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編譯 文道喻
“讓維人藏人閉嘴”
2012年3月，《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記者彼得‧福特（Peter Ford）發表一篇題為《在中國，報導西藏和新疆動亂幾乎不可能》（In China, reporting on Tibetan and Uighur unrest is nearly impossible）的文章，提到儘管他被允許進入新疆，卻發現“極少數維吾爾人有勇氣向外國記者說話，他們擔心遭到懲罰。”這是極其怪異的現象，福特說他30年來走遍五大洲，頭一次體悟到“當記者這麼難”。“恐懼阻止人們說出心中真正的想法。”國際組織人權觀察高級亞洲研究員林偉（Nicholas Bequelin）解釋道：“一個記者可以挑戰新疆的媒體限制，但無法從飽受恐嚇的平民身上得到什麼。”
在福特之後，陸續還有一些記者造訪新疆，可是至目前為止，只有一家西方媒體可以派遣記者到西藏首府拉薩。2012年10月，《經濟學人》從拉薩觀察中國繁榮的旅遊業，文章標題是“異鄉異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詭異之處在於通篇沒有一名藏人受訪。“中國政府清楚知道，沒有任何一個藏人或維吾爾人不會抱怨當前政策、抱怨中共高壓統治，所以讓他們閉嘴是最好的辦法。”林偉補充說。
實際上，現在“自由西藏”的口號喊得並沒有1990年代響亮。費什指出，當時野獸男孩（Beastie Boys）的亞當‧佛契（Adam Yauch）舉辦西藏自由音樂會，“自由西藏”的補丁常見於背包或吉他袋上，成為美國校園一種潮流，西方官員還不用擔心因為西藏問題激怒中國而影響雙邊貿易，達賴喇嘛亦可以自由會見各國領袖。然而，“西藏獨立運動眼下來到最艱難的階段，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念。”岡東‧瑟曼（Gandon Thurman）如是說。瑟曼是“西藏之家”（Tibet House）執行董事，致力於保護西藏文化，也是著名西藏學者羅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的兒子，他認為美國為了商業利益“背叛”西藏，坦承西方記者對西藏的報導有助於世界了解西藏問題，只是中國的掣肘再明顯不過。
新疆當地政府不允許40歲以下維吾爾男子蓄鬍。
費什援引谷歌趨勢（Google Trend，由谷歌公司推出，針對網站、關鍵字做統計、分析和比較的服務）的數據指出，“西藏”（Tibet）這個字的搜索量於2008年4月達到高峰，恰好前一個月拉薩發生重大騷亂，自治區政府雖指稱這是由達賴喇嘛“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但國際輿論仍大力抨擊中國的鎮壓行動，部分國家元首選擇不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以示抗議。或許正因為奧運的緣故，讓其他國家格外注意中國人權問題，“西藏”一詞在互聯網上才有較高曝光率，否則谷歌趨勢顯示，世界網民自2004年1月後對西藏的興趣一直穩步下降，更不用說“自由西藏”（Free Tibet）這個關鍵詞。
於此同時，儘管新疆自治區新聞辦主任侯漢敏把巴楚事件與恐怖主義連結在一塊，但除非外國記者能真正深入該地查明真相，不然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官方說法”永遠站不住腳。
王樂泉的“毫不妥協”
有趣的是，英國廣播公司（BBC）就這起新疆攻擊事件有著一番獨到見解。記者顧求真（Damian Grammaticas）實地走訪發生慘劇的巴楚縣色力布亞鎮，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當地人告訴他，捲入暴力事件的這家人不是什麼“恐怖分子”，長期以來他們與官員的爭執都與宗教有關，例如官員反覆要求男人剃掉鬍子、女人停止佩戴遮蓋整個臉龐的面紗，至於爭吵何以演變成如此血腥的事件並不清楚，也許官員對於個人宗教信仰的不尊重也必須負上一點責任。
現在“自由西藏”的口號喊得並沒有1990年代響亮。
中國政府向來不喜歡維吾爾人表現出不同於漢人的樣子，他們將之視為一種“分離主義”。新疆作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一，自然要儘量“漢化”維吾爾人，長久受壓迫的維族有所反抗也就不會太讓人意外。批評者認為，中國政府譴責“恐怖分子”之舉根本無視維吾爾人不滿的根本原因，中國有必要重新思考鐵腕政策，而提到鐵腕政策，便不能不說說王樂泉這號人物。
曾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的王樂泉，執掌新疆時間極久（1994年9月至2010年4月），民間又稱其為“新疆王”。英國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亞洲研究員愛德華‧史齊瓦克（Edward Schwarck）寫道，王樂泉在位期間奠定中央對維吾爾社會毫不妥協的政策基礎，尤其是維吾爾人對伊斯蘭教的實踐更要打壓，此乃等同“分裂國家”的舉動。
2009年烏魯木齊騷亂後，北京認為是新疆的貧窮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人民不滿日益上升，便於2010年新疆工作會議通過一連串由國家主導的投資項目，旨在為落後地區帶來繁榮，然而史齊瓦克指出，工作會議上卻對新疆地區聞名遐邇的強硬規定和維穩措施隻字未提。
王樂泉為新疆帶來幾個有懷舊風味的舉措，例如“嚴打”，用鄧小平的話說，嚴打是“對於當前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亂世用重典固然有其道理，但有時反而適得其反。
難看到新疆和平的未來
2009年烏魯木齊騷亂後，中央宣布免去王樂泉在新疆的職務，調往中央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一職遂由原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接替，被一些觀察家認為是北京重新調整新疆政策的跡象。張春賢甫抵新疆就引起當地民眾好奇，視察市集的時候，他還被拍到跟維吾爾人吃烤羊肉串、喝啤酒，與王樂泉形成強烈對比。王樂泉與公眾互動有限，說話也官腔，無論漢族或維族都不喜歡他。
王樂泉離開新疆看似好事一樁，但細想後會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首先王樂泉回到中央是升職而非降職，意味著黨肯定他過去15年在新疆的所作所為，其次王樂泉晉升政法委副書記，政法委員會具有協調和指導司法與安全機關的功能，新疆維穩費用逐年上升恐怕與王樂泉脫不了關係。再者，也有分析師稱，將王樂泉調離新疆是為了安撫當地漢人，他們覺得王之所以未能阻止2009年烏魯木齊騷亂，正是因為他不夠強硬。
引發巴楚事件的社區人員逐戶檢查就是王樂泉創舉，是“全面安全管理”的一部分，但這樣既沉重又霸道的行為深深為維吾爾人不齒，而且是西方人權團體再三提醒中國造成地區騷亂的主因，但短期來看，新疆的安全政策沒有改變可能，新疆人彷彿活在平行世界裡遵循著荒謬規定，只要當局繼續奉行現行維穩制度，我們很難看到新疆和平的未來。(《内幕》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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