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編譯 文道喻
一個國土面積遼闊，擁有全球最多人口，同時30年來經濟快速增長，已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活力充沛的國家，很難想像其政治權力長期被一群享有特權、腐敗與縱慾的共產黨員把持著，對任何知識分子而言，思考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是一項充滿挑戰的智力活動，有太多因素、太多角度加上太多意外需要考量。在大多數傳統觀念裡，無不同意中共無所不用其極、下定決心捍衛一黨專政，因此有能力存活較長時間（儘管不是永遠）；少數人則信誓旦旦指出，中共殘存的日子已屈指可數，知名政治分析家裴敏欣便是其中之一。
寧靜的天安門，是否再度重演“六四”事件？
裴敏欣發表於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的文章提出，未來10至15年中國發生民主過渡的可能性相當高，過去積累的國際和歷史經驗顯示，40年來已有大約80個國家通過不同形式從專制統治轉型成民主社會。此外，十幾年的社會科學研究也為民主過渡和專制腐朽間緊密聯繫的過程提供精闢見解。
只需再過10到15年，共產黨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根據裴敏欣表示，中國正面臨兩個不可避免邁向民主化的現實條件，首先是專制政權必有的老化和腐爛。毛澤東無疑是中共史上最強大的領導人，一呼百諾，率領無產階級革命擊潰不得民心的國民黨，但在鄧小平之後，黨內缺乏強人型或魅力型領袖，取而代之的是機會主義者，能力和對意識形態之堅持也越來越薄弱，他們往往以投資者立場看待政權，維護黨的生存只為以最大限度提高收益，導致腐敗不斷升級、治理成果惡化以及與群眾日益疏遠。而從經驗上看，隨著組織變得衰弱，一黨專政的大限便步步逼近，史上最長紀錄是74年（由前蘇聯共產黨創下），其次分別是台灣國民黨73年（國民黨的情況較為特殊，它還經歷過內戰失敗）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71年。
這三個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都不是一夕崩潰，早在他們交出權力的十年前就已出現系統性危機，如果歷史理當重複，中共統治中國達63年，社會不安與騷亂亦逐年增加，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共產黨下野不再遙不可及，只需再過10到15年，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第二個致使中國步入民主轉型的原因是社會與經濟的快速轉變。人民收入漸漸提高，城鎮化速度加快，以及通信技術日新月異，都使得發動群體事件的成本降低，越來越容易反對獨裁統治，從而促進更大的民主聲浪。獨裁政權在貧困的農業社會中最好生存，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維持權力便沒那麼簡單。裴敏欣指出，統計數字表明，當人均（PPP）突破1000美元時，獨裁政權開始變得不穩定，意味著民主轉型的可能性增加，來到4000美元後效果愈加顯著，一旦人均收入超過6000美元，除了石油生產國，很少有獨裁政權能夠存活。
儘管還有通膨影響，但中國人均確實已踏上“民主過渡區”，達到9100美元，媲美1980年代台灣與韓國民主轉型前夕的水平。估計10到15年內，中國的人均將增長至15000美元，城鎮化比例到達60%至65％，共產黨勢必很難再用同今日一般的人力和財力資源來維持統治。
即使上述兩個理由有足夠說服力證明中國將在10至15年中間歷經民主化，不過更有趣的後續問題是，轉變會如何發生？中共會以什麼方式退出舞台？裴敏欣觀察中國現況，為讀者描繪了五套劇本。
印尼蘇哈托因金融危機下台。
統治層越早改革越能“和平轉型”
第一，用童話故事的口吻來說，就是“美好結局”，換言之，中國的民主過渡在舊政權統治精英心甘情願放棄權力下和平產生。這通常得經過幾個階段，最初是許多因素（如經濟表現不佳、軍事失敗、民怨沸騰、鎮壓成本升高與貪汙成風等）造成合法性危機浮現，讓某些高層領導承認專制統治已不可行，應該開始規劃一場優美謝幕。假使這些人能取得內部的政治優勢，將加速自由化進程，我們能預見不但媒體的限制被解除，對民間社會的控制也會放鬆。
於此同時，他們與反對民主化領導人會針對離開權力後的政治規則進行磋商，目的在於建立侵犯人權的國家機構、軍隊、秘密警察與其他政治精英的退場機制，一旦協商完成，選舉也就隨之舉行。大部分情況下，舊政權很難再度執政（台灣和西班牙除外，國民黨於2008年贏得大選，二次政黨輪替），國家因而迎接新的民主時代，緬甸即是如此腳本的最佳演繹者。
