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

《2013中國經濟》──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階


內容提要:

關於中國經濟在2013年之後會出現硬著陸,是號稱“末日博士”的經濟學家魯比尼在2011年提出的看法。魯比尼曾經準確預測2008年金融海嘯而一夕成名。魯比尼在20114月預測中國在2013年之後,將遭遇經濟硬著陸。他認為,中國對於有形資產、基礎設施與不動產過度投資。空蕩的機場、高鐵以及無際的高速公路,成千上萬新建成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辦公大樓,無人居住的新建社區,以及為防止全球價格下跌而關閉的嶄新的冶煉鋁爐等等都是徵兆。

魯比尼認為,中國的過度投資將最終導致巨大的浪費,並在未來出現經濟低速增長。“長期實行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將會出現產能、不動產以及基礎設施的嚴重過剩,因此,一旦進一步的固定資產投資難以為繼,將會在未來加劇出現經濟下滑。到2012-2013年政治交接,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可能會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會在未來產生極高的代價。”他認為,解決之道是實施綜合改革,其中包括:更快的貨幣升值,對居民的財富轉移,對於國有企業進行徵稅或者實施私有化,廢除戶籍制度,以及放鬆對金融的管制。

那麼,現在離開魯比尼提出的看法已有兩年,時間已經進入他所說的2013年政治交接,會不會發生經濟的硬著陸呢?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中國擁有深廣的人脈。這位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家看好習近平上台後帶來的轉變。他認為,對中國新領導2012年至2017年的核心政策議題,就是經濟改革。如果這場改革成功了,獲得的成就將至少能與鄧小平30年前啟動的改革站在同一個高度。

《2013中國經濟》(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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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路》──社會的畸變和危局


內容提要: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良派退場,政治民主化成為體制內一條不可碰觸的紅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路線到此戛然而止。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誌再次啟動的新一輪經濟改革,不過是在一系列與民爭利的政策主導下,使隨著經濟發展日漸壯大的資本集團對原有共產黨政權進行深度滲透和共同瓜分全民財富的過程。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逐漸蛻變為實質上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的旗幟已經有名無實。一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無法繼續維持,多年來積壓的社會矛盾將集中爆發,各派勢力通過引爆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拋棄共產主義,推動社會轉型。這是中國很快將會出現的變局。
中國在即將到來的社會轉型中,如何才能避免被日漸做大的權貴資本勢力把持,成為寡頭政治國家,這取決於兩點:第一是能否在中國形成一個與現有權貴集團實力相當的競爭力量,使中國政治格局不再淪入一黨獨大的境地。第二在於中國民眾能否堅持“理性抗爭,內壓促變”,不被仇恨和偏激的情緒驅使而令中國陷入群體暴力的漩渦。
中國社會將面臨的最大危險,是由於理性知識分子的缺席,以及作為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的弱小,導致民眾極易受到來自依附於政府或權貴資本的精英階層的非理性煽動,在抗爭方式上走向極端。使中國的轉型剛一開始就被強行中斷,從而喪失進入真正民主化社會的機會。

作者簡介
 唐末,曾於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高層黨媒任時政記者,之後經商多年,對於中國政商各界和民間社會都有廣泛接觸和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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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周永康 政法委書記失常


  明镜新闻网那編譯 巫古森

    2012年11月15日中國十八大結束當天,中國新領導層並沒有給出太多未來5年可能進行的改革信號,唯一一項令人意外的改變是出現在中國政治體制內最不可能改變的地方──負責國家內部安全的中央政法委在這次政治局常委人數的縮減中,悄悄地被降級了。新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只是政治局委員,與前任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不同,孟並不是政治局常委。此種作法很明顯是在削弱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權力和影響力。政法委書記是監督國家內部安全的主要人物,掌控警察、檢察官和法院,也掌管著中國最具惡名的部分:秘密警察網絡、網路審查和武警。新任政法委書記遭降級,這會是改革的一環嗎?


中央藉機反制周永康

    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中國簡報》主編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在《亞洲時報在線》上發文指出,北京之前發佈了一份司法改革白皮書,其中表示要減少公民審判過程中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干涉。從這項司法改革與政法委書記的降級看來,馬蒂斯認為或許在對保守派居多的新領導層失望之餘,還是值得樂觀期待中國未來仍會出現改革。

    然而,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專家崔大偉(David Zweig)對此樂觀有所疑慮,他對英國廣播公司(BBC)解釋:“我認為他們只是要確保掌控槍的人不在政治局常委會內。”


    當時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內,也少有人握有與周永康相當的權力。


    BBC新聞網表示,這樣的改變的部分原因是中央對前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反制。周在其任內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並運用了極多的國家資源。當周永康於2002年底成為公安部部長時,他擁有的預算是200億美元,但在4年之後,當他離開公安部的職位時,公安部的預算已擴張為550億美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員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說:“周永康得到這麼高的預算是因為他強調社會動亂和群眾事件的立即威脅性。”換句話說,周將他的公安機器定位成幫助中國共產黨持續維持一黨專政的重要單位。

    當周永康在200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時,他的資源基礎和影響力持續上升。中國現在的國家維穩預算已到達1100億美元,甚至比軍方國防預算還多了50億美元。當時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內,也少有人握有與周相當的權力。


薄熙來事件的後續影響

    但是周永康的聲譽卻因他與薄熙來的密切關係而受到打擊。有報道表示,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對免除薄熙來職位一事投下了反對票。中國的八卦網絡論壇甚至傳出周永康和薄熙來計畫在北京發動政變,然而真相到底如何,至今從未顯明。

    馬蒂斯認為圍繞著周永康的爭議以及他與薄熙來的關係並不明朗,因此很難去評量是否將周逐出權力中心才是這些“改革”的真正原因。

    舉例而言,雖然許多報道表示周永康在3月消失無蹤,這顯示他很有可能也隨著薄熙來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制裁。但是事實上,周在3月出現的次數比他前3個月加起來的次數還多。馬蒂斯也認為,周永康對薄熙來打黑行動的支持(也可能是義務的)其實也不真正代表什麼,薄熙來以重慶媒體高調宣傳周永康對打黑行動的支持很有可能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馬蒂斯並強調,假使中國共產黨只是顧忌周永康過大的權力,那麼他們必須要作的政法“改革”就非常簡單:將周永康換掉,而這一步也的確發生了。馬蒂斯因此認為即使將政法委降級的確是改變的一步,但是在確定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改革政法機關的計畫之前,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被提出。


政法改革問題應持續關注

    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2000年代,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維護穩定辦公室以實施維穩工作領導小組的指令。每個階層──中央、省級、地方的維穩辦將公安、國安和檢察院的單位從國家機構中移出、轉置於黨下。維穩辦公室與對外稱作“中央610辦公室”的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有其相似之處。現在的問題在於誰將接手這個維穩機關、還有維穩機關是否會繼續受到政法委書記的管理──誇張的維穩預算(1100億美元)對單單一位政治局委員而言似乎有點多。

    第二,最新關於中國部會架構的傳聞是,國家安全部的管理可能會出現變動。中國國家安全部是主管國家安全的部門,包括了反間諜機關和政治保衛機關,傳言它很有可能將被置於國務院之下。將國安部從政法委架構中抽離,很可能會更加弱化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和他未來接任者的權力,但是這個改變將可以使得國安部更能專注在對外國的情報工作,而非在同一個架構內與更具政治權力的公安部競爭。儘管這看起來只是一個無害的變動,但它很可能對中國情報單位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於2013年3月召開,屆時中國的部會首長將會一一揭曉,當孟建柱從公安部部長這個職位離開後,誰將接手這個位置以及公安部又將以怎樣的面貌出現,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與他的前任者們同樣,孟建柱在成為公安部部長之前已經具有相當的政治實力,換句話說,他被調至公安部的大位是出於政治考量。但是,馬蒂斯強調,真正的國家內部安全體制的改革必須包括公安部大位的去政治化(許多公安部的副部長們在進入公安部前都不具有公安背景),也就是減少公安部被利用為派系鬥爭工具或是獎賞的可能性。

    去政治化或許是過於理想的改革建議,但是馬蒂斯指出正是這一個改革方向讓國安部成功地與政治分離(除了一些極端的情況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薄熙來當初是將他的骯髒事倚賴給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而非國安部的人;最後將王立軍送到北京的隨行人員也是國安部的一位副部長。


    押王立軍回北京的隨行人員是國安部的人。


    馬蒂斯表示,某些問題可以在幾個禮拜內或是幾個月內得到解答,但是也有些問題,像是國家內部安全部會和相關的黨辦公室的發展,在3月的人民大會的人事變動後,依然會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中国密报》第5期)

習近平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唐末专稿

  薄熙來:不成熟的政客

  薄熙來事件,從今年初薄的親信馬仔王立軍反水私奔美領館,引爆驚天丑聞,到其本人入京參加人大會議後羈留不歸,被逐次剝奪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人大代表身份,直至近日開除黨籍,遭最高人民檢察院採取強制措施立案調查,幾個月拖拖拉拉,遮遮掩掩之下,這場堪稱中共二十年來最嚴重高層政治動盪的連台大戲已經接近尾聲。薄熙來這位曾經背景深厚,風光無限的的政治明星終於徹底落馬,不久還將面臨刑事審判和牢獄之災。


薄熙來不久還將面臨刑事審判和牢獄之災。


  由於中國的政治博弈仍是一如既往的暗箱操作,涉及高層秘辛更是雲山霧罩,撲朔迷離,這就導致圍繞著每一次重大事件的發生,海內外的各種猜測和捕風捉影總會五花八門,媒體間自相矛盾的臆斷層出不窮。

  薄熙來的隕落,和同一時期習近平的上升,不應該僅僅看作是簡單的宦海沉浮,或是個人權力鬥爭的勝負。這兩個不同政治人物的命運和際遇,絕非偶然,近幾年與他們相關的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深度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取向和政壇高層的基本共識。

  攻擊薄熙來的人,憑著他在重慶唱紅打黑之舉,把他作為極左文革勢力回潮的代表。如此定性牽強而簡單,迴避了薄熙來事件的實質。甚至可以說,這種扣帽子貼標籤的做法,本身就有文革思維在作祟。薄熙來說到底衹能算是一個野心勃勃利慾熏心的老式政客,而且是一個被過度膨脹的權力慾蒙蔽了基本判斷力的不成熟的政客。他早期的仕途順暢,與其說是自身政治手段的高妙,不如說是主要來自其父薄一波滔天權勢的庇護。這種庇護成就了他早年的仕途風光,也為他今日的敗落埋下了伏筆。

  作為一個在中學生時期曾經積極投身文革,以紅色接班人自居豪氣沖天,後來卻因受家庭株連被打入另冊,甚至遭受牢獄之苦的少年,薄熙來早早就表現出極為強烈的權力慾和狠辣衝動的個性。這種性格,在其父平反覆出並身居高位,為他鋪開權力之路後,不僅沒有因年齡的增長而有所收斂,反而在過於順暢的境遇中愈加膨脹。從依靠中央財政傾斜製造的所謂大連奇跡開始,一路呼風喚雨,高歌猛進。其做派之高調,性格之張揚,實為中國官場上絕無僅有的另類。

  如果薄一波能一直身居高位不倒,薄熙來的做法倒不能說是完全錯誤。因為衹要朝中有人力挺,高調宣示政績正好可以為提拔陞遷造勢,裡應外合,上下呼應,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可是,薄一波在十七大之前去世,使他在羽翼未豐之時過早一步失去了最大的依仗,長期以來的鋒芒畢露,唯我獨尊,早已令他在很多人眼中成為一個潛在的威脅。靠山一倒,前路自然不再坦蕩。十七大後,他雖然仍借著父親的餘威和自己多年辛苦營造的所謂政績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但問鼎副總理入據中樞的希望卻無情破滅,並被從商務部長之職平調重慶,再次離開了政治中心。




薄熙來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殺雞取卵。

  所謂「疾風過崗,唯伏乃存」。面對急轉直下的形勢,如果薄熙來能夠保持足夠的成熟和清醒,他應該意識到,失去了最高層的依仗,無力可借之後,過去高調造勢的做法不僅沒有意義,甚至效果衹能適得其反。這種時刻,適當的收斂鋒芒,靜觀待變纔是明智之舉。但是,多年來的順風順水和過於自負的性格,顯然令他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不甘就此沒落的野心激發了他的傲氣,於是,接下來所發生的,就如同一個陷入瘋狂的賭徒所為,薄熙來下車伊始,便急不可耐,從經濟民生,社會治安,意識形態各個方面同時入手,試圖打造一個轟動全國的全新樣板,為自己五年後衝刺常委鋪路。

