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王希哲
第 三天後，2月6日下午，平反大會正式在廣州友誼劇院舉行。大會安排發言的是寇慶延（宣佈平反決定）、吳南生、李正天、王希哲和胡喜鳳。胡是梅縣地委書記的 女兒。她的發言顯係龔小夏為她起草，對打成反革命頗多憤激不滿之詞。審發言稿時，吳南生找我說：“算了，改一改吧，這些不要了，她爸爸難道打的反革命還少 嗎？”我說：“爸爸打的反革命不少，女兒就不可以抱怨幾句了嗎？”。但是，激憤之詞多還是刪去，發言四平八穩。
我發言道：“有人把我國伴隨著‘四人幫’的垮台，伴隨著四個現代化的興起和我國進入國際市場而高漲起來的人民民主精神，籠統稱之為要‘西方民主’。我們不同意 這種看法。他們的錯誤在於忘掉了經濟基礎。他們不明白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活動的一切合法民主都是資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活動的一切合法民主 都是社會主義民主。無論這兩種民主在形式上可以表現得如何相似，在本質上都是絕對不同的。我們所要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它應當高於西方民主，因為它不是 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的，也不是什麼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豪傑所賜予的，而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所絕對必須的。”
“李一哲集團”骨幹在平反大會後合影。
《爭鳴》記者邢泓遠向我要發言稿，我說，不必了，這是協商稿，以後看我們的大字報吧。
她要求採訪大會。這是沒有先例的。我請示吳南生，吳說：“《爭鳴》？我知道，都是我們的人。可以嘛！”
於是這次平反大會最活躍，最引人注目，也最產生神奇效果的，就是這位身穿“奇裝異服”的不時上竄下跳撳動閃光燈的香港女記者了。
但是這個“我們的人”的《爭鳴》，不久就成了共產黨最憎恨的雜誌了。
我的發言，仍多少堅守了一點我的獨立性。我脫稿談到，我不承認外界所傳的“李一哲”是共產黨的“持不同政見派”。我認為我們是共產黨的“持相同政見派”。
這 個提法，各報都作了報道。也許他們當時並沒有特別注意到，這裏有二層意思：一是，我們和共產黨人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因此，政見相同；但是，更重要的，我宣 言了我們是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一個派，不過政見相同罷了！《民主與法制》中，我們主張合法“光明正大的反對派”，現在，我的平反發言裏，我在實踐它。
官方的鷹犬們很快就將其嗅覺了出來，並加以批判討伐了。
但是我沒有回頭。我堅持獨立的人格，獨立的大腦，獨立的派別，為實現《民主與法制》的理想走下去。
“李一哲”的旗幟
我們走出東湖招待所的時候，北京的民主牆運動以魏京生被捕為標幟，正在日漸地向下滑落。
從 監獄出來的第一天，感受到街頭強烈的民主運動的氣氛，我就認定，這場從北京發端，蔓延全國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是“李一哲”向往已久，呼喚已久的民主 運動。它要實現的目標，正是“李一哲”大字報的理想。我們的平反出獄，極重要的因素，就是來自它的推動。我們應當積極地支持它，辯護它，投入它，而不應該 迴避它，更不應該站到官方的立場作官方的工具去指手劃腳地批評它甚至污衊它。
如果平反前，我們面臨的是怎樣實現徹底平反問題的話，平反大會後，我們面臨的則是“李一哲”向何處去的問題了。
“魏京生？魏京生是什麼人？他在反‘四人幫’的時候作過些什麼？現在黨中央已經在著手改革了，他們才出來跳，是有些投機吧？”郭鴻志說。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老郭，”我說，“不是說革命不分先後嗎？就算魏京生過去沒有站出來反對過‘四人幫’，難道今天就不能參加民主運動了嗎？這不有點‘趙太爺’的味道了嗎？何況參加民主牆的，許多人過去還都是介入過‘四五’的，它是一脈相承的。”
李正天說：“這樣吧，以後寫東西就各自寫，不要用‘李一哲’名義了，‘李一哲’不存在了。我對習仲勛都這樣說過了。”
我堅決反對：“不！‘李一哲’代表了一種理想，它是一面旗幟。現在平了反，全國民運都在望著我們。你們可以退出‘李一哲’，但我必須舉起‘李一哲’的旗幟繼續前進。“
我雖然堅定地回答了他們，但心裏還是矛盾的。我知道，我與李正天的衝突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來，但是，它會在外界產生一種誤會，以為這不過是“李一哲”平反後，王希哲與李正天在私人榮譽上的一場爭執。
不！ 如果李正天確是一個如外界傳說的那樣，理論功底十分深厚的人，更重要的，如果他確是一個有深厚思想基礎的堅定不移的民主戰士，哪怕他實際並沒有在“李一 哲”所有大字報上留下一個字，我也是決不會與他爭“李一哲”的這面旗幟的。何況在那數百萬人的圍剿中，雖然他的表現並不能令我滿意，但他畢竟是勇敢的，吃 了苦的，他被人民認作“李一哲”的代表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問題是，他是一個虛榮、好吹，甚至有時不惜背叛朋友，背叛理想去邀寵求利的人。
他主張“李一哲”不存在了。但他心裏清楚，外界仍會以為他是“李一哲”。他可以既吃“李一哲”的名譽飯，又吃官方飯。他是會敗壞“李一哲”的名譽，糟蹋我一生的心血的！是的，我必須把“李一哲”的旗幟接過來，繼續前進。
這番在蓮花井的爭辯，很快就進入了習仲勛的耳朵。它加劇了官方對我的警惕和不滿。
陳一陽仍置身事外。他已堅決地“洗手不幹”了。
他對官方新安排的工作——哲學研究所圖書管理員十分滿意。經過整十年的插社、批鬥、流放和監禁後，現在才終於有了一個安定舒適的環境。他對我說，他有一種“幸福感”。
但由於歷史上，他畢竟與我有著較深的共同的思想基礎，因此，“李一哲”內部的爭執，他的同情往往在我一邊。界限越來越分明，裂痕也越來越大。為了使我感到孤立和威脅，習仲勛不時地避開我，召見李、陳、郭三人甚至李正天一人談我的問題。
郭鴻志對李大姐說：“不要緊的，反正我們已經向省委講清楚了，以後小王有什麼事，哪怕他投靠國民黨，也和我們沒有關係了。”
一天，我在陳一陽的小客廳裏，與他作兩人談話。我告訴他，通過在柯木朗對《資本論》的學習，我已對過去的理論作了徹底的反省。我已不相信共產黨能夠實現民主。在政治上，我可以說已經與共產黨徹底決裂了！
剛說到最後一句，李正天忽然出現在門口。他聽見愣了一下，然後才進來坐下。
幾天後，陳一陽在參加了排除我的習仲勛召見後，對我說：“你要小心，習仲勛那裏的有些材料對你很不利！很不利的！”他不肯深說。
省團委的幹部也問我：“最近你說過什麼話嗎？針對共產黨的？”
我明白，這是那個“決裂”無疑了。我同時也感覺到，共產黨從此再次對我實行了秘密的偵察。是誰報告習仲勛的？是陳一陽還是李正天？在懷集監獄的那12年裏，我也一直在想。（《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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