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镜似的反映知青那段历史

——评央视电视剧《知青》


旧上海知名游乐园“大世界”门前，摆立了一面哈哈镜，人们站在面前照镜子，必然哈哈大笑，哈哈镜的称谓由此而来。因为哈哈镜使用光的折射原理，夸张地颠倒和歪曲了人们的形象：矮子可以照成高子；胖子可以照成瘦子，达到漫画喜剧效果。

而在央视一套节目才播放完的当代历史剧《知青》，就是歪曲颠倒知青历史的哈哈镜，而它留给人们的不是哈哈大笑，而是深沉地思考！

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歪曲知青那段历史，如此美化知青当时的劳动生活状态，编导者和播放者的动机何在？是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向往文革知青那段历史吗？还是有意无意地引导青年重复那段历史吗？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作了这样的历史结论：“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来了‘三个不愿意’：知青本人不愿意，知青家长不愿意，当地农民不愿意！”试想：把一直生活学习在城镇，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大部分还是15、16岁的未成年人），就硬使他们一下就离别他们从小就生活的城镇，一下就远离他们的父母亲人，到一个陌生农村环境，生活劳动，他们愿意吗？他们的父母亲人放心吗？在下乡当地土地资源缺少，集体财产匮乏的当地农民，他们愿意接纳这些半大不小的来拖累他们吗？

而那时知青离别城镇的真实情形是：亲人们抱头痛哭，依依不舍，撒泪而别。如果有知青赖着不下乡怎么办？那时权力者自有办法：强行迁移户口，强行作废粮本，断其生活来源，逼迫其下乡。

电视剧《知青》把知青中的特殊群体——占知青中20%的“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作为重点，花大量镜头来粉饰。而把占80%的插队知青作侧面轻描淡写地反映，掩盖那时绝大多数插队知青艰难困苦的真实情景。熟悉当时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生产建设兵团”人员，就是半军事化的农场工人——就是有单位的人了。他们有固定工资，有稳定的粮食副食供应，有固定的探亲假，有一定的作息时间。跟当时的城镇职工待遇差不多。尽管环境偏僻一些，生活也不怎么宽裕，但也不会饿着冻着。是那时知青梦寐以求的工作地方。除了象北京上海……那样大城市的“红五类”中的有一定关系的子女，一般知青很难进入这个特殊群体的。在这样少数的特殊群体里，他们可能有激动，有奋斗，有狂热，；有豪言壮语，有激情燃烧。难道就是这少数“兵团知青（农业工人）”的特殊群体，能反映整个知青的劳动生活的真实情况吗？

关于那时占知青80%的“插队知青”的劳动生活状况，有两封权威的信件可以集中典型反映出来：

一封是当时福建省莆田地区小学教师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反映他15岁的儿子，初中毕业生插队农村的劳动生活情况；一封是毛泽东的回信。

李庆霖在信中写到，“头年由国家供应口粮和发给生活费，维持了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第二年起，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

“……在山区，孩子终年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分红，没有一分钱劳动收入。下饭菜吃完了，没有钱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在这里，我没有添枝加叶，也没有断章取义；只是摘录了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反映他儿子——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未成年人，一个插队知青的劳动生活情况。

而毛泽东也在回信中认可了这些真实情况，“……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拖了四年多，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解决知青问题。

而央视电视剧《知青》，少有镜头反映插队知青艰难困苦的劳动生活真实情况，而多用镜头反映插队知青战天斗地、愉快乐观的精神面貌。这合乎当时的历史真实吗？

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当时最高权力者的权宜之计，无疑是失败的！改革开放后知青返城政策，无疑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包括兵团知青在内的全国知青，都兴高采烈、义无返顾自愿返回城镇。证明了文革中的知青运动那样的荒唐和无奈，是那样不得人心！

文革和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断送了一代人的学业、事业；荒芜了他们的青春；耽误了一代科技人才的成长……。文革和文革中的知青运动，就应该全盘否定！

文革和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是当代史，距今才50多年。绝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就有人明目张胆地颠覆和歪曲这段历史。正如温总理在今年三月两会中答记者问中所特别指出那样：“……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并强调指出，“如果政治改革不成功，文革的历史悲剧就会重现！”

电视剧《知青》，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客观上是在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评功摆好；客观上是为文革的重现制造了一点舆论。

