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中國惡名昭彰的事情多如繁星，打壓宗教自由、迫害異議人士、審查制度和在國際事務上的惡霸形象等，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便是勞教。極權國家大多有“勞改營”的懲治概念，以俄國為例，17世紀沙皇首先在荒漠的西伯利亞建立“卡托加”（Katorga），該系統後來被蘇聯接管並改稱為“古拉格”（Gulag），而中國勞教制度始於1950年代，起初用以關押對共產黨提出反對聲音之人，如今成為公安機關把持的懲罰工具，無須經法院審訊定罪，即可將嫌疑犯投入勞教所，實行人身自由限制、強迫勞動和思想教育等措施。
任建宇是勞教犧牲者。
勞教制度今年停用露曙光
根據新華網報道，2013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明確表示，將勞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改革、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等4項重要改革列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且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法委書記的孟建柱也在會上宣布，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即刻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一般對勞教的批評不外乎“缺乏法律授權和規範”、“處罰過於嚴厲”和“程序不正當”等，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公民人身自由有不受侵犯的權利，明顯與勞教相悖。因此長久以來，維權人士、律師和請願者紛紛呼籲當局廢除勞教，當消息一傳出，令不少人為之振奮，但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許多社會運動家和海外人權團體仍保持懷疑態度，一方面官方並未提供細節，二方面只說停止使用，並不等同廢除，政府可能巧立名目來借屍還魂。
“這個決定，如果最終能引向勞教廢除，將是中國邁向法治社會的重大里程碑”，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國中心主任索菲亞‧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人們一直在與勞教奮鬥，任意拘留本身就是一件不合理之事。”
法律專家認為，勞教制度在中國沒有法源根據，可視為“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政治動盪下遺留的不合時宜的產物，在當時，批鬥風氣甚囂塵上，勞教是侵犯公民權利的絕佳工具。2012年9月，一群頂尖中國律師發表公開信，呼籲司法和公安部門“調整”覆蓋面極廣的勞動教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被當局嚴格控制的媒體上，也能看見如此訴求。
這一兩年，“上訪媽媽” 唐慧與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因言獲罪被勞教等事件均使該制度成為輿論攻擊對象，各界有關廢除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學者認為，1957年頒布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就算符合過去社會背景，但今日中國早已高速發展，不可同日而語，勞教變成落伍和陳舊的重擔，而且很大程度淪為地方公權力濫用的幫兇。
新華網也同意，認為“任何一項具體的制度都有其歷史適用性和侷限性”，勞教誕生於特殊時空，“已落後當前時代潮流，與民主、法治的發展進程相悖逆”，是一塊暗礁，改革勢在必行。不可否認，勞教是中國迎向法治社會的最大障礙，它不僅不符公平正義價值，還隨意侵犯人身自由，讓公安機構權力無限擴張，無所制衡，以先進國家角度來看，是極不可思議之事。
正接受勞教的人們。
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
依2008年官方公布的數字，全中國大約有350個勞教所，共16萬人未經審判被關押其中，然而人權觀察警告，政府雖然表明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卻可能與人們心中期盼的“廢止”大相逕庭，他們將略為修改當前系統，推陳出新，換句話說，是“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官方的報道暗示著修正後的系統將以新名字重新上路，並在理論上允許一些程序權利，像是律師聘請”。
另一方面，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將是一大挑戰。北京人權律師滕彪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無論是停止或甚至廢除勞教，最大的抗拒者必是來自公安部門，“他們由於勞教獲得龐大權力，有很多既得利益者與勞教制度密不可分。勞教可以任意剝奪某個公民的自由3年，若表現不好還能追加1年，這是多麼大的權力！”他說：“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社會穩定，因此勞教成為非常方便的手段，無須司法程序也不用上法院，就能把討厭的人關起來，這意味著，任何形式的勞教改革都將遭逢公安部的巨大抵抗”。印證在於，官方曾把《違法行為矯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規劃，用以取代勞教制度。但因受到公安方面抵制，此後便一直擱著，前景不明。
反對勞教的聲浪從未停止過，尤其在一些高調事件後，曾被勞教兩年的任建宇現在成為勞教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報道，24歲時任建宇被送進勞教所，沒有審判，也未有律師辯護，至於罪行很簡單，他被重慶當局控訴在微博上轉發100條“負面言論和信息”。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訂購了一件T恤，上頭寫著：不自由毋寧死，後來這件衣服被警方當作證物收走，證明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任建宇接受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採訪時指出：“我老是在想，為什麼呢？為什麼在成千上萬的網民中會是我？其餘的人可能寫出好幾百條博文表達對政府不滿但卻沒事，我只轉發100條而已！”跟任建宇一起待在勞教所的是竊賊、賭徒、請願人士和跟他一樣與政府意見相左者。
勞教不能只停用還須廢止
正因任建宇和唐慧事件所展現的不合理，讓公眾重新審思勞教弊端。香港中文大學人權研究員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指稱：“特別是過去一年，批評勞教的聲音越來越大，勞教不僅有違憲法，更毫無依據，其弊病已經被廣泛討論好多年了。”
當然，只是停止使用尚不能滿足人權人士要求，停止使用意味著也許有一天將重新開啟，又或者政府通過其他方式和法條重現勞教精神。浦志強律師認為，現在慶祝仍言之過早，“我一直期待著這一天，所以我很高興，但我不是很滿意”，他向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表示：“停用勞教是不夠的，應該廢止，這取決於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北京大學法律專家賀衛方告訴《今日美國》（USA Today），他歡迎勞教制度的改變，因為勞教一來“侵犯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人權”，二來“嚴重違反法治精神”，在律師和司法審判缺席的情況下，“公安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不只警方，整個政府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限制任何人自由，只要有人被視為有害且須嚴加控制，如法輪功”。事實上，北京從很久以前就思考著調整勞教制度，但最終沒有實現。
對樂觀者而言，習近平上台後傳遞的改革思想又更進一步，繼厲行儉約政策和強力反腐後，現在轉向勞教制度開刀，且不少人對他的動作如此迅速感到意外，顯示中國高層對建立完善的法治社會已有相當共識；悲觀者則認為，中國還有太多地方需要改進，政治依然十分不透明，任意拘留的現象仍在各地上演，加上勞教改革的具體方案尚未明朗，一切都還很難說。（《內幕》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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