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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许通美:回顾多事的2011年
东南亚:
今年对东南亚来说是个好年头。区域内的经济体都取得经济增长。整个区域取得了5%的增长。除了泰国—柬埔寨边界的冲突,整个区域是和平的。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主动说服柬埔寨和泰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恢复了和平及援救了亚细安的公信力。自泰国选出新政府后,两国的边界便平静了;然而,长期来说,双方应该就确切的边界达致协议。
亚细安:
在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有力的领导下,2011年对亚细安来说也是成功的一年。亚细安同主要强国、中等势力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和睦的。通过在北京设立亚细安中心,亚细安与中国共同庆祝建立正式对话关系20周年。美国在其政策上提升了亚细安的地位。在亚太区域主要势力间的竞争加剧之际,亚细安在区域组织的中心角色被加强了。于峇里岛举行的亚细安峰会、亚细安+3峰会及东亚峰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实现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建立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和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纪夫倡导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的设想。
过去,亚细安同缅甸交往的政策受到西方严厉的批评。缅甸国内最近发生的重大改变,证明亚细安的政策是正确的,也再次证明西方偏好制裁和孤立的做法是没有效果的。
日本:
日本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整年的灾难。地震、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漏的三重灾难,对日本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日本人对灾难的淡定反应,提醒了世界日本人是勇敢、具韧力、团结及坚强的。日本女子国家足球队连续打败三支前世界冠军,即瑞典、德国及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赢得国际足联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冠军,也显示了同样的素质。
日本的漫天乌云中是否有一线曙光?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日本的邻国和其他国家在日本有需要时慷慨相助,让日本人印象深刻。因此,他们更愿意拥抱世界和更全面地向世界开放。其次,日本恢复速度之快,给了日本人过去20年所缺乏的新信心。第三,日本将更努力提升能源效率和重新思考对核能的依赖。
中国:
中国继续取得繁荣和提升它的地位。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风水轮流转,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欧洲已向中国求助,这样的发展在几年前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国内大致上是处于和睦状态。我说“大致上”,是因为中国的两个少数民族藏人和维吾尔人看来并不满意现状。中国各地也出现了反对工资太低、工作条件差,及贪污和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员的示威。我有信心,在新的一年,中国将重新检讨其少数民族政策、加强法制和其包容性增长政策。
对外来说,中国与其最重要的对话者美国的关系是时好时坏。我不认为情况明年会改善,因为批评中国可能成为争取美国选民的最普遍策略。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很僵;同印度的关系则有历史的包袱和缺乏信任。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时常说,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的四个边界中,南部是最和平的。中国与南部邻居亚细安的关系相对来说是好的。但有两个课题可能影响这个现状:南中国海和中国对其邻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双方应该遵循《海峡时报》专栏作者吴瑞莲于12月18日引述的中国古老格言:“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
印度:
印度今年经历了起起落落。媒体主要把焦点放在坏新闻上,比如经常报道官员涉嫌贪污,还有印度政府最近决定暂缓对外开放零售业。好消息是印度的经济克服了金融风暴,并继续以让人刮目相看的速度增长。此外,印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最后,印度与所有邻国的关系,包括巴基斯坦,在2011年都有所改善。印度总理曼莫汉星与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一同为在新加坡的一座尼赫鲁塑像主持揭幕仪式,是今年新印双边关系的高点。
阿拉伯之春:
经历了数十年的强人统治后,中东和北非爆发了人民起义,推翻了突尼西亚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达菲及也门的萨利赫。是什么导致这些起义?世界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它们对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意义吗?