  顯然,薄熙來在入主重慶之後,完全沒有從長期依賴其父親的權勢放手施為,以政績造勢陞遷的習慣性思維中調整過來。唱紅打黑,強勢登場,在沒有強力後台支撐下,只會引來更多的敵意。尤其是公然拉攏黨內毛左勢力為其張目,更是在當今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旋律中唱出不和諧的音符,令高層倍感尷尬和惱怒。而其迫不及待拉攏各方勢力,示恩於民爭取民心的做法,更是打破了中共權力來源的常規,讓不少既得利益中人感到日漸逼近的危機和恐懼。王立軍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當薄熙來已因無法掌控而越來越變得尾大不掉之時,乘其羽翼未豐盡快除之成了上面唯一的選擇。調查其親信王立軍,不過是高層按照慣例選定的拿下薄熙來的一個突破口而已。深諳官場殘酷的薄熙來察覺之後怎會束手就擒,先下手為強衹是為求自保不得已而為之,長期隨侍左右,對薄熙來之狠辣早已領教的王立軍自然也不願坐以待斃,於是才發生了如同好萊塢大片般的奔逃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事情到這個地步,舉世嘩然,在全世界聚焦之下,雙方都沒有了退路。幾大勢力為收拾殘局達成共識之後,薄熙來無力回天,大勢已去。後來種種措施之所以姍姍來遲,無非是高層在為新一輪洗牌討價還價,並提前做好善後而已。


  大多數勢力的公敵

  說到這裡不能不嘆一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父輩一直以來的過度庇護下,未經歷足夠政壇磨練的薄熙來在政治上幼稚得令人吃驚。他在重慶幾年的思維,完全脫離了一個老練政客應有的軌跡,幾乎淪落到黑道大哥的水準。若是在亂世,這份豪氣,或許可以成就一代梟雄,但在各大利益集團均衡博弈的當今中國,他的張揚跋扈和對森嚴體制的蔑視,只會讓他成為大多數勢力的公敵。尤其是他為了樹立正統形象與早已在政壇被邊緣化的毛左勢力相唱和,更是犯了高層的大忌。所以,當他所控制和影響的媒體把重慶模式捧得越來越高之時,他也理所當然的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今天人們說起薄熙來在重慶的做為,往往只關注他的唱紅打黑。實際上除此以外,薄熙來在經濟和民生建設,基層民主選舉的推行,官員政績評議制度,反腐自律,甚至財產申報等方面都有作為,可以說,衹要有利於打造新重慶形象,有助於樹立他的個人權威的事情,他都恨不能面面俱到立竿見影。甚至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比如打黑過程中罔顧司法程序,比如為追求打造五個重慶的經濟奇跡而欠下大筆政府債務,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使重慶的面貌和影響力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當然,光鮮的外表之下有多少陰暗和隱患我們在後面也已經慢慢看到。


以體制正統自居的薄熙來,一旦陷入路線爭鬥,最終也無法倖免。

  一方面以可見的成效贏得民心,一方面通過媒體廣為渲染吹捧,同時大力拉攏包括軍中故舊甚至毛左在內的各方勢力形成同盟,通過大張旗鼓形成強大社會影響力以逼宮今上,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慣於以暗箱操作來分配權力的中共體制,必將引起體制內的震盪。在當今中國,穩定是各大勢力的共同首選,衹有在內部的妥協中形成一個平衡,保證政權盡可能的長治久安,才符合所有利益集團的的訴求。而薄熙來在失去靠山之後,仍一如既往獨樹一幟,並且手段狠辣極端,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將對各大勢力小心翼翼維持的脆弱平衡造成致命衝擊,甚至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導致玉石俱焚的後果。所以,當他在重慶開始唱響不和諧的聲音,妄圖以一人之力抗衡體制之時,敗局就已經註定。

  因此,薄熙來的敗落在於其過份膨脹的政治野心已威脅到了中共統治的大局,成為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他的思維,仍停留在老式政客甚至是亂世梟雄的水準,在妥協和利益共享已成為體制內規則的今日,一意孤行,唯我獨尊,觸犯了高層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說,他這種作為,注定了不會有一個真正的盟友。即使其父以前的故舊和盟友念在香火之情上不願對其斬盡殺絕,甚至即使沒有王立軍事件的推波助瀾,其政治生命的終結也絕難倖免。

  至於黨內某些派系大肆宣揚文革回潮的危險,不過是為自己的政治正確爭取話語權而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層領導大換血之後,否定文革已成為政治共識,雖然在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和對文革的真實內幕方面有所遮掩和保留,其目的衹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統和權威,絕非為文革翻案埋下伏筆。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民間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階層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日趨複雜,早已不是渾渾噩噩鐵板一塊,這種條件下,無論政壇上層,還是民間社會,都不會存在毛時代那種一呼百應政治掛帥的可能。文革早已成為歷史,僅僅因為少數早已邊緣化的毛左的鼓噪,就大肆誇大文革危機,甚至動輒扣文革復闢的大帽作為攻擊政敵的手段,某些利益集團的這種做法,在搶奪政治制高點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眾在近二十年經濟壟斷性政策壓榨下的不滿所產生的恐慌和心虛。實際上,正是因為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真實存在,才給了薄熙來在政爭中利用民間對利益集團的普遍不滿和對公平社會的嚮往,為自己的權力之路造勢的機會。

  從薄熙來在重慶的施政思維來看,他絕非要復闢文革,相反,以他的性情和價值取向,最有可能的是帶領中國走向另一條改革之路,即在威權和法制軌道之上的新加坡發展模式。作為中共著名強硬派領導人薄一波之子,薄熙來的政治理念與其父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脈相承之處,首先他絕不是個民主人士,對個人權力的追求始終是他政治生涯的主要動力。從文化根源上分析,這類強硬政治人物受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很大。法家宣揚「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鼓吹極端專制集權,愚民,弱民,以樹立統治者權威,這種思想,作為典型的精英治國霸道之學,最受那些自以為天降大任的具有救世主思維的政治人物青睞。所以,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很多中共強硬派領導人對這種既能維護統治權威,又能國泰民安的思想都極為推崇。但是中國和新加坡在國情上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經濟基礎的不均衡決定了這種專制下的發展絕無可能成功。所以,薄的施政也許可以奏效於一縣一市,但若推廣到全國,必將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倒退。




軍中紅二代盟友將成為习近平執政最大的依仗。


  路線鬥爭勝者為王

  體制外不少人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同是權力爭鬥,前朝幾股勢力可以長期優柔共存,而薄熙來則必除之而後快。有這種疑慮的人顯然並不了解這兩類爭鬥和分歧的本質區別。前朝之爭,歸根結底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之爭,可以討價還價,可以步步為營。但是薄熙來在重慶之所為,已觸犯了各大利益集團爭鬥的底線,成為爭奪最高道統和權力的路線之爭,尤其是薄很不智的拉攏毛左入局,更是加重了這種爭鬥的性質。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路線鬥爭,從來是你死我活的對局。薄在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在己的情況下,僅憑一時之勇,拉開如此對局,如何能夠善了。

  如今想起一兩年前,重慶和廣東兩地以蛋糕論各執一詞,隔空嗆聲的情景,已覺恍若隔世。中共政治局委員一級的兩位封疆大吏,對中國未來的道路發出不同的聲音,並以各自掌控和影響的媒體進行宣揚,爭取民間認同,這簡直是前所未有的氣象,頗有民主國家競選之風。不少人甚至覺得已經在自八九年以來長期形成的「內部分贓,一致對外」的政治格局上看到了破局的希望。可惜這是在中國,在一個沒有機製保障沒有遊戲規則的國度,路線上的分歧遲早將成為鏖戰,甚至變成你死我活的殺戮。這一點,在這個體制建立之初就已注定。利益可以分配和妥協,路線衹有勝者為王。前朝的「不折騰」和「悶聲發大財」就是這種共識的形象化體現。以體制正統自居的薄熙來,一旦陷入路線爭鬥,最終也無法倖免,淪為這個體制的犧牲品。


  習近平成功秘訣在於藉勢

  明白了薄熙來敗落的原因,對於習近平能夠為各大勢力接受順利上位,就不再難以理解。

  習近平與薄熙來同為中共高層太子黨,他們的迅速崛起與父輩的餘蔭都脫不去關係。但兩人的家庭背景又有很大不同。在八十年代後期之前,薄一波和習仲勳的政治軌跡不相伯仲,他們都出生於北方共產黨組織,中共主力長征到達陝北之後,他們得到毛澤東的任用和器重,建國後身居高位,習仲勳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多年,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薄一波在陳雲領導下執掌國家經濟計劃工作,也曾任副總理,都是權重一時的人物。文革爆發後,他們兩人也無一倖免遭受到牽連和迫害,甚至殃及子女。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使他們得到翻身的機會,重新恢復工作。再次成為中共高層領導。

  但是自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們仕途的走向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習仲勳因為在八七年學運引發的中共黨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為備受攻擊引咎辭職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仗義執言,並在不久後發生的六四事件中堅決反對出兵鎮壓,同情和支持趙紫陽的觀點,得罪了佔據權力優勢的強硬派勢力,在排擠和打壓中很快被邊緣化,並於九三年徹底退出政壇。而薄一波因為在這兩次政治風潮中以極左強硬面目出現,站在了勝利者的隊伍中,六四之後屹立不倒,更因與第三代領導核心結成政治聯盟而權勢滔天,其子薄熙來則朝中有人好做官,在這種高層權力的關照下,利用中央財政的傾斜,創造了風光無限的大連奇跡,並借此政聲,一路陞遷,從大連市長,市委書記,遼寧省長,直至風光入京,執掌商務部,大有乘十七大東風,問鼎副總理之位的勢頭。

  與薄熙來相比,習近平早期的陞遷之路雖然默默無聞,卻也頗為順暢,在薄熙來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習近平在福建也無波無瀾陞遷到省長一職,之後又調任經濟大省浙江任省委書記。看起來,他的官運似乎並沒有因父親的失勢而停頓。但是若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兩人的為官之道卻是大相逕庭。

  薄熙來在政壇高歌猛進,能量在於借力。也就是其父在中共高層的權力和對第三代領導人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力量直接,有形,強勢。令薄熙來習慣了說一不二,呼風喚雨。而習近平似乎深諳黃老之道,性情低調,謹慎,他的仕途秘訣在於藉勢。這個勢,來自其父長期坦蕩耿直的性格在政壇高層中留下的良好口碑和人脈,尤其是得到一些同樣在「六四」期間反對開槍鎮壓學生的軍中老帥的同情和關照。雖然與有形的力相比,這種勢的作用不是那麼直接和強大,但卻溫和長久,如同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令其仕途春光無限。如果說薄熙來慣於利用強大的權力後盾鐵腕施政,對於攔路之敵毫不留情,習近平則是以其平和謙恭贏得不少老輩的讚賞,並在同輩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勢力同盟,平時無為無求,必要之時,順勢而上,常有事半功倍之效。



  習近平擁有對眾多軍內戰略夥伴

  這樣的出身和背景,令習近平和薄熙來與草根出身的體制內官員相比,具有無法超越的優勢,他們兩人注定了彼此會成為唯一可以抗衡的對手。這種優勢除了在陞遷之路上可以一路順風之外,踏上中樞高位之後,則表現在擁有對眾多軍內戰略夥伴的影響力。一個普通的外界觀察者,在探查中國軍隊高層勢力時,大多習慣於把目光盯向軍委,四總部和國防部長几大巨頭人選,以這些人的來歷和背景推測各方大佬在軍中的勢力。而實際上,太子黨真正的底蘊卻不僅僅在這些台面上的人物中,而是涵蓋了遍及四總部中層和各大軍區以及集團軍內的中高層將官,尤其在少將中將級別。這些人控制了大量實權和執行部門,是真正的軍中主力。薄熙來在重慶的國防演習能請動幾大軍區高層捧場,正是來自於這種勢力的支撐。而習近平早年曾任軍職,做過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飈的秘書,長期在軍內也有自己的同盟和夥伴。所以,他們任何一個人在高層得勢,其狀況將與江胡二人之初登大位時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完全不同。這就是太子黨的資本和底蘊。

