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燁：烏坎模式是中國模式中間站

若繼續縱容無地權、低人權、高增速的「中國模式」不變，「烏坎模式」這種柔性維穩手段，只會成為「中國模式」向更大規模的「土地戰爭」一路狂飆的中間站。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是曾受全球媒體矚目的「烏坎事件」一週年。一年前，廣東省陸豐市烏坎村村民因不滿村集地土地被前任村領導私下變賣，與當地派出所發生流血衝突，由此，烏坎進入公眾視野，並以其後的四千人大遊行、薛錦波枉死、官方「圍村」、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進村談判等系列新聞熱點長久佔據媒體頭條，成為關注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土地糾紛、維穩手段、網絡傳播等多個領域的全球媒體提供了典型案例。

過去一年中，烏坎村命運一波三折，最終，在官方口徑中，烏坎被當作成功經驗進行宣傳推廣。也有關注中國改革進程的學者將烏坎事件與中國以往發生群體性事件後官方處置手段進行比較，認為廣東省在處理烏坎問題上的身段和姿態是值得讚揚的——從沒見過一位省委副書記親自與農民「談判」的，在其他地區的群體性事件中用以鎮壓的軍隊、武警也最終沒有出現，在艱難抗爭與談判後，村民最終實現了合法民主選舉村領導，似乎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烏坎模式」、「烏坎經驗」、「烏坎範本」……烏坎像是改革乏力的中國想要拼命抓住的最後一棵稻草，承載著心懷良善意願的國民對改革的殷切希冀。

烏坎的今天變好了嗎？

整個烏坎事件，有幾個關鍵詞是不可迴避的：村民基層民主選舉與自治、薛錦波之死、土地問題。到今年三月，了結得最「徹底」的問題，莫過於薛錦波之死。有關方面最終以三百八十萬元人民幣（約六十萬美元）「救助金」安撫了薛錦波家人，而薛家與當地政府、村黨支部等部門所簽的合同中，薛的死因絲毫未有提及。薛家人曾含淚等待的政府道歉，一直缺席。

土地問題處理得怎樣了呢？今年九月十一日，一份「烏坎村已收回土地的公示」在村裏貼了出來，上面清楚列出了各種名義下收回的土地：「法律定義上的收回」七百五十畝，「行政定義上的收回」二千一百點九六畝，「行政意義上的收回」近四百畝。熟悉土地分配情況的村民說，由於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在這三千多畝「收回」的土地中，可以真正分回到村民手中的，只有七百四十七畝。要知道，廣東省派來的工作組曾認定烏坎村被侵佔的土地有九千多畝，而根據村民自己的測算，被侵佔的土地超過兩萬五千畝。

土地分不清，村民自然對烏坎的新領導班子不滿。由村民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現任村委會現在也面臨來自村民的壓力——這也是在這個領導集體成立之初，許多曾經親赴烏坎的記者與學者預料到的：土地問題解決不好，新村委會仍然難孚眾望。

領導一離開修路便停工

據村民介紹，今年五月，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再次進入烏坎時，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林祖巒曾向朱明國提出，希望省裏能為烏坎村重新修路。陸豐市地方政府為表現誠意，當即允諾下來，第二天就開始外圍動工。但當朱明國一離開，剛剛挖開了的路就停工了，其後的幾個月裏，村民進出烏坎村，都要繞遠道而行。這使得許多村民對新村委會成員不滿的情緒積累起來，認為村委會中了政府的圈套，或者同樣被「體制化」了。

新當選的這一屆村委會成員中，莊烈宏、洪銳潮與張建誠三人曾是烏坎「抗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彷彿一個革命黨終究要向執政黨轉型一樣，這個「抗爭」的集體也要面對行政能力的考驗。有村民講，莊烈宏在村中進行調解時，總會「認為自己正義公平，結果做的事都令人不服」。