国人须时刻警惕啊！

wangwei68，共识网

陳鵬：台灣民主短期內趨成熟

明鏡記者柯宇倩／2012年的台灣總統大選中，“九二共識”與“台灣共識”成了藍綠打對台的焦點之一，此場選舉也被視為全民對“九二共識”的公投，但“九二共識”到底該如何定義，不論是北京還是馬英九政府，都尚無定論。大選前後到台灣觀選的美國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政治學副教授陳鵬對《明鏡》表示，模糊的“九二共識”短期來說有利雙邊關係的發展，此場選舉也反映出大部分台灣人民對經濟的考慮，超越了對獨立問題的思考，民進黨在敗選後應該思考的，便是是否該繼續堅持台獨綱領。

陳鵬在加州柏克利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東亞政治經濟、比較政治、中國大陸與台灣政治、勞工政治等，目前為美國著名女子文理學院曼荷蓮學院政治學副教授。

台灣民主短期內趨成熟

2012年台灣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吸引眾多海外學者到台灣觀摩競選過程，陳鵬是其中一人。與往年的總統大選相比，陳鵬認為這次的選舉能感受到明顯的不同。

“台灣的民主制度在很短的時間內一直在演變，並且逐漸成熟。”陳鵬對《明鏡》表示，台灣從1996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開始直選，至今不過選到第13任，能有如此大的進展很不容易。陳鵬指出，雖然台灣民主仍有不完善之處，例如選舉前兩黨基層都傳出買票的情況、政府也有些貪污問題，但這些情形與從前相比都已大有進步。“美國早期的選舉問題也很多，也會買票、貪污。美國民主制度已經歷經如此長時間的發展，至今還是有很多問題。”

陳鵬認為，從前台灣的總統選舉，不管是陳水扁或馬英九當選，一旦選舉結果令一方不滿意，總會引發抗議、鬧場的行為，這次的選舉，即使落敗方難免失望，但民眾普遍都很克制，反映著台灣民主正朝正面的方向前進。

一般人對民主程序的態度也較以往不同。陳鵬對《明鏡》舉例，即使有民眾不太認同ECFA，覺得沒享受到ECFA的成果，或認為選舉結果不理想，但老百姓普遍對民主制度比較有信心，也比較有民主意識。“這是台灣與南韓、東歐等新興民主國家相比較之下的特點。”

不過，台灣偏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半總統制）民主體系，多年來也一直遭到質疑。在如法國的雙首長制國家中，總統由全民投票產生，總統和總理均握有行政權，總理和各部會首長則需對國會負責，而台灣的總統對行政院長有任免權，閣員也非由立法委員兼任，但立法院又有質詢權，因此並非總統、內閣制，也不完全是雙首長制，不過一般認為仍較偏向總統制。在美國這樣的總統制國家，總統為最高行政首長，掌握行政權、組織內閣，議會則握有立法權，一旦總統與立法院的多數黨不同黨，在政策推行上將有困難。

陳鵬對《明鏡》解釋，美國目前國會中以共和黨佔多數，而總統奧巴馬是民主黨，總統與國會多數黨不同黨，使得美國在遭逢經濟危機的時刻，外交、經濟政策無法順利推行，對國家是不利的。但反過來看，總統制下，政府無法獨斷推行自己的政策，不能濫用職權，對人民來說也是一種保障。

“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兩大黨時有衝突，政策較難推行，但在民主制度下，這個情形可說很正常，而且有不同黨互相制衡，每個黨的作法不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好處。”陳鵬說。至於本次台灣選舉後，雖然國民黨的立委席次由81席減為64席，少了17席，但在立法院仍佔多數，新一任的立法院正副院長也仍由國民黨員擔任，因此陳鵬認為應不致於造成政策推行上的太大困難。

至於內閣握有行政權，國家元首並未掌控實權的內閣制度，陳鵬表示也有其缺點。內閣制度下，民意容易反應，政府的效率或許比較高，但政府的績效必須完全依靠領導，領導做得好，成績就好，領導不好，一個普通的政策也可能害了許多人。

美國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政治學副教授陳鵬。（陳鵬提供明鏡）

鐵道部長盛光祖至少戴過4塊名錶總值40萬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秦雲
　　

前文提到，“花果山總書記”最早有鑒錶念頭，源自“7·23”溫州動車事故，但他所看到的那位戴了7萬多元勞力士錶的，正是現任鐵道部長盛光祖。
令“花果山總書記”深感震驚的是，原來，盛光祖此前在不同場合還戴過多款名錶，包括伯爵（Piaget）的紅金Altiplano、Glashutte Original Senator Automatic、歐米茄星座天文台金鋼黃金雙色等，其中，能確認型號的大概就有4塊，總值在40萬元以上。
西方媒體指出，在7月23日的溫州動車事故後，鐵道部一度成為中國網民口誅筆伐的對象。

