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被陰謀整下了台：“老了，不想反擊了”

《新史記》蘆笛


赫魯曉夫在外交上最大的失 敗，還是用善意援助買來仇人，惡化了中蘇關係關係。這是因為他雖然是共產黨人，卻完全不明白毛澤東“吃硬不吃軟，吃打不受敬”的心理特徵。斯大林逝世前， 蘇共與其他共黨是老子與兒子的關係，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斯大林是成吉思汗，而其他所謂 “社會主義國家”則是附屬的汗國。在這種屈辱的情況下，中共反而認定“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 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決定，即使沒有了共產國際的組織，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 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毛澤東對斯大林百依百順，唾面自乾。赫魯曉夫上臺後，覺得這種帝國主義的做法違背了列寧主義原則，於是便 改弦易轍，放棄了斯大林在中國掠取的帝國主義特權和利益，大規模援助中國，反而換來毛澤東的鄙視，最終導致中蘇關係惡化。這在後來成了勃列日涅夫等人發動 政變的藉口之一。

赫魯曉夫低聲下氣與南斯拉夫修好的舉措，雖未像對中國那樣適得其反，但也收穫不多。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鐵托嚐到了“不結 盟政策”的甜頭。因為獨立於冷戰兩大陣營之外，南斯拉夫成了蘇美競相拉攏的對象，從美國得到了大量援助。過份靠近莫斯科，勢必使得南斯拉夫失去這種奇貨可 居的優越地位，因此，要讓鐵托放棄不結盟政策，重入“社會主義陣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可笑的是，中共宣傳至今還在譴責赫魯曉夫，卻不 知道老鄧的“修正主義”要比赫氏更徹底百倍。赫魯曉夫不管怎麼“修”，畢竟還是在斯大林設計的框架下小修小補，從未跨入私有化這個共產主義禁區。有的國內 學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的“反修鬥爭”因為擁有列寧主義的話語權，嚇得理不直氣不壯的蘇聯人到此止步。不過，在我看來，即使沒有中共搗亂破壞，干涉蘇聯內 政，赫氏也沒有可能衝破列寧－斯大林主義原教旨加在他身上的緊身衣。在內心深處，他的確相信“共產主義終將埋葬資本主義”。

因為這一系列 改革措施，赫魯曉夫得罪了幾乎所有的人：“兩黨制”與“黨內民主選舉”損害了黨官僚的利益，政府機構大規模改組得罪了政府官僚們，大規模削減軍備預算觸怒 了軍界強人，寬鬆的文藝政策引來了刀筆吏們的不滿。再加上他天性容易衝動，精力充沛，心血來潮就拋出個新主意，向全國推行，弄得基層官僚無可適從。更何況 他那些提議中，有的完全就是餿主意，例如不顧氣候和土壤大種玉米，甚至種到西伯利亞去，致使農業減產。

因為這些原因，從中央到地方都形成 了壓倒性的反對勢力，密謀推翻赫魯曉夫。據他兒子謝爾蓋說，他在事前已經聽說了密謀，並及時告知了他爹，但赫魯曉夫業已失去了鬥爭到底的心勁，並未先發制 人，作困獸之鬥。1964年10月13日，趁他在克里米亞度假時，密謀者們將一切安排妥當，把他召回莫斯科出席政治局（稱為主席團）會議，政治局委員們基 本都是赫氏提拔的親信，此時卻一致倒戈相向。赫氏一手提拔的勃列日涅夫率先發難，對赫氏的政績與工作作風作了尖銳批判。委員們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批判，只有 米高揚為他辯護了幾句。

當晚，赫魯曉夫打電話給米高揚，說他老了，很疲倦，不想反擊了。次日政治局再度召開會議，一致同意解除赫氏的黨政 職務，讓他退休。此後政治局委員們便去會見已在會議廳中等候的中央委員們，召開中央全會，將政治局的決定通知全會，並交付表决，所有的中央委員都投了贊成 票，赫魯曉夫就這樣下台了。 （《新史記》第3 期）

吳法憲回憶毛何時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吳法憲


《新史記》編者按：吳法憲的女兒金秋 教授，向本刊提供《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中“震驚全國的“九一三”事件”這一章。據出版者介紹：此書是作者用十年的時間著成。作者 自己說：“我的主觀想法是實事求是，如實地去反映我所親身經歷的事件和情節，不虛構，不造假，不粉飾，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結論。”
文中小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

