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學院的一個陽謀

諾貝爾

諾貝爾“政治獎”包抄中共中華帝國（一）

陳小平

 為何諾貝爾獎看中的是莫言？

　　10月11日，瑞典學院宣佈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中共黨員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消息傳來，輿情反饋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怒來形容。對許多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人來說，莫言得獎，讓他們心裡生出民族自豪感，但對關心政治的來說，看法則趨兩級。民間一方認為這是“四大恥辱”——“世界文學的恥辱，優秀作家的恥辱，人類良知的恥辱，創始人諾貝爾先生的恥辱”。在官家那邊，中共最高意識形態主管李長春說這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陞的體現”。央視評論說莫言獲獎是“中國文學與文化先進發達的表現，是中國文化實力使然。”

　　說莫言獲獎代表“中國綜合國力提陞”、“文學與文化先進強大”和“中國文化實力”，這是搞意識形態的中共官員們擅長的忽悠。早有評論認為，在今年文學獎競爭者中，就文學成就而言，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明顯高於莫言，因此將文學獎授予莫言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台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陳芳明甚至質問，為什麼得獎的是莫言？台灣有更多的作家，書寫了更多關於中國土地的人事物，為何諾貝爾獎看中的是莫言？

　　說莫言得獎是“四大恥辱”則太灰色。10月12日的《紐約時報》也說這些瑞典文學院18個老頭顯然是對強大起來的中國低頭。但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彼得‧英格倫（Peter Englund）卻對《紐約時報》說：“我們不認為文學不帶有政治性，也並不是說莫言創作的不是政治文學。當你翻閱他每一本書，你會發現很多關於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社會的強烈批評，然而，他不是一位政治異議份子，我覺得他比較像是一位在體制內批評體制的人。”彼得‧英格倫的講話透露，瑞典文學院授予莫言文學獎當然沒有忘記“講政治”。如此看來，說莫言得文學獎是“四大恥辱”則極大可能錯怪了那些可愛的瑞典文學院老頭們，而說瑞典文學院向中共低頭，則更可能南轅北轍，錯解了瑞典文學院的“講政治”。

　　在諾貝爾的5個獎項中，代表人類“重要發現或發明”最高水準的物理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中，中國本土人迄今沒有拿下任何一個（自1969年由瑞典國家銀行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與中國人絕緣），實際上，中國人作夢最想拿的就是這三個獎項，那纔是真正的反映國家實力的指標，可惜，中國人迄今都不夠格。

但自1989年以來，諾貝爾獎中的和平獎（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與文學獎（獎給“在文學方面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則再三光顧中共治下的中華帝國。

這二個獎是不用爭的，而是送的

先是達賴喇嘛1989年首奪和平獎，（中共說西藏是中國的，卻似乎不認達賴喇嘛是中國人民的）高行健（法籍）拿下2000年文學獎，2010年劉曉波榮獲和平獎，然後是2012年莫言得到文學獎。為什麼中國人與物理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甚至經濟學獎絕對絕緣，卻能和平獎和文學獎攬勝呢？這是因為和平獎與文學獎是諾獎系統的“政治獎”。這二個獎是不用爭的，而是送的。

　　有觀點認為，在整個諾貝爾獎系統中，和平獎與文學獎（這個名單也許還應包括經濟學獎）一直是歐美世界具有非常濃厚的意識形態“誘導”動機的政治投資。無論是中國的官方還是民間，都能嗅出和平獎與文學獎的這種政治氣味。

2000年10月12日，當瑞典文學院把文學獎頒給“前衛”和“反叛”劇作家和作家、“六四”後公開宣佈退出中共的高行健時，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指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最近的行動再次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

中國作協負責人說：“看來，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在明鏡的博客中，就有匿名網友說：“我覺得，給莫言這個獎，是瑞典文學院的一個陽謀。”（《內幕》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