英國媒體介紹說，“花果山總書記”無意中從新聞圖片中發現，現任鐵道部部長的盛光祖，在任海關總署署長期間的一幅制服新聞照中，赫然帶著名錶——勞力士（ROLEX）蠔式恒動日誌型，該表目前中國市場價為7.35万元（人民幣）。

“花果山總書記”隨後以網絡搜索了盛光祖的多張新聞照片，他發現，這位高官不但喜歡拍照，也喜歡收藏名錶。於是，他就把盛光祖的帶錶照片上傳新浪微博，並將細部放大比對，與微博網友訂正錶款和報價，期間屢發屢刪。
在多個場合中，盛光祖有多隻名錶替換，纍計有“歐米茄（OMEGA）星座，海外代購價約3萬元；伯爵（PIAGET）ALTIPLANO，約7萬”等。既有歐米茄、勞力士，也有“低調”的德國品牌格拉蘇蒂（Glashutte）、瑞士牌子伯爵（Piaget）等。

假設這位前海關高官不是有收藏山寨假錶的特殊愛好的話，僅把公開的新聞圖片中能看到的手錶加在一塊，盛光祖擁有的名錶總價就超過了40萬元人民幣。
隨後，“總書記”和他的微薄粉絲開始了“維基解密”式的尋錶、鑒錶狂歡。

《每日電訊報》報道說，通過放大網上搜索到的圖片，“花果山總書記”認出了盛光祖佩戴的金光閃閃的幾塊錶分別是價值7300英鎊的Rolex Oyster Perpetual DateJust，價值7000英鎊的Paget Altiplano和價值3000英鎊的Omega Constellation。

該報接著寫道：盛祖光之前是海關總署署長，在今年2月份才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以接替因為貪污腐敗被抓起來的劉志軍。該報還援引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稱，劉志軍貪污金額高達9500萬英鎊。



自從被“花果山總書記”盯上之後，網上再難找到鐵道部長盛光祖“戴表”照片。

劉延東和諸多高官都上榜

除了盛祖光外，登上“花果山總書記”名錶榜的最大高官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了。“總書記”在給劉延東的名錶進行鑒定後寫道：
“可能女幹部都愛戴星座，這股風氣早在N年前就開始蔓延了。劉委員這錶應當是已停產的1292.30.00，請注意3點位的日曆小窗。作為高級領導人，戴這麼便宜的錶（公價只三萬出頭）沒神馬好說。”

雖然“總書記”聲稱“沒神馬好說”的，而且還“這麼便宜”，但被視為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一員的劉延東，戴著價值3萬塊的名錶，儘管沒有遭到網民們指名道姓的謾罵，已被稱為“戴錶者”中的一員了。

被“總書記”上榜的官員名單中，還有鐵道部副部長陸東福、衛生部副部長尹力和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等，他們全都佩戴著價值4萬元以上的名錶，不過，部分涉及高級別官員及其昂貴手錶的信息發出之後，很快就被刪除了。
例如，鐵道部副部長陸東福在視察時，帶一隻勞力士（ROLEX）蠔式恒動探險家（Ref.214270），市場價5.14万元；衛生部副部長尹力在探望老同志的照片中，帶著勞力士潛航者型，疑似Ref.116613LN，公價9.26万元，民政部慈善和社會捐助處處長鄭遠長，帶著勞力士格林尼治型II（黑色Cerachrom 狗牙圈配蠔式鏈），公價約6萬。
地方高官也喜歡勞力士。浙江省發改委主任孫景淼、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也喜歡勞力士，他們的錶和盛光祖部長戴過的那塊同款不同色（Ref.116233），市場價也在7萬多；山西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朱先奇的標準照中，帶著一隻黑盤配蠔式鏈的勞力士恒動日誌型(Ref.116200)，4萬上下。
歐米茄（OEMGA）也頗受高官歡迎。有的官員把表反過來戴，如呂梁市委組織部長牛社威，他帶一隻金扣配金錶+深色線的鱷魚皮帶的歐米茄，這一系列中，最便宜的一款也是7萬的Seamaster（Ref.2608.52.37）；國稅總局地方稅司司長陳傑、內蒙古自治區交通廳廳長江維，也帶著歐米茄星座，公開價格約4.2万元。
帶歐米茄的還有，司法部原副部長范方平、重慶市政管理委員會主任王元楷、甘肅省委宣傳部長勵小捷等。

