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周瑞金，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则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或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总是堆叠着“我不相信”的反应。甚至还出现了对国情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极端评价，如“执政产业化”等。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


　　【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

　　知识界层面，从当下的社会思潮看，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

　　比如，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重庆主政者力倡的“唱红打黑”，“乌有之乡”网站激烈褒扬的“文革”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广东主政者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村社会群体事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小平南方谈话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综上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主持人梁文道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现在皇帝自己也知道他没有穿；他不但知道自己没有穿，而且也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可是他还是就这样走出来了。”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类似的情形。仅以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就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舆论场”，前者的噤若寒蝉、自设道场，与后者的无拘无束、嘻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主流媒体的声音几乎都被民间舆论当成了“皇帝的新衣”，所能起到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说，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这样有重点地推进——

　　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经不占市场主要成分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

　　其次，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渐渐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绝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

　　第三，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而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高层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的“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同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政治年”。全国人民热切期盼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以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真正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息奋斗！

作者：周瑞金，原载: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