要确定造成人民起义的原因并不容易。我们知道它始于突尼西亚。我们也知道一名年轻水果小贩在市场自焚是触发革命的导火线。阿齐齐(MohamedBouazizi)对欠缺经济机会和不断受到贪官污吏的欺压感到不满。他的自我牺牲激发了突尼西亚人,他们无惧暴力的威胁,对长期统治者发动了和平示威。突尼西亚的成功产生了骨牌效应,鼓舞了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统治者下台。
阿拉伯之春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首先,独裁者的统治,就算是相对的开明,也是不能持久的。尽管民主制度有许多缺陷,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期望有一个由人民选出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第二,人们不会长期容忍一个欺压人民、无能及腐败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只为自身而不是人民服务。因此,人们不享有经济机会,也不受到尊重。第三,人们要求政府透明和负责任。他们要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即决策过程是透明和公平的,而其结果也是公平的。
我不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但我可以看到一些相似之处。美国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公平、繁荣的成果分配更平均,及最富有的百分之一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不是那么大的社会。它也是对财团左右美国政治和国会的抗议。我怀疑运动也是对茶党运动的反应。前者是左派运动,后者是右派运动。
美国:
2011对美国来说是好坏兼有的一年。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介于8-9%之间。政治上,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两极化。共和党人看来决意要把奥巴马政府拉下台,并因此把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上。结果,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两个权力机构间陷入了僵局。
共和党提名候选人挑战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令人不忍卒睹,大多数候选人都选择迎合选民的最恶劣本能需求。他们不顾原则和尊严,奴颜婢膝地争取每个选区的支持。
同国内让人失望的情况相比,美国在外交上成绩骄人。它成功地追踪并击毙了头号敌人奥萨马。然而,美军却撤离伊拉克,让这个分裂的国家的人民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美国也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奥巴马政府把重心转移到亚太区域,得到了除了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区域国家的欢迎。美国重新把焦点放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主导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谈判。美国加入了亚太峰会并同亚细安举行了第三次年度峰会。美国鼓励缅甸继续在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也为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盟国关系注入新活力。亚细安欢迎奥巴马政府把重点放在亚洲的政策,希望美国和中国继续维持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亚细安也担心若美国国务院更换领导人,或者美国出现新政府,美国的政策可能有变。
欧洲:
今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暴风眼跨越大西洋,重击欧元区。因为没有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和《稳定与增长公约》(Growth and Stability Pact)的财政规定,欧元区受到市场的惩罚。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及意大利等所谓的“欧猪国家”(PIGS)导致了对欧元的信心危机。然而,欧元区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问题不只是欧元,而是整个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存亡。换句话说,最终受到威胁的是欧洲的和平。有了这个历史的视角,我有信心欧元将会渡过目前的危机。
“金砖四国”与“基础四国”
我们的确是处在历史的转折点。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G7/G8集团是具财力和实力的机构。然而,一个新的世界正诞生。这显现在新的组织如G20、“金砖四国”(BRIC)及“基础四国”(BASIC)。由巴西、南非印度与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的实力,于最近在德班(Durban)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显现无遗。大会最终的协议是在美国、欧盟及“基础四国”间达成。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我觉得必须指出G20、“金砖四国”及“基础四国”代表了世界上的大国。那么,谁来为在联合国192名成员中占绝大多数的小国说话?我们必须找到让小国论坛(Forum of Small States)成员,参与这些重要组织的决策过程的方法。在国际和国家的层面,民主都应该胜出。
尽管民主制度有许多缺陷,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期望有一个由人民选出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特别顾问。叶琦保译。
作者:许通美,来源: 联合早报网
王俊义:三个暴君的地狱聚会