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帶一塊卡地亞Pasha C，專櫃價格大約4.29万元；昆明市委副書記、市長張祖林帶一塊卡地亞藍氣球，市場價6萬元；原海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現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周文彰帶著伯爵（Piaget）Emperador，價格過10萬。
一張新聞圖片中，浙江台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馬曉暉正在慰問困難老人，他送了貧困戶一大瓶花生油。馬曉暉腕上，帶著一隻紅金材質的積家（jaeger）MASTER小三針，花果山總書記調侃地說，“可以換一列火車的花生油了”。
花果山總書記說，在北京一次飯局上，曾看過某部司長戴了塊市價70萬的百達翡麗，這是一個頂級鐘錶品牌。號稱：“沒有人能擁有百達翡麗，你只不過為下一代保管而已。”
事實上，除日前因被東星航空蘭世立實名舉報貪腐、成為新聞人物的武漢市常務副市長袁善臘外，《南方週末》的報道並沒有點出上述任何一名官員的名字。據“總書記”的鑒定，袁帶的錶款為：“浪琴L4，公價8100元。很低調。依據：嘉嵐特色錶耳、錶盤反光樣式。”
隨著“鑒錶”遊戲的展開。花果山總書記的微薄屢屢被刪，壓力也越來越大。8月7日，他把部分“鑒定成果”製作成PPT，提供網友下載，以備“和諧”，果然，刪除令在《南週》報道後很快下達。（《明鏡月刊》第23期）

杨佳袭警案纪录片在韩国影展首映，上海警方极力阻止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36岁的上海电影导演应亮以杨佳袭警案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我还有话要说》，4月28日，该片在韩国全州影展上首映。此前，上海警方曾经透过一名韩国人以中国公司的名义，出价五千万欲买断该片版权，结果遭到应亮拒绝。首映前后，应亮及家人曾遭到上海警方的连番恐吓。
    杨佳袭警案在2008年曾震惊中外，据媒体报道，此案导致6名警察身亡、5人受伤。此案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包括刘晓原在内的多位良知律师曾主动为杨佳辩护，但是，其辩护权最终被上海警方以非法手段剥夺。为了最大程度地控制舆论，杨佳的母亲则被警方送入精神病医院，无法为儿子聘请律师。杨佳案开庭时，为其充当辩护律师的只能是官方指定的律师。

    袭警案发两个月后，杨佳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直到案发4个月之后，杨母才被告知杨佳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杨母曾是一位访民，因为遭受不公正对待而诉讼、上访8年之久。在袭警案之前几年，杨佳在山西旅游时，门牙曾被警察打掉。对警察执法不文明直接或者间接的感受，导致了很多人跟杨佳一样，对警察群体没有好印象，所以，袭警案发后，大多数人不是对死者表示同情，而是对杨佳表示理解。
    有关杨佳案的内幕，在中国国内媒体上难以得到全景展示，一般人只能通过海外媒体以及民间的小道消息来推测此案的真实过程以及杨佳袭警背后的真实动因。虽然官方自始至终都在封锁有关消息，并通过媒体对杨佳进行抹黑，但是，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杨佳是被逼无奈的，是敢于向恶警叫板的英雄。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按照古代的地域划分，祖籍河北省蓟县的杨佳也属于燕赵之人。所以，自从杨佳袭警之后，很多人都便自然发出了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感叹，并想起了刺杀秦王的荆轲。杨佳早已成年，对于杀人偿命的道理不会不知道，他之所以只身袭警，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在袭警案之后，杨佳的话语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其中有这样一句：“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而他解释作案动机的第一句话却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可见，在杨佳看来，个人的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杨佳的父母早已离异，杨佳是跟母亲一起生活的，在这个生活压力异常强大的时代，杨母为了抚养杨佳，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杨佳因为袭警而被捕，对于母亲而言，可以说是天大的坏消息，她需要承受很大的痛苦。然而，已经是很不幸的她却还要被警方送进精神病院控制几个月之久，上海警方对杨母的这种非人态度，让原本就理解杨佳的人开始对杨佳有更深的理解。
    杨佳母子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自然有很多很多故事，在杨佳被誉为抗暴英雄的今天，很多人都希望能看一看。杨佳对于中国媒体而言，属于敏感话题之一，对于上海当局而言，就更为敏感了。应亮作为电影导演，显然也明白这一点，他之所以要拍摄纪录片《我还有话要说》，不是像其他导演那样是急功近利，而是出于一个导演的良知。
    《我还有话要说》片长70分种，并非商业电影。应亮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采访时说：“主要是从杨佳母亲的角度，希望表达我对于他母亲的心理状态，他们母子感情的一些感受，电影在将来能让更多人分享”。
    或许正是因为应亮拍摄这部纪录片并非出于赚钱的动机，所以，在巨额的版权费诱惑下，他才能不为所动。当记者问及他为何不愿意出卖版权给上海警方时，他说：“我想说的，你希望我不让很多人看，希望我改变他，我当然是不愿意，这个事情跟钱没有关系，跟钱的数量更没有关系”。应亮在中国电影界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从此事来看，他的职业道德水平却令其他导演难以望其项背。
    一直关注杨佳案的刘晓原律师在得知此事后，对上海警方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杨佳袭警跟警方有一定的关系，警方在办理案件中，程序上存在很多问题。上海警方称纪录片的内容跟事实不符，刘晓原认为这是警方在越俎代庖，如果片中真有这种内容，应该由那些受到伤害的警察的家属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警方出面要花巨资购买让人感觉很可笑。
    在中国，不仅有新闻审查，而且还有电影审查，电影审查按说是由广电部门负责，没想到，上海警方却要事先审查应亮的电影。可见，警方管闲事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拆迁有警察、征地有警察、计划生育有警察，拍电影也少不了警察插手。

