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宇
镜新闻网編譯蕭伃君
任建宇被重慶市公安局劳教一年后，中國官方媒體罕見地發表評論批評此判決。一些言論自由的提倡者希望這是中國政府在權力交接前試圖以寬鬆言論箝制以平息社會不安的跡象，但許多陸續報導顯示中國官方媒體的評論其實另有指向，即薄熙來案。
官媒對言論自由的意外聲援？
任建宇被逮捕一年多、任建宇的維權律師浦志強上訴時，《環球時報》與《新京報》等中國官媒罕見發文，指政府鎮壓公民批評言論是過時手法。
《環球時報》10月12日專欄評論中表示，“在當代中國仍因為口頭或書面批評而受到起訴和懲罰是令人擔憂的。”評論也表示輿論和批評皆是公共監督的基本，它們可以發現社會問題、幫助社會治理以及推進社會進步。
任建宇除了在微博上轉載與發表批評共產黨的言論外，重慶公安也從他的住處搜出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寧死”的T恤。根據10月18日的《南華早報》報導指出，除了對薄熙來的腐敗表達不滿之外，任也在2011年7月中國溫州高鐵撞車事故後，在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人照片旁邊寫下“中國共產黨下台”；他也曾經轉載表示希望一黨獨裁結束、自由民主萬）歲的文字。
在任建宇確有發表這些言論的情形下，中國官方媒體仍對此案判決有所批評。10月16日《華盛頓郵報》報導認為這個發展是網絡和微薄產生的正面效應。
需要注意的是，《環球時報》的評論並沒有提及任建宇針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批評，而是強調任建宇與其他因批評政府被捕的人，是針對政府在社會管理問題上的不足。10月11日的《環球時報》報導更是強調任建宇針對薄熙來在位時的批評。
報導指出，任被逮捕是因為他攻擊重慶市政府的唱紅運動，他轉播批評重慶政府在唱紅打黑時的言論，並認為這種政治運動是在鼓吹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環球時報》報導也強調任並非去年唯一一位因為批評重慶的政策和領導人的重慶市民。2011年4月，方洪因嘲弄薄熙來和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而被判刑；另一位重慶市民彭洪也因轉發調侃市政府的“打黑”行動的漫畫而被判兩年勞教。
李大同：任建宇是單一事件
《南華早報》報導說，一些言論自由倡導者希望這次官媒的報導是一種象徵性訊息，即北京當局有意圖以允許公共討論的方式來緩和高壓緊張，或者說中國新領導人想首先在言論自由問題上出手改革。
復旦大學新聞學教授楊恩（Doug Young）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高層有人希望看到這些報導（指官方批評任建宇的逮捕），但是在十八大權力交接前夕出現這些官方對言論自由的公開支持表示非比尋常。楊恩並表示，樂觀地想，這是一個正面信號，表示未來中共領導人或會以擴大自由言論為首要任務。
不過，《南華早報》認為這不表示北京會允許國內媒體對政府或高官作無限制的報導。在中國的微博上搜尋胡錦濤的名字仍然被禁。
因挑戰新聞審查制度而被解除編輯職位的《中國青年報》李大同認為任建宇的官方報導只是單一事件，而人們現在可以公開討論任建宇案是因為它是發生於重慶而且薄熙來被逐出權力中心，這並不表示改革已經發生。
中國的轉型陷阱
《南華早報》也指出其他媒體工作的人認為任建宇事件有可能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因為在對任建宇判決的批評聲出現的同時，北京也說會改革勞教制度。
一位不願具名的《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官方媒體也漸漸受到網絡上新聞評論的影響。此記者說，《環球時報》對任建宇案的批評就是因為在新浪微博上對任案的討論非常熱烈。
雖然對最高領導人的批評在新浪微博上仍是被禁止的，但它已經是中國網民揭發低階官員腐敗或濫權的主要途徑。僅僅討論和抗議任建宇的判決的微博就有80萬條。《南華早報》認為，中國共產黨希望維持一黨專政，但中國民眾對中共的不滿與日俱增，因此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勢必將面對要求言論自由的挑戰。
改革派搭薄熙來案順風車
另一方面，即使官方媒體批評任建宇案可能另有意圖，即暗批薄熙來。改革派也可能視薄熙來案為一個經濟也是法治的改革契機。
針對薄熙來事件，官方在十八大前藉讚頌並推廣經濟改革隱然批判薄熙來的新左路線不算少見。學界的經濟改革推手也對薄熙來的極左路線大加撻伐。
