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安全部情報目標很有限

外參記者柯宇倩／由美國與英國間諜案專家共同撰寫的《中國情報歷史辭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一書，詳盡介紹中國大陸、台灣、美國、英國等地政府如何組織情報工作，以及這些國家地區情報機關面臨的挑戰。該書作者對《外參》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在尋找合適的情報提供者時，善於遊說大量的人，即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目標人員仍不願意協助國安部，國安部也願意重頭開始，尋找新的目標人員。

史密斯也有機會接觸一些專業人士，這些人協助將中文文件、其他語言的相關訊息、歷史資料等翻譯成英文。他表示，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也開始閱讀一些重要人物的相關著作，如李潔明、康生、戴笠，也期望這本書能作為對中國諜報感興趣的人的一本入門書。

“這本書也反映出，情報書並非總是由情報機構撰寫。確實，大部分的這類書籍不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所寫。”史密斯對《外參》說。

在書中眾多的案例中，令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案子，就是金無怠（Larry Wu-tai Chin）案以及陳文英案。史密斯表示，兩案都是廣受關注的案子，只是結局不同。金無怠被起訴、最終被判間諜罪，但在等待量刑期間於欲中自殺，與FBI探員J.J. Smith有婚外情的陳文英則以承認較輕罪刑的方式換取撤銷檢察官的指控。

此外，書中也介紹了其他案件，包括澳洲前總理霍特（Harold Holt）傳聞在游泳時被中國潛艇接走的事件、周恩來在中國內戰期間擔任間諜的內幕等等。在許多方面，史密斯覺得歷史案件和當代案件同樣吸引人。

重點剖析中國國家安全部

在中國，有幾個不同機構負責情報的蒐集，大致可分為國家安全部和人民解放軍兩大體系，比起解放軍，《中國情報歷史辭典》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國家安全部。魏斯特對《外參》表示：“我們解釋了中國國家安全部在進行情報工作時，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有何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是，中國國家安全部蒐集情報的目標很有限，均是一些與中國共產黨自身利益有關的對象，這對國家的情報機構來說是不尋常的事，中國國家安全部對民主運動、台灣、維吾爾、西藏、法輪功感興趣，這也是中國國家安全部最主要的五個情報目標。”

“如果是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就會對軍事、政治、科技、商業情報更感興趣。”此外，魏斯特表示，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人員和許多商業組織、研究機構、學習單位分不開，中國國家安全部也不特別想藉由情報工作，在他國發揮政治影響力，例如中國雖然在非洲的產品和礦產開採上投入大量的資金，但卻沒有針對當地政權進行相應的情報蒐集計畫。

中國國家安全部與西方情報單位雇人的方式也不一樣，魏斯特對《外參》介紹，中國國家安全部不會直接雇用情報人員或案件負責人，且經常只支付一點金錢給協助提供情報的人，或甚至不支付酬勞，他們答謝這些人的方式，包括安排家人從農村來探望他們、讓他們回家與家人相聚、幫忙支付其家人的醫療費用，或贊助這些人的研究等。

在情報提供人員的選擇上，魏斯特指出，中國國家安全部幾乎都選擇華裔，他們會先鎖定一大群他們想吸收的人，然後接近他們、遊說他們，有時國家安全部會刻意挑選反對台灣獨立的人，此外，國家安全部遊說目標人員的方式，也較易讓人接受。

“比如他們會說，我們不想讓你做出任何對美國不利的行動，我們只是需要你的協助，讓你在我們的一個開發項目上幫助我們，這是很吸引人的說詞。但他們對想用機密訊息換取金錢的人、個性不穩定的人、信用記錄不好的人、酒鬼、賭徒都不感興趣，這是蘇維埃KGB（國家安全局）體系慣用的方式，但中國國家安全部不這麼做。”魏斯特對《外參》說，若是與商業有關的人員，中國國家安全部會支持他們獲得相關技術，他們更容易答應幫助國安部。

“在一些案例中，如李文和案，國家安全部接近他們的原因，是為了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及他們取得機密訊息的管道，這時，中方的說服說詞會是希望他們幫助中國進步。”魏斯特說。

魏斯特對《外參》進一步指出，中國國安部喜歡遊說大量的人，就算被拒絕仍會再接再厲，即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遊說，目標人員仍然不願意協助他們，也沒關係，他們願意重頭開始，找新的目標；中國國安部的目標是建立長期的間諜網絡。

此外，中國國安部也不會事先為情報提供者進行訓練課程。“他們沒有在西方可能見到的知識灌輸、實作教學課程，在西方，從徵人到讓此人實際投入工作，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中國沒有。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其實是一個很多元的組織，可能有來自不同省分不同地區的國安部代表成員，他們不像英、法等國，他們沒有層層分明的結構。”魏斯特說。

史密斯補充，中國國家安全部也會使用“美人計”來吸收間諜，施萊復（Glenn Duffie Shriver）案就是一例。“基本上，中方在世界各地吸收中國間諜的作法差不多，都是高度依賴華裔的支持，利用華裔經營公司、目標第一代移民的協助等等。”

史密斯（I.C. 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