    应亮虽然是大陆人，但目前是香港演艺学院讲师，持工作签证，他的电影怎么都轮不到上海警方指手画脚，上海警方却对他和他的家属进行百般恐吓，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然而，在这个警察特权无限的国家，大概是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联想起杨佳母子的遭遇以及上海警方在此案前后以及应亮电影首映前后的表现，相信能理解杨佳的人会更多。
    上海警方购片的要求被应亮拒绝，这部纪录片公之于众是迟早的事情。不久以后，应亮在香港的工作签证就要到期，到时候，他还得回到老巢上海，估计，已经为此事而火冒三丈的上海警方到时候还会想方设法地对他进行报复性骚扰。如果真的这样，只要消息为外界所知，声援应亮的声音应该会不小。

    杨佳的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早已成为了名人名言，并被民众印在T恤衫，足可见得杨佳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而官方则不同，一直把杨佳视为杀人狂魔。从官方媒体封锁杨佳袭警案中有别于官方的消息来看，此案当中的确是黑幕重重，而上海警方希望买断纪录片。

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教育？

　　回顾我35年前上大学的经历，我得出了什么才是良好的教育的结论。当时我上的是中产阶级家庭负担得起的名牌大学。我非常珍惜大学的时光，在某种意义上，它至今仍然在影响我的教学方法和我对教育的看法。但是当我思考大学那些年都发生了什么时，我回忆起上过两门课（无论如何，我已经想不起上的其他课程了），只有一门激发起真正的智慧投入。其余都是些上了课然后写论文或做实验之类的课程，在我年轻的可塑性强的思想上，它们并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深刻印象。如果用当今评价大学价值的“附加值”标准衡量我的大学经历的话，我担心成绩可能并不好。

　　但是，我的大学年代之所以美妙无穷是因为一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那是大学塑造的一种学习氛围。即使最平庸的教授也能给予一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如语言的灵巧娴熟、书籍和观点很重要的意识、有人毕生投入思想探索的执着等。另外，还有和才华横溢的同学一起度过的时间，主要是在吃饭的时候以及我从一门课上得到的智慧上的助推，就是在这门课上我学会了广泛和深入地思考。

　　或许我们对大学的期待太多了，像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大学是偶然的好运气，具体在本文中就是价值的意外发现。如果我们承认大学氛围本身很特别（我认识到有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我相信）的事实，多数学生能够希望得到的最好结果不外乎一两门在思想上激动人心的课程和几个能砥砺思想或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已。这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相信这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它不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只有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我们才能增加学生发现这些东西的机会。毕竟，一个学生觉得难忘的课程在另一个学生看来或许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你渴望的是附加值或能够以某种方式衡量出来的附加值，那还不如把送孩子直接送入职业技术学校呢？那里学习的都是具体的容易衡量出来的技术。

