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強召喚下的廣東
羅小朋
廣東省和廣東人在現代中國的政治發展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個現象有多重的歷史緣由。秦滅六國之後，南方三郡是秦帝國武力擴張最重要的成果。這一成功不僅依仗秦帝國強大的軍事優勢，而且也源自當時支持秦一統天下的士子們的貢獻。當時士子們已經有了建立郡縣、實行外人統治的系統經驗，正是士子們從這種經驗獲得的信心和擴展帝國秩序的雄心，幫助秦帝國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成功地瓦解了嶺南百越的抵抗。對嶺南百越而言，漢字文明作為一種外來文明，真正做到了“去人之史”，成為當地的統治文明，嶺南也從此成為漢字文明共同體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不過，趙佗利用秦亡之際建立的南粵國不到百年而被中原“正統”王朝再度統一的命運，也揭示了這個被征服的邊陲地區加入漢字文明共同體後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廣東遠離漢字文明的中心，不僅天高皇帝遠，而且其自然和人文生態與中原大不相同，這就很難不產生“獨立自主”的衝動。但另一方面，自秦征服嶺南之後，嶺南統治階層本身來自漢字文明，深受漢字文明主流的信仰系統與政治理念的影響，因而很難從土著文化中尋求地方政權的正當性資源。這樣一種格局，決定了嶺南既難以脫離漢字文明獨樹一幟，又不可能成為漢字文明的中心，而只能長期扮演帝國南大門的邊緣化角色。
這讓我看到帝制中國文明與羅馬帝國文明相對比，在中央與地方、中心與邊陲之間的關係方面呈現出強烈的反差。在部族文明演進為國家文明之後，國家之間的戰爭和兼併，成為進一步推動人類政治秩序實現更大範圍整合的主要動力。由此出現了不同的帝國文明。馬基雅維里在《君王論》中提出了帝國文明面臨的基本問題，即如何統治那些被征服之前生活在自己法律之下的國家？這個問題顯然是所有征服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馬基雅維里給出了三種可能的選擇，“第一種是摧毀它們，第二種是征服者親自去住在那裡，第三種是讓他們繼續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有意思的是，馬基雅維里僅對第一和第三種選擇展開了分析。馬基雅維里認為，像斯巴達人那樣，讓臣服的雅典人繼續“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結果只能是得而復失，沒有意義。而像羅馬人那樣，在征服希臘城邦之後將其徹底摧毀，亦非上策。因為“無論時間的消逝，也無論人們在新統治下面所獲得的利益，都不能教人忘記自由及其古老習慣——只要這些居民照舊聚居一天，他們便一天不會忘記這些東西，而且一到緊急關頭，人們就以自由及其古老制度的名義起義了，有如比薩市被佛羅倫薩人臣服了百餘年之後所為”。（《君王論》，27頁）
既然如此，第二種選擇，也就是某種殖民化的選擇似乎是馬基雅維里比較中意的“中道”，但為什麽他對這個選擇又不加解讀呢？我的推斷是，在拼音文字主宰的地中海古文明共同體內，馬基雅維里給出的第二種選擇很難行通。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地中海地區已經形成了由多種拼音文字的書寫系統支持的多元政治格局。拼音化的書寫系統與口語難以分離，同時又很容易對字母略加改造就把本土的口傳文明文字化。因此，拼音化的書寫系統有利於保存和發展多種歷史久遠的口傳文化遺產，有利於保存和發展不同部族文明的歷史記憶，從而保存多樣的宗教、法律和政治制度或其基本元素，因而有利於維持多國並存或多種文化並存的政治格局。這種格局，使西方文明難以維持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從而令其演進得益於不同文化之間的競爭和互動。而在黃河與長江中下遊地區形成的漢字文明共同體內，圖形化的漢字書寫系統很早就獲得了壓倒性的競爭優勢。從歷史的事實看，這種便於和民間口傳語言分離的書寫系統的流傳，容易在識字階層中產生強烈的文化認同和優越感。這固然有利於不同文化的融合，但與拼音文字相比，漢字書寫系統對保存多樣的口傳文明遺產不利。在這個意義上，漢字書寫系統有利於幫助征服者同化弱勢文明，達到“去人之史”，滅人之國的目的，有利於維持文化與政治一體的單一中心。
正因有漢字書寫系統的支持，周人選擇馬基雅維里的第二種方案，也就是通過殖民化進而通過文化同化來鞏固帝國統治就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事實上，也正是通過這一選擇，周人依托漢字書寫系統全面確立了一系列由中央官僚系統主導的帝國統治機制，漢字文明的政治秩序從此走上了迥異於其他文明的演化路徑。
西周衰敗，漢字文明經歷了長達數百年諸侯爭霸的格局。這個長期的多元政治格局，激發了漢字文明空前絕後的思想成就，使中國文明成為在人類的所謂“軸心時代”最燦爛的文明之一。這個事實證明，在一個大的文明共同體內，多元競爭的政治格局能有力地促進這個文明的發展。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漢字文明形成了一個“以天下為己任”而非效忠於一國一姓的遊士階層。這個遊士階層對理想的政治秩序有不同的想象，他們一面彼此爭鳴，一面各擇其主，積極推行自己的主張。但長期的戰亂也催生出越來越強烈的共同願望：建立一個穩定和統一的天下秩序。經過長期的、極其激烈和血腥的競爭，一種不依賴本土精英而借助外來遊士實行文官治理的帝國統治機制，也就是郡縣制度被創造出來。正是這種制度創新使得武力優勝的一方獲得了消解被征服者自治能力的手段，從而把周人開創的分封的帝國統治機制，推向一個比西周更高級、也更加中央集權的帝國模式。
值得強調的是，歷史告訴我們，把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作為新的帝國的統治機制，不僅僅是秦始皇的選擇，而且是當時支持秦國一統天下的眾多遊士的選擇。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因為郡縣制發生的條件之一，就是遊士階層的存在。郡縣需要遊士，遊士也需要郡縣。正因如此，秦速亡而秦制卻不亡。在天下平民士子的支持下，由秦確立的中央集權的帝國統治機制在漢代得到了完善和鞏固。通過秦漢兩朝，中國的文士階層不僅更牢固地樹立了一元化的法統或正統理念，而且把儒學改造成為一套支持中央集權的帝國統治機制的信仰系統——儒教。根據這種理念和信仰，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階層，只能支持唯一天命降身的政權，或摒棄失去天命的中央政權，絕不應接受天下分治的正當性。換句話說，漢字知識精英可以支持推翻一個不義的王朝，支持改朝換代，但不能支持地方自治。
正是這種由士大夫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大一統理念，成為中國歷史上建立穩定的多元政治秩序的主要障礙，也成為中國發展現代地方自治的主要障礙。自清末民初以來，廣東省和廣東人在追求民族和個人解放的過程中的命運，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2.1)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6?apKey=fedd22f528
《內幕》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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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小朋
1958年南寧會議之後，周恩來對鄧穎超一句“主席變了”，標誌著中共高層的政治遊戲規則發生了歷史性的徹底轉變，毛澤東成為無人可以制約的“絕對領袖”。圖為1958年9月毛澤東視察安徽，在博物館觀看戰國時期楚大侶銅鼎。左二為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左一位省長黃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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