吳法憲

我 到西郊機場時，胡萍還沒有回醫院，正在和空34師的龍副參謀長談話。見到我，龍副參謀長就走了。接著，我問飛機調動的情況，胡萍說的還是和電話裏說的一 樣。正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又打電話到西郊機場，告訴我說：“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 警衛人員。”

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估計，車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需要個把小時，我就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 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34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 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

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 了。這大約是9月13日凌晨1點鐘。周恩來要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裏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我問周恩來要不要準 備飛機。他說：“你準備一下吧。”我當即要34師準備了兩架飛機，因為隨周恩來去的還會有警衛部隊。

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 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後又向東飛，最後突然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34師指揮所的報 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大約15分鐘，潘景寅不作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給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覆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新史記》第4期）

袁偉時：辛亥革命失敗主因是沒牢固樹立法治觀念

《新史記》袁偉時／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這一說法，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這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新 史記：對於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您曾提到，中國轉型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和 傳統文化自身的缺陷。這與缺乏法治傳統息息相關，國民黨和北洋實力派，都沒有牢牢樹立法治觀念，而把奪取政權放在第一位” 。現在有這樣一種議論，認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適合當時的國情，各方首先是試圖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但屢屢碰壁。您認為是什 麼原因導致他們不能“牢牢樹立法治觀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穫：
1，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2，言論自由。
3，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

失敗則在這些收穫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例如：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

同盟會和國民黨呢？
1，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陶成章（光復會領導人），陶駿保（革命軍江浙聯軍參謀長）、黃遠生（民初最著名的記者）、夏瑞芳（商務印書館創始人）等都先後死於他們槍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杆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任何一個制度的建立和鞏固都有一個過程。清末實行新政才開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統，民國成立後，繼續推廣，但馬上碰到一個問題：人才不夠。司法總長梁啟超不得不下令收縮。他說：

“故立憲國必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我國之行此制，亦既經年，乃頌聲不聞，而怨吁紛起，推原其故，第一由於法規之不適，第二由於法官之乏才。……今當草創之際，難期速成……其籌備未完諸地方，則審檢職務，暫責成行政官署兼攝，闢員佐理。模範既立，乃圖恢張”。（註6）

這些情況多半出現在邊遠地區。除此之外，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有法院之處，都應該有可以立即實行的規則，而沒有所謂“國情”的差別。國情特別論不過是專制統治者或暴民掩蓋其非法行為的藉口。

通過司法過程解決社會矛盾，通常會比較緩慢，但換來的是逐步養成人人依法辦事的習慣，社會賴以長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來說，當時司法審判為什麼不能正常進行？人們指責當局拖延。事實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 殺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這次暗殺的組織者應夔臣，都在法租界關押20多天後移交給中國當局。前者6天後卻離奇地在拘押的軍營暴斃；後者竟然成功越獄。另一 主要嫌疑人、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後第六天（3月26日）逃離北京，遁入青島租界，而德國當局拒絕引渡。

當時控制上海的是國民黨要員和青幫大頭目陳其美。人們普遍認為上海接連出現的犯罪嫌疑人暴斃和越獄的戲劇，是陳其美操縱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則可能與趙秉鈞有關。調查清楚有關案情，作出公正審判，正是司法機關責任所在。缺席審判，世所常見。這些都不是中斷司法進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審理，還是組織特別法庭審理？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理；袁世凱覆電同意。但是應夔臣的辯護律師認為此舉違法。司法總長許世英也認為組織特別法庭沒有法理根據，不惜以去就力爭。司法部致電上海地方審檢廳說：

“宋前總長為民國偉人，本案審理自當格外慎重，程都督擬組特別法庭，即系此意。惟與《約法》、《編製法》不符，礙難照辦。本部斟酌再四，仍應由該廳負完全責任，審理所有一切。……該廳即速依法進行。”（註7）

上海地方檢察廳亦已著手傳訊有關人員。就程序而言，沒有問題。

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確實比較緩慢。從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發，不足四個月，中間波瀾迭起，並不奇怪。無論有什麼障礙，如果國民黨方面堅持遵循司法途徑辦理此案，民國政治史就會重寫。