　　如果教室里有不同群体的话，这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学习更容易发生。因此，学生们在吃饭或喝咖啡的时候就一个话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也是一种休息。（我仍然坚信餐桌是进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我对参观大学的高中生及其家长的建议之一就是花一些时间到学校餐厅和咖啡馆看看，了解学生们是如何聚集起来的，评估他们谈话的质量如何。

　　要从大学里学些东西，记住我母亲常常说的话或许有些帮助。20出头的时候，我常常抱怨自己还没有找到愿意终身厮守的人。她说“你需要找到这样的人。”学生们只需要一个真正投入的班级，一帮在吃饭和喝咖啡时能交谈的朋友以便开始进入思想和观点的生活，这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

　　译者赐稿，译自：What Makes a Good Enough Education？ By Paula Marantz Cohen

       http：//theamericanscholar.org/what-makes-a-good-enough-education/

　　作者简介：

　　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英文和哲学系杰出教授波拉·马兰兹·科恩（Paula Marantz Cohen），著有小说《简奥斯汀在斯卡斯代尔：爱情、死亡和学术水平测试》，新书《爱丽丝知道什么：亨利詹姆斯和杀人碎尸者杰克的最令人好奇的故事》。

波拉·马兰兹·科恩/著，吴万伟/译

　　译者网

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了嗎？

山海關到烏蘭巴托的直線距離1300多公里，三叉戟飛行時速850至930公里。林彪專機在中低空飛行，阻力比較大，只飛到一半的速度，每小時500多公里


　《明鏡月刊》舒雲



九 一三事件40年了，蒙古政府和蘇聯政府一直沒有公佈林彪專機的飛行路線。而且蘇聯人一直在混淆視聽。澳大利亞記者漢娜姆的文章披露，前蘇聯克格勃官員告訴 他，林彪專機墜毀時，不是在尋求庇護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國方向飛行。更離奇的說法來自2004年9月1日，接受鳳凰衛視中文台駐莫斯科記者採訪的扎格沃茲 丁將軍說：“聽當地老百姓說，林彪專機飛到了蘇蒙邊境。”扎格沃茲丁將軍是退休的克格勃頭子，他當年驗證過林彪、葉群的頭骨，也就是說，他是九一三事件的 調查者，為什麼編造如此“幼稚”的謊言？聽當地老百姓說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密如蛛網的蘇聯雷達幹什麼吃的？

林彪專機選擇的迫降方向是從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飛行方向從南向北。但僅憑這一點並不能說明林彪飛機正在返回中國的路上。因為選擇迫降場，需要在迫降場上重新建立航線。
林彪專機怎麼可能飛到蘇蒙邊境？

九 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周恩來說：“林彪飛機強行起飛後，沿著（北）京山（海關）航線飛行，空軍雷達看得很清楚。到了接近承德時飛機徐徐下 降，到了承德上空雷達搜索到一次，飛機調頭向北去了。”雖然林彪專機飛越國境不久，中國雷達就跟蹤不到了，但可以根據飛行時間推算。

林 彪專機有三個時間，起飛時間零時32分，飛越國境的時間1時55分，墜毀時間2時27分。也就是說，林彪專機在中國境內飛行83分鐘，在蒙古境內飛行32 分鐘。從航程看，林彪專機在國內航程是整個航程的三分之二，而從國境飛到蒙古溫都爾汗，是整個航程的三分之一，大致和飛行時間相吻合。

山海關到烏蘭巴托的直線距離1300多公里，三叉戟飛行時速850至930公里。林彪專機在中低空飛行，阻力比較大，只飛到一半的速度，每小時500多公里。
地圖上，蘇聯赤塔距離中蒙邊境414號界碑的直線距離是800公里，而赤塔距溫都爾汗的直線距離約600公里。既然林彪專機每小時飛500多公里，怎麼可能半個小時飛1300多公里？所以，林彪專機決不可能飛到蘇蒙邊境，再返回溫都爾汗。（《明鏡月刊》第21期）

世界媒体看中国：担心与宽心

美国之音齐之丰


中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大国。但在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看来，中国政府的言行常常又显得像是个不成熟的小孩，而且是脾气不好的小孩，让人觉得很可笑。

这种很可笑的事情近来时常发生。最近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要求外国驻中国使馆、领馆停止监测并发布其所在地的空气污染状况。

*笑话导致担心*

中国政府提出的这种要求招致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一片嘲笑，甚至也使坚决支持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人，包括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感到担心。

