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

《外參》記者 胡立

中國的特殊威權政治

若要分析鄧小平的一套，蕭功秦認為鄧小平走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權、撥亂反正，排除黨內保守派的干擾。”蕭功秦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概括相當客觀，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第一點，共產黨的領導，這點絕不能挑戰，第二點，鄧小平不關心所有制，怎樣改都可以，只要經濟好起來就行，因此鄧小平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八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曾經和鄧小平介紹過新權威主義，說知識份子中有個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它的主要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能立即實行民主，先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集中階段，通過經濟發展，民主才能實現。鄧小平對此的反應是，他說自己就是新權威主義，不過，這個詞不好，可以換另一個詞。”

蕭功秦認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通過鐵腕建立了威權，南方講話則進一步與左派劃清了界線，從這個意義上說，脫胎於共產革命體制的鄧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這一“後革命體制”的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和一般的威權政治有個不同點，它是在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體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轉型，客觀上，鄧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權政治的路線，因為威權政治就是政治集權與市場競爭相結合。

但這樣強國家弱社會、後共產主義的威權體制，蕭功秦認為，也不能說沒有優勢，其優勢特別表現在國有體制轉制的過程中：“四千萬工人下崗，用一位親歷的管理者的話來說，‘既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會，當時決不可能邁過這一門坎，然而，也正因為威權體制下能邁出了這一步，意外使得經濟私有化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經濟確實柳暗花明，工廠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銀行也不再成為製造壞賬的無底洞。再加上此後中國又成功加入WTO。產權明晰化，高效率勞動力，人口紅利，這些因素使大量訂單進入中國，形成了極其強勢的競爭力，因此出現經濟的大發展。中國在新權威體制下，從此迎來了百年未遇的良好發展時代。”

但另一方面，問題又反了過來，由於是強國家弱社會，弱社會無法對強國家進行制衡，因此蕭功秦指出，權力腐敗的情況會很嚴重，由於上層又特別擔心民眾挑戰自己，於是就形成了大維穩的模式，用維穩的“不變應萬變”，以代替漸進改革，形成如下惡性循環：腐敗與社會不公——社會不滿與群體事件——大維穩代替改革——矛盾進一步加劇，這是一種不斷重復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形成後，腐敗更嚴重，腐敗官僚又害怕人民對他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緊控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變成良性的威權政治而不是變成劣質的、退化的威權政治，還有許多路要走。(《外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