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這些應對危機之策在危機面前都來不及了，最終爆發辛亥武昌起義。
晚清的統治集團做出了在那個時代所能做出的應對。這些應對集中地反應在一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一次政治上的“制度進步”上面。
先說說經濟上的“改革開放”。
在經過了二十幾年的政治紊亂、軍事平亂之後，1860年代，晚清小心翼翼地開始了自己的“改革開放”——史稱“洋務運動”。這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開放”，前後延續了三十幾年，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略檢點一下，其主要作為，我們今天都“似曾相識”——
也調整了自己的“幹部路線”。因為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清廷對自己的“幹部路線”作了基本的調整：由只信任滿人改變為滿漢並用乃至放手使用漢人。由此，才有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一大批挽狂瀾於不倒的晚清大政治家的出現。後來，雖然高層政治鬥爭不斷，這個調整後的幹部路線沒有改變；
也從沿海沿江地方開始。1861年曾國藩設安慶內軍械所，1865年李鴻章設江南製造局，1866年左宗棠設福州船政局，1872年李鴻章設上海輪船招商局，其餘如天津機器局、金陵製造局等不一而足，到1890年代時，全國已有百餘個路礦局所，並且基本集中於東南沿海地區；
也組織了“解放思想的大討論”。1866年4月，軍機處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撫大員發出了兩個文件，一個是清廷總稅務司赫德的《局外旁觀論》，一個是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威妥瑪的《新議略論》，要求各地儘快研究、儘快回復。當然，討論的結果，我們在今天也可以想像：無論滿漢，幾乎所有的督撫高官肯定都表示憤慨，痛罵“英夷”，對“洋夷”之“奇技淫巧”不屑一顧；但是，洋務運動卻在越來越廣泛的範圍裡推進著，並且，由官辦而及民營，由一隅而及全國，由軍工而及其他——後來的歷史學者評論：“儘管被掛上了‘批判’的標籤，赫德和威妥瑪建議中的絕大多數內容，都還是被融彙進了恭親王日後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調譴責洋鬼子的漢臣們則成為改革的中堅”。
也開始了“中外交流”。第一次是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回國休假，清廷派了個正三品的“省部級”滿族大員隨赫德去歐洲，周游了英、法、德、俄各國。第二次是1868年，清廷委託剛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率大清的政府代表團赴歐美考察——史稱“蒲安臣使團”，這個使團一行十餘人，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俄國等，並且會見了各國元首。第三次是1870年，美國卸任不久的國務卿西華德訪華，與清廷總理衙門三次會談。第四次是1879年，剛剛結束第二任美國總統任期的格蘭特來到中國，先後去了廣東、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會見了恭親王和李鴻章等清廷政要。此外，派駐使節、派出留學生等，都已逐次展開；
也是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堅持著“祖宗之制”不動搖，一方面又不斷地從意識形態的邊緣上、枝蔓上沖擊著和修剪著“祖宗之制”；
也是一方面斥列強為“蠻夷”，視其為“敵對勢力”，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周旋其間，加入“國際社會”，“以夷制夷”；
等等。
這次“改革開放”一直持續了三十多年，到1894年中日戰爭，中國輸給了日本，才算告一段落。那時的中國，洋務已然蔚然成觀，並且，還擁有了一支排名世界前列的北洋艦隊——可是，不管用，中國還是被打敗了，而且是被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敗的！而且敗得還那麼慘！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很簡單，就是因為日本堅決地“開國進取”、“脫亞入歐”了，而我們呢，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時，舉國洶洶，朝野大嘩，新老“憤青”的愛國唾沫如萬箭齊發，直指李鴻章——但重新出山的“總理”恭親王卻公正地指出：“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全由不西化之故”！這句話由滿清的資深“總理”、同治皇帝和光緒皇帝的親叔叔、晚清“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著三落三起經歷的恭親王說出來，確實是極痛極明之言！這裡面包含了多少過去了的無知和無奈！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實際上是對已經千瘡百孔的皇權專制體制的“裱糊”——李鴻章即自稱是大清國的“裱糊匠”——從被動的“裱糊”到主動的“裱糊”！從消極的“裱糊”到積極的“裱糊”！從挖空心思的“裱糊”、手忙腳亂的“裱糊”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裱糊”！但是，既然是堅持“中學為體”，在“中學”這個“體”上，再“裱糊”，又有何用！
再說說政治上的“制度進步”。
中日戰爭打敗之後，列強覬覦之心大起，中國危亡之勢空前，於是，發生了一“右”一“左”兩個極端事件。先是“右”的，就是那個疾風驟雨、形同兒戲的“戊戌變法”，後是“左”的，就是那個激於民氣、終於無知的“義和團運動”！這兩下子，不太能登於大雅之堂，卻是我們這個民族在國家危亡時刻的本能反應。但是，反應歸反應，失敗還是失敗。在這時候，相當多的中國人都意識到，“大清要亡！”——中國又到了“改朝換代”的當口啦！也是在這個時候，中國適時地出了個孫中山！孫中山搞了個革命黨！就是說，“改朝換代”的方式，除了傳統的農民起義之外，還有革命的方式——除了平均地權之外，還要建立共和！在上個世紀之初，由於各種力量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晚清統治集團終於接受了“立憲”這個名詞——於是，中國這輛專制的老舊牛車，終於被趕上了政治進步這條崎嶇之路！
1906年6月1日——這時候，離武昌城頭的第一聲槍響，還有五年零四個月——晚清政府正式宣佈“預備仿行憲政”；1907年10月19日，諭令各省設立“咨議局”；1908年8月27日，《欽定憲法大綱》和《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公佈；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外的各省咨議局全部成立，咨議員也全部經投票選舉產生；1910年9月，咨議院在北京成立；次年5月，第一屆責任內閣成立，等等！
這樣的日程，在後來人看來，也算是“態度積極”了！可是，很遺憾，所有這些，都來不及了——五個月之後，武昌首義爆發，很快，全國十八行省中十三個響應！次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也別“責任內閣”了，也別“君主立憲”了！到你真的有了緊迫性的緊迫感的時候，那就同時真的來不及了！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的一次“改革開放”也算殫精竭慮！一次“政治進步”也算緊鑼密鼓！但是，迎來的，卻是滅亡的喪鐘！唉，這真應了辛棄疾的那幾句《水龍吟》：“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未完待續。《明鏡月刊》第26期）
作者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前處長。
《明鏡》月刊 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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