  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得到各大勢力接受,成為政壇黑馬,扶搖直上,說到底,是因為其一直以來所表現出的謹慎溫和低調的個性,使他的形像在大多數人眼中成為理想的守成之主。加上習仲勳八十年代就政壇失勢,正常情況下,也必然令其失去與各大勢力抗衡的根基,沒有能力對其他集團的利益造成實質性威脅。這種狀況,極為符合各大勢力對於穩定這個大局的共識。一個毫無根基的溫和派領袖,上位之後身處前朝兩大集團夾縫中,無為而治,成為一個對各方都無害的泥塑木偶,可以最大限度保證接下來十年政權仍在過去的平衡中繼續維持。

  但是現在看來,當初的這個想法過於一廂情願了。習近平八二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這樣一個大內中樞的職位轉調到河北正定做一個籍籍無名的副縣長,僅此一點足可看出其父對其人生道路的期望非同凡響。紮根基層,深入社會,了解民情,不僅是一些本色未改的老前輩對年輕人的要求,更是為將來的從政之路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習近平在正定縣為官時,也曾表現出年輕官員的銳氣和闖勁,對推進當地經濟改革頗有作為。但隨著八七年開始,其父在中央權力中心遭受打壓,習近平的為官為人便日漸低調,之後二十年不顯山露水,這段時期的經歷與其說是平庸,不如說是韜光養晦。

  二零零七年習近平被各派接受作為新一代接班人橫空出世之後,在眾人疑惑的目光中,在依舊低調的表象下,許多事情不知不覺發生著變化。作為一個幾乎沒有在中央政府從政經歷的官員,在各派勢力強大的夾縫中,竟逐漸站穩腳跟,並一步步取得話語權。尤其是在今年發生的薄熙來事件上,當機立斷,順勢而為,不僅消除了自己政壇上最大的威脅和隱患,還借此良機,利用自己身為太子黨的底蘊,交好並整合軍中紅二代勢力,成就自己的一方天地。

  可見,習近平的起點將完全不同於前任的胡錦濤,太子黨的圈子賦予了他與生俱來的天然優勢,溫和低調的性格也在幾十年的官場之路上為他贏得了許多盟友。失去了薄熙來的牽制與抗衡之後,習近平將毫無懸念地成為同輩太子黨的領軍人物。雖然他在政治局依然勢單力孤,但是軍中紅二代盟友將成為他登頂執政最大的依仗。而來自父輩淵源的前朝胡趙等民主政改派的部下和故舊,以及認同民主改良理念的體制內和知識界人士,也將是他在未來政壇大展身手時真正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儲備。因此,十八大之後,雖然沿襲於前朝勢力的常委會的成員組成不會帶給人們任何新的驚喜,但由於習近平的存在,過去所慣見的兩虎相爭,很快會演變成更富機變和戲劇性的三足鼎立。衹要習近平繼續保持不偏不倚的超然姿態,同時謹慎約束自己和家人不要深陷利益集團的漩渦,那麼他將會完全不同於前朝那幫因循舊吏,從而成為一個對於中國未來具有極大潛在影響力的變數。


  指望習近平成為戈爾巴喬夫很不現實。


  他不是一個內心真正抵制民主化改革的人

  綜合習近平特殊的經歷和良好家風,以及他一貫的溫和表現和近幾年不時流露出來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基本可以判定他不會是一個在內心真正抵制民主化改革的人。在幾十年的政壇風雨中,他也顯示出了足夠成熟穩健又不失果決的政治智慧。以他長期形成的謹慎耐心和慣於後發制人的個性,加上在政治局中並不佔優勢地位的局面,外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他自然不會冒著過大的政治風險,以一己之力挑戰體制,主動開啟民主化變革之門。但是,以他善於審時度勢的政治眼光,在關鍵時刻,他卻極有可能是放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人。所以,指望習近平十八大繼位之後即迎難而上,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種期望顯然很不現實。十八大之後當然會有習李新政,正如十六大之後有過的胡溫新政一樣,都只會是在不傷筋動骨的前提下,做些安民的姿態和無關緊要的退讓,甚至還有畫餅充飢的口號,以維持民間的信心和耐性,使政權得以繼續殘喘。真正的變局,衹有當接下來幾年中國經濟出現實質性大面積衰退,民間的怨念直指體制並形成規模,對政權造成強大壓力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中國經濟連續二十年的泡沫化高速增長,使很多社會問題得以長期掩蓋,並且積纍得越來越多,這些問題積重難返,早就不是體制內換湯不換藥的小打小鬧可以解決。目前,現有體制框架下經濟發展的潛力已經基本發掘殆盡,新一屆政府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這一點,不僅是民間的有識之士,包括不少清醒的體制內官員都已非常明瞭。近幾年來,對未來變革的希望和恐慌同時存在於很多中國人的心中,而變革的時機,就是在中國這輛幾十年高速行駛的獨輪車終於失去動力,開始傾覆的關頭。那一天,將會是考驗中國民眾的勇氣和理性的時刻,也會是中國政壇和知識界具有民主意識的開明之士有所作為的開始,更將是習近平個人的一次藉勢而為,引領中國邁入新的歷史階段的良機。(《内幕》第5期)

  

明镜专稿: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


冯胜平专稿


笔者不久前去华盛顿开会,见到老朋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主任普拉狄克(Paul B.Protic)。当时正值国内反日游行示威蔓延、钓鱼岛冲突激化之际,话题自然是中日中美关系。对钓鱼岛前途,包道格表示充分自信,他说:“中国绝对得不到钓鱼岛,正如日本得不到独岛,菲律宾得不到黄岩岛一样。”前布什总统首席中国顾问,包道格与林倍瑞、黎安友同为费正清的学生。我不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他显然低估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决心。


中国委员会的偏好

中国委员会是一个由9个参议员9个众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也许是由于职业偏好,会谈开始前,普拉狄克指着会议室墙上的照片,问我们是否与他们熟悉。那是一些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的照片,其中有刘晓波,魏京生和徐文立。我告诉他,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许是中国的良心,但决不代表中国未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变化---改革,革命,甚至崩溃---都不会有他们执政的可能。当徐文立宣布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他的党员干部,而是支持他的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诚实,他应该告诉他的支持人,我没有可能回国执政,但我会尽其所能,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魏京生知道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并不知道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有太多的霸气,太少的宽容。相比之下,刘晓波身上似乎有更多的民主素质。问题在于,在一个大多数国民都沉溺于强国梦的国家里,人民有可能选一个主张中国民主必须先当三百年殖民地的人做领袖吗?事实是,民主在中国是一个太遥远的未来。不仅人民没有准备,领袖人物更没有准备。去国三十年,笔者见过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反对派领袖,他们中有书生,有枭雄,也 有骗子,但无一人是合格的民主政治家。

普拉狄克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喜欢我的评论。他们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他们的善意我不怀疑,但对他们的一厢情愿感到惊讶。可以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并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中国(以下简称民国),不喜欢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中国(以下简称军国)。但个人好恶不是衡量历史走向的标准,价值判断不应该成为事实判断的基础。

美国不喜欢一个在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它本能地会支持与中国有边境冲突的东南亚国家。美国也不喜欢一个不按美国方式生活的中国,它天然地站在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边。前者是因为地缘政治,后者则是由于意识形态。当菲律宾、印度、日本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时,美国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刘晓波在9-11后宣布“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继而又与张祖桦等人发起“08宪章”宣扬普世价值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好感。


尘封的历史——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悲剧

深感中国委员会专家们的天真和偏执,我讲了一个老中国通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 “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 的辩论,将“失去中国”归罪于一批老“中国通”——二战时期在中国工作和国务院内负责对华事务的外交官们。一个不甚严肃却颇为准确的结论是,四个约翰应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他们分别是范宣德(John  Vincent),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es),和蒋介石(Jiang Jieshi)。


谢伟思(John Service,右)在延安。

其中两人——戴维斯和谢伟思——是真正的中国通。戴维斯于1908年4月6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国传教人员。谢伟思1909年 8月 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944—1945年,他们随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50多次谈话。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戴维斯写道:“中共正在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拒绝接受他们和支持毫无建树的蒋,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他们宁愿做我们 的朋友,不仅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致力于造就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中共将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如果我们继续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支持扶不起来的蒋介石,他们就会把我们视为敌人。”与此同时,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 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 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  鲜明的反差让 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 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生长在中国,谢伟思和戴维斯的母语是四川话。熟悉重庆又了解延安,见过毛泽东也认识蒋介石,他们深知共产党已在中国扎根,确信美国在战后中国属于谁的问题上已经没有选择:中国未来注定属于共产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他们预言战后国民党必定垮台,共产党一定成功。針对蒋写的《中國之命运》,戴讽刺地說:“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

但是,美国并非毫无选择。谢伟思和戴维斯相信,如果对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美国仍然可以在一个亲苏的共产党和一个亲美的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正式谈话。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8月29日和9月3日的报告中,谢伟思指出中共及其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建议美国政府把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并充分说明这样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他们分析说,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而自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共也没有实质的控制。拒包瑞德回忆,在与美军观察团谈话时,毛甚至表达了想访问美国的愿望。

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是谢伟思/戴维斯报告的主旨。1945年2月28日,谢伟思在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写道:“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 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 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谢伟思/戴维斯的延安报告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未来。这些报告及时到达了华盛顿,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尘封长达24年之久。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反而对他们展开了“忠诚调查。”1945年6月6日,谢伟思与贾菲等六人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8月10日,他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谢伟思戴维斯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他们被赶出国务院,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美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今天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到底是支持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宗旨的民国呢,还是支持一个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军国?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民国的支持者主张宪政,军国的支持者强调富强。为争夺党国遗产,他们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宪政派和富强派:前者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由的崇拜,后者是对力量的崇拜。

近期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凸现了宪政派和富强派的对立: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挑战习近平,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他,引导他,并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在中国走向民国和走向军国之间没有选择。除非中共崩溃,党国之后,兴起的必然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和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与党国不同,军国注重实力,不讲主义;它摸着石头过河,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军队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国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也不同于东欧—苏联共产党国家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并非毫无选择;它仍然可以在一个亲美的军国和一个反美的军国之间作出选择。明智的政策是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接受中国未来不是民主国家的现实,对转型中的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促其变为一个亲美的、逐渐接受普世价值的军国,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式的、反美的军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并不一定是对世界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动乱则肯定是世界的灾难。毕竟,中国今天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象其它国家一样,它有富强的权利。


钓鱼岛冲突——中国梦的冲动

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一场较量。它的直接原因不是国内危机,而是梦的冲动。不久前中国完成东风41导弹部署,拥有了可以覆盖美国全部领土的核能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不想再韬光养晦,它渴望强大,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中美、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却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

中国不想与美国为敌。它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既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迫日本让步,以拯国内民心士气,更是习近平实现强国梦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习近平无疑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带领中国强起来;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不应忘记,以习为代表的红卫兵一代是在“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语境中长大的。强国是他们童年的梦,“解放全人类”是他们曾经的理想。尽管岁月流逝理想的火焰已经熄灭,梦却没有破灭。圆梦,尤其是圆童年之梦,是一切成功人士最难以抑制的本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毫无疑问,无论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想钓鱼岛冲突演变为一场中日美之间的战争。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冲动和误判引起的战争不胜枚举,其数量很可能超过蓄意策划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的确比邪恶更可怕。

为了圆梦,以太子党为核心的中国军方选择了历史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作为突破点。自去年9月以来,军方先是利用民间施压,发动全国反日大游行,继而由一批鹰派将军在媒体上发表战争言论,宣称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胜。他们以核武相威胁,频频对日本发出战争警告,俨然一副不收回钓鱼岛决不罢休的姿态。私下——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却让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李先念之女)赴日交涉,告知日方中国的底线无非是双方共同巡航,希望日方接受。这种三国演义式的权谋在痞子哲学盛行的中国虽然有效,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则为人所不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价值和西方价值的错位和冲突。


