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观念的水位

绝望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起“玩儿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30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但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年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是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挺难。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作者：刘瑜，来源：财新《新世纪》

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伟大成功，从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一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的话，那么就不仅应该庆祝改革的成就，还要反省改革的不足；不仅要总结改革都作了些什么，而且要思考改革没有作什么。更进一步地说，为什么一些事情改革作到了，另一些事情改革没有作到？这里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有远见，更知道未来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走。

用最简单的话说，改革是从承包制开始，其成就也可以用“经济承包”这一个词汇来概况。但是，改革只进行了“经济承包”，而没有进行“政治承包”。改革的深化，也必须从“政治承包”入手。

什么是“经济承包”呢？看看改革之初就明白：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一切经济资源都属于国家；被档案、户口所管理和束缚的个人也是属于国家的。但国家又归谁所有呢？国家仅仅是“最高领导”的权力工具，其他任何人都对这个“国家”没有实际的所有权。可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一个“最高领导”怎么看管得过来？难怪当时有人说，公有制实际上是没有人所有。其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都没有效率，大家工作都不是为自己干，缺乏起码的动力。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这么造成的。改革最初并没有改变公有制本身，而是把公有制下的资源包给个人；承包了这些资源的个人，在完成事先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后，把其生产所得归为己有，大大刺激了其创造力和生产力。实际上，这就是在公有制下对产权进行界定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根本契机。

那么，什么是“政治承包”？我们还从计划经济时代说起。既然公有制下一切都归国家所有，一切当然就应该由国家来管。国家通过一竿子捅到底的官僚体制，把社会牢牢地控制起来。无论在政治权力还是行政权力上，国家都是垄断的。这种绝对权力，表面上让当权者非常放心，其实则不然。因为国家管理社会，大部分属于行政事务，其目标无非有两个：第一，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第二，通过国家权力从社会汲取财政收入。如果国家操管一切，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就要建立庞大的官僚机器（包括雇佣大量行政人员），管理成本非常昂贵；同时，官僚办事缺乏效率，在汲取社会资源上并不胜任，而且还会把利用国家权力所获得的资源中饱私囊。最后社会付出不少，国家却得不到很多。甚至收上来的税很难支付管理国家的成本。国家由此陷入破产的边缘。

所谓“政治承包”，就是国家把这种行政权力包出去，在达到自己有限的目标的前提下，节省管理成本。比如对某一个县，国家与其养一大堆官，引来许多贪污腐化的抱怨，而且收不上多少税来，那还不如好好算算账：养这些官要花多少钱，国家从这个县需要收多少税。然后鼓励这个县的老百姓自治：只要你们把国家所要求的税额交足，保证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实现了国家权力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国家就可以把当地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取消，让当地老百姓充分自治。这样，国家在保证了财政收入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还省下一大笔管理经费。再有贪污腐化等等问题，那也是地方上自己的问题，需要老百姓运用自治下的民主权利自己解决，国家不必跟着背这个黑锅。简单地说，“政治承包”就是让社会来承包许多国家的功能，使政府不仅在经济领域后退，也在政治领域后退。这一点，是改革没有作到的。有的仅仅是乡村民主选举这等微弱的起步。

“政治承包”还不等于政治民主，而是政治民主的第一步。改革三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经济改革是否最终应该走向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又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方意见也都容易走极端。一方面，保守派坚决反对政治改革，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国毫无意义，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则有不少人把民主化简单化为模仿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采取多党制、开始直接选举等等。“政治承包”，则是试图寻求一个中间路线：民主是中国发展的长期目标，应该积极追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主在西方至少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演化才达到了今天的形式。君主立宪并不一定就是现代民主。《大宪章》时代的欧洲更谈不上多少民主。在十九世纪以前，“民主”在西方基本上是个贬义词。但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采用“政治承包”的方法解决了治理的问题，最终演化成了今天的民主。中国则自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取消了“政治承包”的形态，造成了当今民主转型的难局。所以，即使真要学习西方，也必须有个历史的眼光，先进行“政治承包”，并从“政治承包”的实践中，在中国社会发展出内生的民主。我们必须记住，在“经济承包”的初期，中国并非市场经济。现在中国也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是，“经济承包”毕竟推动着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政治承包”也有类似的功用，那就是推动中国逐渐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

要讲现代民主的直接起源，不能不讨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承包”。体现这种“政治承包”的一个典型，就是封建制。“封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名胜不好，总和落后愚昧联系在一起。这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外，还在于中国整个政治传统对“政治承包”的鄙视。实际上，封建制度是现代民主制的最大根源之一。为理解这种封建制，我们不妨回到1215 年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上来。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中，英王许诺尊重贵族的基本权利和法律程序，进而深刻影响了普通法系的发展和当今英语国家的宪政制度（包括美国的宪法）。在西方谈民主法治，离开《大宪章》是不行的。这一点已广为国内的知识界所承认。但是，另外两个问题则经常被忽视：第一，并非《大宪章》发明了权利的观念。相反，《大宪章》不过是对当时已经长期存在的封建权利加以总结而已。《大宪章》也非一个孤立的文件。在《大宪章》之前，有英王亨利一世1100年颁布的《自由宪章》。在《大宪章》前后的同时代，欧洲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许多“宪章”。可见《大宪章》与其说是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对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和实践的肯定。第二，国内知识界长期以来有个误解，认为《大宪章》本是保护贵族的封建特权的文件，并不涉及小民百姓。日后这种贵族的政治权利不断向下扩张，才演化为惠及大多数人的民主制度。由此不少人推论：民主就是应该从精英开始，然后才能普及。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呢？按照这个思路，尊重当今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还不是当务之急。毕竟现在最有知识的人还没有充分的说话权呀！特别是这第二种观念，在国内以讹传讹，一些知识分子讲起来义正词严，把网络民意等等都视为“非理性”，仿佛他们拥有了这点似是而非的知识就更能证明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配先享受政治权利了。实际上，这是中国精英主义政治传统对西方草根主义政治传统的典型误读。这样的误解能长期大行其道，也说明中国很早就丢失了“政治承包”的封建概念，没有解读这一西方传统的对应经验。

当今《大宪章》研究的权威、剑桥大学退休教授（也是其Fitzwilliam学院的前院长）J。C。 Holt精辟地指出，《大宪章》中贵族们所要求得到保护的权利，许多实际上是平民已经享受的权利。当时的英格兰其实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贵族通过效忠国王而成为封臣，进而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经营。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很象大规模的“包产到户”。不过，这既是“经济承包”，也是“政治承包”。贵族对这块土地不仅经营，而且统治，关起门来就好象是个独立王国。国王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土地给别人呢？第一，当时的国王并不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力有限。他守着那么多地反正自己经营不了，不送人也会荒掉、毫无经济和政治价值。第二，把地赏给别人，一来会获得一些供奉，二来会获得政治效忠，要打仗时这些从自己这里拿了地的封臣就有义务帮忙。也难怪，在一场大战争结束后，国王即使得胜，也往往面临着王室领地的流失。因为他为了应付军事危机，许诺给了许多前来帮忙的贵族大量土地。