曾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中國經濟學家韓志國在微博上痛批重慶極左路線。他認為重慶問題在於“文革的復辟和極左路線的死灰復燃”，任建宇是“重慶極左路線的受害者”，而為他平反遭遇困難顯示重慶極左路線必須被徹底清算。
除了以經濟左右路線要求改革外，以薄熙來事件為出發點要求政府重視法治的聲音也是存在的。
10月8日出版的財新《新世紀》週刊的社評在批評薄熙來的同時，表示中國政府必須“加快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特別是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制度化，切實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亞洲時報在線》（Asia Times online）10月20日的報導認為改革派在等待一個改變現狀的事件，而他們希望將薄熙來事件轉化成中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重生的的機遇之一。
孫立平：“（十八大）會後審結才是更大的手筆”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是習近平於清華大學就讀時的論文指導教授，他在博客上發表了對薄熙來事件的想法。由於他與習近平師生關係，《亞洲時報在線》的彼得·李（Peter Li）表示， 他因此象徵了改革派對新共產黨領導者有影響的希望。
孫立平在博客表示，儘管在十八大前審結薄熙來案有利於十八大順利開會和習近平接班這種說法有道理，但“會後審結才是更大的手筆。理由：會後從容審結此案，政治功利性的色彩會更淡，可以更多地從為未來10年打下好的法治基礎進行通盤考慮，作為以法治國的良好開端，甚至更有利於形成改革的“勢”，成為重啟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契機。”
孫立平也表示，雖然輿論認為薄熙來的極左或紅色路線是阻礙改革的典型代表，而薄的倒台有利於重啟改革，但他卻不完全同意。孫說“薄並非是阻礙改革勢力的典型代表…主張倒退的力量是存在的，但其力量有限。”孫的這種說法在中國人普遍認為改革開放後生活品質大有改善的情況下是不難理解的。
他更認為，“真正阻礙改革的力量是既不主張前進也不主張倒退的維持現狀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在改革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
孫立平在另一文章《轉型陷阱不僅僅是對現狀的一種解釋，更是認識現狀的一種框架》中，針對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礙做了說明，表示現在中國是身陷既得利益集團力量比改革力量和倒退力量都強的“轉型陷阱”。
孫說“在‘轉型陷阱’觀點看來，中國的基本力量是‘一強二弱’。一強：既得利益集團。二弱：前進的力量與倒退的力量。二弱都是現在中國的邊緣性力量。”
孫並表示，一般的改革困境會是社會上只有兩股力量，一改革一倒退，因此“在‘改革困境’的觀點看來，現在是不進則退，不退則進，關鍵看前進與倒退的誰壓倒誰。”但孫強調他認為中國面對的是“轉型陷阱”。在轉型陷阱中有三種力量，“最大的可能性是不進不退，維護現狀。進一步說，前進與倒退的，都是對現狀不滿，都想突破現狀，但方向不同，一個主張往前走，一個主張往後退；但由於兩者都是邊緣性力量，可能都不大。”
也就是說，假使情況是只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大、改革派力量和主張倒退的力量皆小時，維持現狀就會成為主要的力量。
在中國，以轉型陷阱的觀點來看，對薄熙來代表的倒退路線痛加撻伐並不一定會有理想的結果。孫立平說，以轉型陷阱的觀點來看，打倒倒退路線可能會有兩種結果：“一種可能是增強了前進的力量，走向真正的改革；另一種可能性是增強了維護現狀的力量，變革更不可能。”他更強調更有另一種可能是，“前進與倒退互博，最後兩敗俱傷，威脅現狀的可能性消除。”
《亞洲時報在線》的李表示，孫立平所分析的“轉型陷阱”是政治的轉型陷阱。相對於許多發展經濟學家所在意的”收入轉型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一種無法從勞工密集的工業轉型因此也無法將國民平均收入提昇到中等收入層次的困境），這種政治的轉型陷阱才是中國需要面對的真正陷阱。