据地狱通讯社最新消息,早期到达地狱的萨达姆和卡扎菲,在地狱最高级的接待大殿---阎罗殿亲切的会见了刚刚到访的金正日同志。会见在亲切友好 的气氛中进行,根据先来后到的原则,三个君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不拘一格的坦诚会谈,并就最关心的家族统治问题,交换了意见,交流了经验,达成了共 识。 三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回顾了家族统治的历史渊源和未来走向,探讨了家族统治对于君主国家的贡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的评价了家族统治的 伟大精神和不朽的历史功绩,高度概括了国际上家族统治对于专制制度做出的伟大实验,高度的总结了家族统治对于21世纪民主洪流扼制的具体措施。 会后,三人举行了巨大的招待酒会。主持酒会的是希特勒,发言的是斯大林,为酒会朗诵诗歌的是本拉登。酒会中间,金正日统治就家族统治问题,批评 了2006年被判处绞刑的萨达姆和2011年死于乱枪的卡扎菲。金正日同志严肃指出:家族的统治是世界最为古老的统治手段,是历史上最为坚硬的统治方式。 重要的就是要国家的民众信服自己的儿子,国家的将领忠于自己的儿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谁要是反对这个纲领性的原则,谁就是国家的敌人,谁就 是民族的敌人。假若你选中某个儿子接班,其他的儿子反对,这些儿子同样是敌对势力,同样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金正日对于萨达姆同志的失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家族统治在于接班人威加海内,要让接班人成为神一样的人物,而不是人。比如我的接班人,6岁就会 开汽车,8岁就会在开车中间射击。这样的接班人,一个民族中间就不会有反对者。萨达姆同志,你的接班人是你的儿子,你却让他们踢什么足球,让他们管什么足 球协会,这样的玩物丧志,你的家族统治会长久吗?不但不长久,你的接班人,还比你先成为死鬼。这样的教训是多么的惨重啊! 萨达姆同志虚心接受了金正日同志的批评,就自己在家族统治上出现的失误表示遗憾和忏悔。 接着,金正日同志就卡扎菲同志在家族统治问题上的极大偏差给予了抨击:家族统治,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孩子始终站在自己的一边,始终接受自己家族 的教育和自己部落的教育,什么西方文化,什么科学民主,都是毒害自己接班人的毒药。你让你的儿子到西方读书,让他们学会西方人的思维,结果是让他们丢掉了 部落思维,而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方式。结果呢?不是被击毙,就是被击伤,别说接班了,连命也没有保住。这样的悲剧已经发生了,就无法挽回了。 卡扎菲痛心疾首,诚恳接受金正日通知的批评和帮助,并为西方思想清洗了儿子的大脑这样重大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金正日最后指出:你们已经失去了向我学习家族统治的机会,你们只有在地域里后悔和遗憾了。只有我,提前注意到了接班人的问题,才把家族统治这面大旗顺利的传给我的儿子。对于国际家族统治思想体系做出极大贡献的,是我金正日,而你们都是失败者。 会后,在会务处下发的个人简历里,与会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几年死去的家族统治的君主,都是69岁。萨达姆,生于1937年,死于 2006年,终年69岁。卡扎菲,生于1942年,死于2011年,终年69岁。金正日,生于1942年,死于2011年,终年69岁。 金正日看看简历,对萨达姆和卡扎菲说:中国人说,明9暗9都是9,逢9就折寿。咱们都是69,不但折寿,还把性命丢。真实应验啊,还是中国的民间文化深邃啊,深邃啊! 三人在阎罗殿的厅堂里,唏嘘不已。 |
作者:王俊义,来源: 共识网 |
PS造假?纽约时报撤下朝鲜官方的金正日葬礼照片
据美国之音报导,纽约时报星期四对撤下这张照片做了报导。报导说,这张有问题的照片是平壤朝中社拍摄并由一家欧洲新闻通讯社转发。
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导说,有人用Photoshop软件把原照片中站在整齐列队的默哀人群后面的六个人涂掉。
纽约时报引述达特茅斯学院分析人士和专家的话说,由日本共同社在几乎同一时刻拍摄的照片显示出与朝鲜朝中社照片的差别。共同社的照片显示有六个人随意地站在整齐的默哀人群方阵后,而朝中社的照片却没有这六个人。
纽约时报刊登声明说,有可能朝鲜新闻审查人员将照片中的六个人涂改掉来制造出一种默哀群众整齐划一的假象。
平壤还没有对照片的出入发表评论。
陈志武: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民主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
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机会增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 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 开发商。
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作者:陈志武,来源: 作者博客
BBC选熊猫当年度女性遭舆论批评
据新华社电 英国广播公司(BBC)今年第二次陷入涉及性别的争议漩涡,因为这家传媒机构选出的12张年度女性面孔中包括熊猫。
英国广播公司上周列出年度体育人物候选人名单全部为男性已广受批评,这次选择来自中国的一对大熊猫之一“甜甜”作为年度女性面孔,再次引起英国网民狂批,其中包括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
普雷斯科特在博客上写道:“英国广播公司找不到一名女性作为年度体育人物,却能找到一只熊猫作为年度女性。”
一些工党议员写道:“我们对‘甜甜’没恶意,它是一只可爱的熊猫,毫无疑问,配得起各种溢美之词,但问题在于要选的是年度‘女性’,而非‘雌性生物’。”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8日公布的2011年年度女性面孔名单,从1月到12月,每月有一名代表。6月代表为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的中国网球选手李娜,12月抵达英国爱丁堡动物园的“甜甜”为当月代表。
对网民的指责,这家传媒机构指出,这并非首次有动物出现在年度面孔名单上,比如2009年一条巨型鱼名列年度男性名单,去年4月代表女性是卡通形象“粉红猪小妹”。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中国会将欧洲企业“一扫而空”?
