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專稿
先民捨死忘生創奇跡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於1914年投入使用的“米其林動車”。它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輪胎的機車，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技術。車長16米，寬2.6米，自重8 噸，車廂箱體用鋁合金製成。它使用的是功率為117千瓦的12缸汽油內燃機，有四對輪對，其中四個是主動輪，四個被動輪，每個都有制動盤，可以統一制動， 也可以分別制動。輪胎能自動充氣，氣壓低於一定值時即報警並自動充氣，也可人工充氣。即使在曲率半徑為300米的彎道上，它的時速仍可達100公里，而如 今該線用的經多次更新換代的內燃機車，最高速度也達不到50公里。
宋美齡曾在抗戰期間乘坐過此車，其舒適與速度讓她這個從小見慣美國世面的貴婦人也大為驚歎。該車一直使用到1984年才退役。最令人驚歎的是，它經過70年的磨損，輪胎卻沒有膠粘龜裂的痕跡，至今光潔如新。
不難想像，如果這奇跡發生在“解放”後，它會被吹到幾重天上去。“黨的領導”就不用說了，光是那用“燒紅土”代替水泥的佳話，就一定會被當成“勞動人民無窮無盡的智慧”與“新社會特有的土法上馬”。可身為中國人，我卻是最近才知道曾經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奇跡！
光是死了那麼多人，先民們捨死忘生創造出來的奇跡，就絕不該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被當局無情地一筆抹去。據法國人提供的數據，投入工程的共有67,000人，死亡12,000人，約占17.9％。中方的數據是施工人數20-30萬，死亡8萬，約占26.7-40％。
1908年5月18日開鑿洞口。
如 此之高的死亡率，當然要被當局當成反帝宣傳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米軌》介紹，外國技術人員中也有80餘名死亡，據說絕大多數是法國人。根據《滇越 鐵路敘滄桑》，當時印支鐵路公司從法國招聘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930人，各承包商又從德國、意大利等國引進工地主任1200餘人。930名法國人中就有 80餘名死亡，死亡比率約為8.6％。即使連其他國家的人也算進去，那死亡率也約為3.8％，仍然相當之高。可見那死亡主要是工程的險惡與惡劣的自然環境 （尤其是“瘴煙”或“瘴氣”）造成的，恐怕不是愛國憤青設想的虐待致死。
事實上，法國人雇傭工人的條件相當優厚。有 位老奶奶就幸福地回憶道，她丈夫當年在碧色寨當巡道工，一個月就能掙二三十塊大洋（當時生活非常便宜，十多年後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月薪也才八元）。 不但用水免費，公司還提供免費住房。如果他家到外面租房子住，公司還提供租金，光一個月發的補貼就能在外頭租住三個月。而另一位越南司機家竟然養了十個孩 子，這是今日的工人階級根本不敢夢想的。
被害死的也有。開挖隧道，常需從懸崖上將腰上繫了繩索的中國苦力放下，在懸 崖上用大錘打炮眼。那工作非常危險也極度吃力，據說法國人懸了重賞，每敲一錘就給一元大洋。據一位被採訪的老人說，有的越南工頭（法國人使用越南人如英國 人使用印度人一般，在中國都是頤指氣使的高等人。滇越鐵路上的火車司機、高級技工等，開頭只有越南人而無中國人）心特別黑，等著中國苦力打了十多錘，就割 斷繩索讓那苦力摔得粉身碎骨，自己去領賞。不過，這種事就算有，恐怕也不多。工人可能主要還是死於挖隧道、造橋等工程必有的危險性以及疾病。
