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

孔捷生：《天與地》和《金陵十三釵》

《天與地》是一套香港劇集，講的是香港人的故事及其心路。它被大陸禁了，天朝自有其心病，豈止手上血腥味幾十年未洗乾淨，忌諱之多如同Q爺的癩瘡疤，“‘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阿Q正傳》）。
《天與地》是香港新浪潮力作，《歲月神偷》和《桃姐》等亦為潮頭之作，莫以為新浪潮只限於影視，它既是文化的也是思想的，再延伸開去，近日香港市民反D & G霸權之“起義”，亦係本土化重要訊號。香港新浪潮運動是九七回歸後的集體反省，經過種種紛亂、浮囂、跌宕，世相和人心開始沉澱，向着本土化真正“回歸”。香港一個半世紀命運浮沉，試問誰不置身於這個大故事之中？

《天與地》若干對白台詞，諸如——“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你看看我們這個世界，看看這個城市的樣子。除了錢這個字，我們已經分辨不出是非黑白，我們每個人都被環境訓練得像倒模出來似的。”

“當所有人都說我們的城市被邊緣化後，我們會覺得沮喪，失望，悲哀；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所謂邊緣化，是因為我們依附於主流價值觀。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一套價值觀？”

“香港人最擅長是什麼？就是善忘，除了錢，忘記身邊所有的一切，忘記那些舊樓、碼頭，忘記曾經在街上喊過的口號。”

“獨立的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其實何止是 Rock & Roll ，我們做人不是本來就應該這樣嗎？”

“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說同一句話；而是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之餘，而又懂得互相尊重。”

“為什麼人長大了以後，就要這麼多妥協、這麼多考慮？這麼多理由去面對現實，才叫‘正常’嗎？”

這些句子並非編劇即興創作，而清晰傳達出港人的集體反思。
接下來說到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此片在北美票房慘淡，口碑不佳，競逐金球獎又落榜。根據北美專業影評，此片平均得分是倒數第二等級，其內涵“weak”（乾癟虛弱）。多篇影評指它是“大雜燴”、“荒唐肥皂劇”；對《金陵十三釵》最尖刻的評論當屬《荷里活報導》的文章，直稱此片若在一九四二年推出，或可成為有效的“反日宣傳片”，而到了今天，它充其量是“低級噱頭”。若說最有見地當屬《紐約時報》的評論，認為此片敗筆在於把南京大屠殺濃縮於“性”，而疏離了歷史本身。

《金陵十三釵》敘事線索貫穿於日寇意欲對十三個女學生性侵占，其間性羞恥、性想像、性奉獻都圍繞這條主線。一句話就是為民族而獻祭肉體的愛國主義，那些亡國商女的傑出前輩賽金花早在八國聯軍侵華時就身體力行了。
我看過題材近似的幾部歐美電影，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鋼琴家》（The Pianist）；英國片《生死朗讀》(The Reader)；法國片《沉靜如海》。論投資大約都只有《金陵十三釵》的小指頭都不到，論口碑卻有天壤之別。筆者不欲對張藝謀加諸惡言，試想張要遵普世價值去發掘人性，向前述幾部作品的深度靠攏，只能與《天與地》一樣被禁，如同《金陵十三釵》男主角克里斯汀·貝爾（Christian Bale）前往山東臨沂探望盲人陳光誠，結果被毆打和驅逐，此係人性人道在這一方水土的命運。

對張藝謀冷嘲熱諷，並不能拔高全民藝術品味，更不能建設“文化強國”。張藝謀曾是中國電影的驕傲，他本來有望成為國際電影大師，他的《活着》被禁後，還拍過《我的父親母親》，此片已比《活着》後退一大截，卻尚有若干人性刻畫與歷史反思，然而只要思想專制文化專制不除，此路顯然走不下去。於是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張藝謀已完成了背向現實與人生的轉身，及至《英雄》，竟淪為大一統專制皇權的貢品。欲知當代中國緣何出不了大師，張藝謀就是一個例子。

更可悲的是，專制越長久，土壤越板結，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就越低下。於是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斷無可能如《鋼琴家》（The Pianist）和《沉靜如海》（法文名字：Le Silence de la mer）那般，發掘被時代濁流所裹挾和驅策的納粹軍官之心靈掙扎，表現戰爭之殘酷野蠻未曾泯滅其人性與人道之心，亦未泯滅對人類文化結晶的崇尚熱愛。張藝謀更無可能像《生死朗讀》(The Reader)那樣，無情地剝開人心之陰暗面，那怕納粹集中營一個蒙昧獄卒之奉命行惡，其罪過也未必比人類本能的自私和卑劣那一面更惡。《生死朗讀》裡戰後對女獄卒漢娜的審判，其絲絲入扣的細節，無異於一場人性審判。

