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万勿再拖延，否则必有大祸

周舵致习近平、李克强的公开信


尊敬的习近平、李克强先生及其他政治局常委：

134位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内42位各界人士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书，各位想必都已知悉。他们的意见，没有一句话不是满怀善意，没有一句话不是建设性的，我当然完全赞成。借此机会，我愿向诸位提供我的同样善意、同样建设性的建言，供诸位参考。

1 极左的治国理念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总根源

贵党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和贵党政治纲领，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这本应该是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一项极其严肃的庄严承诺，然而非常遗憾，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近年来，我国的法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倒退。何以至此，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最高决策层的治国理念至今没有和马列毛极左的治国理念割断脐带。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外敌——当它遭受外国侵略时；它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国家内部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这个“法”，是按照正义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产生，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的认可，切实约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在这个自由宪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为执法部门，其职责就是维护此正义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和组织的侵犯，以确保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没有任何干涉之权；反之，对于侵害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当然被法律赋予强制之权；违法者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就必须视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动用法律严格规定的、适宜限度之内的强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权益和全社会的公益。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恶”，人的“罪性”（sin，不是刑事犯罪的罪crime）——清醒地面对人性的客观现实，认识到无论在多么“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会的可能和冲动；人永远不是天使，人间注定不会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来驯化和约束每个人。

传统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则完全不同。这种理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作为普适价值的人权，一切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即相对的；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人性恶。在共产主义天堂降临之前，人世间就是一个天使—“人民”—无产阶级和魔鬼—“敌人”—资产阶级双方殊死搏斗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战场；对于魔鬼“敌人”，那当然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名言），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顶多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给点“出路”而已；而对于天使“人民”，则是“对阶级兄弟要像春天般温暖”，兄弟有错误，你只能好言规劝，“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骂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警方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对于敌人，可以滥施暴力，原则上怎么处置都可以；对于人民，则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于极端软弱无能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的治国理念，直到现在仍然是在法治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摇摆，自相矛盾、互相抵消，一面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面又沿用“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传统理论，其结果当然是令各级政府茫然失措！
比警察更尴尬的也许是各级地方官员。当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他们首先必须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这里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做判断的足够信息和时间，更没有充分的授权，尤其是绝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软就是太硬，可谓“动辄得咎”。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主观任意，没有客观标准；是权力不清、责任不明，也就根本无法问责。这就充分说明，“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传统极左的基本教义格格不入的。可悲的是，我们的高层决策者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严重性，依然抱残守缺、无所作为，听任整个国家机器在如此混乱的旧轨道上滑行！”

——以上文字，摘录自我“六四”21周年发表在香港《明报》上的旧作“不可持续的拖字诀治国”。很遗憾，两年多过去了，如同知识界、企业界和其他方面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量善意建言一样，毫无反响，决策层对此充耳不闻，一切悉照旧章，听任各种体制弊病和社会矛盾日益恶化，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对执政党自我改革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信心。这有多危险，莫非诸位毫无觉察？

当前中国所有严重社会问题的背后，明眼人都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魔影，那就是由于各级党政官员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没有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使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作为或乱作为等等乱象愈演愈烈。救治之道，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不是民主，是法治（理由何在，请参看《附录一》“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因此，当务之急，是首先在各界精英当中促成宪政、法治的基本共识，然后尽快把法治推上轨道。刘晓波的冤案，就是一个决策高层直接干预司法，导致执法犯法恶性结果的典型案例，当然应该予以彻底重审。那种“五不照搬”的蛮横调调不宜再唱——什么叫“不照搬”？是完全拒绝、一仍旧章、拒绝普世价值另搞一套，还是“不教条主义地原样照搬”？如果是后者，那就很好，因为信奉教条主义从来没有好结果，那就早些把话说清楚，尽快付诸行动。没有权力分立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特别是，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怎么可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如果“不照搬”是这个意思，那么，不就是决心要大搞腐败吗？这么干，还能混几年呢？

在当代各种政治思潮和流派当中，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左翼的最左一端，它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暴力仇恨邪教”，既不科学，又不人道，非常错误，极其有害，和贵党“建设和谐社会”、“建立法治国家”的志趣不但格格不入，根本就是敌对性的。我这样直言不讳，听来十分刺耳，不容易被贵党的广大党员接受，但我要负责任地说，我是师从贵党杰出的理论家于光远先生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专业的科班出身——诸位想必知道，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是我的导师于光远先生起草的——所以，这个结论不是我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的妄谈，是我经年累月苦心思虑，做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和思考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做的通俗概括。这样一种思想理论，怎么可能作为治国理念来治理国家，而不把国家民族引进相互仇恨、恶性争斗的混乱衰败泥潭呢？薄熙来之辈，不就是在这种极左意识形态的土壤里，在某些最高领导人的鼓励纵容之下，才得以恶性膨胀，险些酿成大祸的吗？
当然，设身处地替执政党着想，思想理论的变革不宜激进，应该渐进、有序、可控地施行。由于长期以来以“拖”字诀治国，我国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稍一不慎，就可能翻船。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如果“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这个意思，那还算有情可原，但是，如果这就是诸位的真实思想，就是要继续走以马列毛极左思想治国的老路（这才是真正的邪路！），那么，我敢断言，这一定是死路一条。