欧债危机远未结束,银行出现信贷紧缩的担心也依然存在,企业界更是为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而忧心忡忡:时局如此,难怪除了政治家和银行家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高管也都在寻找投资者的过程中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由于欧洲的问题积重难返,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将在欧洲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而有些商家在面对中国时却捏着一把冷汗,比如意大利威尼斯的穆拉诺岛(Murano)玻璃商人。这里的玻璃纯手工制作,色彩鲜艳,款式优美,非常具有知名度。一名玻璃作坊老板在大门口挂上了一块非常显眼的牌子:"这里没有'中国制造'",而就在不远的转角处,就有人以极低的价格销售类似的玻璃制品,当然都是从中国进口而来。
对于中国人的到来,有些人感到生计受到威胁,而另一些人则带着期盼的心情:尤其是那些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洲国家政府,他们希望能从中国得到巨额资金。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总额高达32000亿美元。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依靠"欧元保护伞"的庇护,欧元拯救者们也希望能够从东方得到资金援助。
不过,中国也逐渐开始寻找除外国国债以外的投资可能,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欧债危机的爆发。中国人日益将视线投向了西方的工业企业。上周,中国三峡控股公司出资26.9亿欧元收购葡萄牙电力运营商EDP21.35%的股权,击败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E.ON,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新趋势的来临。
分析家:中国人也会在德国展开收购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明年也会加强在德国的收购。杜塞尔多夫的投资银行Bankhaus Lampe的加布里尔(Marc Gabriel)表示:"看看德国企业估价如此之低,那出手收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今年,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就已经开始出手:比如阿尔迪超市的电脑供货商Medion就被联想收购了。
不过专家们并不认为,未来德国或者欧洲的企业总部门前会大量的飘起五星红旗。美国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的哈内曼(Thilo Hanemann)表示:"会有一些收购案,但我们不会看到中国将欧洲一扫而空的场面。"
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一观点:首先北京相关管理机构的动作迟缓,使得急于脱手的卖家对中国企业有所顾虑。其次,中国经理人普遍缺乏将海外公司整合的能力。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前景比欧洲要好得多。
银硃顾问公司的雷晓波(Edward Radcliffe)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增长率相比较,那么去那些已经度过了最好年头的市场投资还是理性的做法吗?"银硃公司专注于中国的跨国收购业务。不过中国企业集团未来也必须适应国际化的需求,如同日本和韩国企业此前所做的一样。哈内曼认为:"从长期而言,没有理由让人相信中国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他估计,2012年中国会在欧洲的科技业和消费品业进行并购。
在欧洲与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抗争有多困难,看看试图获得中国投资援救,但最终失败陷入破产的瑞典汽车制造商萨博(Saab)就很清楚。特别是萨博的前东家通用汽车对中国投资者的介入表示了反对意见。不过同样在瑞典,中国投资者也有过成功的经历:吉利汽车去年顺利收购了沃尔沃。
来源:路透社 编译: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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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北斗导航系统增强中国军事能力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试运行,堪称是该领域的里程碑,因为北斗建立的全球空间网络,也将提供军事使用的可能性,这是在外层空间能力方面向接近美国迈出的一步。
北斗导航系统共包括35颗卫星,整个计划2020年完成。届时,中国军队将不再依赖美国(GPS)或俄罗斯(GLONASS)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发出的信号。而且,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将提供更精确的导航,为导弹、智能武器服务。"这是精确打击领域的一次飞跃",香港的中国军事分析家平可夫这样认为。
中国已经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射了10颗卫星,并计划明年底前继续发射6颗。在北斗系统内,随着监测、图像以及遥感卫星网络的扩大,军用的意义将更为重要。不过,中国一再否认在外层空间有军事野心。
中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周四驳斥了北斗系统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他指出,世界上所有卫星导航系统都兼有军民两用的特征。
有分析家指出,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官发现,他们无法跟踪美国航母战斗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当时,正值两岸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刻。那以后,中国加快了军事卫星的研发。此外,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显示,卫星导航系统扮演的关键角色。
中国近10年的空间发展迅速
尽管美国和俄罗斯从总体而言,在空间技术上仍占有优势,但中国近10年来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空间监测领域,已使其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先进的军民两用的卫星部署。
仅在过去10年,中国就发射了30多颗监测卫星,人民解放军可以更为频繁地观测地球表面发生的变化,为军事侦察奠定了基础。中国达到的卫星覆盖率提高了军队发现和追踪军事目标的能力。实时卫星照片和数据可以用来在距本土很远的地方,协调中国海军、导弹以及空间打击的行动。独立政治科研机构可可达基金会的创办人、防务分析家巴巴格(Ross Babaage)说,"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全面提升该领域的能力,而它已同美国相当。"
中国于周四公布了《2011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为今后5年制定了航天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建设空间站以及进行载人登月飞行。
来源:路透社 编译:李鱼
责编:达扬
德国之声
李钟琴:中国历史上的“接班人困境”
一,传说中的“禅让制”
传说中的尧、舜、禹确立帝位继承人,采取的是禅让制,即将帝位传给他选中的某个人。
作为“五经”之一的《礼记·大同篇》中有句很著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乍一看“禅让制”,分明就是“选贤与能”嘛!分明就是“天下为公”嘛!谁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制度的萌芽呢?