當 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籲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但可惜，孫文等國民黨領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 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冀圖用槍杆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由此可見，出現這個局 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應該指出，這是各國革命黨人的通病。糾正這些領導人的錯誤所付代價的大小，則與法治傳統強弱有關。（《新史記》第5期）

注釋：

6，《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頁，中華書局北京影印版。
7，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第2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被妖魔化最嚴重的戴笠和軍統

《明鏡月刊》東野長崢／軍統在抗戰中的表現，是和當時的中國同命運緊密相連的。據沈醉提供的資料，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者就達1万8000人以上，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眾


　 　戴笠是1949年後在大陸被妖魔化最嚴重的國民黨人。在當今大陸人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貪財好色荒婬無恥的惡棍。可以說，每個喜歡讀點書的人大多都讀 過一點關於他的“傳記”。真實的戴笠是什麼樣的呢？讓我們撥開70年的歷史塵埃，看看真實的戴笠。其實，戴笠可以說是世界情報界中少有的奇才，他無師自通 的建立情治機關，於抗日戰爭其間的敵後諜報偵搜及中美情報合作對於抗戰的勝利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蔣介石甚至在退居台灣時這樣感慨的說：“戴笠同志不死， 我們今天不會撤退到台灣！”蔣公這句話可算是公平之語，如果不是天妒其才，讓他死於飛機失事，最起碼國內爭東北時 “共諜劉斐”們是不會那麼囂張，那些剛剛從滇緬前線上同日寇拼殺回來的新一軍、新六軍的將士們不會死得那麼慘。歷史不能假設，我們衹能為中華民族無盡的災 難而浩嘆。

　　戴笠的軍統在其最鼎盛的時期，擁有特工以及各類准軍事的交通警察大隊共約10.2萬人，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勢力滲透至黨 政、軍事、教育、文化、警務各個層面。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軍統一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時也是電訊破譯技術最先進的情報機關。而那 時，CIA前身美國戰略情報署（OSS）不過才剛剛起步而已。軍統局內設兩處，第1處負責黨務調查（即後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前身），由徐 恩曾（黃埔4期）任處長；第2處為特務處，戴笠擔任處長。1938年9月，第2處另立門戶，陞格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 內設軍事情報處、黨政情報處、電訊情報處、警務處、懲戒處、訓練和策反處、特種及心理作戰處、特種技術研究應用處。抗戰中，軍統特工在抗日戰爭時期深入淪 陷區，製造針對日軍的活動。

　　1940年4月，蔣介石為集中對日本軍隊電訊密碼的破譯力量，下令BIS“特種技術研究應用處”（6處） 加強對日情報工作。在6處中，池步洲擔任了軍政部軍用無線電總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池步洲在破譯的日本外交密電中，感到日本要對美國“采取斷 然行動”了，並判斷：日本對美進攻的地點可能是在珍珠港，發動戰爭的時間可能選擇在星期天。軍統局破譯出日本海軍將要偷襲珍珠港的密電後，通知美國海軍， 但孤立主義情緒泛濫的美國當局懷疑是中國挑撥日美關係，未引起重視，以致釀成嚴重後果。日本海軍總司令的損命也有中美合作所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 譯方面的功勞。

　　戴笠本人，抗戰初起既是中國軍隊在淞滬戰場的情報樞紐，沈醉回憶稱，那時的戴從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話是：“他是中國 人嘛。”他白天堅持在上海前線，一邊忙於組織對日情報戰，一邊竭力建立軍統武裝別動隊（後來的忠義救國軍），協助正規軍作戰。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每天晚 上還親自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介石彙報戰況和情報分析。那時南京到上海鐵路已經不通，汽車也衹能滅燈行駛，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掃射，時時如身臨鬼門關，戴 卻樂此不疲。

戴笠

　　戴笠：哀兵必勝

　 　對於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確。淞滬抗戰之前，國民黨大員們在南京開會，休會的時候議論紛紛，戴笠很堅定的對其他人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國民黨 元老吳稚輝問他，武器，經濟都差的那麼遠，拿什麼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這句話給其他國民黨人震動很大， 後來成了軍統對於抗日的經典創見。軍統在抗戰中的表現，是和當時的中國同命運緊密相連的。據沈醉提供的資料，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在抗日戰爭中犧 牲者就達1万8000人以上，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眾。

