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来稿
这是篇研讨中共几代领导人为何体制内反腐却越反越腐、必无出路的文章。此文虽为几年前的旧作，当下看却似乎仍未过时，仍很贴切，因为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迄今所为，似乎在向回转，又转到毛那里去了。但这不过表面而已。同是在走一条走不通的路，前者有悲剧色彩，后者却纯属笑剧。难道历史还要这样可笑地轮回下去么？——作者注
明镜编者按：张博树先生这篇文章较长，我们分节刊出，今天刊出第四节：改变认知逻辑与权力运行逻辑：当权者的出路所在
客观地说，胡锦涛接过江泽民手中的接力棒时，形势有喜有忧。“喜”者，江氏当政13年，毕竟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连续增长，甚至创造了“经济奇迹”；66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有了更多的钱，腾挪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使党增加了应对不虞的“底气”。“忧”则在于社会结构失衡，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底层民众越来越不满，官民冲突和其它社会冲突频发，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当然不能说是改革的成功。毋宁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改革遭到了失败。
是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毛、邓说过的话，似乎他们对于经济成功后执政党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结果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
毛当年曾断言：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实际上把“问题”锁定在党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个可怕前景上。他在《九评》中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揭露，几乎可以一个字不变地用来转述今天穷奢极欲的中国权势集团，而且后者比起前者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当年也曾反复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虽然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结果还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改革的结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甚至讲过，不管我们的GDP如何增长，“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按邓的上述标准，改革确实已经失败。
然而，胡锦涛不可能承认失败，至少表面上不能承认。
按邓对改革成败的标准，改革在胡温时代已经失败。
从年龄上看，胡锦涛和他的搭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了党的全套正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不如江泽民，有机会在“国统区”的大学里学习、背诵林肯的演说）。作为党的干部（无论是党务干部还是技术干部），他们都是勤奋的；在西北贫困地区工作的经历，也使他们对真实的民生状况多有了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他们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内心深处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乃至苦闷。然而，在巨大的党机器面前，他们又是“听话”的。不“听话”，不对这个体制表现出必要的“忠诚”，他们就不可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被提拔到如此之高的位置。胡锦涛的情况更特殊些。自从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后，胡在“王储”的位置上蛰伏了10年之久。好不容易即位大统，仍然不能说已经从“媳妇”熬成了“婆”，因为江系势力仍在，江本人也在卸任党的总书记后又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将近两年，直到2004年9月才在名义上完全退出权力中心。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或曰惰性），现实权力格局的制约，再加上胡锦涛个人认知和能力结构的某些局限，使得这位新即位的总书记上台伊始就不得不继续江时代的党八股，朝拜红色圣地，尊崇“三个代表”，维持“特色”理论，又相继提出“保先教育”、“八荣八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类意识形态新纲领。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局限，说明新一代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认知和治理陷阱中跳出来，摆脱出来；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即使有心，也还没有力量和勇气去冲破统治者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之“茧”，尽管这张“茧”早已是皇帝的新衣，已经没有几个人再把这件衣服当作遮丑的可靠道具。
当然，胡、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强调民生，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底层百姓的新举措（比如减免农业税、减免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在城市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就是对既往政策的某种矫正。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对片面追求GDP的既往做法也不无省察。在整顿党纪方面，胡、温抓了一些大案要案，包括把一批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不法大员绳之以法；也采取了一些新办法，比如重点省市的纪委书记实施“空降”，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反贪腐的领导和对地方官吏的控制。然而，所有这些仍然是“治标”，仍然是在传统体制范围内的修修补补；在最根本、最关键的体制变革问题上，胡、温并无进展，在某些领域甚至有倒退趋势，比如，党化教育在加强，言论控制也在收紧的同时进一步精致化。
总之，在胡的第一个任期（2002～2007）内，当政者在宪政改革领域基本上无所作为。
当政者无所作为，执政党的癌变过程却在继续。
我们知道，生理意义上的癌变是人的肌体内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过程，直到最终吞噬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执掌政权的专制型政治组织的“癌变”与此类似，它也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扩散的过程，直至全身，且不以最高当政者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之所以把前面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部分用黑体加重，是想强调没有哪一位党的领导人希望这个党真的有一天由于自身腐朽溃烂而垮台。而这种分析反过来又提醒我们，应该对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逻辑和各个权贵集团作为牟利者的小团体利益逻辑作出某种区分，这种区分对界定当今中共面对的两难处境颇有帮助，它甚至可以成为促进中共党内有志于改革的势力奋起行动的某种积极的认知因素。
什么是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那就是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换句话说，最高当政者通常代表着这个党的利益的最根本的方面。通过各种努力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则是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利益逻辑的最核心的表达。最高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伪善的）也是围绕这个根本利益逻辑形成的，并为它服务。
