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金瑞子
早在建國初，中共中央針對廣東本土幹部（含早期在廣東工作的已經粵化的中共幹部）的“反地方主義”就聲勢浩大的搞了很多年，血雨腥風的鬥爭之殘酷豈是只能拿“反腐”作利器的晚輩江澤民或胡錦濤這種“書生”所能比的。
可以說，中共最持久的一場歷時近20年的“反地方主義”鬥爭就是針對廣東。這場聲勢浩大又擴日持久“反地方主義”鬥爭中，三萬多廣東幹部遭到迫害，被整死鬥死的幹部和群眾大有其人，一提起“反地方主義”，很多廣東人就心驚肉跳。
學者朱健國在“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一文中指出，表面看來，這一運動的受難者（失敗者）是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三萬廣東地方幹部（包括解 放前來粵的外地幹部），勝利者是林彪、陶鑄、趙紫陽等“四野”體系的軍黨幹部，而深入研究，其深層矛盾，則要追究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
當然，若要以平反者為最終勝方來看，從1979年8月以習仲勳、任仲夷為首的新廣東省委下達《關於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吹響平反鬥爭的衝鋒號，至 1994年4月，在以謝非為首的廣東人主政的廣東省委的不斷要求下，“廣東地方主義”最後一個未平反的“首領”方方，也終於得到中共中央下達的平反決議。 至此，廣東平反地方主義鬥爭“大獲全勝”，最後的勝者當是周恩來、葉劍英。
如果簡要地概括“廣東反地方主義”歷程，可以這樣說：“廣 東反地方主義”起因於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建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於李雪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起於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止 於林彪、黃永勝垮台，終結於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於葉劍英上昇為中共三號人物、成為鄧小平必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於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 之時。
1949年9月11日至19日， 葉劍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贛州召開的中共華南分局委員會擴大會議，宣佈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為首，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陳庚、鄧華、賴 傳珠為常委，組成新華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這兩次改組，就形 成了以廣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
朱健國指出，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廣東。由於這時“四野”為主的大批南下幹部還未成為廣東領導層主流，沒有真正的“外來通天權威”，這一階段是 “廣東派”的發展良機，毫不存在“反地方主義”。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全國一分為四，批準成立東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大軍政委員會，“分封”給高崗、饒漱石、劉伯 承、林彪。廣東省隸屬於中南軍政委員會，葉劍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廣東開始試行“土改”， 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葉劍英提出了“廣東特殊”，先從“三縣著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 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試點。“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彙報土改工作，毛澤東說：土改面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11月，分局 落實了毛澤東的指示。
但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員會出面），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 華南分局存在著嚴重分歧。中南局和中南土改委員會也作了調查研究，而且掌握了不少事例。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是因為黨組織不純，幹部 隊伍不純，許多幹部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資產階級華僑、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
毛澤東與葉劍英。只是礙於葉劍英是華南分局第一書記，林彪和鄧子恢不便於直接站出來指責和批評。但不久後，時任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公開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
很多人都清楚，若沒有中南局一號人物林彪的支持，李雪峰很難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廣東。但是，以葉劍英為代表的華南分局卻 “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評，我行我素，”朱健國説。
一般認為，廣東反地方主義共有三次大戰役。
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也是歷時持久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的爆發點。起因是當時華南分局組織部一位副部長，將一批正縣級的南下幹部， 降為副縣級（見1951年6月31日葉劍英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一些南下幹部對這種做法不滿意。尤其是對土地改革，有著不同的看法。地方幹部大 多主張緩和，主張“寧慢莫亂”，“寧可無土改，不可無公糧”，“要有步驟有秩序進行。”於是，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會的領導人李雪峰等兩次來到 廣州，先後召開了11縣土改總結會議和華南分局擴大幹部會，對方方的總結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廣東土地改革的試點工作在指導思想上有問題：第一，11縣 的土改，缺乏農運高潮，黨內部分幹部未堅決站在農民方面、為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而鬥爭；第二，照顧其他階級多，體貼農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階級分析：第三，對 敵人不夠狠，對群眾不夠熱；第四，廣東基層組織不純，不能依靠。這四條把三縣的土改全盤否定了。當時華南分局的領導人，堅決不同意這種看法。
由於林彪和毛澤東的親密關係以及林彪對“解放戰爭”的特殊貢獻，中南局的看法直接影響到毛澤東。毛澤東和中南局認為，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和進展緩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領導幹部，加以調整，並抽調一批幹部予以支援。
這一次“反地方主義”，終於使葉劍英於1953年2月在“養病”8個月後調離廣東，到中央軍委分管教育閑差；方方於1952年7月，由華南分局第三書記 降為第五書記，位居陶鑄之後，1955年調離廣東，到中央僑委任副主任；海南行政區一把手馮白駒也只在名義上保留海南區黨委書記，於1952年8月調離海 南；隨著這三位主帥的貶謫，上萬名廣東幹部都被先後戴上了“地方主義”帽子受整受貶。
而陶鑄接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有四野背景的趙紫陽經中共中央批准，昇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書記，並兼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成為陶鑄在廣東的副手。這時，趙紫陽年僅34歲。趙紫陽成為中國最年輕的省級幹部之一。
廣東的陶、趙權力體制也隨之形成——兩人牢牢抓住廣東土改大權為突破口，從而全面接掌廣東大權。
朱健國説，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在陶、趙主持下，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 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這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 都要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當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團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三軍政委張池明，分別擔任粵東區和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第四十四軍政委譚 甫仁、第四十五軍政委謝明分別擔任東江和珠江地委第一書記，其他各地、縣，原則上均由南下幹部擔任第一書記；先後調入數萬名大軍、南下幹部。
作為廣東地方幹部的老領導方方，一直不同意“廣東幹部隊伍不純”的估計，挺身保護廣東幹部。但廣東地方主義的問題最終得到中南局和毛澤東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在周恩來、 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在場的情況下，毛當面批評方方：廣東搞地方主義，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又說，方 方“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 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
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被毛澤東以“抓總”為名靠邊站的葉劍英只好當場檢討自己的“廣東特殊論”。
這時，人們方明白，所謂“廣東地方主義”，其特徵是：
1、反對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軍、南下幹部”，在幹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幹部。
2、提倡廣東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3、拉幫結派，“組織反黨小集團”。（《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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