不過對中國來說，“美好結局”的關鍵是高層領導人能否在合法性遭受無法挽回的傷害前便先行一步推動改革。一般而言，極權主義政權後期過渡的歷史紀錄非常糟糕，主要因為掌權者極力抗拒改革，直到為時已晚，而台灣、墨西哥和巴西之所以有成功案例，乃是當時舊政權仍保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一定程度來自社會團體的支持，讓改革順利推行，也就是說，只要統治精英越早開始改革，和平轉型的機會就越大。
然而，裴敏欣提醒當中有矛盾存在，通常政權還很強大時，精英和既得利益者是不肯改革也拒絕改變的，所以若中國的政治轉型想要有一番“軟著陸”，得看新一屆的領導班底是否能在未來五年有所作為，畢竟命運稍縱即逝，機會之窗不會永遠開啟。
中國出現如蘇聯“戈爾巴喬夫”
第二套劇本是“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也是第一套劇本的次等結果。裴敏欣認為，如果中國走到這一步，意味著領導層已錯過啟動改革的歷史機遇，未來十年日益衰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趨勢（人口老化、環境惡化、裙帶資本主義、收入與機會不均、腐敗、騷亂不斷和下滑的經濟增長加總起來），使名譽掃地的政權被迫面對現實，強硬派改革者話語權增強，出現戈爾巴喬夫般的人物，推行中國版本的開放政策（Glasnost）和經濟改革（Perestroika），但由於政權早已失去公民信賴與民間支持，自由化的改革反而引發極端效果，且政治混亂將促使另一次內部分裂，如葉利欽（Boris Yeltsin）這類的激進民主分子可能崛起，取代溫和派改革者，第一套劇本的協商蕩然無存，舊政權的成員只能逃往海外，黨徹底瓦解，消滅於歷史洪流中。
假使中國果真重蹈蘇聯覆轍，那將是最具諷刺意味的下場。過去20年裡，中共研究蘇聯、分析蘇聯，竭盡所能避免蘇聯式崩潰，就連習近平在南巡講話中都曾提到：“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中共從蘇聯解體中吸取正確或錯誤教訓，或許很快就有結果。
人民起義與經濟危機使中共垮台
第三個可能性是“六四”事件重現。黨繼續抵制改革，在政治激進主義和社會分化加劇的情況下惡夢再度上演，儘管最後黨都逃不過滅亡，但第二套劇本是由體制內提倡自由化的改革者撰寫，而第三套劇本的導演卻是不可預料的大規模起義與蔓延全國的組織動員，如同1989年六四事件，最大膽、最直言不諱的抗議人士群聚起來，要求急速民主，又或者像2010年席捲中東地區的茉莉花革命，推倒本被視為堅不可摧的眾多獨裁者。裴敏欣說，一旦中國再次發生類似六四的事件，軍隊不見得還會是保命仙丹，因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身處危急時刻的專制統治者均得不到軍方支援。
第四是經歷“金融危機”啟動的民主轉型，前一個例子是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政權，1997年亞洲遭逢金融風暴，導致印尼經濟崩潰，執政32年的蘇哈托最終被迫下台。而中國以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其實與印尼具有眾多雷同之處：他們同樣任人唯親、貪汙腐敗風行、監管不力和風險管理能力薄弱等。此外，眾所周知的是，如今中國的金融系統已積累巨額不良貸款，破產隨時可能爆發，加上通過影子銀行的資產負債如雨後春筍般浮現，徒增金融穩定風險，進一步削弱國家控制資本的能力，還有大量非法資金外流的現象，均顯示要是金融業倒塌，經濟陷入的停頓和社會動盪將令中共難以掌握。
裴敏欣承認，單獨由金融危機引起共產黨潰敗的機率較低，不過金融危機後的直接後果，以及政府付出的經濟代價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必然對黨的權威與合法性構成巨大威脅，尤其社會秩序的混亂將成為中共一大致命傷，也莫怪乎領導人始終視“維穩”為首要目標。
環保問題也是中共致命傷
最後，裴敏欣說，“環境”同樣有能力造成政權更迭，中國全速衝刺經濟後遺留下的汙染再明顯不過，所以環境破壞引起制度變化的概率不可小覷，雖然兩者間的關係複雜，但絕非無法理解：當衛生保健的條件變得嚴苛，土地失去生產力、水資源短缺以及空氣日漸混濁，政府必須付出更龐大的代價來遏止環境反撲，從而減少經濟效益，而一旦經濟增長出現窒礙，共產黨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目前來看，環保問題已令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越來越不信任當局，引發激烈抗議活動；再者，居住環境之優劣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可以將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力量連接在一塊，縱使有些人對一黨專政不敏感、反應遲鈍，不代表他們不會為了環境站出來。