一厢情愿的计划

中国军方的钓鱼岛战略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1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2即使日本不让步,擦枪走火,美国也不会干预。所以,中国有双保险。
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吗?不会。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是被吓大的。天朝政府发威,臣民会让步。因为他们知道“领导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会)躲起来。”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是吓大的。他们习惯了自由,不喜欢被威胁。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军方以飞弹威胁。朱熔基声色俱厉地宣称:“选举陈水扁就是选举战争。”结果是替陈水扁助选,促其高票当选。这种心理战对台湾尚且不灵,对日本势必更难奏效。对华强硬使安倍在日本国内的人气骤升。非常可能,象13年前的陈水扁,他正在内心深处感激中国军方对他的支持。

中日开战,美国会卷入吗?肯定会。CCTV军事评论家张召忠说,中日开战,中国可以在30分钟内制服日本,而美国不会介入。就是介入也至少需要六个月。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且不论中国海空军有无能力30分钟搞定日军。就算有此能力,期待美国不履行日美安保条约也是毫无根据的臆测。的确,为东海一无人小岛与中国开战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不履行国家承诺更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两房实际上已经破产。当时中日等国持有大量的两房債卷,如两房宣布破产,经济上对美国绝对有利;它可以乘机摆脱数以万亿计的债务。美国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两房债卷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美国承受不起失信的政治后果。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信用就不那么重视。缺乏契约精神/不守信用是中国文化的通病。自己不守约,也期待别人不守约,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常态。反映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上,这种心态常常造成一种幻觉:认为美国和我们一样,也不会履行那些明显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承诺。

明年——2014——又是一个甲午年。希望中美日掌国者警之,戒之,不要冲动误判,重蹈历史覆辙。

大清北洋舰队的幽灵在东海徘徊。

1/28/2013

習近平最不能忽視盯著自己的那幾雙眼睛


《明鏡月刊》子朗專稿



(一)都有誰在注視習近平

  一個名叫習近平的中國人,現在正被全世界至少十幾億雙眼晴注視著。

  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一次最高層會議上,當選新一屆的黨魁和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幾個月後,他將接手中國國家主席之職。那時,他就成為以國土面積和國民人口來說全球最大的一個統治者。

  在注視他的眼睛中,小部份外國人的藍眼睛綠眼睛,大概永遠只能用他們習慣的視角視線觀察這個中國人。這恰好就是有色眼睛再戴上了有色眼鏡。他們議論紛紛,嘁嘁喳喳,難免不得要領,摸不透看不準這個中國人。他們用西方人對政治的認識猜測著論證著這個新的中國領袖會不會突發異想,把中國引向一個跟世界大部分國家類似的自由民主的新天地。或者說,他會不會一改中共的本性和積習,用一種全新的理念和方法治理他的祖國,使十幾億中國底層百姓從此脫離苦難重重的卑微處境。

  在注視他的眼睛裡,大部分是中國人的黑眼睛,或深棕眼睛。他們看統治中國的中共已經看了六十多年,但其中極少人能用自己的心靈和頭腦去看。因為從進幼兒園和小學起,他們的雙眼就長了一層“紅內障”,那就是中共當局處心積慮鋪天蓋地的宣傳。他們獲悉的歷史、知道的政治、了解的社會,就是中共宣傳部一直努力灌輸給他們的內容。但是,人性的一個基本官能就是感覺飢餓,感覺寒冷,感覺被控制,感覺無自由,不管這個黨和政府在最初的三、四十年裡一直告訴他們那種感覺就是幸福的真諦,他們還是丟不開自己的感覺,因為那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因此,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完全被灌進了那一套東西,在文化方面完全浸淫在那套東西裡,但在心底,仍然嚮往吃飽穿暖享有一定程度自由的人生。因此,六七十年來,他們總是失望。


胡錦濤和習近平

毛澤東死後,人們心頭湧現希望。華國鋒許諾:“三年大見成效。”中國人等了三年多,沒等到成效,卻等來了華的倒台。胡耀邦上台後,溫飽問題沒怎麼解決,氣氛卻寬鬆了,這也是幸事。但不久,創導寬鬆的胡耀邦也倒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提出,他們的心就發冷了,因為鄧小平無意給予人民有別於毛澤東的一切。什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什麼“清除精神污染”,都使人們明白,這跟“肅反”和“反右”的宗旨一樣。人們等呀等的,鄧後的江朝,資本家們可以入黨了,事實就是,黨員都成資本家了,而青少年時期光榮地進入“工人階級隊伍”、“幹革命”幹到了中老年時卻被一腳踢出、一筆小錢“買斷工齡”的大叔大嬸們,從此淪落街頭做了小販,或者給人家做保姆鐘點工去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批一批的“領導”走馬燈似地上上下下,人們等到了什麼?但是他們還在等。除了等,還能怎樣?於是那十幾億雙黑眼睛深棕眼睛又在仰望十八大了,開始注視習近平了。他們的眼神裡,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充滿了希望和期盼,希望中共裡會產生一個聖君賢主,希望這個五十九歲的胖乎乎的男人頭腦裡會有一點點慈悲意念,希望他會革除中共強力推行了大半個世紀的專制皇朝特質,希望他會讓人民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希望他切莫又是一個不穿制服的警察頭子。在所有注視習近平的眼睛裡,這些佔據極大多數的眼睛最熱切,最真誠。

  此外,最关键的是,另有兩雙或者幾雙雖然有點昏花卻銳利陰冷的黑眼睛,在重重黑幕之內,在某些裝潢豪華的暗室裡,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個習近平。這幾雙眼睛的主人,就是把習近平提上來、推到皇位龍椅上的前任、前前任。他們才是決定習近平和十幾億中國人命運的人。

  習近平可以不在乎藍眼睛綠眼睛,可以不關心幾億雙流淚淌血的黑眼睛,卻無法擺脫和忽視那兩三雙老眼。因為他們可以把他放上龍椅,也有力量和辦法把龍椅從他屁股下抽掉。中共執政史上這種事情屢見不鮮,以後也難以斷言不會再有。

  (二)他們憑什麼選擇了習近平?

  想要認識習近平,一個最首要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以及前前任江澤民,也許還有幾個仍有權威的“元老”和前輩,他們憑什麼選擇了習近平?

  習近平有什麼特點,使那幾個老人放心地把龍椅安置在他的屁股下面?

  想要探究這個問題,先得弄弄明白,老人們要挑一個什麼樣的人,去接替他們控制和管治這個國家。

  按照中共規矩,習近平可以擔任中共和中國的“最高領袖”十年。在這十年裡,老江和老胡無法保證自己不死。自己死後,習近平會不會繼續扮演孝子賢孫的角色,對自己的神祗牌位頂禮膜拜?老江對老鄧、老胡對老江和老鄧,是做到了這點的。這是他們做出來的一個榜樣,變為一條成規,也是中共的“家法”。這一條,正是他們物色“接班人”的首要標尺。

  大家知道,鄧小平當政時,專制政治上恪守毛澤東的一套,經濟政策上大幅度地改變。所以,總的來說,鄧是第一個有創意、有突破的中共繼位者,但也是唯一的有創意有突破的中共新領袖。這是因為 在中共執政史上,只有毛、鄧兩人曾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後續的接班人,沒有一個對暴力奪取天下有過尺寸之功,只能算是老主子的看家臣僕。(《明鏡月刊》 35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毛澤東不出洋,寧可留在國内守住那筆橫財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7)

《新史記》康正果






縱觀毛澤東早期的行事,可看出他表現得既出色又稱職的一個方面,就是他文牘工作做得很不錯,既有耐心,也顯示了才幹。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15年,毛澤東入讀一師第三年,被選為該校“學友會文牘,負責起草報告,造具表冊和會議速記。這一職務毛澤東連任四屆……做了大量會務工作,是他走上有組織的社會活動的開始。”(注35)

1917 年,毛用白話文為學友會所辦夜校寫招生廣告,並堅持寫了十幾天夜校日誌。後來他主編和主筆《湘江評論》,還為擬議中的問題研究會起草章程,編輯出版了三集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撰寫了兩篇《新民學會會務報告》。對在校讀書以至畢業後尚無專職工作的毛澤東來説,此類文牘工作雖屬義工打雜,既非創作,亦無關 學問,但任勞任怨中,他畢竟有機會發揮文才,發表主張,多少算是掌管了一項事務,佔據了可守的攤位。

http://public.bn1.livefilestore.com/y1pUwnypr-mW1n5JkDS1C9P4XLcPTDRXMpMbga94GuxancUZ5IlFjhygzVfbDgUInADm6HTvffqvD4CRyDRQKskwg/IMG_1183.JPG?rdrts=34205229
毛澤東為工人夜校所寫的《招學廣告》。


蔡 和森和蕭瑜帶領一部分新民學會會員赴法留學後,留在長沙的會員就由毛一手領導,按他的主意組織活動。毛一直說他暫緩留學是要留下來做國内的事情,先研究中 國的問題;這些事情和問題,基本上就是從驅張到湖南自治運動所涉及的一連串事務。毛想必是自以爲重任在肩,一時還放心不下他守的攤子,因而才決定暫緩出洋 的吧。毛是很講究實際的,與在國外毫無把握的前途相比,他顯然更看重眼下所守的那個攤位。

陳小雅近年來出版了三本評 毛的論著,從她偵探毛犯“命案”所揭示的疑團來看,(注36)毛那時正在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務積極活動經費,且已募得一筆巨款,但該款項並未全部用在湖南 留學生身上。這樣説來,也許正是那初到手的“第一桶金”事關重大,責任緊要,拖住了他出洋的後腿,因而他寧可留在國内守住那筆橫財。

1918 年6月,蔡和森赴法留學前在北京致信毛澤東討論籌集留學款項之事,特別回應了毛信中提及的錢財問題。蔡在信中長篇大論,海侃生財之道,出了好幾個讓毛澤東 眼睛一亮的點子。他說:“究竟我們現所最急者,是一財字,而才次之,而學則無處不有,無時不可以自致。然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生財;此所以學會之會員, 為須加以充足的物色與羅致,不當任其自然發展也。”他甚至建議派一些會員去新疆做生意賺錢解決留學的費用,並提到求財的三種方法,其中他認爲最有效的一種 就是有目的的造訪,即出面向有可能出錢資助的款爺直接募捐。(注37)與當時還略顯拘謹的毛澤東相比,蔡和森的思路更野,立論更出格,發言也更富於衝擊 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謂起到了促使毛走上他那條不歸路的催化作用。毛不久果然從蔡的建議中受到啓發,據陳小雅偵探發現,他拿著楊老師的介紹信在上海造訪同 鄉章士釗,從章手中討得譚延闓資助的兩萬大洋。

陳小雅已出版的評毛論著是我近年來所讀同類書籍中最新人耳目,且富有 洞察的作品。陳出生在長沙,似乎比他人多了些得自地靈的歷史穎悟,再加上從身為中共老幹部的父親那裏本來就聽説過不少内部傳聞的黨史真相,後來又讀了歷史 專業,打下紥實考證的功底,隨著近年來批毛大潮的泛起,她開始以探案的筆法窮究毛的生平言行,破解了毛澤東公案中不少陰暗險惡的疑點。翻閱陳著,頗令人感 到如讀推理小説或啓封了秘密檔案,她那犀利的筆鋒常會直刺“偉大領袖”心思深處的暗角,剝出他見不得人的東西,讓我們悚然看到其中的偏狹和詭異。但陳書絕 非那種暴露黑幕,傳播高層醜聞的港式書攤暢銷貨,作爲50後的學者,其經歷和眼界更決定了她的起點異於和高於李銳、辛子陵等老一代旨在保黨的批毛幹將。因 此,她對毛澤東行爲、心理的負面揭示並不限於建國以後,而是把偵探的綫索一直追查到毛的早年,及其私生活領域。鄧小平在他關於毛澤東評價問題的談話中曾強 調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 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注38)鄧如此劃定這塊“個人品質”的禁區,自有他 投鼠忌器的黨性顧慮,他顯然擔心徹底揭開了毛這個扣在中共“黨醬缸”上的大蓋子,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個既得利益集團都將無地自容,勢必暴露出千千萬起“個 人品質”的嚴重問題。陳小雅評毛論著最富有啓發的,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的看點,正是她對鄧所劃定的禁區之突破:她觸摸到毛澤東人格隱蔽處的軟肋,從其品質低 下的層面揭出了很多弄虛作假的東西。例如,收受賄賂,私吞捐款,人命嫌疑,便是她追蹤和求證的毛公案之一。(《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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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纪检正核实能源局长刘铁男诈骗指控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资深传媒人罗昌平透露,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立案调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指骗取巨额贷款等事,不过,官媒澄清,纪检部门正在核实相关指控。