《环球时报》甚至为此发表社评，指出中国政府在考虑不周、没有想好假如对方依然是我行我素的情况下还能怎么办的情况下，就贸然高调提出要求，难免导致“外交丢脸”。

中国的“外交丢脸”被《环球时报》不幸言中。

美国方面表示，美国驻华使领馆将继续监测并发布其所在地的空气污染状况，以便给在中国的美国人提供参考；美国也欢迎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监测并发布其所在地空气污染状况。

中国外交部随后表示，中国对监测美国空气污染状况不感兴趣，从而再次成为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笑柄。

然而，在中国国内外的哄笑声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和该校博士生斯蒂文·奥立佛日前在《大西洋》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对中国当局招致国内外广泛嘲笑的怪异言行表示了担心：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党代会进行领导班子换届之前，中国领导人害怕美国方面可能会再出招捣乱。这种恐惧感导致他们乱了方寸，从若干个方面来说也令人担心。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为了在国内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不惜损害美中关系，而且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在国内政治上也是适得其反的。假如他们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能做出如此笨拙的事情来，那么，在中共党代会之前，在中国国内再出现其他跟中美关系有关的事件时，他们又会怎么处理呢？”

*担心中的宽心*

中国政府近年来频频发出让国内公众、邻国以及国际社会感到哭笑不得、忧心忡忡的言论。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包括：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去年警告国际媒体驻中国记者，不要妄想在中国获得法律保护；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前年警告东南亚国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是一个事实。”

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也使美国许多人担心美中两国是否正在进入冲突的轨道。

然而，最近中美两国在山东盲人人权活动家、法律工作者陈光诚逃出非法拘禁、逃入美国驻华使馆之后进行了艰巨的谈判。谈判最后以中国当局准许陈光诚及其家人前往美国这种给双方保全面子的结局告终。

这一结局促使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记者威廉·万在其相关的报道中写道：

“美中双方能够在紧张的压力下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让人看到两国关系可能已经成熟起来。这一迹象显示，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小心翼翼地学会在最考验人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解决分歧。”

威廉·万在这里所说的“紧张的压力”、“最考验人的情况”是指美中两国当局在处理陈光诚的问题时各自面临国内的强大政治压力。在美国方面，奥巴马当局面临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不能让政治对手指责对中国软弱。在中国方面，中共高层即将进行最高领导班子换届，也不能显示对美国软弱。

在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这种强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美中当局居然能以让双方保全面子的方式解决陈光诚问题，从而展示了《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记者威廉?万所说的“美中关系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谈判过程的惊险*

美中双方围绕陈光诚的长时间紧张谈判，使美国方面得到了一个难得的直接观察中共和中国政府高层如何运作的机会。美国方面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5月9日，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发表外交事务记者斯蒂文·李·迈尔斯和马克·兰德勒的报道说：

“陈光诚案件凸显出美国方面所认为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日渐激化的斗争。在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法律事务顾问高洪柱（Harold H. Koh）一度碰上来自很有势力的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在走廊里跟外交部官员争吵。国家安全部官员说，陈光诚应当受惩罚，而不应当受美国人骄纵”。

*依然令人担心*

在陈光诚案件的最终处理上，显然是中国最高当局的介入，使局面化险为夷，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最高当局的冷静和理性刮目相看。

陈光诚先前因自学法律帮助乡亲对抗山东临沂当局野蛮的强制堕胎而得罪地方当局，当局先是承认野蛮堕胎属于“违规”，然后再以莫须有的罪名给陈光诚判刑，然后在他刑满回家之后再将他非法囚禁家中。中国最高当局多年来对临沂当局的明显的非法行为不管不问，最后导致外交危机。

然而，进入今年6月以来，陕西镇坪县发生强制孕妇冯建梅堕掉7个半月大的胎儿的惨案。惨案曝光之后，中国当局先是承认强制孕妇冯建梅堕胎是违规，然后，地方当局再组织人到曾家镇冯建梅丈夫邓吉元家前面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巨幅横幅标语。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说，冯建梅目前在医院里受到监视，邓吉元家人四处受到跟踪盯梢。

在来自中国公众和国际间的一片强烈谴责声中，中国官方权威的新华社发出报道，说冯建梅曾虚报年龄，并谎报“农业、非农业户口”，她的家人“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并拍照”。

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常常以逻辑怪异、挑战人的智力著称。目前人们还不清楚新华社要在冯建梅曾虚报年龄、谎报户口以及她的家人拍摄被杀死的胎儿照片与杀死胎儿的犯罪行为之间建立什么逻辑联系。