坦白说，贵党自寻死路，这并不足惜，大家纠结的是，贵党这个“后极权”的执政党早已经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紧紧绑在了一起，贵党溃散、政权瓦解，社会政治秩序必定崩溃，在那样一个无政府、半无政府的巨大绞肉机当中，除了极少数心黑手狠的野心家之外，没有人可能从中受益，以此之故，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光明未来，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贵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和平转型。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对贵党抱持善意的真实理由。

2 红二代的自我救赎

红二代，就是当年打天下的那些老共产党人的直接后代。诸位当中，红二代居多数。薄熙来的“唱红”，除了煽动底层民众特别有效之外，对红二代也有极大的迷惑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还会出大问题。
改革有其内在逻辑，其中一条，就是对传统要有适当的继承，激烈反传统多半会走向革命。我的一位朋友，贵党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看了我的书之后，特地找到我家和我谈了一下午，他有一句话让我反复想了很久。他说，你反对革命，主张“渐进民主”，那就一定要包括对传统的继承，那么，共产党的传统难道不也是一种传统吗？

他说得对。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大事，能从弱小崛起，最终打败国民党，必定有其道理。如果共产党人没有那种特别突出的高度理想主义、牺牲奉献、舍生忘死、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甚至可以说是到了“道德洁癖”的程度——要夺取政权，那是想也不必想。虽然由于种种局限，这理想的具体内容，从目标到手段都已经证明是错误并且有害的，但是，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却是红二代应该继承的宝贵财富。而恰恰是这笔财富，现在已经被多数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官员丢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共产党人如果变成除了当官发财，眼里别无一物的暴发户，那你还算个什么东西？要知道，就连一心逐利的资产阶级也不是这样的东西。资本主义是靠新教伦理而兴起的，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深层问题，恰恰是从新教伦理的道德资本主义，越来越变成了自私贪婪的资本主义，共产党总不能连早期资本主义的道德水平都没有！果真那样的话，贵党哪还能有立足之地？

薄熙来唱红歌，包含着继承红色传统的含义在内，就是这个东西迷惑了很多红二代。问题在于，这个红色传统是和那些极左暴力仇恨，和打内战混在一起的，如果不加切割，那就不但毫无益处，而且极端反动。近年来，贵党的音乐、影视、报刊、宣传成天都是打打杀杀、阶级斗争、暴力仇恨，都是和国民党你死我活，请问贵党还要不要两岸统一？还把打内战叫作爱国主义，这不是脑子完全进水了吗？

红二代长期浸染于红色暴力仇恨文化之中，很容易养成一股粗暴蛮横、一意孤行、无法无天的坏习气，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恶例。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尤其身居高位的人，这种习气不改，势必胡作非为，害己、害党、害民、害国家，诸位务必要慎之又慎，对之高度警惕！

把极左暴力那一套彻底丢弃，把理想主义、牺牲奉献、公而忘私等等精神品格继承下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红二代的自我救赎”。

3 恢复统一战线的活力

毛泽东早就一再声言，党、军队、统一战线，是贵党的“三大法宝”，然而，自1957年反右以来，“统一战线”就已经名存实亡，“六?四”以后则更加每况愈下。我特别尊敬的大姐陶斯亮几次对我抱怨，现在共产党哪还有什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统的是和你立场、观点不同的人，只要是爱国的，不管政治主张如何，都应该团结，现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里面都是吹喇叭抬轿子的，那你发展他们入党不就完了？

就如我辈，就如刘晓波，不过就是和贵党的立场观点不一致，不过就是对政治改革的主张超前了一点，不过就是不认同“六四”大开杀戒，不过就是话说得比较尖锐刺耳一点罢了，我们一不搞颠覆，二不想革命，第三真诚希望贵党广纳忠言，纠正历史错误、实现社会和解，大家团结一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这何罪之有？难道搞出一个13亿中国人都是唯唯诺诺的软骨奴才，贵党说东就往东，说西就往西的局面，中华民族就能振兴了？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贵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很好，很对，那就请首先从被贵党非法打压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议分子”，从“六?四分子”，从刘晓波开始协商吧。刘晓波一向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根本不是个一心一意存心和贵党作梗，不能协商沟通的死硬敌对分子，设若当年贵党能和他诚心诚意平等协商沟通，而不是野蛮粗暴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哪会有贵党如今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棘手局面？

可惜极富人格魅力的前统战部长阎明复先生年纪太大并且身体欠安，无法再为贵党效力，我建议贵党敦请颇富人望的胡德平先生和陶斯亮、马晓力两位女士出面主导此事，果能如此，我一定尽力协助。这并不是什么太难办的事。

贵党十八大开过了，我尽我之所能，在一定范围内做了一些调查，得到的反映不出所料，是极度失望，极其负面。这个话题太大，太沉重，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只想说一句：政治体制改革万勿再拖延，否则必有大祸！对此，各界精英连篇累牍，不知说了多少诚心诚意的好话，出了多少或轻或重、或对或错的主意，贵党都一体吸纳、照单全收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继续深闭固拒、全盘拒绝，那就无异于自绝于民、自寻死路了。本人不揣冒昧，老话重提，把我历年苦心研究的结果提炼成“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一文，作为《附录二》放在文末，敬请各位耐心阅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纳其中你们认为可行的部分，尽早付诸实施，千万不要再误读好意，仍然把良药当毒药，把诤友当敌人！

话已经说得够长了，就先到这里吧。谨祝各位不负众望，力扫积习旧弊，振作精神，渐进、有序、可控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到底，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大话空言造福于中华民族，也造福于贵党八千万党员。

公民周舵  20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