就這樣，烏坎事件迎來了它的「一週年紀念」，其中飽含著一個中國村莊從蒙昧到覺醒、從激烈抗爭到走向成熟、從艱難困苦中淬煉出生存智慧與政治智慧的坎坷路程。官方的柔軟身段、高官的低姿態贏得了村民的善意，對烏坎村解決最實質的幾個問題，推動作用卻並不大。

在這個有些沮喪的紀念時刻，一個更令人心涼的消息傳來。今年九月二十一日，遼寧省盤錦市興隆台區農民王樹杰在抵抗強拆的過程中，與當地警察發生衝突，警察連開六槍，王樹杰當場死亡，另有多位村民中槍受傷。

這還不是九月唯一的慘劇。九月十六日，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蓮花鎮華寶村村民何志華與該鎮主管建設的副鎮長凌雲談論拆遷補償問題時，其間發生言語和肢體衝突，何志華被凌雲狠打了一耳光，一怒之下躺在施工現場的壓路機前喊：「你有本事就壓死我！」

「當壓路機快要接近我父身體時，司機將車停了下來，但在副鎮長使眼色暗示下，司機又發動車子朝我父身體壓了過去」，何志華十三歲的女兒何奧發表在網絡上的一份控訴書中寫道﹕「我父瞬間喪命，頭部就只剩下頭髮了，腦漿飛濺兩米遠，後來清洗過的瀝青路面上還清晰可見我父頭骨著地點的凹痕，真的叫人撕心裂肺、慘不忍睹！」

有人說，何志華是湖南版的錢雲會。其實在薛錦波枉死時，就有人說，薛是烏坎版錢雲會。中國式悲劇總有著驚人相似的關鍵詞：土地、官民、死亡、以及難以向官方求證的真相。

中國模式背後的悲劇

相似的悲劇關鍵詞背後，又是中國官方幾十年來引以為豪的「中國模式」關鍵詞：GDP至上主義。其代價是：極端擴大的貧富差距、前所未有的官民對立、無保障的產權與地權，以及被忽視的生命權與生存權。

在這樣的崛起中，烏坎這個小小的村落，得以擺脫長久以來中國地方政府慣用的剛性、高壓維穩手段，實在是好運氣。然而，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體制性問題若不克服，無論剛性維穩，還是柔性維穩，長遠來看，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策略——假使所謂「烏坎模式」真的成立並得以有效借鑑，那麼王樹杰與何志華就不會與親人陰陽相隔。

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何志華慘死的前一天，九月十五日，距離他不遠的長沙市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日大遊行，激憤的人們高喊「保衛釣魚島」口號，誓與日本不共戴天。

「中國未必是和鄰國土地爭端最多的國家，但一定是和本國公民土地爭端最多的國家。」這個流傳許久的網絡段子，在今年九月的中國再講起來，格外刺耳。

與釣魚島之爭相比，王樹杰、何志華兩位往生者面對的，是一場真正的土地戰爭：戰爭的一方是以暴力機器作為威懾、謀求土地財政與GDP增長的地方政府；另一方是既無土地所有權、也無持槍權卻必須保護自己家園的個體公民。如此力量對比，輸贏一目了然。與那個遙遠的荒涼島嶼相比，王樹杰、何志華所保衛的，是他們生長於斯的溫暖家園。在這裏，「國」與「家」是如此不可並稱的兩個概念，竟至於你死我活。對這兩位逝者而言，若不能保衛家園、捍衛自己的生存權，釣魚島主權歸屬是毫無意義的。

九月二十五日晚，遼寧、湖南兩地命案事發所在地政府均已開始「維穩」，當然，他們並沒有借鑑廣東省對烏坎事件的柔性維穩手段。烏坎事件中的薛錦波也並沒有成為中國農民與地方政府「土地戰爭」中的最後一位犧牲者，所謂「烏坎模式」，既沒能徹底解決烏坎村的主要問題，也沒有為中國其他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帶來更好的借鑑。可以預見的是，若繼續縱容無地權、低人權、高增速的「中國模式」不變，「烏坎模式」這種柔性維穩只會成為「中國模式」向更大規模的「土地戰爭」一路狂飆的中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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