贵族们拿到这些土地，则除了保有一部分“领地”（demesne）由自己指挥农奴经营外，还要把剩余的土地转租给自耕农，其实就是把土地再“分包”下去。这几乎是国王和贵族的关系在更低一个层次的复制。顺便提及，国王也是在保留一部分自己的王室领地（royal demesne）的前提下，把剩余土地转租给贵族和自耕农，并经常用大量自耕农经营王室领地。在这种结构下，贵族叫“总佃户”（tenant-in-chief）；从贵族那里再转租土地耕种的佃户，就成了“二佃户”（undertenant）。在欧洲的封建关系中，国王和贵族冲突的一个核心，就是怎么解释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承包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当时的普通法传统，对“二佃户”的权利提供了相当稳定的保护，发生争议有日常的法律程序可循。甚至农奴犯法，在庄园的领主法庭受审，也因为有粗具规模的陪审制度保护，经常让告自己的领主在领主法庭上打不赢官司。既然贵族在自家法庭上也可能告不赢自家的农奴（自由人则权利更多），国王怎么能对贵族随意敲诈、逮捕、甚至处死呢？所以，在《大宪章》中，贵族们比照着当时自由人已经享受的一些权利来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比如在被指控时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在由同侪充任陪审员的条件下接受审理等等。

这种小民先享受政治权利的格局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关键还是承包效率问题。每个小民承包的资源单位很小；但由于小民人数多，他们承包的资源总额却未必小。如果出包人为了每个小民的每一次小份额承包都与之反复讨价还价、甚至朝令夕改，那么交易费用就太高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为了两块钱争个没完，有那时间二十块也早挣出来了，实在不值。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也很少会为买一根针而讨价还价，但买车、买房却要货比三家，并且反复地讨价还价。道理就在于小额交易利润有限、讨价还价成本相对太高；大额交易中利润大、讨价还价的成本相对而言就比较低。所以，管理大量小民的小额承包，最有效率的办法是制定一套稳定的制度规章或习惯，大家照章办事（在那个时代也是遵循传统习惯办事），一切例行化，减少争执，也就降低了讨价还价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大量的小额承包就有了效益。与此相反，贵族从国王那里承包的资源规模非常大，“树大招风”，而且贵族就那么几个。国王毁约一次，比如没收给已经颁给贵族的土地，或者强迫贵族承担更多的义务，乃至谋财害命、借口杀了一个贵族而夺取其财产等等，都可以从“一锤子买卖”中获得巨大利益。国王当然顶不住这样的诱惑。可见，从承包的角度看，国王对小民违约，不仅没有长期效益，连短期效益也没有；但对贵族违约，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捞到很大的便宜。

《大宪章》重新肯定了贵族的“传统权利和自由”，其实也是确立了“政治承包”的精神。贵族是自立的，但是有义务帮助实现王室所代表的国家目标。第一，贵族之间，不得为一点争执而兵戎相见，一切争端必须遵循法律程序来解决，或由国王仲裁。由此社会秩序才能稳定，有了所谓“国王的和平”。第二，贵族对国王应该信守义务，有所供奉。特别是外敌入侵，威胁整个王国的利益时，贵族必须在军事和财政上对国王有所贡献。不过，在完成了这些目标后，贵族自己的权利则受到保护。国王不得无事加征。特别是国王如果肆意兴兵、夺人土地，纯粹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不关其他贵族的利益，那么国王就应该自己埋单。中世纪的一句政治名言说：“国王要靠自己过活”，反映的就是这种封建政治共识。可见，当时公共秩序的基础，是“政治承包”的契约。贵族割地拥兵自立，不犯王政，反而是国王的藩属，危机时刻给王室以支持，获得了一种政治平衡，解决了国王在缺乏自己的国家机器时的治理问题。《大宪章》的起因，则在于英王在海外为了自己的私产不断兴兵，借此不停地对贵族加征敲诈，引起种种冲突，使贵族的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于是，贵族们趁国王兵败的狼狈时刻，连手挥军逼宫，使英王不得不签署了《大宪章》。日后的历史又经诸多曲折，从贵族问政的权利发展出了议会制度，使议会把持了批准国王财政预算等等大权，绕开议会国王就无权加税，英国逐渐发展出了君主立宪制度。当今美国政治中总统花钱时要到国会提出预算并得到批准，循的也是这样的制度。

这种“政治承包”，当然不仅仅限于国王和贵族之间，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当国王开始扩张权力、打造自己的官僚机器时，面临着如何和地方社会确立承包关系的问题。在英国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大封建领主试图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建立行政机构而地方社会进行讨价还价。地方社会同意他在当地设一个行政官员、三个扈从、三匹马，并答应供应这些“编制”所需的费用。作为交换，这个地方官必须宣誓尊重当地的习俗、传统和自由，实际上也就是让当地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地方官必须对当地社会负责，如果有特别行政预算要由地方社会认可。这和议会控制国王的预算几乎是如出一辙。如果这个地方官越权侵犯了当地居民的自由，则领主必须对之撤换。当时欧洲各地的国王和领主们普遍和地方社会达成协议，以保证后者的自治和自由换取一些财政资源。这也是在欧洲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自治城市得以生存并繁荣的原因。

中世纪后，欧洲经过长期的“国家建设”过程，有了类似现代国家的官僚组织，由此在政治上开始分途。一些王室，仰仗着自己的官僚机器，自以为可以独揽大权、更有效地控制国家资源，于是打破了“政治承包”的传统，把过去自立的贵族逐渐纳入自己的官僚体系，形成了君主专制。法国、西班牙王室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英国则如上所述，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制度。在这里，“政治承包”由贵族向国王的承包，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国王向公众承包：过去是贵族从国王那里领块地自己经营，维持对国王的若干义务，帮助国王实现某种公共目标，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包产到户”。而一旦国王的权力变成一种公共权力时，国王就必须为了公共利益到议会要行使这种权力的预算。议会给国王多少预算，也就说明议会决定让国王承包多少公共权威。这和民主制度几乎就一步之遥了。在英吉利海峡另一侧，从与自己过去的封建君主的“政治承包”关系中演生而出的尼德兰共和国，也坚持中世纪的“传统自由”，地方权力非常大，中央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频频要向地方要钱。而历史的讽刺是，西班牙帝国、法国这些强大得多的君主专制国家迅速衰落。尼德兰作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几个小省份，竟成为十七世纪欧洲最强、盛繁荣的国家，影响力遍及美洲、非州、印度和东亚。到十八世纪，人口和国力大致仅为法国三分之一的英国，则崛起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欧洲的两个政府权力受到最大限制的国家，竟成为了世界两大强权。

为什么如此？想当然的解释是：既然国家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不能向老百姓乱收税，轻徭薄赋能够藏富于民、有利于经济发展。这颇为符合中国传统中儒家那种消极国家的理念，却和欧洲的历史对不上号。事实上，在1716-20年间，小小的尼德兰共和国，人均纳税负担比英国高一倍。到了1790年，英国追上来，两国人均税收负担大致相等，但比大革命前的法国都要高一倍。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均税收负担，也都比这两个国家轻得多。也就是说，在政府收税的权威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税率反而高。而在政府把握着绝对权力、在理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收税的国家，反而收不上税来。这也难怪，一打起仗来，英国和尼徳兰虽然弱小，但总是坚持的时间最久，最后在财政上将对手拖垮。

如果换了别的国家，象英国和尼徳兰这样高的税率，那可谓是“苛政猛于虎”，非逼着老百姓挺而走险不可。但英国和尼徳兰居然大体平安无事。根本原因，除了两国老百姓生活水平高外，还在于“政治承包”的效率。在这两个国家，地方社会高度自治，承包了许多政府的事业。老百姓认识到税率的确定经过了必要的程序，是自己同意的，也是为了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就甘心情愿地交税了。地方政府在完成了对国家的义务后，主要是对当地老百姓负责，相对而言不会象在专制制度中那么腐败。法国或西班牙则不同。国王一要税，下面就觉得上面又来横征暴敛了，拼命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不想收税，而是收税的政治代价太大了。