中国《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12月6日在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指他涉嫌伪造学历、以及官商勾结,连手骗取约二亿美元的贷款。能源局翌日反指罗昌平污蔑造谣。罗昌平昨(30日)在微博中说,中纪委不是跟进事件,而是立案调查刘铁男。但他不愿对媒体再作补充,指已尽了举报人的义务,配合完成相应程序。

在罗昌平「公布」刘铁男被调查之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有关发改委的消息时,仍有刘铁男的画面。日前更在温家宝总理出席发改委会议时,陪伴在侧。

及至晚上接近十时,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引述有关方面消息指,「针对微博反映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有关情况,纪检部门仍在核实。」

被举报的刘铁男,59岁,历任发改委副主任、经济预测司司长、产业发展司司长、工业司司长、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等职。罗昌平指刘铁男勾结商人倪日涛,让其妻子和儿子持有倪的公司股分,然后透过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骗款或酬劳则存入其子刘德成的银行账号。另外,罗昌平又指刘涉嫌恐吓分手的情人。

另一名被网民实名举报的政治局委员李建国,没有公开露面一个多月后,30日凌晨获官方新华社报道,指身为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李建国召开会议,要求进一步细化总书记习近平反铺张的改进会风的具体措施。不过,报道并无配上相片,亦未说明开会日期,似乎意在澄清有关李建国受查和入院的传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


陈破空

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新任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听取若干专家学者对中共“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建议。王岐山向与会者推荐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希望大家看一下”。在此前后,王向更多人推荐这本书,以至于,近期,在中共官场、尤其中共高层,不少人“争读这本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的法国,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列克思托克维尔,他出身贵族,却是自由主义学者,曾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短暂出任外交部长(1849年);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和专制复辟而入狱(1851年);出狱后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系统研究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成因。据说,书中“饱含他对拿破仑三世专制复辟的仇恨。”

该书解读法国大革命,视觉独特,揭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在专制压迫最残酷的年代,而是在专制压迫相对较轻的年代,尤其在封建王朝的改革年代。

书中披露:当时的欧洲国家,都处在极权之下,实行农奴制或君主制,而法国,是其中最开放的国度。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开明专制,推行经济与政治改革。在他之前的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都厉行暴政,路易十四留下一句名言:“朕即国家”;路易十五留下另一句名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相比之下,路易十六温和而宽容,愿意倾听民众呼声,连自己的猎物不慎损坏了农民庄稼,都主动予以赔偿。

路易十六的经济改革,不仅创造了法国经济最繁荣时期,而且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也空前繁荣、活跃,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法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当时的法国农民,已经解放为自由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相比之下,周围国家,如比邻的德国(普鲁士),还是农奴制,农民一无所有,如擅自离开,还会遭到通缉和惩罚。法国大部分农民拥有并可以自由支配土地,以至于,土地价格远远高出其真实价值。

然而,大革命却爆发了,专制王朝被推翻,国王路易十六还被砍了头。托克维尔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专制体制下,社会越是开放,人民越容易产生不满;越是温和的极权统治,越容易激发革命;在一个相对开放、活跃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号召力超过任何政客;拥有土地的农民,更能感受到加在土地上的沉重税负。

回到今天,王岐山招呼人们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反映了王所代表的中共高层的集体焦虑:当今中国社会,像极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中国处在改革年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不满情绪却一路高涨;越多改革,会不会带来越多变数?并最终通向造反、起义、乃至革命?

王岐山要官员读这本书,意在告诫官员:不要轻言改革,不要轻易改革,改来改去,恐怕对官场本身不利。这或许能解释:十八大前夕,体制内曾热炒一阵子的政改,如何转眼间没有了声息?这或许也能解释:官方及官方媒体曾谈论“废止”劳教制度,后来又如何变调为“改革”劳教制度、且声音日渐低微?

王岐山也向学者推荐这本书,则意在警示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人们对旧制度的仇恨,超过了对自由的渴望。法国大革命之后,是血腥的报复,不仅国王被砍头、贵族被砍头、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被砍头,就连许多革命领袖、革命者本身,也被砍了头。王的意思:不要轻言革命,不要轻易革命,革命对你们(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本身也不见得有利。

且不说,形势比人强,水到渠成的革命,岂是若干政客或御用文人的劝告所能阻止?在当今中共高层中,王岐山算是略有智商的一个,他感受到了危机,他闻到了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气息,“山雨欲来风满楼”。然而,当他暗示当今中国社会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极其相似的时候,却并不明了、或没有指出其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被称为对人民“松绑”的中共经济改革,带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和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却引发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住房,住房价格远远高出其真实价值,人们普遍抱怨房价太高、买房难;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不同之处: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法国,在政治与文化上,是当时欧洲最进步的国家,当今中国,在政治与文化上,则是亚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如果说路易十六是相对温和而宽容的国王,当今中国领导人则尽都是冷血无情的独裁者;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世界,主要还是极权的世界,当今世界,则主要是民主的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实现民主宪政。

在亚洲,唯一落在中国之后的,只有朝鲜,既无政治改革,也无经济改革,在绝对愚化的封建世袭统治下,政权“坚若磐石”,老百姓见到领袖还会泪流满面,难道这就是王岐山们希望回归的理想情景?

中共御用学者强调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短暂血腥与恐怖,渲染“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试问,1949年前后的中国共产革命,处死了多少人?平均每周多少人?死在自己同志手上的革命领袖和革命者,又是多少人?其数,动辄以百万计!岂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所能比拟?

今日中国,若当真发生大革命,绝不可能重演共产革命的大血腥、大恐怖,甚至,也不大可能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短暂血腥与恐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有别。除了少数顽固的独裁者可能遭到报应,宽容与和解,应是当代大革命的副标题。王岐山们的恐惧,显然过了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


纽约时报称遭中国黑客持续攻击

美国《纽约时报》周四(31日)表示,该报此前报道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家人拥有巨额财产后,遭中国黑客攻击电脑系统。

该报指出:“过去四个月,中国黑客一直持续渗入《纽约时报》的电脑系统,以及获取记者及其他员工的密码。”

《纽约时报》称,报社聘请的电脑安全专家收集了一些数据证据,证明黑客使用的手法“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目标是撰写有关报道的记者。

据称,被黑客入侵电子邮箱的包括撰写温家宝家族财富报道的《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站负责人张大卫以及该报的南亚部门主管吉姆‧亚德利,亚德利此前为北京部门的主管。

然而,《纽约时报》说,没有证据显示有关温家宝家庭成员资料的敏感电邮或档案被存取、下载或复制。

该报同时表示,安全专家没有证据证明入侵者使用密码是寻找与温家宝报道无关的资料。

就在去年《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有关温家宝的家人拥有巨额资产的长篇调查报道后,该报便称其英文和中文网站在中国相继被屏蔽。

中国外交部则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指责这项报道抹黑中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BBC中文網


江迅:北京聯國制裁朝鮮台前幕後

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朝鮮,中國投下贊成票,但決議本身卻是中美博弈妥協的產物,對朝鮮的制裁沒涉及糧食、貿易、能源等要害。中國以最大誠意,不惜血本,要朝鮮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多事的朝鮮,又一次引起全球關注。聯合國安理會十五理事國經一個多月「拉鋸戰」,一月二十三日以十五票「全票通過」針對朝鮮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衛星發射的第二零八七號新決議,譴責朝鮮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衛星,將朝主管火箭發射的機構和個人列入制裁名單。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對這一決議投了贊成票。朝鮮強烈回應,拒絕接受「不公平」的安理會決議,朝鮮將「強化包括核威懾在內的自衛性軍事能力」,「朝鮮半島不可能實現無核化」。

決議公布翌日,美國財政部旋即宣布對朝鮮端川商業銀行,以及這一銀行駐北京的代表羅慶秀、金廣日實施制裁,理由是「參與了朝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開發」,端川商業銀行為朝鮮礦業貿易發展公司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後者此前已經位於聯合國的制裁名單之上。據悉,朝鮮礦業貿易發展公司是朝鮮主要的軍火商,同時負責與製造彈道導彈相關設備的出口。據悉,美國務院還將位於香港的朝鮮「領袖國際貿易公司」列入制裁名單,並宣稱該公司替朝鮮礦業貿易發展公司運送與武器相關的貨物。

作為平壤唯一的重量級盟友,中國被國際社會視為唯一能真正影響朝鮮的國家,中國歷來是朝鮮的「靠山」和「保護神」,朝鮮所欠缺的糧食、化肥、燃油等,絕大部分由中國提供。對這一決議案,中國罕見投了贊成票,不少西方媒體和港台媒體認為,新的制裁對平壤的最大打擊在於北京支持了該決議,紛紛認定「中國正在失去朝鮮」,朝鮮強烈反應「打了北京一巴掌」,這是一種嚴重誤讀。

韓國駐北京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對亞洲週刊解讀這一事件時說,這一決議耗時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才得以「一致通過」,是因為中國與美國存在巨大分歧。聯合國安理會的新決議指出,朝鮮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射遠端火箭「銀河三號」(當時以發射人造衛星「光明星三號」名義),違背了安理會的一七一八號和一八七四號決議。新的二零八七號決議除了譴責朝鮮,還擴大制裁名單,加入主導發射火箭的朝鮮宇宙空間技術委員會、參與軍火交易的東方銀行等六家機構,以及宇宙空間技術委員會衛星控制中心主任白昌浩、西海衛星發射場總指揮張明鎮等四人,令受制裁的機構和個人分別增加到十七個和九人。制裁決議針對的僅僅是相關機構和個人,制裁實質性作用不大,只是更具象徵意義,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新決議是妥協的產物,是中美兩國博弈結果。中美交鋒的焦點主要是:安理會以什麼樣的形式表明其態度;安理會應該有什麼新的制裁措施。亞洲週刊從北京外交部獲悉,美國原本希望安理會通過一份針對朝鮮的新的制裁決議,但中國則希望通過一份主席聲明,採取的措施應該「慎重、適度」,最終結果是雙方各讓一步,通過了一份沒有特別新制裁內容的第二零八七號新決議。儘管安理會通過對朝制裁,但在具體應對方面﹐旨在強化對朝施壓的美國與不希望事態惡化的中國之間,仍存在巨大鴻溝。

制裁難達預期效果

上海復旦大學韓國與朝鮮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建也認為,最初決議草案中包含許多制裁措施,中國認為這些措施不利於局勢緩和,會損害朝鮮經濟民生以及各國與朝鮮的正常貿易和交往,在中國力爭下,制裁決議沒有包含這些措施,僅針對相關機構和個人,沒有對糧食、貿易、能源等方面加強制裁,相比美國希望採取的更嚴厲制裁措施,最終出台的新決議「縮水」不少。否則只會讓朝鮮採取更強硬的報復措施,對經濟的嚴重影響會令朝鮮政權不穩,這不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反而「幫」了朝鮮。中國的對朝政策未出現大變化。蔡建認為,制裁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朝鮮不顧國際強烈反對而發射衛星,表明對後果早有準備。面對制裁,朝鮮一貫採取「用超強硬對強硬」方式應對,因此朝鮮的強硬回應在人們預料之中。發展彈道導彈和核武器是朝鮮的既定戰略,儘管制裁決議比溫和的聯合國主席聲明更具體?更具法律效力,但仍難起到約束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張璉瑰分析稱,單純地擴大制裁對象,更多的只是具象徵意義,從操作上講,沒太多實際效用。對朝鮮來說,可以透過更改企業名稱、法人名稱等簡單方法,避開所謂制裁。他認為,若決議草案中提及限制朝鮮在海外的金融活動,限制朝鮮銀行與外國銀行之間往來,凍結朝鮮在外國銀行的賬戶等,這將給朝鮮造成影響。中國同意對朝鮮制裁,一方面維護了六方會談立場,另一方面也是在各方換屆塵埃落定的背景下,向朝鮮再次重申中國在半島問題上的關切,亮明中國底線,因此新決議案對中朝關係的實質性影響並不大。

北京學者認為,被一些輿論所忽略的是,在中國爭取下,這一新決議案在制裁的同時,重申期望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案應對當前局勢,歡迎經由對話推動和平,全面解決,重申支持六方會談,敦促會談各方完整、迅速落實二零零五年「九一九共同聲明」。這是美國方面作出的讓步。

