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2年）一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许良英文集。这部文集精选出许良英先生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发表的四十二篇文字，按内容分爲六个方面：1、科学史探讨，2、爱因斯坦研究，3、哲学思考，4、爲民主自由和人权呼喊，5、念师友，6、忆往事。全书共395页。文集取名《科学、民主、理性》，这个书名既概括了许良英先生的毕生追求，也反映出这部文集的内容和风格。
许良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科学思想史学者，杰出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少年时代，许良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后来又参加了中共地下斗争，既是老革命，又是专家；然而在五七年却被打成“极右”，回农村劳动二十年，“四人帮”垮台后，许良英先生一方面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一方面爲自由民主大声呼吁，在“六四”之后的高压下毫不退缩，发表文章，参与公民上书，以“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自命，成爲不倦地呼吁“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坚强斗士，成爲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
我第一次知道许良英的名字是在一九七七年买到有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认识许先生本人则是在一九八二年。那时，我从北大毕业已经一年多，由于在读书期间参加过竞选活动鼓吹言论自由，当局甚感恼火，很想整治一番，却又苦于师出无名，因而只好在分配工作时给我制造麻烦。当局不敢公开宣布不给我分配工作，但又暗地里责令有关单位不得收留录用。当时在中科院科学史所的许良英先生(还有赵中立先生)得知我这个人民代表竟然没单位肯收留，立马拔刀相助，打算把我要到他们科学史所。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毕业论文写的是休谟因果学说，对科学哲学略知一二，若分到科学史所也还算专业对口。许先生这次帮忙虽然没有成功，不过我却由此结识了许先生。
八七年一月我来到美国，当时国内正在开始反自由化，据说这次反自由化的起因之一是方励之、刘宾雁和许良英等三人计划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讨论会，踩到了邓小平的痛脚。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了许良英的儿子、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许成钢，谈起他的父亲，谈起许良英在自由化运动与反自由化运动中的非凡之举。许成钢说，其实，我爸爸做的事都是事前可以料到的，我爸爸的行爲是可以推论的。
说得妙极了！这就是许良英之爲许良英。出了一件大事，许良英会作何反应，你不知道吗？你用不著去打听，你只消推论就行了。许良英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从不躲闪，该怎麽做就一定怎麽做。这就叫信誉，这就叫刚直方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风云多变，人心莫测，多少英雄好汉，哪怕手眼通天，遇事也常常免不了要踌躇犹豫，权衡算计的。象许先生这样直来直去，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或曰可推论性，实在少见。
文如其人，读许良英先生的文章，除了文字上的简洁明快使人联想到许先生爲人的质朴与方正外，还有两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虽九死其未悔”的理想主义追求，一是“觉今是而昨非”的反省精神。
如许良英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最终回到民主与科学的立场上。早年，许良英热情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五七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后仍然对毛泽东十分崇拜，直到八七年反自由化之前，许良英还对共产党抱一线希望。也许，在老一代知识份子中间，许良英并不算特别的先知先觉，然而，由于他的真诚，他不断地自我超越；又由于他那永不熄灭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旦从谎言中觉悟，不是堕入虚无，不是变成犬儒，而是更顽强、更清醒地抗争，从而成爲老一代知识份子的代表性人物，并爲那一代知识份子充满曲折艰辛的生命历程树立了一个人格典范。
200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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