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每當新的一年到來，人們總會許下很多新願望，但對中國新領導人而言，如果他們想繼續統治下去，不能光是許願，還得腳踏實地去實現才行。2012年恐怕是令共產黨永遠難忘的一年，而2013年的挑戰不會比較少，來自國內外的壓力與日俱增，社交媒體之發達讓過去很多好控制的事情變得複雜，呼籲改革的聲浪越來越強烈，腐敗猖獗已達亡黨亡國的程度。儘管中國看起來像個強權，但實際上她還有很多不足，很多地方需要改進，長期觀察中國的外國學者不約而同地於新年伊始提出建議與看法，範圍涵蓋互聯網、外交政策、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司法改革等5方面。
2013年挑戰即將蜂擁而至，新領導人準備好了嗎？中國網絡政策改採兩面手法
首先最吸引人目光的，自然是獨領2012年風騷的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在這個虛擬世界裡，有著數不盡的精采故事，不管是諷刺政治時事、批評地方領導或揭發腐敗官員都少不了它。美國對外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史國力（Adam Segal）關注互聯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它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性已不容小覷。
十八大前，大家紛紛臆測接班過程中是否內鬥不斷，又是哪些幸運兒出任常委，而如今結果底定，焦點轉向新領導班底的改革計畫，即使確切作為尚未浮現，當中卻不乏有趣信號，像是國內方面，習近平造訪深圳，被視為強化經濟改革的表徵，他也大力譴責腐敗，呼籲更簡單、更貼近人民的治理。史國力認為，習上任之初就想表現得跟胡錦濤不一樣，至少在象徵性水平；此外，互聯網看似正逐步解除限制，中國網民可以通過微博或其他社交媒體搜索習近平和李克強等高層領導人的名字。
然而，史國力卻對中國網絡政策的變化不感到樂觀。十八大期間，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幾乎已達偏執瘋狂的地步，說明獨裁政權最害怕這種開放性和自由性之下潛在的顛覆危機，權力過渡後，中共開始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維持傳統，繼續過濾和屏蔽信息﹔另一方面，官員也了解到互聯網是引導輿論的重要工具，因此有超過6萬個政府官員和機構擁有微博帳戶。換句話說，當局在處理如洪水般的互聯網上，疏通與堵塞並進，一來堵塞不利消息，二來疏通大眾意見至政府想要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工作報告中對互聯網的評述是：“加強和改進網絡內容建設，唱響網上主旋律。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依法規範有序運行”，領導人既要唱響主旋律，也要加強管理，印證習近平不論是一個“真改革者”或只是作作樣子的跳樑小丑，互聯網無疑在新的一年仍是政府與人民拉鋸的戰場，而對外部信息的限制也將持續（如封鎖《紐時》和彭博社等網站）。
中國想成為什麼樣的強權
美國對外關係協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選擇從外交政策切入分析。她說，2013年習近平的重心大部分將放在國內事務上，清理腐敗、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再平衡中國放緩的經濟都僅是冰山一角，儘管如此，因著國際情勢瞬息萬變，習被迫在焦頭爛額之餘好好思考外交政策。
胡錦濤於2002年接班之際，中國的外交局面一片大好，剛剛慶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以及首次承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可說風光無比，但習近平沒有同樣條件，他接手一個自負的中國，與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的領土爭端越演越烈，長期合作夥伴緬甸在民主化後也漸行漸遠，朝鮮難以控制，加上美國對中國這個急速崛起的國家充滿猜忌，均使得中國的外交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因此，易明認為，習近平最緊迫的挑戰是平息鄰國逐漸高漲的反中情緒，特別是視其為北京後院的東南亞國家。目前來看，一些舉措正進行中，像是具溫和形象的溫家寶出來強調創造“雙贏”關係，並提倡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增長引擎﹔而暫且擱置具爭議的政治困境，中國也逐步推進與日本和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最大的問題在於，習近平希望中國成為什麼樣的強權？是如同蒙古通過武力征服、迫使他人稱臣的大帝國？還是以豐富的文化力和經濟力佔據全球領袖地位讓人信服？2013年，我們將從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以及處理區域紛爭上觀察，這個號稱“和平崛起”的龐大國家是否願意遵守現有國際規範，抑或是創造自己的新規則？就拿仍在發展中的“網絡安全”領域來說，中國是否有興趣承擔領導角色，與各國制定共同標準？世界需要真正的理由相信習近平所帶領的中國能邁向雙贏，誠如習也說過：“空談誤國”，行動永遠是最佳證明。