聯合國通過決議的翌日,朝鮮外務省表明,朝鮮拒絕接受安理會這一決議,由於美國沒有改變敵對政策,除非世界實現無核化,朝鮮半島不可能實現無核化。鑑於美國沒有改變敵對政策,按照尊重主權和平等原則達成的「九一九共同聲明」已經無效,朝鮮半島無核化前景更加黯淡,今後可以有關於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會談,但不會有半島無核化會談。

據韓國外交通商部透露,韓國與美國正商議追加對朝鮮單方面制裁,可能的選項包括增加朝鮮船隻在朝鮮半島附近水域行駛的難度、依照聯合國制裁加強對可疑朝鮮貨船的檢查。日本也有意強化對朝鮮單方面制裁,考慮擴大對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高級幹部訪問朝鮮的限制範圍、增加從日本向朝鮮匯款的金額限制。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二十七日發射一顆衛星,用於收集自然災害等相關資訊,外界認為,這是一顆新型偵察衛星,旨在強化對朝鮮?中國的監控。

縱然朝鮮二零一二年四月進行衛星發射之前並沒有通報中國,但中國曾力阻對朝鮮制裁,最後聯合國安理會只是發表譴責朝鮮的主席聲明。接著十二月十二日,朝鮮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成功突襲發射「光明星三號」衛星,基於衛星發射的大推力火箭技術與彈道導彈技術相差無幾,而聯合國第一七一八號和第一八七四號決議曾禁止朝鮮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的發射活動。朝鮮發射衛星之前雖通報中國,當時中國並沒有明確反對,朝鮮有和平利用太空的權利,但基於當前朝鮮半島局勢和朝鮮內部情況,朝鮮一意孤行非中方所願。考慮到中韓關係、中美關係,以及中國的國際責任,這次中國贊成對朝鮮有限度制裁決議,也是對朝鮮的一種「警告」。有北京學者認為,對於中方投「贊成票」,朝鮮需要理解中方的無奈和苦心,中方要為朝鮮以第三次核試驗「報復」導致的半島局勢升級未雨綢繆。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新決議後,朝鮮拍案而起。不過,朝鮮看到了中國為朝鮮在安理會和美國唇槍舌劍的事實,雖然在聲明中捨棄了中國津津樂道的「九一九」聲明和六方會談,但值得關注的是,朝鮮畢竟沒有公開點名譴責中國,而是把矛頭指向韓國。一月二十五日,朝鮮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發表聲明,若韓國不拋棄「同族對決政策」,就不可能與朝鮮面對面對話,若韓國加入聯合國對朝方的制裁就是戰爭,就是對朝鮮宣戰,朝鮮將採取「物理性對應措施」。由於國際社會無法準確獲知朝鮮內部信息,有關朝鮮是否會在近期進行第三次核試驗的猜測眾說紛紜。朝鮮聲稱已做好再次核試準備,連續多日宣揚「將進行更高水準核試驗」,外界紛紛評估朝鮮可能首次使用高濃縮鈾,核試瞄準美國,導彈能打到美國西海岸。

令唯一盟友陷困境

有韓國學者說,中國的對朝政策未出現大變化。朝鮮就像叛逆期的孩子,喜歡硬碰硬,把唯一「盟友」中國引入困境,中國現在必須在朝鮮及其對手間不停移動,以保證半島處於和平狀態。遼寧省丹東的朝鮮問題學者林靜認為,中國以最大誠意,不惜血本,幫助朝鮮穩定過渡,積極勸導朝鮮新領導人走改革開放之路,並提供從人員培訓、來華考察,到法律和制度設計等各方面援助,還積極化解國際社會對朝鮮的孤立和制裁,阻止任何導致朝鮮有崩潰風險的經濟制裁或安全威脅,朝鮮應當避免採取任何惡化地區局勢的行動,為長遠利益推動重啟因朝鮮核計劃而陷入僵局的六方會談。

亞洲週刊


趙紅霞「肉身反腐」戰力勝檢調

    藍孝威/綜合報導

     重慶性賄賂視頻女主角趙紅霞的真實照片昨被媒體公開,由於她已讓十一名重慶貪官和國企負責人下台,網友大讚其戰鬥力勝過任何檢調機關,封她「反腐女俠」,「搞」垮半個重慶官場,只用一張床單就揭開反腐序幕,比起當年拉下八個省部級高官的「公共情婦」李薇還厲害。

     近來大陸媒體公布數張長相甜美的年輕女子照片,指稱就是用「肉身反腐」的趙紅霞,但昨天「南都深度」官方微博貼出一張長髮女子背影圖,保證影中人才是本尊。

     陸媒報導,趙紅霞身分證顯示生於一九八二年,來自重慶開縣長沙鎮的農村,曾在巴士公司、酒店、醫院工作過,後來成重慶商人肖燁的二奶。但最新消息說她已被警方拘捕。

     網路上聲援趙紅霞的留言排山倒海,有人為她打抱不平:「她把一身都獻給了黨,換來的不應是迫害。做人要厚道,做黨也要講點良心。把人家玩夠了,還把人家抓起來,喪盡天良,天理不容。」

     網友「木春1208」說:「一個女人,只用一張床單,就揭開重慶反腐序幕;她拿到的僅僅是勞動所得,卻讓貪官丟了億萬家財;十二個月,十一名高官,中彈率為一○○%,無一倖免!她必將載入中國反貪史冊!」

     網友「全球新新聞」說:「她敞開胸懷,向貪官們扔出兩顆重磅炸彈;她張開雙腿,為他們打開一扇地獄之門。趙紅霞以弱女子的一己之力,踐行了巾幗不讓鬚眉的豪邁誓言,她以平凡人的血肉之軀,打響共和國反腐戰役每一炮!」

台灣   中國時報


金權橫行 地方選舉弊端叢生

本報記者賴錦宏

雖然中共尚未實施真正的民主選舉,但是選舉中的弊端早已浮現。賄選、抹黑、暴力恐嚇、欺騙和搓圓仔湯等手法屢見不鮮,這其中又和權位與名利掛鉤,大陸地方選舉中的亂象可能進一步傷害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同時拉大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

早在九○年代末期,大陸沿海部分地方的村鎮選舉就出現了賄選,當時大多只在官媒報導中「傳出賄選」,層級也只在縣級以下,且多數不了了之。

隨著大陸經濟發展,收入增加,生活水準提高,賄選從村委會主任到全國人大代表和黨代表選舉,都傳出賄選。

而賄選對象,也從有投票權的民眾提升到市級人大代表或省級人大代表,甚至地方領導人。

從基層村幹部普遍賄選,到省人大代表賄選還落選,反映了民眾和官員交相利,雖然中共的村委會組織法等明文規定不得賄選,但制度不完善,法治不健全,助長官員以權謀私的貪腐惡風,官僚主義大行其道,權錢交易之風更甚,若不整頓,將積重難返。

「官位可以買,人大代表也可以買,最後有錢人大會師。」不少網友認為,黃玉彪的實名舉報,曝露出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的現況,權貴資本橫行,有錢人想買個名位,當個代表或委員,再藉委員和代表的身分取得更多社會資源和銀行貸款,甚至晉身官場。

也有沒錢的,為了撈個人大代表做,甚至以高利貸借款來賄選。這不禁讓許多人感嘆,背後的權利與財富的誘惑難以想像。

中共一向要求幹部清廉自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也一再強調黨員和幹部必須廉潔,向貪腐宣戰,高舉反腐大棒高唱廉潔新風,但賄選風向上蔓延,只會動搖政權根基。北京在打貪官的同時,不能不看到賄選帶來的危害。

台灣   聯合報

明鏡網瀏覽排行榜(2013年1月30日)


2013年1月30日《明镜郵報》

2013年1月30日《歷史日報》

2013年1月30日星期三

習近平與蔣經國

習近平前幾天在政治局強調,中國追求和平,但絕不犧牲國家的核心利益。同時,習也呼籲「拒絕舌尖上的浪費」,大吃大喝的浪費之風務必狠煞,要求各公務機關和國有企業率先響應並加強整治。

國家的核心利益當然是領土及主權完整和國家安全。但了解中共歷史和運作的人都明白,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最核心利益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這才是真正核心中的核心,絕對禁止任何人碰觸的老虎屁股。六四天安門殺人事件就是學生摸了老虎屁股所受的嚴懲。

提倡儉樸邁向民主

習禁止狂吃濫喝讓人想到蔣經國。小蔣任內台灣開始經濟起飛,有了錢就要滿足中國人歷史悠久的口腔期文化,於是政府與民間盛行大吃大喝,彷彿明天就世界末日。小蔣因而明令禁止吃喝浪費,官員只准吃梅花餐(5菜1湯),有高級官員子女結婚宴請親朋,因超過蔣的規格,遭到撤職。

習繼小蔣之後提倡儉樸,將來也希望能學小蔣開放報禁、黨禁,為民主鋪平道路。

台灣   蘋果日報


美國務卿交替 克里上任 兩黨齊力撐


參議院以絕大比數通過克里出任國務卿的提名。


還記得他嗎?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飲恨輸給連任的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的民主黨參議員克里(John Kerry),八年後重踏國際政治舞台。雖然無法完成總統夢,但他今後將以美國國務卿身份,左右各地政經時局。連共和黨員對他也高度嘉許,指他作風務實,有望為美國未來四年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伊朗、中國和中東的政策帶來新思維。

美國參議院前天(周二)以94票對3票,大比數通過任命克里成為國務卿,難得民主共和兩黨意見一致,反映他不但獲民主黨黨友支持,更得共和黨議員信任。克里過去四年一直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多名委員都表揚他任內貢獻,連共和黨籍議員科克也讚他是「現實主義者」,有信心他可處理好埃及、敍利亞、北非阿蓋德威脅以至伊朗核問題。

不贊成增亞洲軍事部署

克里自總統奧巴馬上任以來,一直是奧巴馬的「非官方大使」,協助多次斡旋外交問題,料他最快周三宣誓就職,國務院下周一將為他舉辦歡迎儀式,正式接替卸任的希拉莉。克里在上周的提名聽證會上曾闡述他的外交藍圖,強調經濟對外交作用越來越重要,表明不贊成增加亞洲軍事部署,免刺激中國。

奧巴馬提名克里時,曾讚揚他的經驗勝任國務卿綽綽有餘:「克里畢生的經驗,都在為他這角色做準備。」69歲的克里,父親是外交官,耶魯大學畢業後正值越戰,毅然從軍,戰績輝煌,獲一枚銀星勳章、一枚銅星勳章和三枚紫心勳章,但回國後積極反越戰。他1985年當選麻省參議員,1990年代拉攏在越戰當戰俘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重啟與越南河內的外交關係。

克里過往在外交議題上比政府走得更前,在利比亞狂人卡達菲政權殺平民之初,已推動在利比亞建立禁飛區逼狂人入末路;兩年前埃及茉莉花革命時,是首批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的政客;過去一年,曾多次領代表團深入爆發內戰的敍利亞,與總統巴沙爾斡旋。但分析認為,擺脫阿富汗戰爭、重建中東外交關係,將是克里當國務卿的嚴峻考驗。

美聯社/法新社/德新社

香港   蘋果日報


新聞自由不斷萎縮,怎麼辦?

關注新聞自由的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昨天發表2013年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排名頭三位的國家依次是芬蘭、荷蘭及挪威;新聞自由度最差劣的國家是亞洲的北韓及非洲小國Eritrea。中國大陸則位列一百七十三,僅比北韓高5級。香港排名第58位,比去年倒退了4位。從最新的報告可以看到,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褪色,世界排名更是不斷下跌。若果拿二○一○年的數據比,香港的跌幅更大,當年香港排名34,比今年的58位足足高24位。

國際新聞組織的研究調查無疑可以為香港新聞自由情況提供更客觀的數據。但其實即使沒有這樣的調查結果,市民、傳媒及新聞工作者都能清楚感受到新聞自由狀況不斷倒退,都能感受到政府及執法機關對傳媒的打壓及敵視。

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高層政府官員來港訪問時的採訪安排。以往即使是內地最高層官員如江澤民、溫家寶等來港訪問,政府也會盡量協助、配合傳媒的採訪工作,至少讓前線記者有機會向官員提問,至少讓攝影記者可以捕捉到官員的一舉一動,不會受到無理阻撓。但自從曾偉雄出任警務處處長後,政府、警隊跟傳媒的關係立時惡化,原來的合作、協助氣氛蕩然無存,換來的是處處設限,時時阻攔。就以年前副總理李克強來港訪問為例,警方不但隨意指定核心保安區,把記者擋在遠離李克強幾十米甚至百多米遠的地方;更動輒以手或身體遮擋記者的攝影機,甚至拿走記者的攝影機,令傳媒在採訪李克強的訪問活動時碰到極大困難。

更令人不安的是,儘管傳媒、立法會議員及公眾對警方的做法作出強烈批評,並向監警會投訴,要求警隊糾正不當的做法,但警隊管理層不為所動,依然千方百計阻撓打壓前線採訪的記者。本報記者去年回歸十五周年採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訪問活動時就因為向胡先生提問而被警員帶走拘留,過了好一陣子才獲得釋放。這種形同審查記者提問的做法怎能不令人感到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褪色呢?

