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不會再聽從黨的命令

馮勝平

馮勝平 專稿

黨國衰亡

　　黨國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它隨意識形態的消亡而消亡。當革命史觀盛行，共產主義信仰在人民心中站統治地位的時候，它是最適當的統治方式，擁有不可質疑的權威。但是，隨著信仰的崩潰，黨國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戰。原因很簡單：人們不願服從一個他們已不再相信的權威。1987年，筆者曾對中國信仰崩潰的前景做過如下的描述：“文革的結束似乎預示著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們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所謂未來---的 信念。過去被摧毀，未來又丟失，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地獄的邊緣：它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 國，那些對過去發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倖存者已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什麼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什 麼都敢做。作為極端的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怕天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 25年後重讀這段話，似乎它更適應今天的中國。

　　中共的當務之急是收拾人心，重建政權的合法性。王希哲先生說，中共的合法性來自於“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觀念。這不正確。因為它無法解釋歷代王朝末期的造 反起義。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的經濟成就上。但考慮到隨之而來的分配不公和官場腐敗，很難確定經濟成功到底是加強還是削弱了這一合法性。 可以說，中共正面臨建政以來的最大的執政危機。左派領袖張木生指責政府“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自由派作家沙葉新聲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溫家寶多次呼籲政改；官方人民日報也表示：“寧要不完美改革，不要不改革危機。” 所有這些呼籲，標誌著朝野各派在改革的迫切性問題上已經達成了共識。

　　軍國崛起

　　軍 國是黨國意識形態崩潰的產物。它是一個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維持的政權。在中國，當人民相信政府的時候，統治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它不需要軍隊，也不依賴法律 和宗教。一旦信念崩潰，暴力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以實力為後盾的軍國雖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秩序。這是中國最稀缺的產品。“共產黨壞透了，但還看不到 比它更好的。為中國老百姓計，還是共產黨多存在一些時候好。” 二十年前餘英時先生曾這樣告訴筆者。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就算共產黨是個大土匪，十惡不赦，它至少還有管理千百萬小土匪的功能。“在我之後，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說這話時，似乎已經看到了路易十六的斷頭台。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宗教，沒有法律，也沒有靈魂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 想。

　　黨國之後，必然興起的是軍國。它的初級形式是警察國家，最後階段則可能是軍人獨裁。近年來中國的維穩經費以幾何級數增長，體現了中國社會從黨國到軍國的演變。必須承認，毛澤東時代政府對人民的控制是成功的。被奴役而深感幸福，靠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群眾專政廉價高效，既讓奴隸享受主子的感覺,又能控制社會的每一個神經細胞。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大哥不僅無處不在，而且無人不是，其功能遠比今天遍佈全國的攝像頭有效。黨國絕不會允許花費兩億人民幣看管一個瞎子卻讓他跑掉的笑話發生。即使要鎮壓，它也不會忘記收取子彈費。時光倒流40年，受地方政府迫害的盲人陳光成不會逃進外國使館；他會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狀。

　　與黨國不同，軍國以金錢和暴力控制社會。如果說凡是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那麼，不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如六四、西藏和08憲章---則是敵我矛盾，必須訴諸於坦克和監獄。在政治上，黨國和軍國有截然不同的風格：黨國熱衷於開會，軍國忙於出警；黨國提倡運動，軍國反對摺騰；黨國喜歡政治委員，軍國依賴國保大隊。

　　軍隊是中國社會最有組織的力量，注定了要成為黨國遺產的繼承人。軍人掌權不符合西方民主國家的歷史經驗，也不同於東歐—蘇聯解體的先驗模式。但它是中國從黨國走向民國的必經階段。中共經濟上太強大了，很難想像它會像蘇聯-東 歐那樣由於經濟壓力崩潰。另一方面，它在法統上和道統上又太虛弱了，一次失控的民變就可能使局面變得不可收拾。倘若類似天安門事件的動亂再次發生，需要軍 隊開槍鎮壓，我相信軍人不會再聽從黨的命令，除非下令者是他們信服的軍事強人。從去年的埃及事件中中國軍人已經看到，他們的命運並非注定要做劊子手或替罪 羊。憑藉一紙“絕不向人民開槍”的聲明，他們就可以坐收魚利，接管政權。這種既得民意，又得實權的好事，中國軍人沒有理由拒絕。結論是：在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黨絕對指揮不動槍；一旦突然事件發生，只能是槍指揮黨。(《內幕》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