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

解決貧富差距必遭權貴政治牴觸


國密報》編譯  蕭憲聰

    俗話說:“家有本難念經。”中國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什麼?如你只是凡夫俗子,或許不會太在乎共產黨裡誰又鬥倒了誰,也不會太注意中國要怎麼跟國爭世界第一,這些事情太遙遠、太無能為力,你可能最關心住家附近的環保話題,想呼吸新鮮空氣、喝乾淨的;還有“錢”同樣重要,質疑為什麼有些人享盡特權,不費吹灰之力財富就能滾滾而來,有些人辛苦工作半輩子,土地卻可能隨時地方官員徵收,退休後一點保障也沒有。大概不會有人否認中國存在極大的貧富不均,2013年1月,官方再度發布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該係數介於0到1,數值越高越不平等,最後答案揭曉,2012年是0.474。
    
    中國仍有許人生活在貧困的農村中。

    這個數字絕對稱不上好,超過聯合國警告的0.4,社會動盪之風險大幅提高,更糟的是,0.474恐怕只是保守估計。夏娃‧卡里(Eve Cary)於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發文示,根據獨立學術機構──西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來到驚人的0.61,相較之下,美國2011年的0.477便顯得小巫見大巫。

    戶口限制讓城鄉收入差異大

    政治分析家裴敏欣對官方數據0.474並不信,他說乍看之下是好消息,但更多的民間應是不屑一顧和嘲笑,反而0.61(此數值僅次於南非0.63)還比較有可能,而且就算0.474為真,也不意味著中國領導人就此高枕無憂。收入不均通常預示著社會動盪,從而影響經濟長期表現,對共產黨高官而言,這是隨時會讓他們驚醒的惡夢,高度貧富不均及其加快速度讓中共一再宣稱的社會主義顯得不堪一擊。

    貧富差距無疑是中國最急迫的問題,還有太多因素導致情況加劇。卡里說,地方政府強制以低廉價格向農民徵收土地,再倍數轉售開發商,創造巨大利潤,是貧富差距惡化的罪魁禍首,失去土地農民非但沒有收入、沒有資產,也無法享受社會福利,更遑論離鄉背井的農民工,因為戶口限制而在城市裡被當作二等公民看待。

    根據《華爾街日報》,2011年由美國民間組織“蘭德撒”(Landesa)進行的調查發現,農民平均從他們土地市值獲得的利潤只有2%;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指出,目前有4000萬至5000萬農民的土地被徵收,缺乏養老金和保險等制度讓這些人生活困境叢生;財新網同樣寫道,截至2010年,國家提供的養老金僅覆蓋34.5%的農村人口,每人平均一年領取1.2萬元,然而87%的城鎮居民享有養老金,一年收到3.3萬元,之所以有這麼大差別,“戶口”難辭其咎。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觀察上述個例子,不難得知貧富深淵幾乎是人民痛苦根源,為改善問題,國務院批轉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幾個重要內容有:一、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建立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且將國營收益一定比例用於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二、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適度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範圍並保護存款人權益;三、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本。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

    針對農村貧民,政府將大幅增加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旨在協助240萬元於生存條件惡劣地區的農村貧困人口,並按照人均2300元的扶貧標準,到2015年扶貧對象減少8000萬人左右;其次,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穩定增長機制也是目標之一,通過逐步擴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範圍,適當提高保費補貼比例,進一步細化和穩步擴大農村金融獎補政策。

    知名學者巴瑞‧諾頓(Barry Naughton)如此評論總體具有35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該方案)不是不切實際的許願清單,而是執政者用心良苦設計的舉措,用以減少不平等現象……當然不可否認,收入不均無法一天兩天就可獲得解決,但方案中許多內容顯示著領導人心裡明白,平衡中國收入分配必須仰賴經濟體系中深層次的結構變化。”

   維持經濟增長方可攫住政權

    事實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稱得上野心勃勃,像分撥部分國營收益以補貼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的想法便是一大進步,但卡里指出,改革必然面臨相當大的反彈與政治牴觸,政府最後能走多遠也值得關注。拿政治局常委會來說,七名常委中有六名與江澤民關係密切,有些甚至直接歸屬江派(上海幫),六人中又有四人是太子黨,家庭背景是他們最大靠山,政策傾向以維護中產階級、企業家以及沿海省份為優先,與團派大相逕庭,團派一般被視為較為親民,首要目標是促進老百姓福祉。

    常委中的太子黨,家庭背景是他們最大靠山。

    假設未來25年中共繼續執政,貧富不均將是燙山芋,因貧富不均而引起的社會不安也極具危險性。201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提到,中國每年有超過10萬起“群體事件”,這些抗議活動中,涉及徵地問題的就高達一半。

    最後卡里以浮士德(Faust)的故事當作比喻,如同浮士德博士為了追求無窮盡的知識毅然背叛天主,以自靈魂換取役使魔鬼24年的權力,中共也跟人民締結魔鬼式契約,只要統治者維持經濟增長,就能牢牢地攫住政權。可是,當浮士德的約定期滿後,魔鬼便毫不考慮將他帶往地獄,而過去中共縱使讓數億人擺脫貧困,卻還有一大群人跟不上腳步。現在人民的話語權日益高漲,隨時有可能讓共產黨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如果領導人有先見之明,理應持續重視此一關鍵議題,並制定有效解決方案。