實 際上，在“解放後”30年內新修的鐵道兩側，旅客照樣能看見墳塚累累，說是一個枕木下纏繞著一條冤魂恐怕也不為過。區別只在於，在那影片上，我沒有見到一 座墳墓，更沒有見到一座紀念碑。看來中國人的性命就是不值錢。當局在隆重慶祝滇越鐵路通車100周年之時，或是考慮申報世界遺產之際，為何就是想不到為那 些默默死去的被忘卻的先民們立個紀念碑？
鐵路帶來了現代文明
先民的血汗並沒有 白流，滇越鐵路通車，令邊陲小城昆明從中世紀“跑步進入現代文明”。隨著火車而來的，是西門子公司出產的發電機組。1910年，昆明石龙坝电站开 工，1912年4月竣工发电。中國第一座水電站就此誕生，距世界第一座水電站建立僅34年。當北京皇宮內的貴人們還在黑燈瞎火中“打黑摸”（川話）時，昆 明的街道便已被法國來的電燈照得通明。1917年，也是這條鐵路運來了設備，昆明第一個自來水廠建立，該市人民在全國率先喝上了自來水。
鐵 道更改變了沿線的面貌，新的城鎮在旦夕間冒了出來，其中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莊碧色寨（據說雲南土話的意思是“臭蟲寨”）變成了燈紅酒綠的“小香港”。 箇舊迅速崛起為舉世聞名的“錫都”。省會昆明更是受益。自滇越鐵路修通13年內，昆明開辦了現代工廠55家，其中石龍壩水電站、雲南亞細亞煙草公司、宣威 火腿公司引進的機器設備、雲南錫業公司的採、選、冶煉設備，均通過滇越鐵路運來。於是，這方在中國原本封閉落後的土地，猛然間變成了我國工業文明的前沿。
鐵 路也帶來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旦夕之間，昆明的市容突然變得摩登了。一幢幢洋房矗立起來，三四十家洋行和商號相繼開張，市面上充斥著罐頭、餅乾、咖啡、香 煙、香檳。人們拋棄傳統的長袍馬褂，改著西裝革履，放棄打躬作揖，改為握手鞠躬。就連巴黎的時裝與髮型，也先於上海而在昆明出現。昆明人甚至採用了公斤代 替了原來的老秤！
法國人甚至為雲南人帶來了葡萄。據說該省過去並無此種水果，是法國教士或其他定居的法國人帶來了種 子，並在其房前屋後栽種。葡萄從此在雲南的土地上生了根，甚至長成了野葡萄。當70年代農民最終從“以糧為綱”的重軛下解放出來後，他們才發現，當地的土 質不適於栽種糧食，卻特別適合栽種葡萄。這從此成了新時代農民的謀生之道。如今法國人留下來的葡萄成了釀酒的絕佳原料，有的品種如“玫瑰蜜”甚至在法國本 地絕了種，於是用那葡萄釀出來的酒便成了世界上獨有的品牌。
滇越鐵路也為文化落後的雲南打開了文化之窗。法國人在昆 明開辦了醫院與教會學校，而昆明人首次有了接受西方先進教育乃至出國留學的機會。它甚至促進了雲南與上海乃至首都的文化聯繫。過去雲南與內地的連接只能靠 馬幫路。中國最後一個經濟特科狀元袁嘉谷是雲南人。他當年赴京趕考，在路上足足走了兩個多月，後來他奉旨准假還鄉，從海路經滇越鐵路還鄉，只花了十多天， 於是賦打油詩一首：
“新生事物多責難，說三道四兩極反，人間誰說無前例，列車盡頭見曙光。”
此 乃文獻片《滇越鐵路敘滄桑》上介紹的。我懷疑這詩為現代文盲偽造，與偽造所謂《大順文檔》的文筆如出一轍（關於所謂“大順文檔”，我也是從CCTV的紀實 台播放的視頻上看來的）。須知“新生事物”、“列車”之類的詞都不可能為那陣的人使用，更何況那打油詩連韻都不押，遑論起碼的格律。雖然袁嘉谷來自文化落 後的雲南，人家畢竟是個狀元，總不至於連詞章小道都不懂吧。
詩作真偽不論，袁嘉谷走的路從此成了雲南人進京的近道。自鐵路修成後，雲南人要出省，必須先出國：先坐車到海防，換乘輪船直達香港或上海，再從那兒去廣州或進京，比境內毫無鐵路、公路的四川、貴州方便多了。（《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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