据说,尧老了,根据他长期对舜的考验,经过一道民主推荐程序,认为舜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便将帝位传给了舜;舜年老之后,如法炮制,又传位给大禹。
由于年代久远,尧、舜、禹的禅让真相却是疑云重重。《韩非子》认为“舜逼尧、禹逼舜”;《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 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尧舜禅让”这一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纱之下,其实很可能隐藏着血淋淋的宫廷政变。
舜成为接班人,虽然在形式上经过了各部落首领推举这一“民主程序”,但决定权仍掌握在尧帝的手中。此时舜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因为舜在接班的道路上还必须面对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尧的儿子丹朱。
中国有句俗话:“疏不间亲。”人最亲近、最信任的,首推自己的子女。作为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在他自知命不久矣之时,当然最想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孙后 代。这样一方面可保自己的家族安享富贵尊荣,一方面也可保证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至于被别人否定,能够维护政策的一贯性。一般来说,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
舜的接班之路异常凶险,充满了变数。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谨小慎微听天由命,二是培植势力见机而作。根据史料的记载,舜很可能选择了后一条路——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和尧的儿子丹朱,提前接班。
舜执政时期,禹的父亲治水不力,舜杀之,而令禹继续治水。禹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在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让舜找不到罪名。后来禹治水有方,大 获成功,赢得了各个部落人们的信任和爱戴。眼见禹为众望所归,舜只好宣布将禹确立为接班人。就像后来的秦始皇未安排好后事便死于东巡途中一样,舜在南巡途 中突然去世,使禹接班的前景豁然开朗。但是,一向小心谨慎的禹仍惧于舜的儿子商均的势力,躲到阳城不敢接班,表示愿意拥戴商均即位。三年后,由于禹的威望 极高,诸侯纷纷抛弃商均,拥禹为帝,禹这才正式即天子之位。
禹即位后,接受尧、舜的教训,开始大力培植儿子启的势力。在他病危时,将 帝位禅让给一个叫伯益的人。这时,羽翼丰满的启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杀掉伯益,自立为帝。至此,传说中的“禅让制”寿终正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如果帝王没有子嗣,便由其弟接班)的接班制度正式确立。
“禅让制”下选出的接班人,要么成为舜,要么成为禹,要么成为伯益。虽然 “禅让制”只传了这三次,但基本上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代表了:或者像舜那样,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驾空老帝王,抓住时机、当机立断,通过政变提前接班,以 免夜长梦多;或者像禹那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处处小心,时时谨慎,让老帝王抓不到把柄,有幸熬到老帝王来不及安排后事便一命呜呼,然后顺利接班;或者 像伯益那样,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过渡人物。
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在登基仪式上,曹丕就曾意在言外地说:“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可见,“禅让制”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一种没有章法可循、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可持续的接班人体制。接班人能够和平接班,纯属侥幸。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变。而通过政变方式夺取政权,无疑是血腥的、不稳定的传位方式,是难以持续的,是靠不住的。
二,源远流长的“世袭制”
夏启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有人认为,这种接班制度,是从“天下为公”变为“家天下”,是对“禅让制”的反动,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这种接班制度,是极端自私、很不合理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却使接班人制度有了章法可循。再不讲道理的章法,也比没有章法要强一些。无论如何,历史地看,“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是基于人自私本性的必然选择。
这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帝王的儿子有很多,岂不又会导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和政权不稳?于是古代的政治家们便在“父死子继”的前提下确立了一个更简单的接班人制度——“立嫡以长”。
不论老皇帝有多少儿子,也不论哪个儿子德才兼备,有资格做接班人的,只有嫡长子!