    收入不均撼動中共社會平等目標

    同樣擔憂也出現在裴敏欣的文章裡,他認為收入不均與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壓力和政治不穩極其顯著,尤其是中國的例子,差距擴張之速度快速無比,更使事情雪上加霜,1970年末期,中國的基尼係數低於0.30,但2012年卻成長至0.474,足足增加1.5倍,而且這還是使用官方數據所得的結果!對於一個時常將“人民”掛在嘴邊,以締造社會完全平等為目標的共產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無疑是最大羞辱。如此情況下存在的政治威脅淺顯易見,充滿野心的政治家可以依此當作訴求,團結社會各階層為自己打造聲勢,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於2009年到2011年的“唱紅打黑”便是一例。

    針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裴敏欣認為樂觀面在於,處理收入不均已成為新領導班子的施政綱領,自然是好事一件,該文件也反映領導人的清醒思維,堅持解決問題必須通過更高水平的系統性改變,先製造公平競爭環境(機會平等),再以政策平衡收入分配(縮減貧富差距)。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也被批評過於模糊,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系列廣泛的政策指引,但缺乏具體細節來說服抱持懷疑態度的公眾,讓人憂心政府是否又再一次空口白話。裴敏欣指出,可以肯定領導高層未來將提供更詳細的內容來加強人民信心,只是有鑑於中共老是說得多、做得少,政府應優先克服欠缺政治信譽的困境,從而縮小貧富差距,加上很多舉措勢必傷及中國精英階層的利益,最終是“改革成功”或是“與虎謀皮”仍有待商榷。


   裙帶資本主義培育高層新腐敗

    因此,習近平與李克強最大的挑戰是他們能否要求統治精英及其家庭放棄豐厚特權和巨大財富。在中國政治與經濟糾纏不清的環境裡,政治精英同樣控制著龐大經濟資源且廣泛把持國有企業,讓“錢”和“權”的交換過程毫不費力,即使有人不免走上腐敗,但大多數情況下,一些爭議性行為仍發生於法律的灰色地帶。

    舉例來說,國有企業的員工和管理人員享有比名義上更多收入,主要來自隱性補貼,諸如政府官員擁有住津貼和奢華的娛樂預算,公務用車也可能無限制地被用於個人目的,再加上高品質的醫療保健服務與優厚養老金,使其生活水平比一般人高出許多。不過這都還算小事,高級官員的家人深諳如何以政治權力換取私人財富,藉由良好網絡關係,他們可以用大幅低於市場的價格取得國家控制的資源,像土地或礦產等,然後謀取暴利,表面上看來一切符合正當手續,但這種形式的裙帶資本主義培育了中國高層的新腐敗。

    裴敏欣認為,改善收入不均如同其他一連串的社會經濟挑戰,都需要更多的政治透明度與公開性,掌權者減少對權力之渴望並讓群眾有監督力量,可惜的是,如此一來將很快危及中共的政治壟斷,因此除非共產黨能說服人民他們重視國家更甚自身生存與特權,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輕易相信其承諾。

    中國經濟發展城鎮化走錯路

    貧富差距以外,《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記者歐陽德(Simon Rabinovitch)也發現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問題:城鎮化走錯了路。該篇報導提到,過去30年來,已有超過五億人往城市移動,相當於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人口總和;等到2030年,估計還有三億人加入這波潮流,意味著地球上有八分之一的人類,將在中國城市裡度過每一天。

    但這恐怕不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很多中國城市都是單調的複製品,交通堵塞、空氣汙濁、匆忙修建的住宅樓、龐大的政府建築以及缺乏綠地等,無一不是嚴重問題,20年後將如同《中國10億城民: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移居背後的故事》(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作者湯姆‧米勒(Tom Miller)所寫:“在零星區域擁有巨額財富以及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但城市裡充斥著龐大的貧民窟,在固化的社會分化中腐朽”。

    米勒認為,1994年的財政改革讓中央政府獲得大部分稅收,同時迫使地方政府承擔教育和醫療成本是事情惡化的源頭。對城市官員而言,由於資金緊迫,他們想出兩個辦法增加財源,一者以廉價徵收農村土地,再高額賣給開發商輕鬆獲利,導致城市無秩序擴張;再者,地方政府也創建數千個“經濟開發區”吸引企業,通過對工業生產徵稅增加收入,然而很多開發區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徒增浪費,產能成效不彰。
    中國每年發生的群眾事件有一半與徵地相關。
    所以,就算無限擴張的城市能容納足夠市民,提供的生活質量也將是低下的,進一步更促使社會分裂,經濟承諾也難以兌現。所幸中國仍有機會轉變政策,以創建更幸福、更具生產力的城市為目標,只是時間所剩不多。
(《中國密報》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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