至于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那就简单多了，它不过是在贪欲的驱使下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尽可能多地占有不义之财。它不会顾及什么“微言大义”，也并不在乎“党国的利益”。吞噬公共财产以肥私，就是权贵集团的基本逻辑。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突出了当政者认知逻辑和权贵势力利益逻辑之间的错位、反差与演变。这种反差和错位之所以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和一个个权贵集团的小团体利益（或曰个别利益）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必然走向冲突。我们看到，是党专制这样一个体制造就了权贵势力生长的条件，并为它提供了保护伞。然而，恰恰是权贵势力的疯长又反过来动摇了这个体制，威胁着党的根本利益。执政党癌变过程的这个特点早在六四时已经有过一次大暴露，今天则又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权贵势力的胡作非为处处在毁掉执政党的执政形象，掏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断绝这个党曾经有过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在根本上威胁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更可怕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遏止的癌变过程（它意味着无数权贵集团以其小团体利益的恶性膨胀正在构成对执政党根本利益的彻底颠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事实上处于无计可施、黔驴技穷的境地。
仍以官僚权贵集团为例。经济评论家袁剑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官僚集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日益高超化、精致化，“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而“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关键的是，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来说，“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镕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买办化。”――这就是袁剑对当今中国官场黑暗状况的基本描述，而他对中央政府面对胡作非为的地方政府几乎毫无办法的指控与分析，尤其令人触目惊心。67
事实上，由各级政府组成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成本最昂贵，同时又是效率最低、乃至最不顾廉耻的政府。有数字为证：2006年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0万亿人民币，全国财政收入亦高达5万亿人民币，而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达到创记录的20％！中国要用高达五分之一的纳税人的钱来供养政府，维持政府的运行，而30年前的1978年，这个比例仅为不到5％（准确地说是4.71％）。美国的记录则是：从1902年到1980年，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一般行政支出所占的比例由12％下降到了3.5％。这些比较还只是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公开数据进行的比较。事实上，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各种管道的预算外收入，把这个因素再加进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看看数量惊人的“公务”用车，看看各级政府组织的、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公务考察”，看看到处都在拔地而起的豪华政府办公楼和政府官员的行辕、别墅，就可以想象这笔巨额资金的大概去向（我前不久到浙江嘉兴拜谒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纪念馆，发现离馆址不远的嘉兴市政府的占地面积，竟然和整个南湖差不多，或者比它还要大！）。那么，住在这么高级、这么漂亮的政府机关里，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政府的服务又如何呢？我的一位同事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似乎是个回答：他的亲戚在河北某县集资办企业被人骗走500万元，找到当地公安部门要求立案，对方的答复竟是“拿出10万元办案费，我们就帮你把钱追回来”！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还有多少，我没有、也无法作出统计，但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和各地接连不断的“上访潮”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
一句话：地方各级官员肆无忌惮的贪腐造成的官民对立已经极其严重，且呈蔓延之势。官僚权势集团之恶政已经反过来威胁党，威胁这个制度，甚至从根本上宣告了这个制度的死刑。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策层陷入了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
继续维持现有体制，等于客观上保护权贵集团的利益，纵容他们为非作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根本上动摇和否定党的执政根基；进行根本变革，又会遇到权贵集团的拼死反对，更何况党还有个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罪错问题，搞不好，党自身的合法性和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也将面临巨大考验。
无论如何，仅仅“守摊”是守不住的。江泽民“守摊”守了13年，虽有经济增长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空前积累。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样的“繁荣”已经难以为继。传统反贪腐手段一一失灵；而各个权贵集团的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又无异于为执政党自掘坟墓，大唱挽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毛、邓转世，恐怕也难有回天之力。
怎么办？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体制内的当权者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困境与突破困境的历史条件往往是同时产生的。
宪政民主是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未来的阳关大道，也是共产党实现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已经追求了100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只是这种追求被扭曲、被中断的历史。今天，中国人正在重新高扬这种追求。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对于长期实行一党专制体制的共产党来说，确立宪政民主的新目标，将是这个党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换。它将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有了全新的标准、全新的来源。它不再自诩什么都“代表”，而是诚心、虚心地把自己置于全体公民的监督之下，为促进我们这个民族的民主化、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在条件成熟时，让选民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是否有继续执政的机会和权利。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不必再用千疮百孔的意识形态为自己遮羞、粉饰；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的自身蜕化与衰变也就有了根本救治之途。因为从根子上讲，贪腐、蜕变皆因专制所致，专制，别人就无法替换你，无法监督你。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呢？权力可替换才是天下最有效的监督！