不过，除了英国和尼徳兰这两个先进国家外，欧洲就总体而言，“政治承包”的传统甚强。自中世纪起，新崛起的“中央政府”除了受独立的贵族诸侯、自治的城市等等制约外，在财政上依靠商人的贷款运作，并把未来几年的税收要抵押给这些放贷的商人；在行政税收上，这些放贷商人又成了包税商，代政府收税，有时干脆成了政府官员，以保证这些税收进自己的腰包；在军事上，政府则依赖从国际市场上购买来的雇佣军。无论是放贷的商人也好，包税商也好，还是雇佣军也好，许多都来自政府管辖权之外的地区。政府这样把权力（包括财政、行政、和军事）大量包给外国人，对承包者就不能任意欺压；因为如果失信于人，人家不再来承包，下次的买卖就作不成了。这样也就逼着政府比较负责些。所以，欧洲整体而言，能够追随英国和尼徳兰这样的先进范本而迅速现代化。

中国至少到周代就有了封建制，虽说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能混同，但相通之处亦有不少。在中文中，“封”的本意是起土界，“建”是植树标界。“封建”的字面意思是古代氏族部落在居住的疆域堆土植树，对外作为藩篱屏障，对内则自成一统。周代的封建秩序尊重这样的自立，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承包”：你只要尊重周天子的权威，平时有所进奉，真有外敌入侵时出来帮忙，同时不破坏地方秩序，则你自可以维持自己的独立王国。可惜春秋战国之际周朝权威丧尽，列国争雄，法家的政治哲学逐渐崛起。能够建立一个绝对君权、扫除过去的“政治承包”、用自己的官僚直接管理税收刑法和军事力量的秦国，最终成为赢家，统一了天下。自此以后，“政治承包”也就丧失了政治主流的地位。

打破“政治承包”，一切都由国家自己的官僚机构管控，结果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官僚机构就是政治上的“国营企业”。在经济上，“国营企业”不是说不能有。但一国的经济如果被国营企业所主宰甚至垄断，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倒霉。这对于从计划经济中刚刚走出来的中国人，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了。在政治上也不例外。官僚在哪个社会都需要。但如果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要由官府来管，这个社会的政治不破败才怪呢。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不仅效率低，而且腐败横生。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也要中央派，派下去又不放心，必须在其上在设一个监察类的官员，时间一久，监察的官员就喧宾夺主地成了固定的地方官员，他们再需要别人监察。这从中国历史上的刺史等等职位就能看出来。汉代刺史秩六百石，所察之对象则为二千石之太守，意在用低级官监察高官，后来丧失了原意，成为凌驾于郡守、县令之上的另一行政层级。类似的事情，在后代不断重演。但是不管中央政府动用多大的资源督察监管，下面的官员还是完不成税收指标，还是无法维持地方秩序，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多腐败有多腐败。因为对地方社会而言，这些地方官是外来的压迫者，地方社会管不了他们，中央政府又管不过来。对这些地方官而言，他们要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结果习惯于对上面糊弄，对下面运用上面给的权力进行盘剥，并把所得中饱私囊，许多资源也到不了中央政府。对此，中央政府两千年来从来是无能为力。毕竟“天高皇帝远”，一个中央看不过来那么多地方官。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政治承包”则不同：地方官必须要对地方社会负责，接受当地老百姓的就近督查，腐败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老百姓也更愿意和“自己的人”（即自己认可的官员）合作。

改革了三十年，传统官僚政治这一两千年的毛病仍然没有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老百姓在政治上最不满的，就是地方政府的腐败，乃至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可惜，因为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属、是整个国家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对民众挑战地方政府就不能不闻不问，最后还是要出来捍卫地方政府的权威，把自己的权威和信誉绑在了地方政府身上。但这样作的代价是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使人们把地方政府的任何腐败和无能都归结为中央权威的问题。如果搞“政治承包”，则会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地方官由老百姓民选，中央只对地方政府提出几条要求：交纳适当的税收，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其他一切由地方上自便，大家愿意选谁当政就由谁来当政。这样，地方政府就成了当地社会和中央打交道的代理，而不是中央政府的延伸。地方政府腐败，老百姓就可以用手中的民主权利更换，不能归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最多在必要时刻应邀执行仲裁的职能，提高自己的威信，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行政开支。

改革三十年实现了“经济承包”而没有实现“政治承包”的事实，自有其历史的渊源。中国自战国时代起，“政治承包”就破产了。日后的政治运作全靠权力的“国营企业”（即官僚集团）。进行“政治承包”的地方社会、公民社会等等全部萎缩。国家忙着垄断政治，对经济的管理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明清之际中国的经济非常接近市场经济，和国家没有能力管多少是分不开的。日后国家权力增大后，马上把手伸到经济领域，于是有了计划经济。直到吃了苦头后的改革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改革的“经济承包”，逆转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至少使中国经济恢复了明清时代那种动力。要记住，那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在“政治承包”上，中国则没有明清时代的传统可发扬。孔子时代以前的封建“政治承包”，则已经过于久远，很难形成历史回响。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艰巨之处。如果中国能从乡村民主选举开始建立自治的地方社会，逐渐对国家权力进行“政治承包”，中央政府则反而可以通过放弃自己的权力而增加自己的权力，民主则不仅不回从根本上挑战党的领导权，反而可能加强这种领导权。这是世界史给我们的改革提供的经验教训。

作者：薛涌，原载: 草根网

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周瑞金，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则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或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总是堆叠着“我不相信”的反应。甚至还出现了对国情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极端评价，如“执政产业化”等。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


　　【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

　　知识界层面，从当下的社会思潮看，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

　　比如，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重庆主政者力倡的“唱红打黑”，“乌有之乡”网站激烈褒扬的“文革”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广东主政者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村社会群体事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小平南方谈话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综上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主持人梁文道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现在皇帝自己也知道他没有穿；他不但知道自己没有穿，而且也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可是他还是就这样走出来了。”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类似的情形。仅以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就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舆论场”，前者的噤若寒蝉、自设道场，与后者的无拘无束、嘻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主流媒体的声音几乎都被民间舆论当成了“皇帝的新衣”，所能起到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说，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这样有重点地推进——

　　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经不占市场主要成分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

　　其次，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渐渐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绝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

　　第三，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而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高层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的“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同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政治年”。全国人民热切期盼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以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真正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息奋斗！

作者：周瑞金，原载: 共识网

赫魯曉夫仰仗毛澤東支持，答應提供原子彈技術

重新找回來的毛澤東兩次訪蘇軼聞（7）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這 事過去不到半年，蘇聯發生宮廷政變。因為赫魯曉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輕幹部、中央委員，直接威脅到這些老輩的地位，像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 岡諾維奇等等這些人，他們在方針政策上跟赫魯曉夫也有分歧，他們趨於保守，赫魯曉夫老想改革這、改革那。到8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選，所以保守派非常擔 心。6月份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然宣佈說罷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都蒙了：本來這把椅子是總書記坐的，赫魯曉夫說你怎麼坐在這兒了，這是我的位置。說“你 先坐在這兒”，坐定以後，“今天會議議程是討論罷免赫魯曉夫總書記的職務”。

赫魯曉夫這人有小聰明，你不是罷免我嗎，你得容我檢討，我有錯誤，我要求檢查。不能不讓他發言，可赫魯曉夫檢查特別長，沒完沒了，下班了還沒完，說我明天接著檢查。人家也沒有辦法，“那你明天接著檢查”。

