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記者柯宇倩報導／“在中國，子宮基本都國有化了，每個子宮，用一次、用兩次，都由國家規定。”為了刻劃出計畫生育下超生家庭的悲哀與艱苦，著名旅英作家馬建親自走訪中國南方一帶，深入瞭解這些家庭的故事，最後完成了長篇小說《陰之道》；他說，中國社會已經沒有了對誕生生命的崇拜，計畫生育下，女人的母性麻木了，現在，他要將這樣的麻木扭轉過來。
在中國政府的構想中，計畫生育能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與生活品質，進而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但計畫生育所引發的性別失衡、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等現象，也一直是備受爭議之處。
在馬建的小說《陰之道》裡，探討的是計畫生育背後更深一層的負面影響：母性的喪失、傳統文化的破壞、對生命的不重視……為了如實寫出故事背景與人物的內心掙扎，馬建的足跡踏過山東、四川、貴州、湖北、廣東、廣西，親身參與了許多人的“逃亡”過程，一路上，馬建也受到官方的重重阻饒，讓訪查工作更加困難。
馬建在接受《外參》專訪時指出，中國家庭為了生男孩，可以家破人亡，他們為了追求幸福，經歷了所有的不幸；在此過程中，中國女人的母性麻木了，而中國社會也認為女人就是個生孩子的機器，沒有了對女性的尊重。
為了扭轉這種歪曲的觀念，馬建讓小說的女主角在不斷生育、被侵害的過程中，喚回了自己的母性，“她用母性與一個國家進行抗爭，因為生育權必須抓在自己的手裡。”
《陰之道》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充滿了氣味。馬建對《外參》表示，讀《陰之道》，會讀出一種味道，一開始有桂花香，慢慢的，會被一種血腥、垃圾、現代科技的味道代替，末段，還能讀出一種混和生鏽味、科技味與男人精液的氣味。
馬建說，《陰之道》就是一部氣味小說，不論是什麼氣味，彼此之間都在碰撞，都是活的。
總同時撰寫兩、三部小說的馬建，其中一個正在進行的故事與“自殺”和“被自殺”有關，但說到完成日期，馬建淡定指出“要五年時間吧”，在馬建看來，故事就像棵蘋果樹，要慢慢成長，最後才會結出有風味的果實。
馬建6月時受“中國婦權”之邀短暫拜訪紐約，《外參》記者有機會對其進行專訪，以下為完整專訪內容：
一部關於“流淌的幸福”的小說
外參：首先能否請您談談撰寫《陰之道》的緣起？
馬建：這部小說從2005年開始構思，2009年完成初稿 。我總同時寫兩、三部小說，如果這個寫累了，就換寫另一個，這也是一種休息。寫《陰之道》時，《北京植物人》（註：此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還沒寫完。
我自己是四個孩子的父親，如果我人在中國，這本書也不會出現，因為在中國，孩子如何出生，完全是女人的事，作父親的一般不管，我到英國後，妻子生孩子的整個過程，我也在嚐，比如我練了半年的瑜珈，給太太按摩穴位，減輕她懷孕和生產時的痛苦，我也是生孩子過程的一部分。
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個女兒的出生，那時包覆她的羊水還沒有破，她像罩在一個玻璃罩裡，跟著一個太空人的帽子一起掉出來，她在玻璃罩裡面帶微笑，我非常吃驚，帶了相機都忘了照。
她出生時，我就想，她是不是在另一個空間活著，到人間反而死了，她在另一個空間，身為嬰靈，也許更美妙，因為母親的子宮是有溫度的，在她出生前，我們也經常跟她對話；所以她出生後，也許比較不美好，而且這只是個開始。
當時，我就想構思一個關於嬰兒、關於生命、關於母親的小說，我在牆上寫著“流淌的幸福”，如果以母愛作為一條河、一條生命鍊，我們就會發現，所有的戰爭、政治或宗教的鬥爭，都只是一些皮毛。
當我開始構思的時候，計畫生育很快就跳到我的眼前，因為太多婦女被強迫墮胎了，但寫作過程中有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必須實地考察，因為我對計畫生育是陌生的。
外參：您在中國考察時遇上一些困難對吧？您能否談談？
馬建：我認識在計畫生育部門工作17年的人，中國的計畫生育工作，由一個野蠻時期，慢慢過渡到人性化階段，從會主動到鄉下把孕婦趕到醫院裡去，到有很漂亮的辦公室，提供婚前體檢、早孕協助等服務。
2008年起，計畫生育部門升級為“保密單位”，關於計畫生育的事，誰都不能再說話，而且領導必須是當地的第一把手，就是黨委書記，所以薄熙來肯定是重慶市計畫生育的最高領導，村裡的支部書記一定是計生委的頭，這給調查帶來一定的困難。
很多人為了躲開計畫生育，只好逃亡，他們唯一能夠生存的地方，就是三不管地帶，政府不管、當地人也不管的地方，那裡很骯髒、貧窮。
還有一部分人，也是我小說所描述的，他們住在河流裡面，給人運送裝修材料，行駛的船非常破舊，他們就在船上生孩子，一旦有危險，他們開了船就跑，但你會感覺這些女人非常恐懼，懷孕近一年的時間裡，很難見到他們臉上有身為母親的喜悅，她們很像肚子裡藏了毒品，怕被抓到一樣。
在貴州，我去了一個生5個孩子的家庭，他們所租的房子，給5個孩子完整躺下都不夠，孩子睡覺的床是螺起來的，但照樣擺了一張桌子給孩子寫功課，還有電視，只是光線很暗，這時突然友人通知我們，國安局來了，趕快逃，我們逃到那棟6層樓的屋頂，踩著搭在兩棟樓之間的木頭，跑到另一棟樓，當時一片漆黑，只能摸著前進，再從那棟樓下去逃跑。
之後，我才知道，其實他們不知道我在採訪計畫生育，因為帶我去的朋友屬敏感人物，所以盯著他，但我也體會到對於懷著身孕的母親來說，逃跑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他們要上街買菜、買日用品，會想盡辦法讓肚子看不出來。
在廣東的電子垃圾拆解城——貴嶼的採訪也不是很順利，有個朋友帶著我與當地的最高領導吃了飯，但是當他們知道我要去這個地方的時候，馬上變了臉，不但不讓我去，還跟當地通風報信。所以我一路非常小心，不能被他們抓到。
貴嶼有差不多7、8萬的民工，民工的人口已經超過鎮上人口，而且經常發生矛盾，有時還會發生打死人的事件，他們每天就是在電子垃圾堆中生活，廁所都是用電視的液光屏蓋起來的，空氣徹底被污染。我住在酒店，洗了澡後，我也變成塑料了──全身都是燒糊了的塑料味，他們的污染情況，已經到了拉水行業應運而生的程度，那裡婦女的懷孕率、嬰兒死亡率、畸形率都非常高，但住在這種地方有個好處，生孩子不容易被抓到。
所以我把小說的最後一部分放到了這個垃圾鎮中，因為它應該是一個悲劇的發生場所。
馬建（外參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雜誌進入舊金山書店
明鏡雜誌在史丹佛校園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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