李認為孫立平的分析沒說出口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國現有的狀況下是佔了上風的。李認為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幹部工業複合體”。這個說法是參考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對“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警告而來的。
薄熙來事件是否可以形成中國多方面改革的契機其實是有待觀察。但是如果輕易地將薄熙來事件所代表的問題錯當成改革的真正阻力，孫立平認為反而會“誤導對實質性問題的判斷”。
按照孫立平的說法，中國的真正問題不是瘋狂的新毛主義者；真正的問題是共產黨幹部和商人即使知道這樣的行為會導致整個國家毀壞的情況下，還是吸光了銀行的貸款以裝進自己口袋和圖利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幾乎毫無法律、行政和金融權責性，而這個問題正是中國無可避免的危機核心。
稅改後，地方政府脫離中央政府的管制並被鼓勵去開發自己的經濟。地方政府們之後便到處發展房地產事業：以低價徵收郊外的土地，而後將它們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和投機商人。當中國中央政府於2008-09年推行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時，地方政府和國有事業們拿走了大筆的銀行貸款並將它們投入收益性可疑的地方建設和房地產投資。
現下世界和中國的經濟皆趨緩，國際需求也急速下降，中國經濟也已因過度經營和準備不足而無法在不製造浪費且不引起通膨的情況下，接受另一次刺激計劃。中國真正的挑戰——以適當消除負債來策劃經濟軟著陸，以及遏止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過渡開銷——是急需中央政府的主導來面對的。
然而在現有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中央政府發放資金到經濟體主要且必要的管道，因此它們並沒有改變現有制度的動機。
李認為，中央領導人、理論家和媒體的挫折可以從一連串呼籲改革的文章看出。但李認為重點是這些呼籲是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或許提倡的改革手法模糊，但這也表示他們明白，僅靠經濟改革並不能解決現有的困境。
希望維持現有狀況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問題的周圍打轉，它們給的建議都沒有指向核心。它們的建議皆是這類：為銀行紓困、謹慎地將房地產貶值、發放補助給予弱勢者、或是選擇性地給予能有效利用資金的工業部門經濟刺激。
但是真正的改革者希望更多：將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整合至市場制度裡、以及建立起法律和公共的監督，這樣的監督的主旨是減少貪污和增加經濟效能和合理性。這些改革者要求的也就是民主、法治、以及增強市場經濟的力量。
李認為或許這些手法在面對地方政府與國有事業的時候，是激烈的、痛苦且具有風險的。
為了進行這樣具有政治難度且風險的路線，政治改革者需要一種撼動現有制度的改變；而薄熙來事件似乎並沒有為中共領導者提供這種改變。到目前為止，也並沒有發生其他使得領導層必須馬上進行這種徹底改革的大事件。
李表示這種改變現狀的外在力量何時發生是要持續觀察的。但李也認為，期望封閉的、擁有特權的、亟欲避開政治風險的中國黨幹部正視這種外力和改變，或許也是有其困難度的。
1.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094473/dissident-writer-liao-yiwu-slams-chinese-politicians-dirty-wealth.
2. http://www.tealeafnation.com/2012/11/will-chinas-new-leadership-loosen-its-grip-on-mainstream-media/.
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11/26/a_change_is_gonna_come?page=0%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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