半 夜他給國防部長朱可夫打電話，說你立刻派直昇飛機，把所有的中央委員連夜接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開會，200多中央委員把克里姆林宮給包圍了， 要求召開中央全會——只有中央全會才有權力罷免總書記，政治局沒有這個權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宮門口一站說，沒有我的命令，我看誰敢出去，沒辦法，就召開 了中央全會。

一召開中央全會，這些元老都成了“反黨集團分子”，出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案”，第二天就公佈，這一公佈，又像一 顆炸彈投在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國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寧一塊參加十月革命起來的，怎麼就成“反黨集團”了呢？馬林科夫原來是斯大林的秘書，斯大林 去世以後是名義上的接班人，後來被赫魯曉夫玩點陰謀弄下來了，怎麼都成“反黨集團”了？大家都不能理解。過去做法是，一件事，蘇聯只要一登報，所有社會主 義國家都要見報，這次就不一樣了，蘇聯登了報，蘇聯揭出了新的“反黨集團”，各國都沒有反應，大概只有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國家都沒登，等著中 國，說中國不說話，我們也不能說話。赫魯曉夫一看這事麻煩了，馬上派米高揚，說你趕快到北京去一趟，無論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就 亂了。

米高揚就來了，毛沒在北京，米高揚坐飛機又到杭州去見毛。談得非常好，談了八個小時，談完了毛說，我支持赫魯曉夫同志，赫魯曉夫同 志做得對，我們不能允許這種非組織活動等等。米高揚說，你不能光這麼說，得見報，要不然我們也受不了。毛跟劉少奇講，通知明天見報。米高揚非常高興，坐飛 機就回去了——閻明復陪著他去的杭州，米高揚是連夜回去的，天氣還不好。米高揚在飛機上說，我總算完成任務，就算飛機摔下來我也認了。
中共一登報，其它各黨都跟著登報，這個風波就過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已經越來越高。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

蘇聯答應提供原子彈技術

這 時候發生了這麼多事，很需要共產黨開一個大會進行總結。赫魯曉夫很想利用11月7日十月革命節，各國共產黨都去莫斯科，開一個世界共產黨領導人大會，來統 一思想。會議籌備過程中，赫魯曉夫幾次派人來問毛澤東去不去——如果毛澤東不去，他就覺得這個會開得沒意思了。他幾次問，毛澤東一直沒答覆，開始說看情況 吧，又說11月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赫魯曉夫非常擔心，一直到9月，發生了一個事——我不知道這兩件事有沒有直接聯繫，但是很可能有 直接聯繫——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技術。本來蘇聯一直不同意，從斯大林開始，劉少奇去莫斯科時，斯大林炫耀地給他看了一場電影，後來毛去了以後，斯 大林說看場電影吧。毛澤東在火車上就講，原子彈太厲害了，我們一定得搞。後來派人聯繫，蘇聯就捂著蓋著，說這個不能看、那個不能看。赫魯曉夫改了，但也只 是援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術。中國提了好幾次，蘇聯婉言拒絕。

一直到9月，赫魯曉夫突然通知中國，說你們可以派代表團來談這個原子彈 問題，也可能毛一下高興了，行，我去吧。赫魯曉夫一聽毛澤東來，非常高興，開始做精心準備。外交部檔案館來來往往的電報，講原來蘇聯設計好了，在莫斯科機 場毛要發表講演，然後從機場一直到克里姆林宮，夾道歡迎。毛去了以後，說不行，你們那兒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車，我直接坐車到住處。

那時候飛機不能直接飛到莫斯科，到伊爾庫茨克，主人到這兒來接，毛連飛機都不下，說外頭天冷，我就不下去了，你們誰要看我就上來，人家都登上飛機了。

他 第一次訪問莫斯科時有些生活細節沒有搞好，毛澤東很不高興，這次赫魯曉夫特別注意，專門請汪東興打前站去了一趟，說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產黨代表團都住 在列寧山，那是別墅區，只把主席安排在克裏姆林宮，沙皇的寢宮，到會場不用經過露天，裏面有一條走廊直接通到禮堂，免得主席感冒。

帶著參 觀時，汪東興講，赫魯曉夫同志你得把沙發床換掉，主席不睡沙發床，只睡木板床，主人就改成了木板床。汪東興看廁所，說這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魯曉夫 說，我們沒見過蹲坑。後來我問過閻明復，蘇聯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他說蘇聯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磚頭、沙子，把馬桶周圍蓋起來了，搭了個台階，就留了一個 窟窿，說主席蹲在這兒就行，照顧得無微不至。

莫斯科會議，所有人的發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蘇聯開會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為你發完 言，當天晚上莫斯科電台就要廣播，第二天見報。只有毛澤東是即興發言，而且一口湖南話，很難聽懂。我看過一個蘇聯秘書的回憶錄，他說我們最頭疼的就是毛主 席講話，沒稿子，當時信口開河就那麼講，這邊趕快記，記完了翻譯，翻譯完了還得送電台，第二天就要見報，又怕出錯。而且毛開會，人家都在台上，他講話就坐 在後頭，說今天我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頭看他。（《新史記》第4期）

毛澤東斥責下葉劍英檢討“廣東特殊論”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1）

　　《明鏡月刊》金瑞子


　　早在建國初，中共中央針對廣東本土幹部（含早期在廣東工作的已經粵化的中共幹部）的“反地方主義”就聲勢浩大的搞了很多年，血雨腥風的鬥爭之殘酷豈是只能拿“反腐”作利器的晚輩江澤民或胡錦濤這種“書生”所能比的。

　　可以說，中共最持久的一場歷時近20年的“反地方主義”鬥爭就是針對廣東。這場聲勢浩大又擴日持久“反地方主義”鬥爭中，三萬多廣東幹部遭到迫害，被整死鬥死的幹部和群眾大有其人，一提起“反地方主義”，很多廣東人就心驚肉跳。

　 　學者朱健國在“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一文中指出，表面看來，這一運動的受難者（失敗者）是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三萬廣東地方幹部（包括解 放前來粵的外地幹部），勝利者是林彪、陶鑄、趙紫陽等“四野”體系的軍黨幹部，而深入研究，其深層矛盾，則要追究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

　 　當然，若要以平反者為最終勝方來看，從1979年8月以習仲勳、任仲夷為首的新廣東省委下達《關於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吹響平反鬥爭的衝鋒號，至 1994年4月，在以謝非為首的廣東人主政的廣東省委的不斷要求下，“廣東地方主義”最後一個未平反的“首領”方方，也終於得到中共中央下達的平反決議。 至此，廣東平反地方主義鬥爭“大獲全勝”，最後的勝者當是周恩來、葉劍英。

　　如果簡要地概括“廣東反地方主義”歷程，可以這樣說：“廣 東反地方主義”起因於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建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於李雪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起於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止 於林彪、黃永勝垮台，終結於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於葉劍英上昇為中共三號人物、成為鄧小平必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於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 之時。

　　1949年9月11日至19日， 葉劍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贛州召開的中共華南分局委員會擴大會議，宣佈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為首，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陳庚、鄧華、賴 傳珠為常委，組成新華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這兩次改組，就形 成了以廣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