　　位於台北市士林區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附近地區甚至有以戴笠為名的雨農路、台北 市立雨農國民小學、台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以及在芝山巖上的雨農閱覽室。台灣紀念戴笠的雨農閱覽室以後世觀點來看，戴笠在情報界可說是少有的天才，他 在無師自通下一手建立軍統局這以他為核心的龐大情治機關，在抗日戰爭時期軍統局的敵後諜報偵搜，以及中美情報合作對於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殺汪精衛、周佛海、張嘯林、唐紹儀、唐經、陳籙、季雲卿、穆時英、傅筱庵、殷汝耕……而隸屬軍統的各個游擊 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隊則深入日本佔領區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對打擊日軍和與日協作者，起了不小的作用。

　　沈醉本人先擔任虹口地區的對日情 報收集工作，為日軍排擠不能立足以後，轉而帶領特工潛伏人員深入瀏河，大場，直達前線乃至於日佔地區，親身擔任戰場調查工作，為中國炮兵部隊指示目標，鑒 別戰果，剷除漢奸，每日在生死線上徘徊，飲水三餐皆不能為繼，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員皆以苦為樂，絲毫不以危險為念，與前線官兵同進同退，死亡相繼，前後 達數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夠給他這樣的為國效力的機會，認為是在軍統最為快樂的日子。要知道那時候沈先生已經是戴笠手下著力培養的四大金剛之一 （陳恭澍，趙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說其實是六大金剛，應包括文強和吳庚恕（犧牲於上海）。戴笠居然捨得把他們放到前線，可見軍統在抗戰中的投入。

　 　根據沈先生回憶，當時國民黨政府軍並非一般所認為的一觸即潰，基於愛國熱忱他們的確進行了相當艱苦慘烈的抵抗。當時的軍隊很多是軍閥的私人武裝，和日軍 交戰是第一次和現代化的對手進行戰鬥，那種立體的空前的殺傷力是當時國民黨官兵簡直不能想象的，而他們依然在那樣地獄般的拼殺中和日軍進行了不屈的格鬥。 實際上，就是那些所謂的敗將，也並非那樣醜陋。對比原平，淳縣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負責防守淳縣的晉軍指揮官王靖國，當時是把自己綁在城門上和日軍大戰， 最後被護兵強行抬下戰場的。但是山西的軍法官竟因為王靖國“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憤而自殺！這些，都使我們作為後人，感到對當時歷史認識的蒼白無力。

　 　沈先生還記得軍統西北區高級特務宋良隨衛立煌部增援山西時發來的報告，當時第二戰區為了堅持等待中央軍的救援，嚴令死守晉北門戶淳縣和原平，淳縣經過三 天激戰失守，原平原訂計劃守三天，但是因為中央軍遭到日軍空襲，行動遲緩，閻錫山下令要原平再堅守十天。原平守軍衹有一個旅，而居然就真的孤軍死守了十 天，從城外直打到巷戰。其間第二戰區多次派兵增援，但因為勢單力薄，衹有兩個連的援兵到達城內。衛立煌到達忻州已經是原平堅守的第十三天，中央軍火速派第 九軍搭乘汽車夜行前進，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隊隨軍趕到的。他們到達雲中河大橋的時候，只見周圍陣地的晉軍官兵皆“全體肅立，望北而哭”。原來就在 那一天清晨，原平守軍已經力竭城破，守軍五千人，從旅長到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傷兵百人外，全部陣亡。日軍後來發表的戰報，宣稱原平城內，往往一個院落因 為反覆爭奪，中國官兵的屍體可以達到好幾層。晉綏軍一向因為戰鬥力弱被稱為“豆腐軍”，而“豆腐軍”的表現，也是這樣令人心動，令宋良這樣的老特務也不禁 感到“吾河山終不變色”。

