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列為通緝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展開了他的流亡生涯。多年來，吾爾開希三度向中國政府自首，希望回中國探望年邁的父母親，均未能如願。2012年，吾爾開希在紐約對《新史記》記者回顧流亡生活時表示，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讓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習機會，讓吾爾開希對民主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回憶，在澳門第一次試圖自首前，他曾進入過澳門，如果當時能再度入澳門，他已準備好走進中聯辦，在此情況下，吾爾開希認為中共是可能將自己抓起來的，他說，本來民主運動，尤其是這種以政治反對派的身份來撞擊體制的民主運動，就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中國，就是回去坐牢，但坐牢是有價值的，就像台灣早年很多異議份子坐牢，我們都知道是有價值的。”89年時，吾爾開希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他們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23年過去，吾爾開希仍試圖開啟這個對話，哪怕是透過起訴書和答辯的方式。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他想通過投案這件事，向全世界凸顯幾個訊息，一是中共的荒謬，例如中共既然通緝他，當他自首時，卻將他拒絕於門外；其次，共產黨不允許吾爾開希的父母離境探望兒子，是每個人都會覺得辛酸、荒謬的，吾爾開希相信，每個人也會認可他對共產黨的指責：野蠻、原始，與一個崛起大國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馳。
第二，中共今天如此強大，使得全世界，包括美國、西歐、日本在內，都似乎得面對一個蠻恨、強悍、霸道的中國，不得不讓步；但仍有很多如吾爾開希一般的人，不怕去坐牢，不怕面對這樣一個中共，而不怕它的人，它會怕。
“天空”的美好：擁有學習機會
即使無法與父母見上一面、即使必須忍受失去“大地”的辛酸，但流亡生活讓吾爾開希見到了另一個世界。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流亡提供他們這些流亡者一個相當好的學習機會，這也是“天空”的美好所在。“在中國，我們不可能有這麼寬廣的視野，如果我們沒流亡，一腔熱血的天安門學生如果沒有被鎮壓，如果高自聯能合法存在，繼續在中國推動民主，像後來波蘭的團結工聯，也會是一個很精彩的人生。”
但流亡帶給流亡者的，是更開放的眼界與更多的學習機會。吾爾開希流亡後，與許多大師面對面接觸，如他見到了在中國就相當景仰的圖圖主教。吾爾開希得以直接感受圖圖主教的個人魅力，從以也更關注圖圖主教的言論。
身為南非開普敦聖公會前任大主教、首位南非聖公會非裔大主教的圖圖主教，自1980年代起致力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讓黑人在南非能擁有人權；1984年，圖圖主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南非完成轉型後，圖圖主教仍持續推動和解，其所推動成立的最重要組織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從1995年成立到2003年完成使命期間，委員會在南非各地進行了2萬1千多場聽證會，收集了7大冊資料，作為日後追究責任的依據。身為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對這類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啟發和思考，更有感觸。
圖圖主教外，吾爾開希也見到了顏色革命之父夏普（Gene Sharp），並與之面對面談話、探考在專制體制內推動民主化的問題，吾爾開希說，能跟最優秀的大師、司想家在一起，是流亡給他們的補償和禮物。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89年時，他們不知道民主是什麼，對民主的瞭解非常模糊，相信若今天中國大部分的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也是很粗淺的，不過，這樣的理解仍是抓住核心的，雖然他們沒有在民主社會裡待過，但卻知道不民主是什麼模樣，他們對專制的感受是入木三分的。
流亡過程則讓吾爾開希有機會生活在民主社會裡，對民主就有更全面、深刻的瞭解。吾爾開希分析，他過去居住過的三個地方：法國、美國、台灣，都各有民主特色：法國是發源地、美國是旗艦、台灣是華人社會的新興民主化國家，其中，因為吾爾開希被台灣所接受，得以親身參與台灣的社會發展，因此對台灣民主的思考和理解，又深刻得多。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他們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他們背井離鄉，卻被甩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這可說是歷史給他開的一個玩笑，卻也是上天賜給他的一個機遇，能讓他在這樣的時候來思考、瞭解、學習民主，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責任，也很願意擁抱民運人士這樣的身份。
顏色革命之父夏普（Gene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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