。
王軍濤：在政治上，我不認同薄熙來。在左右之爭上，我是認同普世價值的。
政治上我不認同薄熙來，這與我們之間政見分歧無關。我主要是感到薄熙來在政治鬥爭中整人，沒有底線。關於他的政治目標和政見定位，也許有許多傳聞和誤讀，但所有被他整過的人都有共同說法，就是他往死裏整人，破壞所有文明理性和道德底線規則。因此，我在推特上說，即使薄熙來是好人，我也反對一個不容許被反對的好人；因為，只要允許反對，就還有希望糾正錯誤；而不容許反對，不論現在多麼正確，都會在未來出現錯誤並不可遏制地發展成災難。我還說，那些現在支持薄熙來的獨立知識分子，就像在1948年支持共產黨的57年右派一樣，是為活埋自己的劊子手挖活埋自己的坑。
在左右之爭上，我相信普世價值的制度才是人類解決自身問題，避免重大災難，不斷進步的政治制度條件。我不是不關心社會正義，但我覺得程序規則更重要。普世價值就是程序規則。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法治、憲政和公正，都是要求一個程序解決衝突，而不事先規定結果。
大事件：那麼，左右之爭到底在爭什麼？
王軍濤：其實，左右之爭中具體爭論與中國其他領域的衝突一樣，最動感情的大都是意氣之爭，還有少數是思想之爭掩蓋下的利益之爭。因為爭論雙方誰也不是極端地反對對方聲稱的訴求，而是反對他們自己界定的對方訴求。但是，對公眾選擇而言，把雙方思路理想化，有助於我們理解大範圍內公眾選擇的理性依據。
簡單地說，左派認為國家是解決社會正義的理性工具，應當使用國家去打擊腐敗犯罪團夥，實現社會正義。在左派看來，國家權力的擴張是必要的手段，需要做好的是保持國家掌握在有理性和良心的人手中；選舉或者考選都可以。
而右派則認為，所有巨大的惡事都是以國家權力名義幹的，因此限制政府權力是避免大災難的必要條件。而實現進步主要通過自治的公民社會中的討論和建設性探索而實現。（《大事件》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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