　　抗戰時期的國軍防空部隊用掛燈籠來進行空襲報警。根據日本轟炸機距離的遠近，依次掛上不同的個數，陪都市民 在遠處看到後就能判斷危險程度。這個掛燈籠的高地現在就叫“紅燈壩”。當時國軍並沒有雷達，但為何會提前得知日軍轟炸機來襲的距離、架次和準確時間？那全 部是戴笠先生手下的軍統群英的貢獻。重慶督郵街的53.54慘案以後，蔣介石嚴令戴笠必須提前偵知日機啟動詳情，以便設立預警機制，保衛陪都無辜百姓的安 全。戴笠先生和他手下的軍統群英竟然做到了。他們在日軍每個機場附近都租用住房，化裝成普通百姓而觀察轟炸機起落方向、架次和時間，甚至潛入飛機附近目測 裝彈量，然後迅速用無線電告知重慶總部，以便陪都防空部門及早掛燈預告。日軍自然慢慢發現了軍統的情報活動，於是上演了一場偵測和反偵測的生死大戲，軍統 兒女為了完成領袖之任務和捍衛國民之生命，為之殉難者不計其數。（《明鏡月刊》第17期）

吳法憲回憶九一三：真有人調了三叉戟去山海關

吳法憲


《新史記》編者按：吳法憲的女兒金秋 教授，向本刊提供《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中“震驚全國的“九一三”事件”這一章。據出版者介紹：此書是作者用十年的時間著成。作者 自己說：“我的主觀想法是實事求是，如實地去反映我所親身經歷的事件和情節，不虛構，不造假，不粉飾，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結論。”
文中小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


1971年9月11日晚八時，周恩來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我參加了，周恩來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召開四屆全國人大之前，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全會要補選中央委員，如姬鵬飛等，還要補選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為陳伯達倒台了。

開 完政治局會議，已經是9月12日凌晨1點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訴陳綏圻（吳法憲的妻子——編者注），快要召開三中全會了，看樣子還得準備在會議上再 作一次檢討，所以要很快再寫出一個檢討來。由於當時我們所有的文件，包括前兩次檢討稿，都保存在空軍大院的家裏，因此我告訴陳綏圻，準備第二天回大院，開 始準備九屆三中全會上的檢查材料。

吳法憲

果真有人調了一架三叉戟專機去山海關

9 月12日起床，吃過午飯，我就和陳綏圻及秘書張啟堯等人一起乘車下山，回到了空軍大院。我按照周恩來前一天晚上的指示，開始閱讀中央政治局印發的、周恩來 準備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好在討論時提出意見。陳綏圻則根據我的吩咐，開始找我過去的兩次檢討，準備寫新的檢討的材料。

看 完《政府工作報告》，我想再抽出一點時間來處理一些空軍的事情。當時空軍正好在召開航校工作會議，於是我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和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司令員薛 少卿一起，在晚飯後找八航校的校長和政委談話，解決他們幹部之間的團結問題。我們我們一起到了辦公樓的三樓，找他們談話。然後，我看還有時間，就又會見了 剛剛從部隊調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六個指導員，想解決一下空政文工團裏的派性和團結問題。

就在與空政文工團六個指導員談話中間，大約是當晚11點鐘，周恩來突然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我回答說：“沒有。”周恩來再次追問：“究竟有沒有？”我說：“絕對沒有。”但周恩來仍然告訴我：“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

放 下電話，我立即打電話到空34師，問師長時念堂有沒有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出乎我的意料，時念堂告訴我，三叉戟專機被調到山海關去了，並說：“是胡萍副參 謀長調去的。”我立刻感到有問題了，因為平時任何專機的調動，都必須經過我來批准，但是這次三叉戟的調動情況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來親自查問過來的。 我立刻問：“胡萍在哪裏？”時念堂回答：“在西郊機場。”

我立刻要胡萍聽電話。胡萍向我解釋說：“是飛機改裝以後的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追問：“為什麼要飛到山海關，而不去別的地方？”胡萍沒有答覆。我告訴胡萍，飛機要立即調回北京。胡萍答應說：“好。”

可是過了五分鐘，胡萍就打來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正在檢修。”我當即告訴胡萍，飛機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電話，我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了我和胡萍通話的情況，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恩來表示同意，並指示，飛機返回的時候不准帶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來的這一指示傳給了胡萍。

過了不大一會兒，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我問她有沒有調飛機去，葉群說‘還沒有調飛機，等一會兒，我給吳胖子打電話，要吳胖子調飛機來’。可能她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

不 久，葉群果然給我打來電話說：“林總要到大連去，讓胡萍來一下，如果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說他的飛行技術也不好，還是讓時念堂去 吧？”葉群不同意，說：“時念堂不熟悉，還是讓胡萍來吧，他又不是什麼大病。”我告訴葉群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