假使張藝謀真有這等思想深度和藝術氣魄，首先就過不了庸眾那一關，必定被愛國群氓的狂囂口水所淹沒，他們是民族仇恨和思想統制重軛之下的雙重奴隸，有“毋忘國恥”這一心理符咒在上，什麼藝術什麼人性，都是扯淡！他們對於“國恥”的強烈自我心理暗示，堪稱為對民族仇恨的一種“畸戀”。自不待言，對人類高尚文明既無鑑賞力也無精神追求的庸眾與群氓，正是這片冷土結出的果實。

胡錦濤新年講話警誡西方文化價值的“長期滲透”，要“警鐘長鳴，警惕長存”，充分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此類黨話聽去恍如隔世，卻是中國專制的現實。用《天與地》裡電台節目助理Rico的話來說：“大家現在聽到的怦怦聲，就是強權與制度下的代表，在建制下的當權者，他們最恐懼的，就是他們管治的人不聽話。”有如此制度，必有這般當權者，於是中國豈止沒有大師，就連現代公民都無法生根發芽！

作者：孔捷生，原载: 蘋果日報

熊光清：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如此之多？

似乎中国每天都要出事，突发事件不断，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抗争事件和重特大刑事案件等等，更让人摸不清楚的是，这些事件明天会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有人把中国的政府官员比着消防员，他们每天都要去灭火，实际上，真正的消防员也不至于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问题会如此之多呢？

　　还处于现代化早期阶段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中国，有些人，“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就冷笑；一谈到社会主义，就嘲笑；一谈到共产主义，就哈哈大笑。”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还是很有解释力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蒲国良教授就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都是社会问题复杂、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看看欧洲和美国，那些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正是如此，阶级对立非常严重，社会冲突不断发生。后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起来，社会问题才不断得到解决。

　　严格地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可是，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真正大规模地展开现代化，应该说，还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样，当前中国正是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社会面临着急剧的转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伦理道德、思想文化都在发生重大变革，旧的东西在被抛弃，而新的东西又还没有找到或者建立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要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那还真是奇怪了！拿新加坡作个比方，中国现在是正在建房子，而新加坡已经把房子建好了。当然中国是一团糟，什么都不顺；而新加坡则是整洁优雅，美轮美奂。等到中国把房子建好了，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些问题肯定就少多了。

　　中国人向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中国在这30多年来，尽管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偏偏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非常严重。

　　富但严重分配不均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官方就再没有发布基尼系数了。但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意味着什么？第一，危及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造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一旦引爆，就是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并且，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还加深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一大隐患。

　　第二，破坏经济增长。贫富悬殊使低收入者把大部分收入必须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则倾向于高档消费品，从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贫富悬殊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振，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第三，加剧社会失范。非法致富的示范效应引发其他人也会采取非法手段，甚至制假贩假、欺骗讹诈、贪污腐化、走私贩毒、偷盗抢劫、拐卖人口等方式来谋取财富，导致社会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逐步降低贫富差距，使全体国民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制度化程度很低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很快，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1年3月，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可惜的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中国仍然只能说是一个制度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有了制度却不遵守，明文的制度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相反，附着在明文制度上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正如中国学者吴思所说，“潜规则”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社会的运行，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真正规范。中国有句话，叫着“原则上不可以”，真是很可笑，这句话在中国的语境下，它的意思是“事实上是可以的”。可见，“原则”都是可以变通的，都不是刚性的。要在新加坡，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遵守制度，导致社会成本运行奇高，社会信任度极低，交易成本非常之高，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整个社会不得不为此垫付高昂的代价。

　　中国流行几个词，“摆平”、“搞定”。摆平什么，搞定什么？做了不该做的事，去“摆平”了，就不会受到惩罚，没事了。明文规定不能做的事，“搞定”了，就可以干了。“摆平”、“搞定”靠什么，一手硬，一手软。硬的是恐吓甚至暴力，软的是关系或者贿赂，都是违法乱纪的手段。可以说，“摆平”、“搞定”的是人，破坏的却是制度。能够“摆平”人、能够“搞定”事，就是“牛气”、就是“能人”。不能“摆平”人、不能“搞定”事，就是无能、就是窝囊。其结果，中国就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惩恶扬善”变成了“惩善扬恶”了。中国人还不懂得，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人也似乎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干，什么事情不能干。什么时候中国人知道了遵守规矩、遵守制度，中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国的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了三十年，国家也很有活力，可资解决问题的手段还是很多的；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再过20年，度过了现代化早期阶段的苦日子，中国肯定还是会变得很好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熊光清，共识网