　　朱健國指出，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廣東。由於這時“四野”為主的大批南下幹部還未成為廣東領導層主流，沒有真正的“外來通天權威”，這一階段是 “廣東派”的發展良機，毫不存在“反地方主義”。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全國一分為四，批準成立東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大軍政委員會，“分封”給高崗、饒漱石、劉伯 承、林彪。廣東省隸屬於中南軍政委員會，葉劍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廣東開始試行“土改”， 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葉劍英提出了“廣東特殊”，先從“三縣著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 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試點。“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彙報土改工作，毛澤東說：土改面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11月，分局 落實了毛澤東的指示。

　　但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員會出面），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 華南分局存在著嚴重分歧。中南局和中南土改委員會也作了調查研究，而且掌握了不少事例。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是因為黨組織不純，幹部 隊伍不純，許多幹部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資產階級華僑、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

毛澤東與葉劍英。

　　只是礙於葉劍英是華南分局第一書記，林彪和鄧子恢不便於直接站出來指責和批評。但不久後，時任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公開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

　　很多人都清楚，若沒有中南局一號人物林彪的支持，李雪峰很難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廣東。但是，以葉劍英為代表的華南分局卻 “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評，我行我素，”朱健國説。

　　一般認為，廣東反地方主義共有三次大戰役。

　 　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也是歷時持久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的爆發點。起因是當時華南分局組織部一位副部長，將一批正縣級的南下幹部， 降為副縣級（見1951年6月31日葉劍英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一些南下幹部對這種做法不滿意。尤其是對土地改革，有著不同的看法。地方幹部大 多主張緩和，主張“寧慢莫亂”，“寧可無土改，不可無公糧”，“要有步驟有秩序進行。”於是，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會的領導人李雪峰等兩次來到 廣州，先後召開了11縣土改總結會議和華南分局擴大幹部會，對方方的總結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廣東土地改革的試點工作在指導思想上有問題：第一，11縣 的土改，缺乏農運高潮，黨內部分幹部未堅決站在農民方面、為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而鬥爭；第二，照顧其他階級多，體貼農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階級分析：第三，對 敵人不夠狠，對群眾不夠熱；第四，廣東基層組織不純，不能依靠。這四條把三縣的土改全盤否定了。當時華南分局的領導人，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

　　由於林彪和毛澤東的親密關係以及林彪對“解放戰爭”的特殊貢獻，中南局的看法直接影響到毛澤東。毛澤東和中南局認為，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和進展緩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領導幹部，加以調整，並抽調一批幹部予以支援。

　 　這一次“反地方主義”，終於使葉劍英於1953年2月在“養病”8個月後調離廣東，到中央軍委分管教育閑差；方方於1952年7月，由華南分局第三書記 降為第五書記，位居陶鑄之後，1955年調離廣東，到中央僑委任副主任；海南行政區一把手馮白駒也只在名義上保留海南區黨委書記，於1952年8月調離海 南；隨著這三位主帥的貶謫，上萬名廣東幹部都被先後戴上了“地方主義”帽子受整受貶。

　　而陶鑄接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有四野背景的趙紫陽經中共中央批准，昇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書記，並兼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成為陶鑄在廣東的副手。這時，趙紫陽年僅34歲。趙紫陽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級幹部之一。

　　廣東的陶、趙權力體制也隨之形成——兩人牢牢抓住廣東土改大權為突破口，從而全面接掌廣東大權。

　 　朱健國説，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在陶、趙主持下，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 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這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 都要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當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團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三軍政委張池明，分別擔任粵東區和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第四十四軍政委譚 甫仁、第四十五軍政委謝明分別擔任東江和珠江地委第一書記，其他各地、縣，原則上均由南下幹部擔任第一書記；先後調入數萬名大軍、南下幹部。

　 　作為廣東地方幹部的老領導方方，一直不同意“廣東幹部隊伍不純”的估計，挺身保護廣東幹部。但廣東地方主義的問題最終得到中南局和毛澤東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在周恩來、 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在場的情況下，毛當面批評方方：廣東搞地方主義，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又說，方 方“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 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

　　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被毛澤東以“抓總”為名靠邊站的葉劍英只好當場檢討自己的“廣東特殊論”。
　　這時，人們方明白，所謂“廣東地方主義”，其特徵是：
　　1、反對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軍、南下幹部”，在幹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幹部。
　　2、提倡廣東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3、拉幫結派，“組織反黨小集團”。（《明鏡月刊》第17期）

林彪之死給周恩來提供了施展機會

高文谦


　　《新史記》編者按：40年前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人士就沒有停止從宏觀、微觀各個角度追尋真相、解讀內涵。尤其是近十年，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涉及這一問題的多種書籍：《重審林 彪罪案》《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畫傳》《晚年周恩來》《林彪日記》《林彪與文化大革命》……衆說紛紜，有力地推進了對林彪“九一三”事件 的研究。藉此機會，我們從中選出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以期促進徹底揭開“九一三”之謎。


（1971年）9月13日夜，已 經忙碌了一晝夜的周恩來在應變部署大體就緒後，仍不敢休息，又提筆寫信給毛澤東，匯報各方面情況。他知道毛對林彪出逃一事雖在表面上故作豁達，實際在精神 上受到重創，為此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急於想知道林彪的下落。為了多少讓毛寬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軍司令部剛剛獲悉的一份關於一架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地 區降落起火的報告。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呈上政治局與總參共同擬定的緊急戰備指示，參加者有春橋、文元、永勝、法憲、登奎（德生去空司指揮）及張才千、閻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位副總長和我，請主席審批。

現與各大軍區有通電話幾次的（如沈陽、南京、廣州、武漢、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電話。

江青參加了第一次會談，現已入睡。先念、國鋒、作鵬、會作分別至京西賓館、海司、總後工作通電話。

附上兩張情報，值得一閱。也許三叉戟飛機逃出去真燒死了，也許是敵人迷惑我們。今（十三）日凌晨六時半迫降的直五飛機，被壞人打死一，自殺二，活著二，文件材料甚多。
目前北空、北京軍區、衛戍區部隊均已進入部署位置，機場均有陸軍駐紥，手中亦有機動兵力，便於機動，一切請放心。
敬祝主席安康！】

9 月14日下午，疲憊不堪的周恩來剛剛服下安眠藥睡下，便接獲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特急電報，證實了林彪等人確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機毀人亡。這樣的結局，使 得連日來一直提著心的周總算是大大鬆了一口氣，慶幸黨和國家逃過了一次大的劫難。他情不自禁地連聲說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後興沖沖地趕到人民大會堂 毛澤東的住處，當面向毛報告這一好消息，勸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驅散一點毛心裡的憂煩。

不過，毛澤東也並非是贏家，而是“拋石頭”砸了自 己的腳，不僅毛本人“天縱英明”的神話在一夜之間破產，被供奉在神壇上的偶像地位搖搖欲墜；而且在政治上的陣腳大亂，發動文化大革命之舉再也無法自圓其 說。為此，毛不得不絞盡腦汁對“文革”以來的許多問題重新作出解釋，調整各方面的關係，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讓步，以穩住“文革”的敗局。這樣，禍亂頻仍的中 國政局出現了一線轉機。歷史給了周恩來一次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施展自己身手的機會。（節錄自《晚年周恩來》）（《新史記》第4期）

余杰：与孔庆东绝交书

最近十年来，我与孔庆东没有任何交往，这封绝交书似乎是多此一举。但我听说，直到最近，孔庆东仍然在标榜我十多年前为他的书写的序言，宣扬我跟他是朋友。在此情形之下，我有必要用公开信的方式作出澄清：孔庆东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论敌。