環保抗議可以將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力量連接在一塊。
更糟的是，中國如果爆發嚴重環境災難，像是巨量有毒物質洩漏、創紀錄的乾旱或長時間霾害等，都將催生大規模抗議事件，為中共政治的反對者提供絕佳舞台，借力打力試圖顛覆之。
或許這五套劇本到頭來一個也不會實現，又或許同時有兩三套劇本一齊上演，無論如何，中共本身也好，國際社會也罷，思考中國政治前景總是發人深省，而且裴敏欣指出，現階段很少人認真想過中國的政權過渡該如何產生，但通過上述五種可能性，我們應能了解到，當世界上一個又一個獨裁者接連倒下後，共產黨沒有什麼理由是個例外。
“法治”與“經濟”為習施政重點
的確，多數分析家傾向前赴後繼地為中國改革之道提出見解，一方面顯示著中共執政看起來再自然不過，另一方面說明領導人只要有意願，依然擁有足夠權力進行改革，藉此挽回民心。改革的具體內容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施明智（Matias A. Sueldo）於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寫道，依照當前中國國情，“法治”與“經濟”無疑是習近平未來十年的施政重點。
施明智首先提到，西方對於以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班子最普遍的看法是“接受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彷彿經改與政改兩件事彼此獨立存在，互不影響，然而實際上，取得更上一層樓的經濟成功有很大部分必須仰賴專業且獨立的司法機構，滿足中國新興消費者不斷升高的期待，再怎麼說，“法治”正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財產不可或缺的要素。
經濟上，中國得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再平衡的秘訣在於，減少投資國有企業，鼓吹城鎮居民消費，而一攬子政策的骨幹便是拉動消費需求，讓農村的富有速度不再遠遠落後都市，並加快城鎮化進程（目前已跨越51%）。加強農民權益、廢止俗稱一胎化政策的計畫生育（主要適用於城市居民）以及打破造成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度等，皆應列入領導人的戰略考量中。
法治社會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攸關農民工權益的戶口改革居首
幾項建議中，施明智認為戶口改革特別重要。因為戶口，數百萬的農民工及其子女被迫居住在城市邊緣，也無法享受同等的社會服務和教育資源，如此現象絕非正常法治社會該有之事，假設當局能改變為人詬病又製造歧視的戶口，不只社會公義得到伸張，也將推動新一波城鎮化浪潮。
不管中國未來要推動什麼改革，都需要具備強而有力的司法機構作為背景，如此執行起來才不會參雜個人偏見、黨派考量、政府壓力或特定的私人欲望，也唯有這樣，在一個動態、先進且創新的經濟環境裡，司法能發揮真正作用，保障公平競爭，衝突發生時有所規範並給予保護，反壟斷、合同、知識產權及破產法等領域均適用。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司法管理的概念同樣有助於減緩現代城市生活中的摩擦和不公正，而民法和刑法扮演著重要角色。
過去幾個月來，習近平釋放出不少樂觀信號，包括憲法公布施行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與南巡時透露的信息，不過悲觀者不會忘記，十年前也曾出現過相同情景，所幸當今期盼改革的人不用再依靠領導人本身意志，因為習總書記不得不奉法治為圭臬，否則再宏偉的經濟計劃終將功虧一簣。施明智說，中國法治建立與否的結局天差地遠，猶如天堂（健全成熟的公民社會）和地獄（困在中等收入陷阱動彈不得），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應堅持法治在中國落實，不只為了改善人權，也是出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由。（中國密報《中國密報》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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