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翻看你的作品目錄，自2008年《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開始，你的作品內容開始“宗教化”，這似乎是你繼2000年成為獨立作家之後的又一個轉型，為什麼你的生活和作品裡會出現主耶穌呢？
余：我是在2003年聖誕前夕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內在的精神需求。因為民主自由無法成為一種終極性的信仰，我看到許多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最終傷痕累累，甚至變得跟他們反對的對像“精神同構”，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結果。
2001年，當我妻子成為基督徒之後，在我家中有了一個小小的查經班，最初只有六個人，三對夫婦，這就是後來方舟教會的雛形。那時，雖然我還不是基督徒，但出於對妻子的愛，很支持這個活動，作為主人，也積極為大家端茶遞水。這是一個學習謙卑的過程，學習愛身邊的、活生生的人的過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以知識分子的方式在文章中表達抽像的愛。經過這個過程之後，上帝揀選了我這個罪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也有過很多的掙紮和反覆。也許，未來我會寫一本關於自己的信仰之旅的書，跟大家分享這段心路歷程，用基督教的話來說，就是“作見證”。
基督信仰是愛與公義平衡的信仰，很多華人教會在真理的理解上有偏差，只講愛不講公義，讓基督信仰失去了它的批評性和活力。對我來說，有了基督信仰，我更有了挑戰黑暗和傳播光明的勇氣，對受苦者的愛和憐憫的同時，對專制者的批判也更加尖銳和鋒利。
我記得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耀南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評論說：“當代三位名馳兩岸以至海外華區的余姓才人，余光中教授於人權法治較佳的港台數十年，不會有足夠表現‘大勇’的機會。余秋雨暴得大名，剛愎傲滿，錯過了許多‘自勝者強’、表現大勇的機會。唯有最年輕的余傑，英銳剛正，斥奸邪，罵暴君，不只表現對國族文化最真摯深沉的大愛，更從基督教的終極關懷與超越價值中，取得精神資源，表現了‘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的大勇。”確實，基督信仰對我的生命和寫作都極其重要，可以說是“點石成金”。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基督信仰也讓我的學術思路進入一片新天新地。我重讀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進而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出路。如今，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呈現爆炸性趨勢，為基督教兩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NGO組織，他們以一種新的生活模式昭示了中國的未來。
中國如同一艘大船，正處在驚濤駭浪的“出三峽”的過程之中，基本價值的缺席如同大船沒有指南針一樣危險；所以，我認為，信仰重建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前提和保障。今天的中國，迫切需要基督信仰、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我在最近的幾本書中都在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種具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思考。
就道德倫理層面而言，中國目前的道德沉淪堪稱兩千年之最低點，比如醫生和教師這兩種人的基本職業倫理的全然喪失，讓中國就如同人間地獄一般。另一方面，許多反對權力的“鬥士”，如艾未未之流，集體淫亂、包養二奶、有私生子，且目空一切、自以為神，在個人品質層面跟他們反對的貪官並無二致。這是一個讓人警醒的事實：中國的變革不僅是制度的變革，更是文化和精神的變革。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宗教信仰來約束氾濫的個人慾望，來重建一個有秩序、有公義、有慈愛的社會。（《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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