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何與懷專稿
“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就因偉大領袖毛主席“此人有點政治頭腦”一句話，莊則棟於1973年成了中共中央委員，1974年開始進入國家體委領導層，不到一年之後，只不過33歲，便官至國家體委主任，可謂年少得志，意氣風發。不料，又不到兩年之後，政治風雲突變，1976年10月，當大多數中國人都在為粉碎四人幫而興高采烈時，莊則棟卻從體委主任高位黯然直落成了被監管分子。莊則棟無法明白自已何錯之有，自己一心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怎麼一夜間就變成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幫兇？！1977年5月22日，又絕望又想不通的莊則棟用一根尼龍繩自殺，雖然沒有死成，但此時的前世界冠軍成了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在被隔離審查四年之後，他被發配山西等候結案，那是1980年10月。又過了三年，在1983年，莊則棟回到北京回到30年前學習乒乓球的市少年宮任教。人生又回到原點，一切政治活動和榮譽都再也與他無關，包括紀念“乒乓外交”的活動。經過文革十年，他和鋼琴家妻子鮑蕙蕎的感情也破裂了，再生活在一起已經沒有意義。最後，在1985年，莊則棟與鮑蕙蕎22年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當他離開鮑蕙蕎家的那個小院子時，他的全部財產只夠放一輛三輪車，這輛車還是他自己蹬著走的。他回到北京交道口他母親的家裡，住進了一間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裡。當然，在他的微薄的財產中，他還有自己視為最珍貴的當年他與毛主席、周總理的合影。
鄧小平親自批准找一個日本妻子
在人生低谷中，幸好這時莊則棟遇到了他原先的球迷、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敦子小時候在中國長大，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1971年中國乒乓隊在名古屋比賽時，回到日本的敦子渴望見到第二故鄉來的親人，兩次坐夜車趕來，見到莊則棟，第二年在東京又見到一次。此後13年沒有見過面，但敦子心裡一直仰慕莊則棟。他們再見面的時候，莊則棟已經落難，年過40的敦子從來沒有談過戀愛，他們自然很快便墮入愛河。但因為莊則棟的政治問題，兩人的結婚申請竟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難題，最後經鄧小平親自批准才得以通過。1987年12月19日，在敦子放棄日本國籍加入中國國籍並定居北京以及莊則棟同意不能出國這些條件後，他們終於成功舉行了婚禮。敦子是個典型的日本太太，當初為了結婚，她曾專門在日本上過一個家政學校。在他們整潔溫馨的家裡，處處可以感受到女主人勤勞賢淑和二人世界的寧靜祥和。就在敦子的愛心陪伴下，莊則棟走完人生的最後26年——敦子是他晚年黃昏中的“長明燈”。
一個江青得心應手的工具
這許多年來，莊則棟總說，他要忘掉文革，不去想，也不去寫，這段歷史任由後人去評說。每天早晨，莊則棟都和敦子到小佛堂裡雙手合十敬佛祈福。他說他小時候曾經被班禪和達賴兩位活佛灌過頂，所以一生做成兩件大事：拿世界冠軍和促成乒乓外交。
2003年9月，我在北京曾經專門去拜訪過莊則棟。他送給我的書是他和敦子合著的《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書中當然不提他文革“飛黃騰達”的事。我們也不談及。不過，我心裡一直疑問：莊則棟可以徹底擺脫文革的夢魘嗎？
莊則棟送給本文作者何與懷的書：《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
在澳大利亞以及西方其它國家，不乏各行各業的明星因為個人對政治感興趣，而且實在有政治才幹，進而通過個人奮鬥，包括善於利用本身的明星效應，改行步入政壇，並取得出色的成就。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里根先生。這位二三流的電影演員，竟華麗轉身變成一流的政治家，成了美國歷史上傑出的總統，他的貢獻甚至伸延到促成“柏林牆”的倒塌。中國的情況卻不同。莊則棟便是一個很好的反面例子。
這個原本單純、熱情、朴素的青年，在30歲以前只是一個乒乓天才，而對於政治，他的全部經驗只不過是來自文革開始時每一個中國人所耳聞目睹的一切——政治就是站隊，站錯隊就要倒霉。他看到，跟劉少奇，劉少奇一完下邊就是一連串的大大小小的被鬥得不可開交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跟林彪，林彪一倒他的“四大金剛”都全部落進“林彪反革命集團”。而這一切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那麼，跟著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絕對不會錯吧？這裡有一件事是最致命的。1973年，莊則棟被派往“中央讀書班”學習，學的第一個文件就是《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毛澤東在這封日期定為1966年7月8日的信中，把他稱之為“現在不能公開”的“近乎黑話”的內心想法，當然也就是關乎中國全國人民命運的國家絕對機密都掏出來對江青說了，所以莊則棟把江青他們看作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來對待是最自然不過的。後來過了許多年，莊則棟回憶起都說，這個經歷對自己影響“真是很大”。
江青當時著意培養自己人，而且要以最快的辦法。她看中了年輕單純的莊則棟。1974年12月莊則棟出任國家體委主任時，她告訴小莊：“你年輕，很多事情不懂，什麼時候有問題找我們，都見。”可以說，當江青選擇了他時，莊則棟已經無從選擇。他成了一個工具，一個江青得心應手的工具。像那個年代許多被“四人幫”拉攏的幹部一樣，莊則棟上任後也著了魔似地推行“四人幫路線”，更換了很多幹部，開始他所謂的“體育革命”。他後來說，“我有私心雜念，就是想要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跟對人，別犯錯誤。”不料正是跟了江青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鑄成人生大錯。(《明鏡月刊》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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