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為了一句話：我們是人
書籍外，杜斌也會繼續拍攝紀錄片。揭露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施行酷刑的記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2013年5月甫公開上映，杜斌對《外參》說：“現在如果寫書寫得累的話，就會轉換一下，做做紀錄片，因為我的國家需要這些東西。”
杜斌下一部紀錄片的主軸，仍是描述人在政權下的生存狀態，以及人與權力之間的鬥爭、公民與公權力的生死搏鬥。杜斌表示，他做的所有事，都是為了說一句話：“我們是人。”
編撰《天安門屠殺》一書，也是為了彰顯身為“人”的價值與尊嚴。杜斌希望透過所編輯的文字，向那些親歷事件的人致敬。“我看他們文章時非常感動，我從來沒有編一本書，能讓我看了如此難過，每校對一次就難過一次，我要是在那裡，可能也會做一些事。”
杜斌對《外參》表示，他非常感謝事件的親歷者，包括香港學生，他們在事件中擔任觀察、紀錄的角色，另一些在北京的學生，也都留下了文字，這些文字代表了他們的反抗，以及他們對這起事件的態度。
“這本書是目擊者的證言，我只是把各處流傳的文字匯集到一本書裡，這不是我的書，是所有目擊者的書。”因此杜斌不希望這本書出現講大道理的情況。
杜斌也希望透過自己的角度，讓讀者能明白，學生在這起事件中是很清白的，“那種白是乾乾淨淨的，沒有任何一點灰塵的白，學生就是非暴力的。他們用文字來為自己辯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復仇。因為他們用眼睛、耳朵、嘴巴去證明自己的清白。”
杜斌對《外參》說，他要讓這樣的精神永遠流傳下去，讓後代看到，在1989年的事件中，有一些人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對抗政權的。
雖然《天安門屠殺》一書表現出的多為杜斌綜合、編纂資料的功力，但杜斌在書中也多少展露了好文筆。“本來我國外的朋友說，你不應該寫這種紀實文學，你文筆那麼好，完全可以去寫小說，你如果寫小說，可能會非常暢銷。我說，我生活的這個時代，好多事情都比小說還精彩，中國有好多超現實的事情，是那些小說家坐在房間裡，想破腦殼都想不出來的。”
實際上，杜斌原想將《天安門屠殺》寫成一本叫《5月35日》的小說，但當他蒐集這些訊息時，一個念頭進入了杜斌的腦中：某個人在某個地點看到的事情，讓他如此地熱血沸騰，如果把這樣的東西虛構化，是否等於褻瀆了這事件？
書中收錄了一位北京女記者的描述。6月4日凌晨，北京所有的新聞媒體都警告著：“為了您的生命安全，請你留在家中，不要上街！”時，這位女記者卻決定上街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人們挨挨擠擠，看據說是撞傷學生的軍車，看站在車上演講、呼籲民主反對腐敗的年輕人，或者有些人僅僅就是出門納涼、散步、看熱鬧。
天漸漸黑了。長安街上不很明亮的路燈，發著淡黃色的光輝，映照著排列在軍博至木樨地間的學生大軍。各種各樣的消息，在人們之間傳遞。軍隊已經從西面的“老山”、“五棵松”開過來了的消息，也傳進了我的耳鼓。
又過去了不知道是一小時、兩小時，我向木樨地橋西走去。在便道旁找到自行車，我想回家了。
然而，在握住車把的那一瞬間，我看見長安街上的人海，忽然整體地向後狂退了幾步。主路上一定發生了什麼！我擠出便道上的人群，在主路邊，我看見了一條分明的“楚河漢界”……
軍隊已經到達木樨地橋西，長安街上已滿布黑壓壓的裝甲車。坦克、軍車在馬路中央，而軍車兩側是橫向站立、各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槍的士兵。裝甲車前，則是一個面朝東方的武裝士兵的方陣。這個方陣不同于兩側士兵的是：除了烏黑的鋼盔、瞄向前方的槍刺外，那個方陣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與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漢界”之間，是一名手握一杆紅旗、頭纏一條紅帶的學子。紅旗之後，便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
兩陣相逢，使學生和市民狂退幾步的，便是那殺氣騰騰的軍人手中的大棒。不斷有受傷的學生被市民們準備的板車拉走。
我不再想到我的家了。
我的一腔熱血像長安街上千萬人的熱血一樣沸騰！”
杜斌對《外參》指出，不將這些事虛構化，是為了讓親歷者的感受有最完整真實地呈現。但另一方面，杜斌卻也希望讀者把這本書當成小說看，如此閱讀時心情會好受一點，“很遺憾的是，這是真實發生的事。”
杜斌另著有《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上海 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艾神》，以及《小鬼頭上的女人》紀錄片。
杜斌（杜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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