铁道部的傻儿子让上亿网民追尾

铁道部实施的政府上网工程（网络购票），将“一票难求”问题搬到了网上，现在，无论线下与线上都一票难求了。媒体称，“由铁道部下属机构研发的网上售票平台12306网站，在2012年春运前期的售票高峰首次面临极端考验，并被证实无法胜任”；“中国铁路刚刚进入网上售票时代，就陷入了混乱。”

“无法胜任”和“陷入混乱”，换个说法，也就是网上售票平台的构建失败了，这没有夸大其词。电商网络平台的成败有着比较鲜明的标准，不管从哪个主要方面看，12306网站都不可谓成功。

据媒体估算，按照铁道部订票网站的日点击率和日售票量，乘客平均猛刷网站超过500次才能买一票；除龟速迟迟外，就算足够幸运，“成功”网购火车票之后，也不一定出票。网络购票“扣钱不出票”情况已出现十多天，至今仍未有效解决。以新华社记者亲身经历为例：付款后“成功购得”2张1月21日北京至淮安的火车票，但到换票点却被告知根本无票，甚至连网络购票信息也消失了。

本来，铁道部为配合火车票实名制实施而开展的这一工程，即便做到一般水平，也是可以当政绩邀功鼓吹的，而今众多购票者怨声四起，进行自我歌颂的底气就减了许多。一个兼备“形象工程”功效的工程，没树立起自身形象，肯定有负于铁道部官员的期望，再加上为补救“网络失算”而采取的措施，投入巨资的网络建设又附带产生了预想不到的成本付出。

说12306网站“面临极端考验”，倒有夸大嫌疑。所谓“极端考验”，指的是10亿以上的点击量，但该网注册人数为1000万，是每人一次次不成功的点击才造就了这么多点击量。客观地说，只是这1000万人，就堵塞了这个据说是非常先进的网站，当然，这种流量绝非成功与先进的证明。

业内人士有兴趣、也有责任就其进行技术分析。相关专家的爆料让我们知道，原来，专家曾告知过铁道部官员，采用他们选择的技术方案后，网站会出现什么样的神奇结果，如今，这些预言中的“神奇结果”全都应验了。

铁道部会议内情和招标内幕，这都不能胡编乱造出来，看不出这里的专家有争当“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知情人士”透露，当年12306网站的设计招投标，申报方案的仅有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而最终，承建12306网站在线售票系统的合同被交给了铁道部下属机构、业内并不知名的铁科院电子所。再则，当年咨询机构曾向铁道部提出网上售票系统的两个成熟的解决方案，也均未被采纳。

这些信息，我判断完全可信，因为，还有清华大学Web与软件技术研究中心电子商务研究室主任、高级架构师王津的回忆可做旁证。王津说：铁道部进行12306网站系统设计招标时，申报方案的除了铁科院电子所，还有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铁科院电子所不用投标，因为它本身就是铁道部下属的……

早有“成熟方案”，这一点我也相信。不说外国便利可靠的网络售票和自动售票机售票，就在中国大陆，便利可靠的电商技术系统也早就投入实用了。在此背景下，铁道部下属“傻儿子”犯的错，的确属于低级错误。

做单纯技术估价，铁道部官员是做了傻事；可“综合评估”，这伙人在“分配蛋糕”问题上，可以说相当聪明。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大蛋糕啊，凯迪网络KCIS助理舆情数据分析师方晓林就此作出精彩评论：铁道部订票网站再次验证了只要有强需求，用户体验、产品界面、宣传推广都是浮云的真理。网友调侃它界面丑陋，它UI粗糙，它服务器不稳定，它用户体验更是烂到极点，但它却是史上最牛电商！未做一分钱的广告，短短数日全球ALEXA排名暴增，日订单量有望第一、不愁销售额、转化率当之无愧的第一。它就是——中国铁路订票网。

拥有一家“最牛电商网站”和“最快速成长网站”，这是铁道部面对的一个巨大利益、无敌诱惑。他们坚定不移地做出选择，就算面对一家很牛的投标公司也义无反顾。商家再牛，牛不过垄断部门；技术再硬，硬不过官员的圈内裁决权。“垄断”这东西，它就敢不信技术的邪；垄断之下，公开招标、公平竞争和公益要求、技术标准，都可以不屑一顾。于是，就有了邪门的“10亿人次追尾”。

“我儿虽傻，毕竟我儿”。并不是只铁道部一家有这钻头不顾腚的毛病。顽强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意识，其实为各垄断行业、企业所共有。他们自己成立一些和自身业务相关的公司，再使用垄断权让自己的“傻儿子”拿到利润丰厚的项目，然后某些群体就可以从这些公司拿到数额惊人的红利。这也有代价付出——即全社会各方面的有形或无形的随时“撞车”。

垄断是高效的，对牟利的垄断权拥有方高效无比；垄断必导致高耗低效，这只是对社会和公众而言。处在垄断地位的傻儿子，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大爷，即使他不断导致追尾，也没法追究责任，因为，追究责任的权利也被高一辈的“傻儿子”垄断着。