我与孔庆东的认识，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北大攻读硕士学位，孔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我听到不少有关孔的故事，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孔曾当选北大研究生自治会主席，此后遭到当局清算，被剥夺继续念博士的资格，发配到一所中学任教，几年后才重返北大继续学业。孔跟随钱理群教授读硕士，跟随严家炎教授读博士，两位教授都是我敬重的老师。因此，我将自费印刷的文集送给孔，由此我们成了朋友。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几经周折后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将孔庆东的文章推荐给书商贺雄飞，孔的处女作随后问世。于是，我们同时成为那一代大学生追捧的青年才俊和敢言知识分子。我们结伴赴全国十多所大学演讲和签名售书，在八九之后沉寂许久的中国文化界掀起波澜。

不久之后，我和孔庆东、摩罗等“黑马”都遭到中宣部的封杀。我们参与编辑一套给中小学学生的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出版社不让我们署名。在当代中国，做异议知识分子，必定艰难而孤独。我追随刘晓波先生走上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一回头，却发现曾经并肩战斗的孔庆东和摩罗“华丽转身”，由钱理群教授赞许的“精神界战士”变成毛主义者和哈韩派（此处之“韩”，非南韩，为北韩）。

道不同，不足与谋。从此，我与孔虽然同城，却再也没见面。我理解孔庆东卖身的欲望，在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北大教授向性工作者靠拢，让人见怪不怪。孔的言论日益出格，不仅歌颂中国的红太阳毛泽东，而且赞美北韩的红太阳金正日；反之，肆意攻击自由派法学家贺卫方，秽语辱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从而越来越有名，越来越有钱，职称由讲师而为教授，连妻子都换了几个。

当初，孔庆东以孔子后裔自居，如今紧紧抱住命令红卫兵挖了孔家祖坟的毛泽东的大腿。孔庆东为何数典忘祖？我听孔的一个同班同学透露，有一次其酒后吐真言，原来孔庆东根本不姓孔，而是一个弃婴，孔只是其养父之姓。所以，孔庆东从小极为自卑，由自卑而傲慢，由傲慢而癫狂，直至此次辱骂香港同胞是“狗”，将闹剧推至高潮。港人群情激愤，我看大可不必：倘若了解其孤苦身世，便可知其心理变态之缘由。

而我，如同东晋时侯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写下这封给孔庆东的绝交书，并给他最后一个建议：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治愈弃儿之心理创伤，否则此种反社会、爱独裁的病态心理继续演化，最终害人害己、贻害无穷。

作者：余杰，原载: 观察

林彪心重，要幹國防部長就要幹得最好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第一年（3）

《新史記》舒雲


林彪自尊心極強，他不願意讓別人批評。凡是交給他的工作，他一定要做得好上加好。忙完國慶那一攤，林彪又忙著下部隊搞調研。算起來，林彪離開軍隊有十年左右的時間了，更何況和平時期的軍隊對他來說更是十分陌生。他要儘快熟悉軍隊。

1959 年9月，林彪在三座門召開軍委常委會議，討論擴大空降兵的問題。林彪首先說：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是強大的，沒有問題，海軍、空軍和各個兵種，也都 在發展之中。相比之下，就是空降兵不夠，現在只有一個旅。現代戰爭需要大規模地在敵人後方進行跳傘作戰，也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有空降部隊，還要有空降武器， 包括空降坦克、空降汽車、空降炮兵等。這樣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因此，我們需要擴大空降部隊的建制。不過由於目前我們運輸機的數量有限，就先擴大一個 軍，成立一個空降軍，歸空軍建制。這個空降軍，要從陸軍中調一個最強的軍來改建。陳毅積極支持林彪的建議。林彪接著說：陳老總這樣重視空降兵，比我的想法 又進了一步，就是應當從陸軍部隊調戰鬥英雄、模範來。要選戰鬥經驗最多、打得最好的軍改建。賀龍、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羅榮桓等都贊成選擇打過上甘嶺 保衛戰的15軍改建空降軍。

10月15日下午，林彪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陪同下，視察位於北京南苑的空軍高級航空學校。林彪詢問了訓練工 作，並多次進入飛機座艙察看飛機狀況。他認為該校的工作有成績，對飛機維護狀況滿意，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不斷提高學員的政治素養和戰術、技術水準。林彪每 察看一架飛機時，都同這架飛機的空地勤人員親切握手。視察結束後林彪和該校幹部及部分空地勤人員合影。

10月17日，林彪在炮兵司令員邱創成中將、副司令員匡裕民中將陪同下，視察炮兵第6師第41團的炮兵各專業分隊，瞭解炮兵的軍事訓練和生活情況。

10 月19日，林彪身著便裝，在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國防部辦公廳主任蕭向榮，以及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副司令員徐德操陪同 下，視察工程兵某施工部隊。林彪詢問部隊施工作業和工程建設的各種情況，並到施工現場視察，認為部隊施工有成績，工程品質也很好。並對工程兵建設和國防工 程建設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視察結束，林彪接見該部隊正在舉行的三級幹部會議的全體人員，並一起合影留念。

10月17日，林彪視察北京軍區某炮兵部隊，瞭解炮兵部隊的訓練工作和士兵的生活情況。

10月19日，林彪視察在北京北郊施工的工程兵部隊。

10月20日，中央軍委常委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在中央軍委常委下，設立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等六人組成的辦公會議機構，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
10 月21日，林彪在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炮兵司令員邱創成陪同下，來到射擊場，參觀炮兵司令部組織的炮兵實彈射擊演習。林彪對炮兵部隊的訓練成績表示滿意， 認為這次實彈射擊任務完成得很好，尤其是反坦克炮兵對集團衝擊坦克的直接瞄準射擊，打得迅速、勇猛、準確，所有目標全部命中。林彪還視察了炮兵各專業技術 分隊，察看各種技術裝備器材，並與炮手、觀測手、計算兵、雷達兵交談，詳細詢問他們的文化程度、學習情況和掌握各種技術裝備的情況。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不 斷提高政治思想覺悟提高戰術、技術水準。
10月25日，全國群英大會在北京開幕，林彪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接見群英會主席團成員。

10 月27日上午，林彪與賀龍、葉劍英在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裝甲兵副司令員賀晉年陪同下，視察坦克1師。林彪首先聽取某支隊政委鄧輝匯報部隊訓練工作情況， 接著林彪到射擊場，參觀坦克連戰鬥射擊、坦克駕駛、坦克射擊預習、車庫和修理間。在射擊預習場上，排長梅乾泰打出優秀成績，林彪很滿意。林彪還到戰士宿舍 和連隊俱樂部，詳細詢問士兵的生活情況。
10月下旬，林彪主持軍委辦公會議，研究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強調“作風是無形的力量”

轉眼到了翌年4月30日晚上，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設宴，歡迎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林彪再一次“被出席”。

5月1日晚上，林彪上天安門城樓“被觀看”禮花。
5月11日，林彪與羅榮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委員李志民陪同下視察了高等軍事學院，並聽取學院工作的匯報。

5月12日，林彪、賀龍、聶榮臻等聽取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政委黃志勇關於國防工程會議情況的匯報。

5 月18日，林彪飛赴濟南，視察濟南軍區所屬部隊。5月25日，林彪聽取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舒同、第二政治委員梁必業匯報後說：濟南軍區沒有什 麼運動戰，就是陣地戰，就是死守。只有“頂”，沒有“放”，首先不讓敵人上島，上島不讓敵人上岸，上岸不讓敵人前進，這個思想要非常明確。沿海建設很重 要，海上一寸土，比陸地上一座山作用大得多，而不是差不多。林彪參觀濟南部隊的技術革新展覽會。他對官兵革新的器材很感興趣，勉勵大家繼續努力，爭取做出 更大的成績。