同葉群通完電話，我又立即打電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周恩來。我請示周恩來，說我要立即到西郊機場，去進一步追查飛機調動的問題。周恩來同意了。

放下電話，我就帶著秘書張叔良、警衛員薛邦喜，直接從辦公室去西郊機場。這時，大約是9月13日凌晨零點左右。（《新史記》第4期）

赫魯曉夫拋棄了斯大林窮兵黷武的政策

《新史記》蘆笛


赫魯曉夫的外交改革上面已經 說過了，就是“三和”，重點在和平共處上。這其實斯大林之後蘇共新領袖們的共識，無論是貝利亞，是馬林科夫，還是赫魯曉夫，都認為應該這麼做。從必要性來 看，靠國家恐怖主義無情壓榨人民特別是農民，來維持龐大的武力並與西方進行軍備競賽，這軍國主義政策其實是竭澤而漁，一時或有奇效，但難乎為繼，不可能 “堅持一百年不動搖”。因此，必須設法與西方緩和邦交。從可行性來看，核武器的出現使得戰爭再也沒有了勝利者，帝國主義因此失去了發動世界大戰的慾望。在 這種情況下，東西方對峙的局勢有可能緩解，蘇聯再維持龐大的常規部隊便失去了意義。

這就是赫魯曉夫的基本思路。為此，他拋棄了斯大林窮兵 黷武的政策，開始削減軍備預算，將資源轉到民用建設上來，試圖改善民生。1955年，他放棄了斯大林制定的發展海軍的昂貴計劃。1960年，他下令將蘇軍 規模裁減三分之一，將這些省下來的錢用於經濟建設以及發展尖端武器。他的新國防戰略是削減常規軍備，靠導彈和核武器構成威懾力量。削減軍費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人民生活。在他治下，政府首次為城市居民大規模建造簡易住宅，極大地緩解了斯大林無視民生造成的住房困難。在莫斯科，過去兩家人住在一個房間裡是尋常 事，如今這些人好歹可以搬入預製件築成的“筒子樓”，無異於從地獄裡上了天堂。

為緩和國際關係，赫氏頻繁出國訪問，熱衷於召開首腦會議， 試圖通過談判解決東西方的爭端，諸如越南問題，東德問題，並試圖與英美法達成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改善雙邊和多邊關係，限制軍備的協議，等等。可惜雙方根深 蒂固的互相猜疑難以一朝消解，一方面，赫魯曉夫捨不得完全放棄斯大林的武力敲詐傳統，時常在國際場合炫耀蘇聯的強大武力尤其是洲際導彈，虛聲恫嚇資本主義 世界，甚至採取賭博式的冒險行徑，把導彈偷運進古巴，以獲得對美國本土實行核攻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的挑釁行為（例如在四國峰會前夕派U-2間諜 飛機侵犯蘇聯領空，被蘇聯擊落，人贓俱獲後艾森豪威爾總統還拒絕道歉，致使峰會流產），赫氏這些努力基本沒有成功。

但不管怎樣，美蘇兩國 領袖之間畢竟還是建立了直接聯繫，使得擦槍走火、因誤會而觸發核大戰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古巴導彈危機得以和平化解，沒有演變為核大戰，就表明了赫魯曉 夫的努力還是有一定效果的。最重要的還是，蘇美雙方簽訂了禁止大氣層核試驗以及防止核擴散的條約，為以後蘇美兩國簽訂一系列的限制軍備條約開了先河。

就 連赫魯曉夫的某些冒險行動或強硬措施都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例如當時蘇聯的盟國古巴面臨美國入侵的危險，赫魯曉夫把中程導彈秘密運入古巴，被美國發現。 肯尼迪當即在電視臺上宣佈封鎖古巴，觸發了加勒比海危機。就在大戰一觸即發之時，赫魯曉夫作了妥協，他同意撤回導彈，前提是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並從土耳 其的軍事基地撤回威脅蘇聯腹地的導彈。肯尼迪同意了這些條件，於是蘇聯便撤回了導彈。這其實是老赫佔了便宜，但肯尼迪爲了照顧面子，要求對此協議保密，於 是世人只看見蘇聯撤走導彈，不知道美方作出的讓步，以為赫氏單向屈服了。蘇聯在全世界面前丟了臉，這在後來成了赫魯曉夫被推翻的罪狀之一。