作者：黎明，网易博客

何仁勇：如果大选选出了孔庆东

1月14日下午，在网络上与亿万网友一起见证了台湾“总统”大选最精彩一幕的揭晓。晚上10:13分，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三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固定在6891139票、6093578票、369588票。谋求连任的马英九先生笑到了最后。作为一个活到三十几岁也没见过一张选票的中国大陆人，首先要恭喜马英九当选，其次要祝福所有台湾同胞。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在微博上，“台湾大选”很快成为多个门户网站的热门话题。不管是哪一个网站，满屏都是“台湾大选”。新浪微博还挺体贴的在发布框下面进行计票情况的“实况转播”。我理解亿万围观网友的心情，他们不过是借台湾大选的酒杯，浇大陆民主制度的块垒。所以，从表面上看，是在对台湾大选“说三道四”，实际上是对大陆民主“满怀期待”：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像台湾人一样，一人一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呢？

但是，你真做好了准备，迎接“一人一票选领导”吗？

12月29日，网易微博发起了一个投票【你认为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截至1月14日，1700多位网友（约31%）选择了毛泽东，位居第一。领先第二名戈尔巴乔夫14个百分点。这个结果令我感到意外（毕竟这是在网易啊），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些网友对这个结果表示质疑，“这个投票让人感觉很可怕。”对支持毛泽东的网友冷嘲热讽。“居然有这么多人投给毛，可见其影响之深，国民之顽劣。”“能把票投给毛的都是些神马人？？数量还是最多的？难道毛左分子比正常人多？”

更有人开始质疑“投票”这种事情了。“也不要过于迷信投票，更不能把投票简单地等同于民主。当然，投票能够选举出像华盛顿、林肯、肯尼迪等这些伟人，但是投票也能够选举出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这些人类灾星。即使是在处于民主之鼎盛期的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法庭陪审团投票判处了死刑。当个体的自由意志被剥夺后，投票人的意志其实就是国家意志。这样的投票没有意义。”

无独有偶，在孔庆东“三妈体”事件发生之后，凤凰网做了一个投票，“你如何对待孔庆东粗口骂记者事件？”截止12月8日，共有980多万网友参加投票，有超过650万网友（约占66%）“理解”和“欣赏”孔庆东的行为。而表示“反对”和“震惊”的只占33%。腾讯网的投票也现实，有超过6成网友支持孔庆东。投票结果出来之后，许多网友hold不住了，千方百计要推翻这个结果。甚至想象有一股来自官方的力量在背后支持孔庆东，干扰投票结果。我也参加过这种投票，而且坚决反对孔庆东对记者爆粗口。这个投票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我觉得应尊重这个结果，而不是想办法来否定这个结果，甚至是否定投票本身。愿赌服输，对吧？

上周，我在博文《超越左右，寻找共识》中呼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应该寻求一种双方都认同的“共识”：一是“政治民主”，二是“经济自由”。在本届台湾“总统”大选的竞选过程中，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三位“总统”候选人竞争十分激烈，光看选战气氛，你会觉得这三人是生平势不两立的对头。不见面则已，一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是，一旦有结果产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尊重选举结果。因此，我以为，如你认同民主投票这个游戏规则，就应该接受它带来的一切结果。哪怕选出一个暴君，你也只能认了。最多四年后把他选下去。

“选出暴君你还支持，脑残一族。当你选上他，他马上给你五马分尸，四年后，你只能在地狱投票了。”一位网友惊呼。我的回答是，投票选举关系到程序正义，选出什么那是结果正义。只要程序正义上没有瑕疵，结果会出现什么，是谁也无法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大选要所有选票统计出来之后，马英九才能安心地喝庆功酒。在这里，程序正义优于结果正义。假如一定要追求结果正义，让结果正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那实质上就是在试图控制选举过程——这就和我们现在的“选举”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没有选出理想人选，会推倒重新选举；你没有选出自己喜欢的人，也会满地打滚耍无赖——对不起，你们都是同一类人。

在如何对待选举结果的态度上，大家不妨学习一下蔡英文。14日晚，当马英九在蓝营竞选总部致辞，宣布“我们赢了”的时候，蔡英文在绿营竞选总部致词承认败选，愿意承认台湾人民在这次大选中的抉择。一喜一悲，宛如两重天，但他们都是民主选举这枚硬币的两面。而纵观本次台湾“总统”大选，算得上是一次比较完美的选举。马英九赢得硬气，蔡英文和宋楚瑜输得服气——大不了四年后咱再重新再来，是不是？

所以，我的问题是：当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大选，在程序没有任何瑕疵的前提下，最终结果却是孔庆东（或司马南、窦含章等人）当选。你会……？