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早已产生这样的需求。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已经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今年5月份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支到达抗震抢险第一线的救援大军，竟是一个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率领的远征救援队；中国民间的NGO组织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只是官方媒体慑于“宣传纪律”不敢对此进行报导而已。6月28日贵州瓮安事件爆发，官方新闻开始时还是老一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才去围攻政府机关云云，但迅即遭到众多网友的一片嘘声和抗议，因为有助于了解事情真相的更多、更丰富的文字和视频材料早已在互联网上传播，人们根本不再相信官方媒体的那一套政治八卦。甚至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袭警案，杀人者杨佳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网民普遍怀疑上海警方给出的解释，认为杨佳首先是警方滥用执法权力的受害者，没有重大冤情，不会孤注一掷，造成6人命案的悲惨结果。网民要求警方给出合理解释，给社会一个诚实、可信的答复。
凡此种种，均是网络公民社会成长、成熟的标志。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也已经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公开倡言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也主张渐进的改革战略，强调做中国宪政改革的促进派和建设者，强调与当政者在厘清历史真相基础上的政治和解。坦率地说，不少反对派人士并不十分在乎中共高层能否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他们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民间，寄托于中国民智的开启，寄托于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行动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寄托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真正成熟。他们坚信，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早晚会迫使体制内哪怕最平庸的当权者作出不得不变革的选择。当然，如果这个体制虚弱到经受不住任何意外的打击以至突然中止了自己的寿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个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一个巨大国家内传统体制的突然解体会给转型带来数不清的难题，也会给公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伤害。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罪魁祸首也不是别人，正是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中国权贵们，他们才是最终使这个体制毙命的凶手！
再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加入WTO后，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和世界连为一体。中国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连连得分，但由此付出的人权代价也招致全世界的激烈批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继续维持专制体制已经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2008奥运，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但由于内患太多，“平安奥运”取代“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成为政府最为关注、也最为头疼的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奥运又的确对中国和世界的接轨有所贡献。毕竟，通过奥运，“世界更多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了解了世界”。68 奥运期间，中国政府在外国记者的压力下被迫解除了对互联网的封锁，一些有影响的国际传媒第一次可以无障碍地在中国的首都被普通网民在网上阅读。这件事当政者自然不愿意声张，但它确实发生了。虽然不排除这些网站奥运后再次被屏蔽的可能，但此类做法的不得人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已经在现代经济文明方面融入世界，中国也必将在现代政治文明方面融入世界。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看，中国宪政改革的条件都在逐渐成熟。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已经到了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统治的境地。
我相信，中共体制内并不全是胡涂人和庸庸碌碌之辈。即便从中共自身的根本利益着想，宪政改革也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宪改，中国共产党才能保住革命先辈的那点荣光；只有宪改，这个党才能为自己找到体面而有尊严的出路。事实上，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几十次提到“民主”这个概念，尽管仍然要加上一个羞羞答答的前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政者也承诺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经济建构方面，过去的计划经济否定自私的经济行为动力原则，这是来自马克思的最大的谬误；今天的权贵经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市场变成了一个权力掌控下的绞肉机，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最大谬误。当代中国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更合理的、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体制如何可能？仍然要归结到宪政改革。我们要追求的是市场动力原则和社会保障原则的统一，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斩断权力与利益的非法联系！
胡、温倡导“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人类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发展观。
胡、温主张“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差异、强调宽容、和而不同的社会。
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面。我很希望胡、温和十八大即将接班的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认真解读台湾的经验，作出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总结。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今天仍在执政的党不要怕被“清算”，与其被别人清算，不如自己先清算自己。只要当政者拿出足够的诚心，中国版的“真相与和解”就并非不可能。我相信，民间反对派和曾经受到这个体制这样或那样伤害的广大中国公众有这个气度。
温家宝总理喜欢讲“仰望星空”。很好。只有那些时时“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大智慧，看透历史，也向往未来。
邓、江都曾坐失良机，放弃创造历史的机会。
而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已经30年了！
但愿今天中国的当政者不再放弃这样的机会。
注释：
66 秦晖在他的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30年之我见”中，专门探讨了这个“奇迹”发生的经济机理，见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67 参见袁剑《奇迹的黄昏》第10章“寂静的巨变”，博讯新闻网2008年7月25日。
68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语。
（本文作于2008年5月～8月，首刊于《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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