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在你的演講中，你提到，必須促進治理轉型，從政府管控走向公民治理。過去中國當局強調自上而下改革，現在需要的是推動自下而上的改革，公民及多方參與的共同治理。關於公共治理問題，你最後說，突破口在關注一個一個的案件。我和我們的雜誌讀者可能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你是一個經濟學家，但長期關注經濟學領域之外的社會問題，法律問題，而且你做的不少事情是維權律師們幹的，甚至你還還因此如選了「法律人俱樂部」。環顧一下，在經濟學家中，除了茅於軾先生外，很少有你這樣的中國經濟學家，你能解釋為什麼嗎？
胡：我做的事情比較雜，也有許多人也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做。其實，中國很多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政治，中國經濟不是孤立的。很多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是這些經濟問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要解決中國經濟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例如解決產業升級問題、解決經濟轉型問題、發展方式等問題，單從經濟問題入手是無法解決的。在解決民生問題上，胡錦濤他們也做了很大努力，但不解決民權問題，民生問題是很難解決的：收入提高不了，財政也不會向民生傾斜，在現在這種體制下，例如，從財政方面說，可能超過一半都用在官僚自身。例如，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超過一半用於行政公務人員的工資、「三公消費」等。因此，我認為必須從民權角度才能解決民生、經濟性問題。
《內幕》：通過經濟-政治-民權-法律這個路徑發現中國問題，思考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以及民權個案的切入，有的人評價你是「從弱勢群體開始問診中國」，我想你定積纍了不少經驗和並可能得到某些啟示。在中國面臨的如此眾多問題中，你認為什麼問題最困撓中國？
胡：這麼多年來，我最大的一個感覺是，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首先改變中國的特權制度，其它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不改變特權制度，一切問題免談。中國的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官主財政等，都是特權制度造成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特權制度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官位等級制度、黑箱化的財政制度、貴壟斷的企業制度、封建等級的社會保障制度等。如果不剷除這些特權腐敗制度，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希望。
《內幕》：既然特權制度是中國問題的根本，你有什麼解決特權制度的建議嗎？我知道你一直提倡在中國推動一項又一項具體制度改革。
胡：我曾在文章中提出過若干點建議，例如，取消行政等級；取消幹部病房、高幹病房等公款福利特權；建立一切支出由各級人大決定的公共財政制度；打破國有壟斷，形成市場化的多元競爭格局；取消財政對機關幼兒園、機關小學的傾斜投資政策，行政人員、官員不得參與教授、院士等的評定；取消電台電視台、新聞出版業的壟斷，允許民營媒體參與競爭等。但我認為還是要通過自由經濟加監督來遏制特權。其次，必須不斷給政府施加壓力，才能讓他們逐漸減少和放棄特權制度，例如廢除諸如特供、高幹醫療病房、官僚享受到各種服務等。
《內幕》：你在演講中說過，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如果廢除特權制度，這對當權者沒有好處嘛，為什麼他們要改？
胡：盡管如此，改革是一個官民或社會各階層的博弈過程，雖然改革是找死，但他們必須改，通過改革，他們可能最終喪失政權，但這些人的個人性命、甚至部分財產可以合法化。改革最終是官民之間的討價還價，在這個談判過程中最後可能讓他們部分財產合法化。
最終，改革必須依靠民間力量的壯大，否則政府不會跟你談，沒有人跟你協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