作者：何仁勇，网易博客

草威：《十三钗》在宣扬一种恶劣的逻辑

妓女的命换学生的命，成年换未成年人的命，这种“政治正确”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具备了合理性。影片里有位妓女跳下车来，但随后又被拉上车内。和她一样，很多人是被裹挟进了那场赴死的宴会。妓女们不仅要被入侵者残害，还要被集体主义的“义不容辞”残害，很难说哪个更致命。

《金陵十三钗》耗资据说6亿，张艺谋要拍一个花出去6亿还能赚钱的戏，他几乎是必须要这么做的：妓女的命换学生的命，成年人的命换未成年人的命，这种政治正确不仅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具备了“合理性”，更让观众们的悲伤放心大胆的疏泄出来。

讲到救人的正当性，我想起了小时候常被人问起的一个伦理难题。“你媳妇和你妈都掉河里了，你先救谁？”回回有人问我，回回都拿不准主意，我肯定不能不管我妈，但是想到未来的媳妇，怎能忍心不救啊。拿这话问别人，多数人的反应跟我一样，一副痴呆状，剩下的就说些“其实xx会游泳”之类的无聊话。后来，听见一位外国专家讲起这个问题，说应该先救媳妇，因为当妈的已经完成了生育，儿子都长大了，能救人了都，其社会价值救减弱了，再加上年龄偏大，离死近些，救妈的意义不如救媳妇的大。听完了觉得醍醐灌顶，心说，妈的，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境界啊。

草威：《十三钗》在宣扬一种恶劣的逻辑可再后来，我又听说了个词儿，叫“道德功利主义”，顿时联想到那位外国专家，想明白之后，真想啐他一口。因为在他那套评判体系里，人已经不是人了，是在替上帝选择，感情没有价值，人成了社会劳作的机器。这种变态的解读方式，事实上就等于放弃了做人的权利。

我想人之所以是人，而成为不了救世主，其原因就在于人的局限性，这可能是因为能力，也可能是因为人要受限于感情，还可能就是因为时运不佳。因此哪有什么万全之策，快去救人，做你能做的，救你能救的，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危难之中最正当的事情。人，虽然没法拯救世界，但只要做正当的事情，就是在推动世界变好。

《金陵十三钗》的不正当，就是把人硬生生逼成了“救世主”。我一直以为英雄主义多是用来拯救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对的事情，而不是支配别人，替别人拯救谁。电影中除了玉墨那个角色外，其他妓女慷慨就义实在难以合乎逻辑，更别说让我认同了，其中的很多人与其说是受了感召，不如说是被裹挟进了那场赴死的宴会，这看得我汗毛倒竖。最后有位妓女跳下车来，喊着，不去了，不去了，随后又被拉上车内。我知道张艺谋是想让人物更合乎“人性”，但这加剧了故事的可怕，她不仅要被日本入侵者残害，还要被集体主义的“义不容辞”残害，很难说哪个更致命。

被裹挟的自由没有意义，被裹挟的拯救甚至让人畏惧。张艺谋作为导演，在他近些年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到对真实人性的刻画，但他又是通晓人性的。因为他知道观众期待着什么样的“人性”。

可以用莫泊桑的《羊脂球》同《金陵十三钗》做个对比。同样是说妓女在灾难中承担苦难，《羊脂球》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毫不回避地直面了人的本性，并且做了深刻的体察和挖掘，每一步都伴随着角色身后世界的生活经验和各自的用心，环环相扣。作者把发力点放在剖析人物内心，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妓女为集体牺牲了自己，不是她比其他人高尚，而是她身在一个叫人齿冷的世界，她被逼迫着去做那令她恶心的事情，却还是被世界抛弃，这种冰冷的感觉直达内心，不得不为之撼动，这使得那部小说有了永恒的价值。到现在，再次翻看，我脑中的神经还是会被书中的某些句子击中，比如这句，“到末了，人都可以相信妓女们在人间的唯一任务，就是一种个人的永久牺牲，一种对于强横的无人的暴虐脾气不断委身的义务。”

而《金陵十三钗》没有这样的深化，它只是要漂亮，然后再漂亮一些，这就是张艺谋。张艺谋的电影中总是有一种巨大的仪式感，很多情节要为这种艺术形式服务，然后牺牲掉真实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影片简直漏洞缤纷，故事开初，几个只露了一面的男明星，站成一列，抱着枪向敌人的炮火跑去，我怎么也理解不了，除了英勇无畏的肉垫效果，他们此举的意义在哪？而他们的队长，佟大为，是多么机智和神乎其技，竟然一个人干掉了这么多，队长和队员的差别之大，令人乍舌。到后来，妓女们就义之前，临时起兴唱的一曲《秦淮景》，阵型错落有致，声部结合完美，更是加深了这种仪式感。一切很美，但是不自然。