林彪聽取第26軍、27軍負責人關於部隊訓練、施工和培養三八作風運動的情況匯報，並深入到連隊、海島、工地視察，察看沿海 地形和國防工事。林彪說：我們的守備部隊不僅是保衛海島，還要建設海島。……要依靠島上人民，以島為家，把海島儘快建設成為海上堡壘、生活樂園。林彪和戰 士親切交談，勉勵新戰士劉希寧好好向老同志學習。

5月30日，林彪在青島視察海軍高級學校，林彪說：我們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依靠政治、依靠黨的領導和黨員的作用，依靠群眾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來搞好一切事情。林彪為海軍高級學校題詞：作風是無形的力量，要培養良好的作風，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6月5日，林彪由青島飛赴無錫。
6月6日，林彪由無錫乘火車到上海。

6月14日至18日，林彪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舉行的擴大會議，毛澤東作十年總結的講話。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1960-1962)補充計劃問題。

6月17日 林彪聽取總參謀長羅瑞卿關於召開全軍參謀長會議安排的匯報，並批閱提交會議討論《關於我軍組織編制八年規劃(草案)》、《1960年至1967年我軍常規裝備建設規劃(草案)》、《陸軍軍、師編製表(草案)》等文件。（《新史記》第4期）

“东方巨龙”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默克尔访华之际，《明星周刊》公布一项最新调查结果，德国人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有所减轻。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并不感到担忧。


对"东方巨龙"崛起的担忧与日俱减？

根据位于汉堡的明星杂志社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虽然仍然有30％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这一"庞大帝国"的崛起感到恐惧，但是这一比例已经比一年前降低了10个百分点。大部分接受调查的读者（68％）表示，目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形势不令他们感到担忧。

不过，德国人仍然对于中国企业进军德国市场持保留态度。只有24％的人对这种所谓的以"贸易促变革"方式表示赞许。67％的受访者则对中国加大对德国企业的投资持排斥态度。

尽管去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出现巨大增长，但57％的人仍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比德国的更有效率。30％的人则持肯定态度。

大部分德国人同意将人权与两国关系挂钩

一个是多年的老大哥，一个是正在崛起中的东方大国，德国人显然更喜欢美国一个是多年的老大哥，一个是正在崛起中的东方大国，德国人显然更喜欢美国

德国人对中国维权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切。根据《明星周刊》的这一调查，71％的人认为，只有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出现进步，德国才应该进一步扩大两国合作关系。

在好感度方面，中国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低于美国：62％的受访者认为，作为超级大国来说，美国更容易给人带来好感；只有11％的人更喜欢中国，27％的受访者没有明确的选择。

据"明星在线"网站透露，这一问卷调查是在今年1月26日到27日期间进行的，该杂志选择了1001名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公民作为调查对象。误差允许范围在正负三个百分点之内。

本周四，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中国，这也将是她第五次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本周初在柏林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化年"活动，也体现了德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增加的互动联系。

来源：奥新社ots 编译：雨涵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

今年元旦，我看到民主党秘书处发出的祝贺王有才先生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报道，感到十分振奋。这标志2012年，人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距离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又接近了一步。组建这种有针对方向的党派非常必要，最起码可以起到对暴力革命研究和指导的作用，让中国的民主进程少走弯路。

我认为，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是无法绕开的必然一步。按照目前中国的现状，实现台湾那样的民主恐怕遥遥无期，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去掉了中共这个最大的绊脚石，新上台的政府要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只能缩短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再延长了。

这不等于说我喜欢暴力革命。了解中共历史史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暴力革命的血腥、残暴、没有人性的一面；谁都喜欢像台湾、东欧以及茉莉花革命当中温和的那几国，和平着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中国大陆无法实现这种模式，下面我还要详细讨论。

这也不等于说我们要促成暴力革命。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大家都想生活安定，有人突然号召暴力革命，只能被大家看成疯子。暴力革命是诸多因素拼凑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大势所趋，它也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如果找人为促成的因素，那也是中共几十年的言传身教和倒行逆施的结果，这也是大陆有别于台湾的原因。

实现暴力革命的必然因素有以下六点。

一，中华民族自有的特性。

1、“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不可否认，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都可以归纳或转化为经济利益的矛盾。当前中国的权贵集团，随便拉出一个都会有数亿元的非法所得，他们与广大的草根民众早已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矛盾。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幻想着这个社会保持稳定以外，底层民众已经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恨不得赶快来场暴力革命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千万不要以为向往革命的只是最底层的穷人，很多比较富裕的人士也照样受少数权贵的欺榨。每年新年我都参加一些民运圈以外人士的聚会，最爱听他们介绍大陆现状。今年与往年最大的变化是开始有人议论造反了。

2、中国人的自欺心理及其反弹。

鲁迅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当奴隶而不成的时代。要知道，鲁迅时代的中国人，要比中共建政以来的中国人有自由、有尊严得多。毛泽东就是利用各种运动整人，借一部分人想当奴隶而不成，让另一部分人珍惜自己的奴隶地位。不仅如此，中共还刻意培养奴才意识，比如争取入党入团、检举揭发别人、向党交心表忠心。经过这样的洗脑，有人就真受骗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党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给了我吃和穿”等等。只要言论开放，这种糊涂人很快就会明白，党也不出产粮食布匹，怎么能给你吃穿？你的吃穿还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即使给了，那也是从地主资本家那里抢来的非法所得，用得并不光彩。

在没明白的时候，以为自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有这么一点精神力量支撑着就能忍，粮食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农民也不造反，工人几十年不涨工资也不闹事，一旦他们看清自己上当受骗的窘境，他们满腔的怒火要比一直都明白的人要旺盛得多。

3、崇尚暴民情结。

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暴民褒多于贬。例如《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们，许多也是滥杀无辜的高手。李逵是其中的典型，人们都注意他忠厚、孝顺的优点，很少有人谴责他抡开板斧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砍的行径。暴民意识源于社会的不公和法制不健全；弱势群体在腐败横行、不讲法治的国家生存，往往又以暴民意识作为对抗强权的精神支柱。暴民不一定是暴力革命的主体，起码是促成暴力革命的主要力量。

4、仇富和唯恐天下不乱心态。

当初中共暴力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利用的正是国人的这种心态。早期中共武装所需军饷，全靠对富人打家劫舍和绑票索取，人们并没有对这种土匪行为有所警觉，即使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中共建政前夕，许多人放弃逃离大陆去香港台湾，宁可迎接中共的统治，结果绝大部分都遭了殃。穷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土改时斗起地主来格外凶狠，全然不管人家的地是不是合法所得。“为富不仁”成了定律，很少有人质疑它的合理性。

如今中国暴富的人更多了，他们比起49年以前的富人来说，非法所得的比重要大得多。仅仅这一个诱因，加上唯恐天下不乱的因素，拥护暴力革命的恐怕就会占大多数了。

二，中共长期教育的结果。

中共是靠暴力革命起家，所以对暴力革命情有独钟，在教育课本、影视作品、文学艺术等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阵地，都对暴力革命极尽美化之能事。它不仅美化自己的恐怖暴力行为，也大肆赞扬美化李自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些劣迹斑斑的暴民运动。这样宣传教育的结果，其实是教会了人民采取以暴制暴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暴力革命。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种宣传教育是非常愚蠢的，难怪近几年一些御用学者不断提醒当权者，要转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维，但是为时已晚，况且也不好自圆其说。