赫魯曉夫主張“和平共處”，訪問美國馬里蘭州農場。

又 如臭名昭著的柏林牆。此前柏林問題一直是雙方矛盾的焦點，兩次引起國際危機。赫魯曉夫乾脆下令修築大牆，將西柏林與東柏林分成兩個無法通行的城市。這當然 充分暴露了共產陣營的黑暗，也使得東柏林居民乃至東德人民失去了逃往自由世界的方便途徑。然而此舉也在客觀上消除了矛盾熱點，緩和了東西方的緊張關係，此 後雙方再未為柏林問題尖銳衝突過。因此之故，西方政客們雖然嚴厲譴責此舉，肯尼迪甚至為此跑到西柏林去，聲稱“我也是柏林人”，但內心其實如釋重負。 （《新史記》第3 期）

面对制裁伊朗的国际压力，中国担心原油得不到保证

周一，中国总理温家宝继续西亚之行。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两国签署了石油领域的合作协定。有分析认为，面对制裁伊朗的国际压力，中国担心原油供给得不到保证。


周一，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未来能源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促进西亚地区的和平。"他强调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因为这里蕴藏着全球石油总量的4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温家宝本次西亚之行的第二站。接下来访问卡塔尔。

中国沙特创建合资炼油厂

此前一天，他在利雅得会晤了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据沙特通讯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和地区的发展以及两国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探讨"。这是温家宝20年来首访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据新华社的报道，两国2011年前11个月的贸易总额达585亿美元。该社的报道还称，周六，温家宝在会见沙特高层官员时，双方都表示，要"继续扩大在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温家宝表示，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应该加深能源伙伴关系，在原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领域扩展合作。"

访问期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Sinopec）签署了一项在红海海岸城市盐步（Yanbu）创建合资炼油厂的协定。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企业计划2014年投产，届时，每天将加工40万桶原油。

周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同中石化就在天津建立石油化工厂签署了一项理解备忘录。此外，中国同沙特还就"和平利用核能"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双方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中国担心能源安全

温家宝访问中东之际，正值西方国家加强制裁伊朗之时。中国总理出行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曾游说中国，希望北京支持华盛顿制裁德黑兰的石油出口，但效果不尽理想 - 中国不同意继续制裁伊朗。伊朗是中国的第3大石油供应商，向中国输出的石油量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中国担心，随着制裁伊朗的国际压力增大，中国的能源保障可能会受到影响。

温家宝在会晤阿卜杜拉国王之前，已同沙特王储、内政部长纳耶夫（Nayef bin Abdul Aziz）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诺格鲁（Ihsanoglu）进行了会谈。

同沙特阿拉伯相比，温家宝总理此行包括的阿联酋以及卡塔尔，从目前的情况看，还都没有进入中国石油10大供应商的行列。

李鱼综合报道

责编：邱璧辉


德国之声

胡平：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

在今日中国，自由主义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在某些新进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产物，要让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从中国的传统中找出连接点；于是，他们就找到儒家，找到孔孟，有的则找到道家的老庄。

可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早就不是传统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就受到强烈的冲击；而自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更是遭到空前的摧残。在打倒了旧传统的同时，共产党又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传统。在思想领域，马列毛思想被当作指导思想。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统统被打入另册。

我敢说，就连现在这些儒家自由主义者或道家自由主义者们自己，在79年之前恐怕都没接触过多少儒家经典或道家经典，他们更耳熟能详的一定也是马列著作和毛选。在那时，他们莫说《论语》，恐怕就连《三字经》也背不出多少段，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定是毛语录。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当代中国（大陆），如果我们要从传统中找出与自由主义的连接点，我们首先地、主要地是要从马列毛这套新传统那里去找，而不是从孔孟老庄旧传统那里找。

事实上，毛以后“新时期”的第一批自由主义者，很多就是这么做的。那时候，很多人也说要从老祖宗那里找资源，而他们所说的老祖宗，不是孔孟老庄，而是原版马克思，是青年马克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熟悉马克思胜过熟悉孔夫子，更在于在当时，马克思远比孔夫子有权威。