片子送到美国，那边的影评人连着给出了好几个“不可思议”，不是好看到不可思议，而是很多地方确实没看懂，他们不明白自己国家的蝙蝠侠为什么在大洋彼岸一会儿是酒徒，一会儿又成了不惧危难的假神父。是的，没有理由，影片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让人进入这样一个舍己为人，能够升华灵魂的故事中来，让人关闭思考，全心感动。这种不问出处、不辨真伪的感动几乎是洗脑和暴力式的。

由于我是个情感上容易被打动的人，所以舍生取义这种事儿稍微拍得认真一点我就感动了，后脖颈就发凉了，但我始终有一个不停运转的后台，它会发出警报，提醒我有危险。警报的来源不是他是否举着自由的大旗，也不是故事是否浪漫、是否激昂，而是这么做是否正当，理由是否可疑，是否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我觉得实现自由，就必须有这套后台程序，它实际上是在保护我们，让我们留有思考的能力，不过分解读也不意气用事，以防丢失自己。人只有做正当的事情，才能争取和确保其自由。

作者：草威，中国网

六人团伙冒充中央部委公开卖官

核心提示：李繁、张爱锁等6人在香港注册“中国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后，自称这些公司为中央级别的国家事业单位，通过任命各地办事处“主任”收取他人钱财。张爱锁在办事处的成立仪式上甚至以中央单位领导身份出席讲话，还接受了当地新闻媒体的采访。

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中国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国农村经济委员会”，回内地后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级别的国家事业单位，干上了卖官鬻爵的诈骗生意，收取20万至40万元成立各省“办事处”，任命办事处“主任”。记者今日获悉，这场卖官骗局中的六名被告人被西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二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号称部委直属事业单位

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今年45岁的李繁自称是河北省某局级干部，离岗后想为农民和中国农业发展作点贡献。她于2007年底至2008年通过一个叫齐翠萍的人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国农村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农经委”）三个机构。但李繁却在自己建立的委员会网站上，对外自称是中央部委直属事业单位，甚至在网页的明显部位放上了国徽标志，在委员会的负责人处堂而皇之的挂上了某领导人的名字，而李繁自己的名字就排在其后。

李繁打着要为“中国农民做点事情”的旗号，成立了“农经委”后，并没有积极开展农业项目，而是将其变成了敛财的私人公司。

李繁在熟人朋友面前大肆鼓吹自己的“农经委”，并谎称与中央部委有密切关系。而且“农经委”下面可以成立分会，只要交纳5万至15万元的资金就可以取得国家事业单位的资质，并且可以获得经批准的农业项目。

看中了这个“优势”，张爱锁等十余被害人通过向李繁交纳费用，成立了“农经委”下属委员会分会。

被害人变成骗子的帮凶

李繁的“农经委”成立了十几个分会后，并没有开展任何业务。而各分会的“主任”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受骗，还在等着“上级机关”分配业务。只有一个人没有坐以待毙，他开始主动与李繁联系，要求开展分会的业务，他就是此案的第二被告人张爱锁。

张爱锁向李繁交纳了5万元费用，在李繁的协会下成立了名为“中环委”的分会，被任命为“中环委”的主任。但“中环委”成立后却连办公地点也没有。张爱锁找到李繁，要求李繁为其解决办公地点等问题。李繁还不慌不忙地答复说：“农经委”和“中环委”虽然是国家事业单位，但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中环委”要想有资金支持，也得自己找出路，比如成立各省的办事处。

张爱锁得到了李繁的指点后，自己出钱租了几间办公室，并制作了“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保委员会”的牌子，还找来了谷越秀、沈静波、赵红霞等人给其帮忙。张爱锁任命谷越秀、沈静波为“中环委”的副主任、秘书长等职务，赵红霞为其个人秘书，并且从互联网上招聘了两名临时工，一名负责财务，一名负责网络维护。

“中环委”的架子搭起来了，为了能够有收入，张爱锁和李繁一样走上了一条诈骗之路。他通过向熟人、朋友介绍成立“中环委”的各省分会，向被害人承诺，成立的分会为国家事业单位，每个分会都能够解决两个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与省里领导也有接触的机会，唯一条件就是要交纳人民币40万元。

为了能够获得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为了能够与领导搭上关系，开始有人找到张爱锁、谷越秀、赵红霞等人，要求成立省的办事处，张爱锁作为“中环委”的主任，一边摆出主任的架子，一边来者不拒收取钱财成立办事处。渐渐的，张爱锁甚至被自己的骗局麻痹了，他认为自己就是国家一级委员会的主任，在某些省办事处成立仪式上甚至以国家中央单位领导身份出席讲话，还接受了当地新闻媒体的采访。