中共反腐戰爭著重控制媒體
一般關心中國的人都知道，新領導的施政重點將是恢復經濟增長和改革，政治分析家裴敏欣（Minxin Pei）認為這個結論是對的也是錯的，因為習近平將盡最大努力維持中國經濟成長，於此同時，他不可能採取冒險的政治改革開放。
這並不難明白。1980年代以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一直維繫在經濟發展上，就是因為中共讓人民脫離貧困，他們才得以延續命脈。但即使如此，中共也很可能在創造一黨執政的最長紀錄後，瀕臨在一夕之間垮台的危機，因此，政治改革的空間漸趨狹窄，態度也越來越保守，深怕一個不慎，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裴敏欣指出，這將形成兩難，習近平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胡錦濤那種癡迷穩定的呆板官僚，同時他也不得不回應中國社會各階層要求更大政治開放的聲音，保持黨內派系微妙平衡亦是重要無比，每一件事皆是巨大考驗。
就現階段而言，反腐鬥爭不會停止，而這便是2013年習近平最有可能採取的政治行動。在中國武俠小說中，一旦有弟子心懷不軌，掌門人多以“清理門戶”來挽救門派信譽，現今轟轟烈烈上演的反腐風暴就帶有一點清理門戶的意味，尤其如果這些貪官汙吏剛好是對手親信，那更沒有什麼理由好不趕盡殺絕，是故，裴敏欣發現，每一任新領導團隊接班的第一年，被控腐敗的官員數目通常是平常的兩倍，而第二年就回復正常，換言之，既能一邊反腐一邊清除政敵，一石二鳥，何樂而不為？
裴敏欣提醒，在這場反腐戰爭中，可以特別注意黨怎麼去控制媒體。現在中國通過微博打擊腐敗蔚為風潮，但保守官員可能不樂見此一情況，他們擔心若媒體擁有更大程度的開放，將催生更多異議人士。於是，這可能形成一種循環，新政府試圖利用媒體優勢達成目的，當情況變得激進時，他們又會將韁繩拉緊。十八大落幕後，網絡控管似乎稍有放鬆，但當局很快地推出實名制度，即是這種不穩定模式的證明。
勞教和計畫生育應被終止
另外還有兩項習近平能嘗試的政治改革，一者結束計畫生育，另一者廢除勞教制度。計畫生育起初立意良好，用以控制中國急遽膨脹的人口，但長期實行下來已適得其反，矯枉過正，強制墮胎和虐殺女嬰等不人道行為層出不窮，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小說《蛙》正是描繪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生育史；而勞教更是臭名遠播，該制度允許公安部門可以不經司法程序將人監禁長達3年，導致被地方政府濫用，變成懲罰異議人士和請願百姓的工具。裴敏欣指出，如果習近平願意終止勞教，他勢必將獲得大量政治資本和人民敬仰。
廢除勞教將會習近平積累政治資本。裴敏欣並不期望習近平學習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Glasnost）和經濟改革（Perestroika），不過要是他願意承擔風險，完成上述事項，才有資格自詡為“改革的戰鬥者”，縱使這些事情比起不鋪紅地毯或不擺設鮮花困難許多。
習近平極力塑造領導人形象
談到不鋪紅地毯和不擺設鮮花，是習近平意圖展現出的新氣象，然而，這會不會只是另一種國王的新衣？童話故事家安徒生寫道，愛打扮的國王每天都要穿新衣裳，城中卻沒有設計師能滿足他，有一天來了兩個騙子，偽裝成織工並對國王保證能織出最奇特美麗的布料並做成衣裳，凡是愚蠢的人都看不見。國王上當後穿上這件根本不存在的衣服，還在大街上遊行，出盡洋相，結果被天真的小孩揭穿國王沒有穿衣服，淪為眾人笑柄。
習近平不是那位愚蠢國王，反之，他是聰明的騙子，試圖營造一種氣氛，彷彿官員變得節儉又親民，家裡的豪華汽車和手錶以及每晚陪伴的情婦不存在一般，而這波風潮也延伸到食物上頭。《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的河北阜平縣之行，令“四菜一湯”成為官媒最新熱詞。該文提到，中國官員和商界人士對美食的龐大需求導致鯊魚數量銳減，習此舉明顯傳遞厲行節約之意。
四菜一湯是中國官員新一波的節儉運動。新華社還詳細地發布了晚餐菜單，包含紅燒雞塊、阜平燉菜和豬肉丸子冬瓜湯等家常菜，在新浪微博廣受網民好評，有人希望低階官員也能效仿，畢竟中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仍相當貧困，且社會不公一天比一天加劇。習近平不是第一個走入鄉村的領導人，在他之前還有極力表現親民的溫家寶，他一件羽絨服穿10年，一雙旅遊鞋粘合多次捨不得丟棄，還深入井下與工人同吃盒飯，姑且不論這一切是不是“影帝”的精湛演技，《華爾街日報》認為，黨試圖說服普通中國人，強調政府一直在為窮人謀求利益，與窮人站在同一邊。
事實上，社會上富人與窮人間的鴻溝正是於胡溫主政期間加深加大，而習近平上任後極力扭轉形象，儘管尚不知他的努力是否有助於恢復人民對黨的信賴及解決腐敗問題，但風行草偃，各地方政府甚至軍方都積極回應，致力於杜絕過度奢侈和官僚作風。