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陕西镇坪地方当局大有可能重演山东临沂当局的故伎。而截至目前，北京中央政府也是对陕西地方当局挑战人类基本道德底线、人性底线的行为淡化处理，甚至不管不问，或对受害者发难。

于是，中国当局在最终处理陈光诚案件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理性到底是属于反常还是常规就成了疑问。

中国依然令人担心。

警方打造“护城河”围住胡锦涛下榻之香港酒店

香港展览中心周边部署的重型围栏 2012年6月28日路透社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为确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觉听觉不受示威者骚扰，香港警方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及回归庆典主礼场所香港会展中心周边打造了一条“护城河”，用为数约200个“水马”将酒店及会展中心团团围住，犹如香港的“中南海”，生人勿近。所谓的水马，乃内部灌水、比成年人还高的塑胶拒马，警方在2005年12月世贸组织在香港举行会议时，曾大批使用这种水马拒挡南韩示威农民，反映警方视香港和平示威人士有如暴民。

东方日报引述警方报道，如临大敌的布防是为防止东突等恐怖分子渗入示威人群，有必要设立保安区，又指评估显示胡锦涛访港令恐袭风险提升。但示威团体则批评警方一味靠吓，不满警方的示威区安排，批评未能让领导人聆听示威者的声音。代表支联会一方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批评警方的评估太离谱，「会吓坏领导人」，不排除领导人想亲民与巿民握手。

胡锦涛于29日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三天两晚的访问，但根据此间传媒报道，香港部分团体将以“游击”战术对付警方的严密布防。泛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在连接机场与市区必经的青马大桥观景台上，拉起巨型横额，为李旺阳被自杀一事申冤。支联会亦将出动车身贴有平反六四、彻查李旺阳死因布条的「六四号」卡车，循环驾驶，并播出要求彻查李旺阳死因、释放李旺阳妹妹、平反六四等诉求，希望能吸引胡锦涛的注意。

此外，据苹果日报报道，支联会还将一连三日派出“狗仔队”狙击胡锦涛，胡锦涛到哪就追到哪，直至胡7月1日离开香港为止。

警务处助理处长黄志雄表示，警方有责任确保胡锦涛人身安全，而且各国自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均有重新制订风险评估，警方现时主要根据国际及内地形势而决定相关保安措施，但强调日常警区仍会维持足够人手应付其他紧急服务。他重申，警方尊重合法和平示威，故首设递信区协助不同团体表达意见，亦会在胡锦涛访港期间进行临时交通改道，他途经的行人天桥将作短暂封闭以控制人流。

重庆市民因讥讽薄熙来遭劳教案被法庭平反

重庆市民方洪因2011年4月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讥讽当时的市委书记薄熙来而被判处一年劳教的案件被法庭平反。

方洪说，重庆第三中级法院周四（6月29日）以缺乏证据裁定以前对他的劳教判决无效，并说对他的一年劳教属于非法拘押。

方洪2011年4月在重庆发生律师李庄案后发表博文调侃说：“勃起来（薄熙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吃，李庄的律师说，李庄不饿，谁屙的，谁自己吃。”

据报，王立军把此案定性为政治案件并专门组成一个27人的专案组，最后编造了一个罪名判处方洪劳教一年。

索赔

方洪指出，重庆警方办理他的劳教案效率极高，由案发到开始劳教仅用了六天时间，但案件办理过程漏洞百出。

方洪说，例如，“聆讯告知书”表明，他被判处劳教是因为“扰乱公共秩序”。但在劳教条例中却没有“扰乱公共秩序”这一项罪名，而且文件中甚至连方洪的身份证号码也写错了。

方洪表示，他将提出行政诉讼，向当局索赔，并要求刊登过谴责他的报道的媒体道歉。

年近50岁的方洪曾是重庆涪陵林业局公务员，早前就因经常在网上撰写批评文章在重庆略有名气。

方洪还曾在2009年官方举办的“重庆市十佳网络知识分子”评选中入选20人候选名单。

BBC

减少进口伊朗石油：美国放弃制裁中国

鉴于中国和新加坡明显减少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美国放弃对这两个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地时间周四（6月28日）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样，两国银行无需担心被美国金融体系脱钩。

此前，美国已放弃了对17个国家的制裁。这些国家采取了足够措施，摆脱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关系。

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决定，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最后期限至昨天到期。不遵守这一规定的国家将受到美方制裁。此举旨在增加对伊朗的压力，迫使其同意放弃核计划。

据美方称，伊朗石油日出口量已从一年前的平均250万桶降至180万桶。石油是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