骗局被揭穿6名骗子落网

当李繁和张爱锁等人的“委员会”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接到报案的民警敲开了“中环委”的大门。2010年4月，李繁、张爱锁等六人落入法网。

此时，许多被害人还被蒙在鼓里。在交纳巨款，收到盖有“农经委”和“中环委”红色印章的红头任命文件后，许多被害人便没有再与“上级委员会”联系过。直到民警为核实案件，找到被害人时，他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他们没想到，真有人这么大胆子，冒充中央单位、借用国家领导人的名义行骗。

来源：北京晚报

新概念作文主办方否认韩寒拼爹说法

核心提示：1月15日，IT评论博主麦田发表博文质疑韩寒的成功是靠团队包装，韩寒否认并愿意悬赏两千万元寻找“代笔人”。新概念作文大赛主办方《萌芽》杂志社赵长天也否认麦田质疑韩寒《杯中窥人》获奖“拼爹”说法，称韩寒父亲与出题者不认识，不存在作弊可能。

1月15日中午12点13分，IT评论博主麦田在博客上贴出文章《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麦田在博文中说，韩寒的形象，完全是他父亲韩仁均和出版人路金波“人造”和“包装”的结果。昨天，针对麦田的文章，韩寒回应称都是无稽之谈，愿意悬赏两千万寻找“代笔人”与“人造”的证据。

麦田：韩寒的成功为人造

麦田自称从事IT行业。在这篇名为《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的文章里，麦田从韩寒成名之初说起，力陈韩寒在写作上的成功都是父亲韩仁均、出版人路金波“人造”的结果。其中，韩仁均“人造”的结果是，让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写作《杯中窥人》获奖而一举成名。“给韩寒出题的李其纲，是韩寒爸爸韩仁均的大学同学。”麦田称，韩寒在博文里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用笔老到，最后甚至还出来了拉丁文。对于一个连英语都不顺溜的17岁少年，似乎不可能现场写作，因此韩寒出名其实是“拼爹”的结果。“韩仁均的文笔相当好，创作小说，在报纸发表文章，曾用笔名‘韩寒’。”

路金波“人造”的结果是，将韩寒从“骂教育”“骂文化”“骂社会”的愤青，包装成为一个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为证实自己的说法，麦田对韩寒2008年到2011年间的博客文章做了统计，并列出韩寒参赛的CRC和CTCC赛程时间表，与韩寒博客发表时间进行交叉对比。“因为如果公民韩寒不是团队运作的‘双簧’，那么你不可能一边进行着非常专业的赛车比赛，一边还好整以暇地写时政博客。也就是说，不太可能存在赛车时间，还有心情和精力发表时政博客的情况。”麦田由此怀疑“公民韩寒”是路金波团队包装出来的产物，韩寒的文章可能是由路金波团队的人“代笔”。

麦田自称发文章揭露韩寒的动因并非自我炒作：“本人从事IT行业，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靠文化吃饭，也不靠此文求名牟利。写此文目的有三：一是因为‘韩三篇’以商业炒作为目的，激起本人愤怒；二是路金波和韩仁均辱骂嘲讽本人，激起本人更加愤怒；三是因为知识界抓不住重点（韩寒之伪），看得本人着急。只好赶鸭子上架，自己动手。”

韩寒：悬赏千万找证据

针对麦田的博文，韩寒昨天给予回应，并写下《劣等文章一篇》的博文。在博文中，韩寒表示自己至今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包装团队，路金波也不是其经纪人，路金波只是偶尔会帮忙接洽的好朋友。“我甚至没有一个助手，实在需要帮忙，都是我拉力赛的领航员孙强临时顶替几天。我出席任何场合，排场最大时也就两个人。至于说我有一个写作团队，我想如果我能藏一个活生生的团队十年不被外界发现也不错。”韩寒说：“至于文中所说的路金波，他也是我最信任的挚友，他经常出来帮我说话，以至于很多事情大家都以为是路金波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炒作。而事实上，我最近卖得最好的两本书《独唱团》和《1988》由于种种原因都是在其他公司出版，而且那两个公司都是路金波的竞争对手。这其实已经可以说明一些事情了。”

至于自己的文章是人“代笔”一说，韩寒更是觉得好笑：“那我就悬赏吧，凡是有人能列举出身边任何亲朋好友属于‘韩寒写作团队’或者‘韩寒策划团队’，任何人接触过或者见到过‘韩寒写作或者策划团队’中的任何成员，任何人可以证明自己为我代笔，或者曾经为我代笔，哪怕只代笔过一行字，任何媒体曾经收到过属于‘韩寒团队’或者来自本人的新闻稿要求刊登宣传，任何互联网公司收到过‘韩寒团队’或者本人要求宣传炒作的证据，均奖励人民币两千万元，本人也愿就此封笔，并赠送举报人所有已出版图书版权。”

