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以後再也沒有“統一思想”這一說了
孟 繁華：這是一個黨的政治決議，而且是為黨的工作服務的政治決議。剛才說它開了一個口子，這個口子到底是怎麼開的，那就見仁見智了。但是《決議》本身存在著 一個誤區，就是說，它肯定或否定的某個歷史事件的是非標準，是以它建國的一種模式為標準的。譬如講，如果肯定了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那麼是肯定了什麼東西 呢？是肯定了那種全民所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和1981年當時的思想認識水平以及現實經濟所達到的程度是有關聯的。實際上中國今後怎麼發展，最後達 到一種什麼狀況，它也不清楚，所以摸著石頭過河，這真實地反映了它的一種心態。《決議》的思想基礎從源頭上來說還是原來那種模式。按照後來的發展結果看， 你就不能肯定社會主義改造了，你改造的結果是把一大批私營企業沒收了，變成國有了，現在又創建這麼大量的民間資本，你肯定了“三大改造”就是不對的。你怎 麼肯定那個呢？你按照改造前的模式走下來不就完了嗎？結果繞了個大彎又轉回去了。
孟繁華
如 果今天要做這個決議它還會不會這樣寫呢？那不可能。為什麼？並不是說現在你認識多麼高，而是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各種新的社會經濟成分產生出來 了，那麼你怎麼樣描述過去那段歷史才能符合現在的情況？你或者輕描淡寫，或者要承認那是一個錯誤。譬如說“反右”，也包含著這個東西（後來的“反自由 化”，這個也要寫呀），寫決議的年代就有“四個堅持”，那麼你說“反右”反錯了，但是只要堅持原來那個目標，“反右”是遲早要出現的，當然程度可能會有所 不同。全民所有和社會的自由發展，或者思想解放，本來就是矛盾的。人們如果自由發言，就可能妨礙你的這一套方針政策（包括你進行的改革開放），那它就會要 處置你，實際上是和“反右”性質是相同的嘛，只是在程度上、範圍上不一樣罷了。所以我覺得《決議》是表現了以未來的、當時還看不清楚的某個目標來回看歷 史，實際上還是以從前的意識形態為基礎來寫的，它就是一個黨為了當前工作的方便，對它自身的幾十年情況的一個總結。決議能不能起到統一思想的作用呢？當然 不能。不但這個《決議》不能，今天再做一個決議還是不能——以後再也沒有“統一思想”這一說了，13億人統一不了，7000萬共產黨員也統一不了。“統一 思想”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永遠過去了。
《決議》是個籠子
劉家駒：《決議》在當年是有積極作用的。1990年初我們創辦 《炎黃春秋》，就是舉著兩個《決議》邁開步子的。我們的老同志在每個會議上都講過，兩個《決議》對當時思想開放是起了很好作用的。《炎黃春秋》最初的干 擾，不是來自上面，而是在群眾中間，橫向的，非常厲害。比如，我們第一期就發了批毛的文章，後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薄一波把我們社長教訓了一頓：“杜導正 呀，你們哪壺不開提哪壺，多少人來我跟前告你們的狀啊。”後來雜誌登了西路軍的問題，莫文驊把我叫到他家裏，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也有很多壓力來自各個方面軍的一些老將們，我們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這些人之間的矛盾揭開了，也招來了不少麻煩。
後 來為什麼出現轉變呢？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長春的靳樹鵬收集了陳獨秀不少的詩，要找蕭克寫序，我對蕭克講了，蕭克一聽很高興，說“把他叫來，我跟他談話”。 蕭克熱情地寫了序，從此我們連續發表了十幾篇關於陳獨秀的文章。新聞出版署一些老總來跟我們算賬，蕭克告訴我們：“你就告訴他們說，蕭克同志看過了。” 嘿，管用！以後，找麻煩的事就少了。這就是兩個決議起的作用。
以後我們還是小心翼翼。我編稿子涉及“文革”重大問題都不敢動手。比如，為了傅崇碧的一篇文章，我往他家跑了三趟，反覆核實，就怕史實不準確，給人抓辮子。
2003 年以後，謝韜的文章發表了，才有了非常大的改變，比我們以前小打小鬧前進了一大步，所以說《炎黃春秋》是一步一步地闖出來了，我認為《決議》對我們的思想 解放確實有很大的幫助。我是從部隊出來的，過去編《解放軍文藝》，只能圍繞“偉大、光榮、正確”做文章，絕不能離開這個規範，誰發表負面文章要受到問責。 恰恰在《炎黃春秋》就可以敞開來談，這確實是《決議》起的作用。
但是，《決議》越到後面越不行了。為什麼？我們發現《決議》是個籠子，很 多寫歷史的文章，其中總有一些和《決議》的說法有矛盾，就會衝擊這個籠子，受到制裁。所以我覺得這個《決議》在今天已遠遠不適應了。現在全黨全社會都在鋪 天蓋地思考討論被歪曲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我希望籠子大些，包容更多人的訴求。（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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