三，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

在80年代，中共高层开明人士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人感到似乎中国有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可能，其实这是幻想。因为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逆向淘汰，它的大部分成员是死板保守投机自私的；体制也依然是专制独裁的。那时候确实是中共唯一的一次改弦易辙的机会。尽管开明派占据着舆论和正义的优势，还是敌不过极左势力的权势，例如取缔民主墙、不能否定反右运动、给民运人士魏京生徐文立判刑、搞“批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直到“六四”大屠杀，中共党内开明派彻底没了位置，从此中国离民主化相去甚远。开始人们还寄希望于独裁者邓小平死了以后，或许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改变现状，毕竟这是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往往会落空。随着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假如现在中国变成民主法治国家，该集团的成员的罪恶足以个个判处死刑。可以想象，此时要想和平地让权贵们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这怎么有可能呢？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把住权力不放，决不能给民主一点儿松动。因此与达赖喇嘛不可能谈判出结果；“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必须判刑；民主呼声高的大陆人士一定被关押。很容易大家就都明白了与虎谋皮是行不通的，消极等待是遥遥无期的，唯一的希望也就剩下暴力革命这一条路了。

四，新仇旧恨的积累。

中共建政以来，不夸张地说，是罪孽深重、血债累累。几天前的一份中文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杀人最多的暴君。前面提到，80年代是中共改弦易辙的唯一机会，也是在罪恶史上与前任毛泽东划清界限的机会，容易得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但是由于中共多数成员素质太低，加上独裁者邓小平本人的前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毛政权的继承人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为过去的罪孽认认真真地道过歉，更不用说经济赔偿了。地主富农被没收的财产没有一点退赔、房产主被没收的房产绝大部分没有返还，就连历次运动扣押被迫害人的工资都没有如数发还。无数被杀死和酷刑致死的无辜者，得到的仅仅一纸平反通知，那些土改时被打死的地主、文革时期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连这张纸也得不到！

今天，一脉相承的当权者们，自己享受着豪华别墅特供食品，让草根民众吃有毒有害的食物，让他们的孩子砸死在劣质楼里变成了结石宝宝，当权者用不作为的方式在继续着间接杀人！

那些死难者的亲人、那些还活着的受过中共迫害的、那些有冤无处伸的上访者，对权贵们生吃活剥的心都有，难道他们不盼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吗？

顺便说一句有关和谐的问题。当权者近几年提出建设和谐的社会，这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刚才说过，当权者对人民是有血债的，在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以前，他是没有资格要求被害者与他保持和谐的，即同意和谐与否的主动权在被害者一方，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五，榜样的作用。

中国人很难做到“敢为天下先”，所以有这样的歇后语：“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是没出息的一面。但是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又特别强，它弥补了前面的不足。毛时代常说的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来有点道理。

杨佳、郑玉娇就是榜样，在网上好评如潮。我更欣赏杨佳，他有点荆轲视死如归的风格。当然也有貌似公允的人同情被杀的警察，说他是滥杀无辜，甚至把杨佳比做恐怖分子，这就错了。杨佳是向腐败的专政机器宣战，任何穿警服的都是他的敌人。更该同情的应该是杨佳，他是无辜受害，而警察在选择这个职业的那天起就应该知道有风险，而且参加了这个组织，既可以享受同伴的荣耀，也应该分担同伴的过失和耻辱。一个杨佳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轰动，他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自焚的人。据朋友说，杨佳事件公布以后一段时间，北京的警察对市民的态度立刻谦和多了。我想上海的警察一定更有变化。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二位都是为个人的原因行使正当的暴力，假如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行使暴力甚至献身，那就更值得尊敬了。我相信不用很久，这种英雄人物就会出现，因为一切条件已经具备了。

六，设想的暴力革命起因。

按当前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办一件事一定要考虑它的效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道义的。同时也要计算投入和产出比。在所有行业比较，抢劫贪官的财物是一本万利而且风险很小，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智慧，盈利最佳的行业。所需人员最少三名即可，投资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主要用于是购置简单的武器和一些消耗性材料。每次它们的折旧和损耗假设100元，每次行动收获假设100万元，不算人工成本利润是一万倍。马克思说得好，百分之百的利润就能让人铤而走险了，更何况百分之一百万呢？

再说风险，可以视其为零。原因是贪官绝少敢于报案的，万一有人报了案，只需引爆警察来路的一颗遥控炸弹，相信绝对没有警察再敢前进一步，因为凡是为腐败政权效力的。全是利益的驱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计算利益的得失，当遇到风险的时候，首先选择的是保护自己。

以上所说的物质条件，国内应有尽有，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急于盈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障碍。况且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仅仅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武器弹药的制作方法。

如果绿林好汉们（或称“打腐队”）做事明智，抢来的财物拿出相当比例捐给公益事业，还可以有道义收获，换取民众的支持。

几个案件过后，所有警力都变成了权贵的私家卫队，从此再没有多余的警力去干维稳的勾当，于是暴力革命应运而生。
我再次声明，我不喜欢暴力革命。它就像拔牙前的打麻药，这个疼是免不了的。你能说你喜欢往牙床上打针吗？我也不认为抢劫贪官是十全十美的好事，它最大的好处是消耗了腐败政权的警力，或许在经费上对革命有所帮助，坏处是给民主化的中国追讨赃款带来一些困难。利弊孰大孰小，取决于民主化进程的快慢。暴力革命容易助长暴民意识，我相信随着普世价值的普及和各个追求民主的党派的努力，会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

于2012年1月24日

以上是2012年1月24日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民主讲座”的一次发言。会后“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和一些个人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概括如下。

问：假如发生了暴力革命，会不会受到军队的镇压？

答：“六四”以后，邓小平在世人心中永远是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我相信在中国不会再发生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军队中也没有人敢于充当这样历史的罪人。尤其经过利比亚事件以后，掌握军权的人更应该认识到世界潮流的方向。将来如果发生战斗，顶多是平民与警察之间的战斗，而且是轻武器级别的。政府如果动用了重武器，主谋难逃反人类的罪责。米洛舍维奇就是例子。

问：你是不是主张暴力革命？

答：用“主张”这个词不太合适，多少有一点促进、促成的意思。我在发言中说过了，暴力革命是大势所趋，此时再谈“主张”没有意义。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暴力革命到来该怎么办？是欢迎还是反对，该做点什么。我认为，作为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该努力让暴力革命不偏离实现中国民主化这个方向，比如更理性地解决腐败政权遗留的一些问题，尽量克服暴民意识等等。

问：暴力革命会使中国更民主吗？

答：暴力革命的过程之中是否让社会更加民主，我无法预测，但是我可以肯定经过暴力革命以后，能够比现在更快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问：暴力革命会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片混乱？

答：也不要把暴力革命想得那么可怕。文革时期我参观过东北最严重的武斗地区，那是两派真枪实弹的战斗，政府早已经瘫痪，军队也袖手旁观。在每个派别的势力范围之内却是一派祥和、秩序井然。人与人之间表现的是民主、平等、和睦。由于武斗影响了运输，被选出来的领导班子时不时地组织武装车队解决市民的生活所需。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段舒心的日子，要比文革初期抄家、破四旧和后来的一打三反、抓五一六要好过得多！八九“六四”的时候，政府也处于不作为状态，社会治安也要比平时好得多，小偷没有了，吵架的见不到了，汽车互相刮碰也能得到友好的原谅。一旦群众自发起来革命，精神面貌都会为之一新。

作者：遇罗文，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