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0位意見領袖議政改共識(12)
《內幕》特約記者文仁整理
新一代領導人的最大不同是靈活性
仲大軍(北京大學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這十幾年從體制內下海到作為一個民間學者,決定了我這種思想傾向。對於改革共識倡議書我基本同意,也簽了字,有些個別地方修改一下。當前的時代需要共識,沒有共識的話,光分歧,光是各派激烈的爭鬥不是事。我國從辛亥革命後分裂了幾次,中國是內戰分裂得最厲害的國家,今後不能走這樣的路,要形成共識。在新的時代尋找新的共識是有條件的,條件是成熟。
現在最需要的是,站在各個角度看問題的人士,能否全面的、趨同的看問題,這是我的一個觀點。我這個人比較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影響比較多,本身也是共產黨員,下海多年,多年沒有組織生活,但我沒有退黨,今天的發言,約束著我不能說過分的話,所以說“吃著誰的飯說誰的壞話”好像不行,但這裡,我只能批評,這十幾年對中國批評最厲害的可能是我這個地方。我們希望改進和改善,也希望黨有進步。這次十八大後,我們也看到這個黨是進步的。
昨天我接受媒體採訪,談對新一屆領導人看法,我說是有進步的,看7個常委的特點都是改革開放後湧現的一代,是我們的同代人,這代人進入了政治舞台,這些人的特點和前幾代人最大的不同是靈活性。他們沒有過去更多僵化的東西,這就是進步,中國今天走入了最靈活的時期。從當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完全放棄;從當年一個階級主導,現在大家共存,這是當前的希望。
我們已經進入共和共存的時代,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把以前傳統的、不好的東西拋棄了,這是希望。今後在這個基礎上達到了共和共存。中國海峽兩岸的統一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輝煌,我們的目標是讓我們的國家走向輝煌,讓領導人與時俱進,能獲得全國人民更多的擁護,求同存異。
階層制度與道德文化
李軒(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我是中央財經大學的老師,也是一個兼職律師,在全國律協有一個憲法人權委員會,我是秘書長,主要是在江平老師、陳光中老師、千帆老師的支持下,關注一些重大影響力的個案,比如重慶李莊案、貴陽黎慶洪案,給這些冤假錯案提供一些支持。
很多老前輩都提到這次十八大有進步,至少胡錦濤不再兼任軍委主席。很多法律人覺得還有另外一個進步:政法委書記不再擔任常委,或者常委將來不再兼任政法委書記。江平老師在多個場合對過去這種現狀表達了一種擔心,我想,這也應該算是一種進步。但遺憾的是,中宣部的部長晉陞常委之列,可能將來對新聞言論自由有進一步的鉗制。
這次大會,我認真觀察了一下,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中國當代政治文化是非常虛偽的一種政治文化。表現在黨代表在大會中的一些表現,我不知道是不是媒體記者們過分的醜化了代表們的形象,代表們說手都拍麻了,有專家支招,手拍麻了怎麼辦。但我們要分析:有多少掌聲是發自內心的,有多少掌聲是主講人嗓子提高後,示意大家掌聲,還有農民工代表的呼聲“找到了”,我不知道找到什麼了。做人的底線是不一定說真話,但儘量不說假話。
今天,這麼多老前輩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甚至為了本身的長遠發展,做出這麼多遠見卓識的發言,在思想深度和言論程度上大大超過年輕人,這是我非常欽佩的。我也理解這些代表們,中國現在這種政治,首先是層級制度,代表考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會言不由衷。但還要考慮到民主法制的不健全,代表本身有一種深深的恐懼,法律不能保障言論自由,不能保障免予恐懼的自由,就是李銳老先生說黨內沒有民主與批評。而實際上,在面臨很多社會問題的情況下,幾乎聽不到不同聲音,這是一個問題。一方面考慮政治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考慮自身安危,自己損失最小化,我想,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我們今天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行,民主法治憲政如何展開的問題,還涉及到道德層面。中國人的基本素質和道德底線讓人擔心,反封建反了一百多年,實際上現在封建的東西比過去更加嚴重,尤其是社會管理方面,有更多的手段去控制社會,加強統治,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剛才談到改革共識,我想有一個改革共識朝野上下不會反對——“改革是早死,不改革是等死”。我想這點,政治高層不是不知道普世價值的重要性,也不是不能認識到當前社會的危險,也不是沒有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第一不敢改,怕引起社會動蕩甚至威脅到自己的統治。第二不願意改,因為在目前社會架構下,也就是權貴資本、既得利益集團、官僚資本主義模式下,目前非法治的社會架構對統治階層最為有利,問題是你要考慮怎麼樣保證社會、保證執政黨長治久安。所以,我想,還是回到前面各位提到的觀點,大多數都贊成,但有些書面文件有待商榷的地方,比如司法職業化是否應該改成獨立化更加容易形成共識,當然,何兵教授的司法民主化和大眾化在法學界也不是共識,因為現在人民陪審制形同虛設,很多法學家希望乾脆廢除它,關鍵是要做什麼樣的司法民主化。(《內幕》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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