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九十年代以來的20多年，中國走的是一條寡頭主義的路，以前叫新權威主義，政治上集權。經濟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震驚全球，有“中國模式”的說法。這是階段性的成就，但這個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了。
中國的社會思潮，如果分左右，我一直分為：極左、極右、中左、中右四種。可以按照價值分，從公平和效率來看，20多年來的思潮是右傾的；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步還是保守，民主和專制等標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專制和民主沒有概念，他們對新保守主義倒是有概念。但在中國不是這樣。
從小平南巡的1992年到2004年，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的路，是有成就的，不僅經濟發展了，也深化了改革。2004年，寡頭主義到了頂峰，把國有企業按權力大小給分了，受到上下左右一致的反對，極右的寡頭主義就衰落。
按權力分配，大家不同意，不按權力分配，按什麼分呢？於是就無作為。
2005年，左傾思潮開始復活：已經出局的老左派又回來了，這與中央搞馬克思主義工程有關，給了大量的錢，辦了雜誌，各大學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院……其中也搞了極左的東西。新左派也發展了，在美國拿到學位的學者，回來在北大清華當教授的，欺騙性比老左派大多了。我就奇怪：他們在美國學了些什麼呀！
這些新左派看中國模式，一定是否定30年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說“國際資本和國際工人階級的矛盾”，中國有四億過剩人口，30年來中國這些人口與國際的資本結合，把國際工人階級給弄下崗了！（衆笑）如果說有“中國模式”，就是這四億中國人口，改變了世界生產和貿易格局。當然現在“中國模式”是有點不堪一擊了。應該早點將這些錢用來提高技術、調整經濟結構。20多年前兩次京東賓館會議我都去了，那時有學者說，新權威主義搞20年之後再搞民主。現在已經過去20多年了，對民主還是有爭議：經濟水平也夠了，文化水平也夠了，微博也有了，利益集團也有了，黨內派別也有了，民主的各種條件都成熟了，卻回來一幫教授說，中國發展得很好，根本用不著民主！這幫新左派真是非常糟糕的。
我批判經濟自由比較多，大家就把我劃到左派去了。但我跟左派攪不到一塊去呀！新老左派最怕的就是我了，我倒是跟自由派的關係比較好，言論自由，人們愛怎麽歸類就怎麼歸類吧。“左派”帽子我戴了這麼多年，我其實是中左立場，要清算極左。我自我定位為非主流——左翼思想不能當主流，只能是非主流。左翼思想當了主流，上來之後，政策一定左。
楊帆
本來右翼的寡頭主義是主要思潮，但是去年，由於重慶模式的出現，突然有了政治領袖了，五、六年的理論積聚，兩、三年的重慶刺激，左翼思想一下就起來了。
極左的東西在重慶一下爆發。去年我就很憂慮了。《重慶模式》這本書是我策劃的，該說的都說了，好的都寫了，其中有一章是我寫的，說，您能不能轉向民主？這話他也聽了，去年年底的時候，重慶出來一個“民主法治15條”，沒來得及實施，他就出事了！我對重慶模式，並不抱全部否定的態度，成績是有的，敢於面對中國社會的矛盾，而且敢幹——幹得好不好，反正也幹了！（衆笑）
我們搞民主社會主義，搞中左，好多年了，提了好多建議，提一百條建議，也能被採納幾個，但像貧富差距問題，辦法就是徵收所得稅，但是行不通——上下左右都拒絕登記財產，怎麼收稅？
我們提了很多想法呀，他也不給錢！一分錢也沒給我。我們勸他，“唱紅”也要和“文革”劃清界限；“打黑”既然打了就要甄別平反，打錯了的趕快糾正；“共同富裕”不要提，這是超階段的東西，怎麼共同富裕呀？沒法共同富裕。重慶搞民主建設最具備條件了，因為通過打黑、通過清腐敗，已經打掉了腐敗的中間階層，要求黨政幹部發揚革命傳統，填充了中間階層。如果薄熙來不倒，不走，在重慶再幹五年，會有新面貌。他想把15條全面鋪開，我們是勸他先搞三分之一的試點——這一方案左派也聽得進去。以前說民主選舉是用錢操縱，拿錢買選票，若在廣東搞民主，很可能就是這樣；但是在重慶，就很可能不是這樣。很可惜，他後來出線了。他採用的手段，是有問題的，但是反過來說，不採取點手段，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明鏡月刊》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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