此外,在一些公眾遊行集會中,前線記者特別是攝影記者由於工作需要不時要走在人群中拍照,間中會跟執法的警員有碰撞以至衝突。過去警方都會彈性處理,不會特別為難記者,更不會事後追究。但近一兩年情況卻完全不同,警隊執法或採取行動時經常無視記者的採訪需要,強行把他們推開帶走,造成更多的衝突,造成更大的磨擦。

具體採訪安排及執法上的收緊固然直接削弱新聞採訪的空間與自由,沒有因應時代轉變而更新法例及提高施政透明度同樣令新聞自由蒙上陰影。回歸前已有強烈聲音要求政府制訂資訊自由法,好讓公眾及傳媒可依據法律查閱政府檔案及資料,令政府施政更陽光透明,可惜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敢輕舉妄動,只願意制訂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公開資料守則讓各政府部門遵守。現在回歸已超過十五年,特區政府仍對此事避而不談,甚至不肯作出任何承諾;相反,很多不同國家及地區已相繼訂立類似的法例,讓民眾有權接觸更多政府檔案、報告及資料。當人家都在資訊自由法上大踏步前進時,香港卻原地踏步,這怎不令香港在全球新聞自由的排名越跌越低呢?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軍力井噴式發展 第五代底氣十足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強硬表示,決不用國家核心利益做交易。這是第五代對美國及周邊國家圍堵中國的口頭警示,早前大型運輸機試飛及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成功,增強了新班子的戰略底氣。

中央政治局日前召開的第三次集體學習,實際上是為今後幾年外交與國防政策定調。習近平稱,決不能因和平發展而犧牲國家核心利益。這實際上徹底改變了過去韜光養晦的政策,開始轉向有所作為、直面挑戰,這是中國外交戰略的巨大轉變。

中共第四代主政期間,為了充分利用經濟發展戰略機遇期,在外交與周邊爭議問題上能忍則忍,能拖則拖,結果小事拖成大事,大事拖成難事,忍讓與妥協不僅沒讓周邊群狼止步,反而讓他們覺得中國軟弱好欺。如今第五代的立場與第四代截然不同,將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擺在首位,以鬥爭求和平將是今後中國外交的主基調。

第五代敢如此強硬,主因是中國近期軍力井噴式發展。運20大型軍用運輸機試飛成功後,中國空軍將由戰術空軍向戰略空軍轉型,隨着國產加油機、運輸機、反潛機等一系列機種服役,作戰範圍將從現在的第一島鏈向第二島鏈延伸。

衝破圍堵 恢復平衡

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成功,則使中國擁有核盾牌,從某種意義上說令美國、印度、日本對華彈道導彈攻勢化為零。有了這個盾牌,中國今後想打誰就可以打誰。雖然官方表態說不針對任何國家,但其實針對所有各方。中方傳達的訊息是:你們都給我老實點。今次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是第五代根據當前整個國際形勢變化作出的決策,冀藉此達到恢復政治平衡或者打破政治平衡的目標。

中國正面臨美國高調重返亞洲,進行所謂的「戰略再平衡」,糾集日菲印等國組成了對中國的封鎖鏈條。不僅如此,美國還縱容日本社會全體右轉,在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與中國發生重大糾紛,對中國的安全造成了極大威脅。為此,中國必須對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圍堵作出強烈反應。

美國是一個現實主義國家,歷來既承認實力也承認現實,中國在美國進行反導試驗之後十三小時即進行攔截試驗,目的就是通過反導達到戰略核武器和太空的攻防平衡,以肢體語言進行「戰略防禦和太空對話」。這種不見硝煙的對話,比一百次桌面上戰略會談要有效得多。

如果再加上殲20、空警2000、094核潛艇、「遼寧號」航母,中國軍力今非昔比,已不是過去的吳下阿蒙。正是基於此,第五代才如此底氣十足,能夠不畏戰不避戰。近期習近平頻繁對軍方作出指示,叮囑要打好主動戰,以及殲10戰機攜帶實彈巡航東海,都顯示了其強硬風格。

太陽報


仕途充滿攝像頭 官場暗戰如猛片

內地除了官官相衞,更有官官相殘,而且手段更新換代,無所不用其極,驚險程度媲美荷里活猛片。官場爭權奪利,何以執政為民?

湖南麻陽縣三名分別為縣委辦督察員、縣法院書記員、派出所所長的官員,為了要挾縣委書記,在其辦公室安裝了秘密攝像頭,監視長達半年之久。成功偷拍縣委書記受賄視頻後,三人將光碟當面交予對方,要其「看着辦」。受害人報案,三人被拘捕。

類似案件在內地層出不窮。江西國土資源廳三位副廳長為扳倒廳長,在其辦公室安裝了竊聽器,然後派人故意上門行賄,獲得證據後再向紀委舉報,豈料廳長反戈一擊,三位副廳長鋃鐺入獄。廣東梅州一官員為競爭副局長一職,特意在局長辦公室安裝竊聽筆,偷聽局長與情人偷情。為防止被暗算,很多官員近日在談交易時會選擇在桑拿房,大家赤裸相見,坦誠布公,減少被抓把柄的機會

爭權奪利 不擇手段

重慶十多名黨政官員捲入不雅視頻醜聞被免職同樣震動,奸商為控制實權官員,先派美女引誘偷拍,繼而設置仙人跳陷阱,並利用手中淫片長期控制對方為其牟利。十多名官員在女人的陰道裏翻船,成為官場教科書。有人戲言,仕途盡是攝像頭,公僕一言一行要小心。

官員爭權奪利,為扳倒政治對手,設陷阱抓把柄;有商人為了爭取項目、獲得批條,也給官員設圈套。早前有內地媒體報道,不少私人偵探受僱於官員,為他們檢測、拆除竊聽偷拍設備,最多的一周之內拆除四十多個竊聽器,而官員與商人交談前都相互擁抱,借以查驗對方有沒有帶竊聽裝置。

在中國這個官本位國家,有權就意味着有錢,特權可以點石成金,一夜暴富,也可以逍遙法外。因為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實惠,為求上位,個個不擇手段。事實上,竊聽偷拍不過是小兒科,厲害的甚至發展到官官相殺的地步。

在社會訊息化的時代,竊聽偷拍成本非常低廉,技術要求也大大降低,而傳播渠道則五花八門,速度快捷。官場如此殘酷,關鍵在透明度嚴重不足。如果官員財產能夠公示,政府政策制訂都暴露在陽光之下,官商勾結的空間就大大壓縮,官員被竊聽偷拍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從某種意義上說,官場透明化也是對官員的保護。

中共第五代上台後強調樹新風、改政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問題是,如果不從根源上抓起,不改革現行的監督體制,任何政治舉措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東方日報


《中國:政改還是政變》



內容提要:

習近平會進行政治改革嗎?
中國會發生政變、革命嗎?
中共十八大常委是怎樣鬥成?
薄熙來是死是活,都是個問題

習近平會進行政治改革嗎?他有沒有政治改革方案?如果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中國會發生政變、革命嗎?如果既不政改,也沒有發生政變,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本書回答了這些問題,卻不只是討論了這些問題。作為全球唯一一個準確預報了中共十六、十七、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人選的媒體人,本書作者自有他掌握中國局勢的獨特能力。
何頻在書中主要剖析了鄧小平、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薄熙來、王立軍對中國的影響。很顯然,他的觀察不同尋常,除了抨擊中國權貴的貪心已經失控,也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理性”的“反革命”共識,實質是逃避現實道德責任。
中國政治總是與人們的預測逆行,以致很多人喪失了預言中國未來的熱情和信心。何頻卻指出,中國的未來並沒有迷失。中共專制的崩潰,民主中國的到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具有希望。一個民智正開的社會,正將中共體制的惡量摧毀殆盡。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能扭轉這個局勢的唯一選擇是,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我們只須等待一個“意外”——也許還不是一個“大意外”,而是一件可能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

作者簡介
何頻,1965年生於中國湖南,現居美國。先後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加拿大、美國從事新聞和研究工作,是多維媒體公司和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的創辦人。
何頻是中國局勢分析和戰略研究的領導者,曾準確預報了中共十六、十七、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人亊,十八屆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人事,被英文媒體譽為「獨一無二」,有「點石成金」的本領。
何頻近年的主要著作包括《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與黃文合著,英文書名: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被美國《外交政策》推薦為2013年必看的25本書之一)、《中國:政變還是政改——對習近平時代的預言》、《中國下一場政變——習近平會做什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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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密報》(第5期):胡春華準備接班?



內容提要:

博士後常艷:與編譯局長17次開房經歷
借廣東官場風水寶地  2022年團派大計
胡春華準備接班?
胡錦濤是藏人自焚事件禍首?
共產黨統治快到盡頭  “亡黨”尤勝“亡國”
習近平左右開弓的治國主線
7常委要亮家私? 官員大款齊緊張
盧展工河南平墳危及習氏龍脈
官方智庫要求結束計劃生育
經改頭號敵人是國企
老外毛主席畫像中國禁展
70精英諫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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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十九大佈局 胡春華主廣東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中共建國60餘年,歷經5代領導人,第1代毛澤東、第2代鄧小平、第3代江澤民、第4代胡錦濤以及新上任的第5代習近平,政權一脈相承未曾改變,但實際上,直到“六四事件”前,中共的權力爭奪總是充滿腥風血雨,殺得你死我活,舉例來說,文革期間惡名昭彰的“四人幫”互相勾結,逆行倒施,無情迫害資深黨內老同志,滔滔罪行罄竹難書。有鑑於此,加上“六四”動盪,讓鄧小平深感建立制度化接班的重要性,他指定江澤民為繼任者,再安排胡錦濤接替江澤民,老幹部的退休規定也出自鄧之手,因此,縱使中共領導人不經全民普選產生,通過一些蛛絲馬跡,我們反而能精準預測未來由誰掌大權。

胡春華被任命廣東省委書記

    中共每一步政治舉動都有其深刻意義,拿人事安排來說,2012年12月18日官媒新華社報導,胡春華被任命為廣東省委書記,這非意外之事,畢竟謠言在十八大前就廣為流傳,但如此異動背後象徵著一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戴維‧科恩(David Cohen)發表於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的評論認為,從內蒙古到廣東,加上又是中央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在在說明胡春華潛力無窮。

    前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是胡錦濤人馬,現在胡春華取而代之,其政治生涯跟共青團有密切關係,同是深受胡錦濤信任的手下大將。很多人將胡錦濤裸退看作他的全面挫敗,僅安插李克強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更印證胡對權力的掌握是歷屆領導中最弱﹔但換個角度想,或許胡錦濤犧牲現在,把目光放在未來。科恩指出,胡春華順利當上廣東省委書記,他的“導師”胡錦濤不全然在十八大後空手而回。

    胡春華幾乎是以未來領導人的方式被栽培,他剛好小習近平10歲,2022年才59歲,正是恰如其分的接班年齡﹔且根據近20年中共權力交接的潛在趨勢,現任領導人選擇他的下下任,所以江澤民選了習近平,而習近平之後的領導人,自然由胡錦濤挑選,胡春華是最合理的選擇。


    接下來10年,我們不該忽視胡春華的名字。



廣東領導人創新改變機會多

    被稱作“小胡”的胡春華,具有改革者形象,政治閱歷根本是胡錦濤翻版。198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他自願為共青團前往西藏工作,這並不尋常,畢竟勇於前往偏遠地區冒險犯難的年輕人不算多。他花了20多年的時間在西藏自治區,甚至學會一口流利藏語,直到2005年當上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