因此，要说当代中国没有崇尚自由的保守主义者，也是不对的。例如郭罗基，谢韬等，就可以算作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既崇尚自由，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八十年代党内的自由派，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此类（后来有的有变化）。

针对这类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批评他们割裂传统拒绝传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还摆不脱马克思的那套东西。但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那套东西不就是传统吗？

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马列毛这套传统的态度并不一样，有的是在传统中变，有的是在传统外变。但不论是在传统中变还是在传统外变，你都不能对马列毛这个传统置之不理，视若无物；也不能一上来就否定就批判。

例如，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里就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的话和毛泽东的话。

引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面对的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号的专制，我要争辩的对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因言治罪的依据的中共当局，我要说服的对象，是那些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真理的中国民众，因此，我不能从一开始就去批判、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必须尽量找出马克思和毛泽东讲过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话。

这一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让当局无法给我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二来也是为了让那些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而不至于从一开始就产生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否则我就达不到说服他们的目的了。－－这不正是从传统中找连接点吗？

八九之后，苏东巨变之后，共产党的新传统急剧衰落；坚持自由主义可以和马克思脱钩。与此同时，旧传统又开始复兴。所以又有了从儒家或道家那里寻求和自由主义连接的思潮。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只不过他们要是认定。只有他们这种做法才是把自由主义连接到中国的传统之上，那未免就有时空错位之嫌了。

最后还须强调的一点是，在当今中国，自由主义不再是一种纯粹外来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是自发的，也是内生的。是共产党的暴政，以及在暴政下的受难，思考与觉醒，使我们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中国是这样，其他共产国家也是这样。1989年席卷整个共产阵营的自由化浪潮就是这么产生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不是靠中产阶级，也不是靠大量地引进西方思想，而是从自身的经验中领悟出自由主义的道理。如此说来，那种质疑自由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产生于中国自身。产生于我们自己。
作者：胡平，原载: RFA

马英九延续不统不独不武，提未来两岸政策三原则

核心提示：马英九胜选后提出未来两岸政策三原则，分别是：先经济后政治、迫切的优先、容易的优先。1月16日，台当局相关部门举办说明会表示，未来四年，马策略仍延续不统、不“独”、不武的原则。

马英九胜选后提出未来两岸政策三原则，分别是：先经济后政治、迫切的优先、容易的优先。

此外，台当局相关部门16日举办说明会表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将会更和谐、更有互信。强调即使马英九“内阁”会进行部分调整，未来四年，马策略仍延续不统、不“独”、不武的原则。

“大选”后经济挑战严峻

马英九连任后，面临的局面其实并非康庄大道。在政治上，如何尽快推出令人耳目一新 的“内阁”？如何将“大选”政见化为“政策”尽速落实？在经济上，鉴于欧债危机仍在扩大，美国经济并未明显回温，全球可能陷入长期经济衰退，甚至台湾经济 挑战将更为严峻。如何使ECFA效应继续发酵，使所有民众都能感受？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两岸关系也面临是否要由经而政？马连任，固然意味两岸和平发展延续，但未来还有许多挑战与考验必须解决，一方面有赖于两岸领导人的智慧，一方面也要寄希望于两岸人民。

东南网

广东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周镇宏涉严重违纪被调查

核心提示：1月17日，新华网报道称，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周镇宏

新华网北京1月17日电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据人民网资料

简历：周镇宏，男，汉族，1957年10月生，广东普宁人，1977年6月入党，1975年11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物理系凝聚态物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1974-1975年　普宁县梅塘新光大队中心辅导员

1975-1976年　普宁县梅塘公社农建指挥部资料员

1976-1978年　普宁县农村工作团资料员、三上工程指挥部政工员

1978-1981年　华南师范学院物理专业学习

1981-1987年　广东工学院助教、讲师

1987-1989年　广东工学院物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1989-1992年　广东工学院基础部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1991.12晋升为副教授）

1992-1994年　广东工学院院长助理

1994-1995年　广东工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1995-1996年　广东工业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1995.11晋升为教授）

1996-1998年　省科协专职副主席、党组书记（1994.09-1997.07在中山大学物理系凝聚态物理专业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1996.04-1997.05挂任湛江市副市长）

1998-2002年　湛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2-2007年　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2003.03-2004.01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7-　　　　省委统战部部长

第九届、十届广东省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