此外，訪問河北之前，習先視訪南方的經濟重鎮廣東，一趟被分析家視為重啟經濟改革之旅。過程中他與軍方將領會晤，並共同進餐，通過國營電視台，我們還能看見習近平自己拿著餐盤在自助餐前排隊。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習近平顯然比胡錦濤懂得塑造領導人形象，胡常被批評說話呆板、不帶表情﹔習的風格輕鬆自在，其魅力迅速擄獲人心。然而，國王的新衣不只是童話故事，也是寓言故事，在習真正有具體作為之前，都應認真考慮他是不是一個編織不存在衣服的騙子。
藉司法改革制衡官方權力
所謂具體作為中，有一項是至關重要的“司法改革”。《南華早報》提到，過去一年王立軍事件和陳光誠事件為當局敲響警鐘，深化改革，加強法治才是國家健全發展之正途。
王立軍為權力強大的公安局長，陳光誠是遭到軟禁的草根法律工作者，兩人身分背景差異如此之大，卻有志一同尋求外國庇護，不正顯示出中國的法治基礎薄弱，且對官方權力進行制衡的機制不足。
陳光誠向美國求助，說明中國法治不足。《南華早報》建議，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是提升司法人員專業性。中國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曾致力於改善司法系統，於基層法院多次試點，他還推動司法人員參與同律師和檢察官的專業考試，不過就在“三個至上”原則下，改革面臨停滯。2007年，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大法官和檢察官“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憲法法律至上”，三個至上遂成為黨對人民法院的新要求。
. 第二，專家希望能見到更多加強司法機構獨立性的舉措，如降低政法委員會的影響力和消除黨對法院和律師事務所那隻看不見的黑手，習近平也曾於講話中強調憲法的重要性。理論上而言，憲法作為一國之最高法律，效力高於其他法律和法規，但現實中憲法不是在所有國家都具有權威性，需要相應的一套體系來確保它沒有被違背，而在非民主國家如中國，憲法的最高效力經常不能得到有效維護，以至於成為一紙空文。
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允許信仰自由，但篤信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和藏傳佛教的藏人的困境淺顯易見，憲法也未賦予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權力，可是至今仍未有足以挑戰中共的在野黨出現。中國最大的問題便是黨國不分，憲法於是無法理順黨和國家的關係，而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是為無產階級服務，中國看樣子也不屬於此一範疇。最後，憲政的基礎要素像是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和權力制衡等，中國不只沒有，甚至還拒絕之。
因此，《南華早報》認為，2012年的風風雨雨應給予中共不小教訓，國內的問題（如人權侵犯和權力濫用）很容易就演變成國際問題，追求法治無疑是長期目標，但最少新的領導班底必須出示深化改革的決心。當今官員無視法律、踐踏法律的情況再普遍不過，想解決如此現象只有兩條路，要麼可憐兮兮地等待官員變得更守法，要麼建立完善的權力制衡制度，而司法改革正是實現後者的途徑之一，其他還包含加強公眾諮詢與參與和提升政府透明度等。先進國家無不擁有良善的法治系統，中國要真正崛起不可能只仰賴經濟或軍事，法治同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研究受限減緩經濟發展力
經濟力向來是中國引以為傲的項目，自1978年來，每年經濟都有顯著增長，但時至2012年，如此態勢能否保持下去似乎機會渺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Yasheng Huang）在該校雜誌《科技創業》（Technology Review）寫道，中國每年投資於基礎設施的總額達國內生產總值一半，比起任何和平時期的國家都還要高，因此，既然中國已完成十年一度的權力過渡，領導人應準備好，改變大量國家投資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快速增長模式，讓中國產業升級，促進全球競爭力。
但這並不容易，尤其在研發這一塊。黃亞生指出，由於教育部高度嚴格控制，中國的教授就像公司員工，進行由上而下的研究項目，與西方完全獨立又自發性的學者大異其趣，而研究結果也往往必須符合政治需求，所有可能破壞“穩定”的報告都被禁止。
於是乎形成一個矛盾問題。領導人希望以創新技術來推行新一波的經濟增長，但研究的自由被限制住，中國還缺乏對知識產權的尊重、批判思考和挑戰權威等重要的研究態度。胡錦濤曾說：“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但西方科學之所以蓬勃發展，必有足以借鑑之處，一味排外或抗拒西化只會讓自己走進死胡同。黃亞生懷疑，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轉型需要上位者的遠見和政治勇氣，習近平是否已領悟到了呢？( 《內幕》第13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