    1988年,胡錦濤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時,“大胡”與“小胡”便在此相遇。隔年,要求西藏獨立的人士舉行示威遊行,發生拉薩騷亂,胡錦濤迅速宣布戒嚴以撫平事件,此舉為他贏得鄧小平賞賜,認為胡行事果斷,對黨絕對忠誠。1992年胡錦濤回到北京,成為最年輕的的政治局常委,開啟接班之旅。科恩認為,誠如胡錦濤的西藏經驗讓鄧小平刮目相看,胡錦濤之所以青睞胡春華,也是因為小胡在西藏的表現。

    未來主政廣東,將是小胡擦亮“改革”招牌的絕佳契機,他的前輩汪洋已成功證明自己,且如果習近平真的擁有強烈改革決心,那胡春華的仕途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科恩提到,廣東是中國最開放的省份,國家若有什麼大膽措施,往往先從這裡實驗起,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特區”便是一例。因此,廣東領導人能得到較多的機會進行創新和改變,甚至推行足以影響全國的舉措,如同汪洋大肆宣傳的“烏崁模式”,被視為基層民主的先鋒。

    然而,科恩警告,太急著將胡春華擁戴成“改革者”是不明智之舉,因為無論胡或汪,在他們來到廣東前都未曾有過推動大膽改革的紀錄,就算汪洋作風自由,試點官員財產申報,那也可能僅是身處廣東不得不這麼做。2011年春天,胡春華曾嚴厲鎮壓內蒙的抗議運動,有些人認為他反應過度,但他沒有推卸責任,如此告訴英國《金融時報》:“處理群體事件的原則是,如有必要我們將採取強制措施……該硬的時候硬,該軟的時候軟。”


胡錦濤為十九大提前布局

    授予胡春華廣東職位顯然是胡錦濤卸任前的安排,這反映了一個有趣事實,胡錦濤似乎認為廣東省委書記是很好的政治跳板,儘管汪洋在最後一刻失常。科恩指稱這有異於團派傳統,團派習慣考驗人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像胡錦濤本人就到過貴州和西藏,但如今團派風格可能開始接近上海幫,江澤民在上海工作過,習近平也是,而現在胡春華到了廣東,管理富裕城市遂成為領導人坐上大位前的試金石。

    小胡的任命不只關乎個人政治前途,更代表一種大趨勢,科恩指出,2012年12月18日公佈的5個省級職務異動,有4人出身共青團,意味著胡錦濤的親信將在2017年的十九大前佔據有利位置,屆時7位常委除習近平和李克強都將退休,不只汪洋與李源潮有機會捲土重來,團派更可能大舉收復江山,如此看來,十八大便是胡錦濤以個人榮辱換來五年、甚至十年大計之成功。

    當然,胡春華尚未有任何顯著實績,治理廣東也不見得會比內蒙容易,登上至尊之位可說仍是挑戰重重。《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指出,未來5年是胡春華的重要“考試”,如果他能通過並得到好成績,那“政治局常委”將是絕佳獎勵。

    廣東一度是中國最繁榮省份,但隨著經濟轉型的陣痛期來到,出口暴跌,它正面臨著衰退和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安。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民(Liu Kaiming)指出,胡春華缺乏出色的政績讓廣東官員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訴《南華早報》:“胡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偏遠的內陸地區(西藏和內蒙古),他可能一開始會很難適應廣東,尤其在處理跟既得利益者的關係上。”

    “我不是很相信來自偏遠地區的官員。”劉開民接著說:“他們往往顯得保守和傲慢,但因為胡春華年輕,或許有所不同。廣東不是封閉地區,有著健全的社會民間組織和直言不諱的媒體,如果胡能展現他的勇氣和野心,那肯定能得到不錯評價。”


胡春華為入常不會凸顯改革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30年來創造的經濟奇蹟,而廣東欣欣向榮的出口業更為快速經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該省的蓬勃發展,向來是政府每年稅收的主要來源,但現在也成了複雜社會問題的溫床。《南華日報》指出,廣東有全中國為數最多的農民工,且媒體相對開放,幫助公民了解自身權利。因此,廣東時常登上國際新聞頭條,諸如罷工、農民工示威抗議和農民騷亂等層出不窮。但危機就是轉機,過去的廣東當家汪洋通過談判和讓步設法平息動亂,贏得自由改革派的聲譽,也為他積累政治資本,胡春華是否有相同能力呢?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高級研究員彭澎(Peng peng)博士認為,廣東與其他內陸省份大大不同,胡春華身段應保持柔軟,而非強硬。“這裡的媒體敢於批評,人民更可以直接向領導抱怨。假使想在廣東交出一張漂亮成績單,胡春華需要抱持比汪洋更開放的態度。汪為胡打下良好基礎,而胡又比汪年輕許多,我猜想他會很快習慣廣東的政治風氣”,彭博士如是說。

    縱使汪洋具有改革者美名,但批評者認為他一直未能實現調整經濟結構的計畫。《南華早報》指出,汪曾說出“騰籠換鳥”的口號,意即廣東應擺脫重汙染、勞力密集和低技術的產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扶植高科技、對環境友好的產業,然而,廣東仰賴的出口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停滯影響,轉型終以失敗收尾。2012年前三季,廣東經濟成長率放緩至7.9%,這是10年來最差勁的表現。此外,經濟學家預測,2013年江蘇將取代廣東成為中國最有生產力的省份。

    在中國複雜又盤根錯節的政治體制下,改不改革對政治家都是難題。北京評論員章立凡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指出,汪洋無法進入常委會是他的改革形象使然,讓保守派難以接受,“這是胡春華會謹記在心的教訓,太往改革派靠攏不是一個好主意。我不能確定胡是否會追隨汪的腳步,畢竟汪輸掉了常委,但從內蒙經驗來看,胡未曾使出太鐵腕的手段處理騷亂,因此,可以得到的合理預測是,胡不會打破廣東現有格局。”


    汪洋無法進入常委會是他的改革形象使然,讓保守派難以接受。


年長和資深者為入常條件
   
    2012年十八大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在政治醜聞(如薄熙來)連環爆發情況下,不但催生許多關於內部鬥爭的傳言,對於常委人選也有諸多預測。而11月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名單出爐後,各界大多關心有多少保守派﹑多少改革派,然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汪錚(Zheng Wang)博士發在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提醒,未來我們不應忽略胡春華這號人物,依據中共權力安排的潛規則,他很有可能成為習近平繼任者。

       “小胡”胡春華的政治路徑跟胡錦濤十分相似,均有著共青團和西藏背景。汪錚指出,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至2009年胡春華擔任河北省長的經歷,當時在其任內爆發臭名昭著的毒奶粉醜聞,可是胡春華不僅全身而退,還很快遠離風暴,獲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對他的信任再清楚不過。
    中共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政黨,且由於鄧小平之後就缺乏具絕對權威的政治強人,內部鬥爭一直是其特色。為避免沒完沒了的鬥爭,高層一致默認年齡和資歷是決定領導人的重要標準。如此一來,汪錚認為,十八大後的常委組成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最後結果正說明,年長者和資深者才有資格進入常委會。

     7位常委中,習近平和李克強從十七大起已是常委,其他同期常委均因年齡限制不得不退休,所以兩人無疑是國家領導人。至於另外5位新常委中,張德江、俞正聲和劉雲山都擔任過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深程度為他們換來常委高位,最後兩個寶座由王岐山和張高麗取得,而非一度呼聲極高的汪洋和李源潮,原因正是王張兩人比汪李年長。

    唯一夠資深但卻被排除於常委外的是身為女性的劉延東,她比張高麗還年長1歲。汪錚指出,劉未能雀屏中選的理由有二:第一,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女性成功攀爬至常委位置,女強人江青也沒有,而且劉不具備特別傑出的成就,足以讓她打破傳統晉升第一位女常委;其次,與其他口袋名單中的男性候選人相比,劉的政治生涯相對薄弱,她的主要資歷在共青團和進行統戰工作,未曾擔任省籍或重要城市領導者,因此沒有機會證明經濟領域的能力﹔加上統戰工作由俞正聲負責,常委中自然沒有劉的位置,如此安排十分合理。



    能成為常委的,都是黨內最資深人物。


孫政才可望成為2023年總理

    有些專家認為,十八大前中共展現鬥爭和紛亂,使得高層到最後一刻還在為常委人選吵個不停,但汪錚不這麼以為,他根據內部人士透露的信息指出,常委成員很久以前就決定,甚至在薄熙來醜聞爆發之前,他所帶來的影響大概是常委會從9人減為7人,,而減少的位置正是薄熙來的位置,阻止他東山再起。如果常委會規模維持9人,按照資歷和年齡,常委對63歲的薄來說,幾乎篤定是唾手可得。

    政治局中除了胡春華,還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明日之星孫政才。孫政才與胡春華同年,是剛剛上任的重慶市委書記,胡孫兩人的年紀成了他們在政治局中的一大優勢。汪錚預測,孫將取代李克強成為中國2023年後的總理,畢竟權力關係上,胡仍高於孫,從兩人的新職位就能一窺究竟。重慶市是一個重要都市,但從經濟和政治面看,廣東在中國的地位還是勝過重慶,所以胡到廣東﹑孫到重慶有隱含意義,藉此設定彼此位階。

    民主國家中,政治家努力以施政表現贏得選民支持,但中共的高層領導不開放選舉,因此他們有自己的玩法,包含“隔代指定”和根據年齡及資深程度作標準,當然,這樣的規則不意味著能完全平息內部鬥爭,但至少避免更大動盪。投票是一個簡單評估領導人的量化過程,中共卻不這麼做,因此汪錚說,觀察過去兩次和平的權力過渡,“年齡”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一方面尊重黨內資深者,另一方面又設下退休門檻,讓年輕人有舞台表現。未來十年高層還會不會願意遵守年齡規則尚不可知,但贏在起跑點的胡春華肯定是希望的。


鄧小平影響力將一直存在

    而鄧小平留下許多重要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項便是接班過程制度化,或稱“隔代指定”,意思是現任領導人選擇下下一位繼任者,鄧通過一次拉拔江澤民和胡錦濤使如此系統步上軌道,因此,江澤民青睞習近平,而胡春華正是胡錦濤影響力下的接班人選。

    鄧小平除了為中國權力交接訂下規矩,事實上,他對中國的巨大影響不只如此。鄧小平研究專家傅高義(Ezra Vogel)發表於博客“亞洲社會”(Asia Society)一文對鄧的功績有更詳細的闡述,所謂的鄧主義包括以下事項:

第一, 一步一步進行改革。
第二, 向世界開放,派遣精英出國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及更好的管理系統。
第三, 改善教育。
第四, 用人唯才。如果他們能證明自己,那就一級一級拔擢。
第五, 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關係,特別是主要的大國,學習其優點並擴大貿易和民間投資,以防重蹈蘇聯覆轍。
第六, 每個層級的領導團隊都應有足夠空間進行實驗和改革,藉此提高經濟成效和維持社會秩序。
第七, 一定程度內提高公民自由,但同時將擾亂風險降到最低。
第八, 領導高層必須保持團結,共同制訂對國家最好的政策。
第九, 不受意識形態拘束。世道隨時在改變,持續調整路線和做出必要改變,以造福整體中國人民。


    鄧小平在今日中國的影響性勝過毛澤東。


    如今中國的時空背景與鄧小平在位時大有不同,國家變得更強盛,不管知識份子、工人或農民都期待著中國能在全球舞台大展身手;自鄧小平改革以來收穫的豐碩經濟成果必須適應新情勢,換句話說,大量基礎設施和重工業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面臨改變,新方法將是擴大國內消費,提高產業技術水平和移動勞力密集工業至內陸便宜地區;隨著經濟成長而猖獗的腐敗現象已使公眾憤怒達到沸點。以上種種均意味著領導人手邊的難題比起鄧小平時期將更為嚴峻。

    儘管如此,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和務實主義仍派得上用場,因此不難發現,習近平上任後欲學習鄧小平的強烈企圖。中國不可能回到毛澤東那套革命鬥爭的老路,我們可以預見的是,不管中共傳了幾代領導人,鄧小平的影響力將一直存在。( 《中國密報》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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