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出家”這句話，用在從山東農村一個農民家 庭走出，年紀輕輕就成爲美國有機化學博士，並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的司馬清揚身上，十分貼切。十年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成爲中共黨史專家，竟在短短兩年多 內一口氣出版了三本關於林彪和周恩來的研究專著：《新發現的周恩來》（與歐陽龍門合著，明鏡出版社）、《找尋真實的林彪》（與丁凱文合作，中國文革歷史出 版社）、近50萬字的上下冊《穿越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司馬清揚現居加州。《新史記》記者撥通電話，對他進行專訪。
現 在有人寫歷史，就像寫小說，把密室裡兩人私下對話都聽見、都寫出來了，不僅寫出對話，甚至寫出人的神情、姿勢、動作……好多人都犯這種錯誤，包括辛子陵。 歷史，絕對不能這麽去想象。我不認為趙無眠那本《真假周恩來》是本史書；甚至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也不能算一本史書——裏面心理的描寫、推測太多。同 樣，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也脫不了這個窠臼。大致是我國的史學寫法之傳統，《史記》就是一典型。
新 史記：中西方史學界從源頭開始，包括被視作“泰山北斗”的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作中都有極多的文學描寫甚至虛構，在對史實 的描寫中，夾雜著神話、傳說、或是那種在現今歷史學家看來根本不能算是歷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時還添了些由作者創作的虛構故事。古人之所以把這麼多非史實 放進歷史著作中去，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理解和看法與我們大為不同，不光是記敘某個歷史事件本身，而要透視涵蓋產生那種事件的文化。
現代西方史學界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十分重視敘述，例如柏克萊大學魏斐德教授、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但是一旦“講故事”，就難免受到“虛構”之譏。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呢？
司 馬清揚：胡適說過：“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但是如何運用想象，是很大的一門學問、技巧。我並不是說想象 力在歷史研究中不重要，考古中更要運用想象力。但這種想象力，一定不能是具體的史料，比如說，林彪出走，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林彪自己上車、上飛 機……等史實，我可以推斷他是主動的；但是不能用想象力去嫁接、去虛構，這二者有明顯的區別。很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居然有林立果在蘇州的密室對話！又不 註明資料來源，就這麼寫出林立果怎麼講怎麽講。
我不認為司馬遷的古老做法是正確的，不認為歷史是個任人解說的小女 孩。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劃分方式：你不是當事人，你怎麼知道他的心理活動？我想還是要用“實證”的方法。一個人吃了蘋果，寫下他吃了蘋果就是符合歷史的， 要說他吃了蘋果很高興，或者其實他並不樂意吃蘋果而更想吃橘子……他心裏如何如何想，這些若沒有充分依據就不能寫到書裏去。如果周恩來沒有談到自己的內心 感受、思想鬥爭，你就不能寫——你不是周恩來嘛。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新史記：您能否用比較簡明的語言，對我們的讀者，概括您對周恩來的看法，對林彪（及林彪事件）的看法？
司 馬清揚：我因為比較喜歡林彪，就去看關於他的許多史料；他與毛關係密切，於是我又看了關於毛的許多史料。林彪對個人崇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起了推波助瀾的 作用。但是我發現好多事情後來發生了扭曲：好事情明明是林彪做的，放到周恩來頭上；壞事明明是周恩來做的，放在了林彪的頭上。
記 得有一次我與一位朋友爭論，我問他，你說林彪搞個人崇拜，他講了哪些話？他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林說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 說：“一句頂一萬句”確實是林彪講的；但是“句句是真理”是周恩來講的——《解放軍報》一個編輯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有人打電話來發指示講了這句話，這位 編輯沒有提名字，但我經過採訪，確認他說的“有人”就是周恩來。再如，稱頌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這句話，周恩來也比林彪先講。
至於迫害劉少奇、迫害賀龍，都張冠李戴栽到林彪頭上。而像“解放”老幹部這些好事，都安在周恩來頭上。
我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符號現象”的問題。
何 謂“符號現象”呢？“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打死，人們都相信後來被毛澤東接見的宋彬彬涉案，這就是將宋彬彬當成了“文革”紅衛 兵暴行的符號了，而並不去真正瞭解她在打死卞仲耘上是否有具體罪行。周恩來和林彪，事實上也成為了這樣的符號：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 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從符號出發，遮蔽了對其複雜言行的真實瞭解。如果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 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人們認定的這種“符號”是否真實？就得要史料證明，不能大帽子一扣就了事。對任何一個黨史 人物，我們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標準，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我不認為黨史“說不清”，黨史很多事件是可以說清的。關於資 料的運用有兩點，有一次我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做報告，我在聊天時就問所長陳永發：你寫《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那本書的時候，怎麼區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真 偽？舉一個例子，鄧小平出訪蘇聯，遇到了匈牙利事件，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建議“出兵鎮壓”。我問：你怎麼知道這條史料是正確的。他說，憑直覺。寫一本 書，有上千個資料，不可能一一查證。我寫這三本書，每一本都超過兩千個資料來源，我不可能都查。多是憑直覺。像鄧小平建議出兵，我覺得是可信的，可以聯繫 到“六四”，他有這個思想基礎；後來他說的“不爭論”，也是一脈相承——不跟你辯論，就是對不同意見就壓下去。他骨子裏就是這麼一種人。
所謂“直覺”，雖然當時只是瞬間選擇，但卻是建立在讀了很多資料、懂得很多歷史資料的辨認方式這個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憑空判斷。
關於資料，有一個例子。（《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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