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的做法惡化了民間生態

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7）

　　——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你比較喜歡直言快語，享受你的言論自由，但這也因此讓你不少次成為爭議人物。其中之一是，你在《開放》上那篇文章“莫將罪犯當英雄”，抨擊楊佳殺人。你說：“當殺人者被某些自以為大義凜然的作家、學者和律師譽為大俠和英雄並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持的時候，一個‘前法西斯時代’的‘民意場’正在迅速形成。”楊佳殺的是穿制服的警察，不是平民，顯然他暴力的對像是經過選擇和考慮的。你既然認為“今天中國的掌權者已然病入膏肓”，為什麼不承認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

楊佳案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惡性刑事案件。

　　余：楊佳案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惡性刑事案件，但發生在公權擴張、民權萎縮、貧富懸殊、司法不彰、民怨沸騰的中國，就成了一起具有標誌性的社會事件。楊佳案，讓人們從各個角度，看到中國與憲政制度的差距。

　　在我的《劉曉波傳》一書中有專章論及我和劉曉波對此事的看法，我們堅持反抗暴政的非暴力原則，這導致我們受到很多批評。在論述楊佳案件時，劉曉波指出：該案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中國社會的平衡性斷裂的標誌之一。無論從客觀效果還是就價值立場而言，“楊佳式的復仇”對中國社會轉型都有害無益。“如果暴力反抗是個人復仇的主動施暴，其結果是雙方的生命代價，那就是沒有贏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談不上正義。”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與法學界前輩江平的看法是一致的。江平說：“你楊佳受到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泄私憤，對公安機關發泄私憤，殺了六個無辜警察，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麼罪？”在一次演講中，江平陳述這一觀點之後，有個青年學生威脅說，如果手中有雞蛋，會立即用雞蛋砸他。江平連來自共產黨的威逼利誘都不怕，又怎麼會怕被庸眾的雞蛋“砸”呢？

　　楊佳的做法惡化了民間生態。劉曉波在文章中指出，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個體性的殺戮，非但不能震懾那些作惡的警察，反而會引發當局更加瘋狂的鎮壓。“如果楊佳襲警的發生讓民間相信暴力，產生對一場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結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發生。而獨裁政權的應對只能是政府不斷強化政治恐怖，不斷加強鎮壓的力度，只能進一步弱化本來就弱小的民間維權力量，中國的社會生態也只能從‘壞’走向‘更壞’。”劉曉波看重的是一種健康、理性的社會生態的培育，而非瞬間的“快意恩仇”，但他的這番良苦的用心，很難為被激情和仇恨左右的被侮辱者和被傷害者所理解。

　　面對網上的一片叫好之聲，劉曉波反問說：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否“罪有應得”？是不是所有穿警服的人都“死有余辜”？他認為：“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難道對生命的珍重還要區分警民，難道僅僅因為警察的身份被殺就是活該？即便被殺警察中可能有迫害過楊佳的人，也是罪不當誅。”雖然這些年來劉曉波本人是警察濫權的最大受害者，但他認為，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無辜者，不能因為他們從事警察這一職業，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被行兇的對像。且不說他們並非傷害過楊佳的那幾個警察，即便就是那幾個作惡的警察，也應當通過司法程序對其行為調查、審判和追究——當然，目前來看，暫時還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但並不意味著任何人就可以立即啟動“個人執法”，並施行“私刑”。

　　我更對頌揚楊佳殺人行為的民粹主義言論充滿憂慮，當民間被“原始正義”壓倒之時，就不自覺地跟反抗的對像達成“精神同構”，這是我最擔憂的情形，如劉曉波所說：“如果主流民意只有通過楊佳式復仇來宣泄心中的壘塊，那麼中國的民智就仍然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發芽’的犧牲品。如果以民為敵的官權暴虐與以官為仇的民間暴戾相互激盪，那麼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發展為全局性以暴易暴。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間維權和中國的法治進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長期以來引發暴力傾向的，是“貧窮、剝奪、忽視和羞辱”，“義憤”為“報復”行為打下伏筆。以此而論，楊佳以死相爭的決絕不無可憫之處。但是，在那些高聲為楊佳叫好的聲音當中，有一種從義和團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烏合之眾”的氣味。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呼應與合流，是近年來中國出現的新的思潮和現象。許多知識分子也許能抗拒金錢的誘惑，卻難於抗拒名聲的誘惑——尤其是在民間的名聲。一旦批判民粹主義、批判“多數人的錯誤意見”，就有可能損害這種民間的聲望。（《中國密報》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