韩寒说，之所以用这样幼稚的方法来说事，“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因为我没在大家眼皮底下写，就算我在大家眼皮底下写，阴谋论者也能说我是在默写。这种有罪推论的诽谤其实是可以推及到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作家身上的，你无法证明有些事你不曾做过。既然说我有写作团队，有策划团队，有代笔，人总有生活圈子的，这些人总要吃饭聊天见朋友，策划联络发邮件，总有人知道这事，这笔钱不小，总有认领的吧。”

第三方：赵长天否认拼爹说

针对麦田质疑韩寒《杯中窥人》获奖“拼爹”的说法，新概念作文大赛主办方《萌芽》杂志社赵长天给予否认，他说《杯中窥人》的题目当时的确是李其纲出的，但那时候韩寒父亲韩仁均和李其纲相互不认识，不可能存在作弊。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山西离岗干部领导黑社会组织，68名公职人员涉案

核心提示：1月16日，据山西省纪委监察厅通报，山西运城永济市检察院提前离岗干部马锋及团伙成员，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违法犯罪行为。该案共查出违纪违法公职人员68名，其中12人已被移送司法。目前，涉案的55名成员中已抓获51人，批捕38人。

中广网太原1月16日消息记者从16日召开的2011年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人民检察院提前离岗干部马锋严重违纪违法，该案共查出违纪违法国家公职人员68名，其中12人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山西省纪委监察厅通报，马锋及团伙成员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强迫交易以及偷逃税款等13项违法犯罪行为，涉案成员55名，现已抓获51人，批捕38人。

经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查证：马锋在非法占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永济市国土局、住建局、人防办、地震局等多个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存在违规审批、监管不力等违规违纪问题；永济市公安局多名干警在办理马锋犯罪团伙刑事案件中存在严重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

据了解，上述案共查出违纪违法国家公职人员68名，其中12人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来源: 中国广播网

2012年1月16日《歷史日報》

范世平：民進黨可能出現激烈的路線之爭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熱鬧的台灣大選落幕，馬英九將繼續執政4年，台灣民眾既不需擔心政黨輪替期間可能產生的動盪，也不需憂慮蔡英文上台後台海關係可能倒退，但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未來4年兩岸關係恐怕也不如外界所想的“會越來越好”，兩岸的交流在馬英九第一任期尾聲時已逐漸出現瓶頸，要突破瓶頸，就得談政治問題，但在台灣經過本土化教育後，對馬英九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也不太能理解，因此如何定位台灣，會是馬英九的重要課題。

馬英九與吳敦義在台灣第13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中，以689萬1,139萬票大幅超越蔡英文與蘇嘉全的609萬3,578萬票，馬英九獲總統連任，范世平認為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大部分台灣民眾對過去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兩岸關係的緊張，仍有很大的擔憂，這樣的擔憂並沒有因為蔡英文走較中間的路線而有所改變。

經常與前往大陸交流的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擔憂無法解除的原因，是蔡英文在兩岸政策的論述上一直沒有講得很明白，對台灣共識的解釋也較模糊，相對來說，馬英九過去4年在穩定兩岸關係上的政績較明顯，獲得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

民進黨本次在中南部贏的沒有預料的多，范世平認為，可能使得民進黨未來的路線之爭變得相當激烈。“蔡英文在某程度上，將民進黨從一個草根性、非常本土的政黨，往中間移動，但這在民進黨內部一直有不同的聲音，只是因為自從蔡英文當黨主席後，幾次選舉都很成功，讓她建立起在民進黨內部的領導力，但實際上，中南部的選民對蔡英文很陌生，而且覺得她在一些路線上很模糊。”

不只蔡英文往中間靠，馬英九也是如此。有人批評馬英九一下子親中共，一下子討好民進黨，范世平對《大事件》表示，民進黨裡的基本教義派也這樣批評蔡英文，這是因為蔡英文與馬英九都看到台灣的藍綠選民正往中間移動，“他們能怎麼辦，能不要（順應選民）嗎？”

蔡英文敗選後，當日便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雖然民進黨極力慰留，但蔡英文辭意堅決，民進黨1月16日舉行臨時中常會、中執會，會中同意接受蔡英文的請辭案，將於2月底正式生效。

雖然蔡英文離開黨主席的位置，但其影響力仍可能繼續發揮。范世平對《大事件》分析，如果大家覺得這次民進黨的得票率還是增加了，蔡英文小輸為贏，許多民進黨員也認為蔡英文的中間路線正確，則民進黨內部就會掀起一波非常激烈的政治鬥爭，這樣的鬥爭也是路線之爭。

全文將刊於《大事件》。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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