而嫡长子,无论是智是愚,是贤是恶,都不影响其做太子的资格。皇帝不希望因为接班人问题导致儿子们明争暗斗、骨肉相残,大臣们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都希望接班人制度简洁化,所以大家便一致接受了这一虽不合理却可以避免许多纷争的制度。
制度一旦确立,无论多么强势的皇帝,也不得不遵循之。如果在太子无大过的情况下,老皇帝想废长立幼,有责任感的大臣们会群起反对,认为这样会“动摇国 本”,导致接班人制度无章可循。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具有无上权威的汉高祖刘邦晚年想废掉太子,立他所喜欢的赵王刘如意为接班人,便遭到了众多大臣 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后世的皇帝们如果动了废掉太子的主意,只要太子没有大的罪恶,总是会有大臣站出来以死相谏,以维护“国本”。
但是,这一制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接班人问题,反而又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又面临着新的困境。
困境之一,便是“立嫡以长”貌似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却是一个僵死的、不合理的制度,根本做不到“选贤与能”。普天之下的百姓都盼望得到一个好皇帝,但太 子是不是好皇帝,只能听天由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十之八九是纨绔子弟,非愚即暴,非痴即蠢,即位之后,不是昏 君,便是暴君。甚至像司马衷那样的白痴,也可以登上皇帝宝座。明朝是严格遵守“立嫡以长”制度的王朝,但这种制度下产生的皇帝,多数不是好东西。如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顽童皇帝”朱厚照、“昏庸皇帝”朱厚璁、“懒惰皇帝”朱翊钧、“木匠皇帝”朱由校……就都产生于明朝。
困境之二,是这一 制度同样无法避免血淋淋的宫廷夺位斗争。同样是自己的儿子,作为父亲,也会有所偏爱。这一制度使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帝,并不能体现其真 正意愿。老皇帝对于太子,戒心、疑心多于爱心、亲情,甚至视太子为政敌;作为接班人,太子的地位与处境也相当敏感、相当微妙,即使太子谨言慎行、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也难免成为其他皇子中伤的对象,弄不好便会失去老皇帝的信任,时刻面临被构陷、被废掉、被幽禁、甚至被杀死的危险。中国历史上被誉为雄才大 略的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问题上弄得父子反目成仇,他们立的太子,均不得善终。
无贤不肖,长子接班。这一隋性的、僵死的接班人体制,却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可谓源远流长。这既体现出国人在体制创新方面的隋性和无能,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昙花一现的“秘密立储”制
到了清朝,“父死子继”虽仍是传位原则,但“立嫡以长”制遭到了否定。康熙皇帝以其长子不才,乃立皇二子为太子。由于满族与汉族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而 且清朝初期,汉族大臣在朝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所以当皇帝确立接班人由“立嫡以长”变为“立子以贤”时,汉族大臣们也就默认了这一新的原则。
由不论贤愚、谁是长子谁就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变成由老皇帝在儿子中挑选一个最有能力的人接班,这是中国王朝政治史上权力交接制度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虽然老皇帝挑选的余地比较小,但毕竟有了选择,有选择就比没有选择要强,起码强五倍吧?
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突破“接班人困境”,仍不能避免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谁被立为太子,谁便站到了风头浪尖之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那些觊觎大位的皇子们的中伤和陷害。一世英明的康熙皇帝,晚年却在诸皇子的夺位斗争中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死得不明不白。
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接受皇室骨肉相残的沉痛教训,在确立接班人一事上想出了“秘密立储”的妙招:将他暗中选好的太子名字写进密诏,藏在太和殿“正 大光明”匾额之后。等他“驾崩”之时,由辅政大臣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取出密诏宣读接班人的名字。这样,诸皇子谁都不知谁是太子,对皇帝选中的太子起到了保护 的作用。皇子们争位,只能通过在皇帝面前好好表现这一条路了。
我认为,“秘密立储制”,是中国专制政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确可以有效地减少皇室的明争暗斗,而且还能体现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在极有限的范围内选出相对来说不那么坏的接班人。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都是通过“秘密立储制”接班的。
不过,这种制度仍不能突破“接班人困境”,因为这种将立储神秘化的制度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皇帝的子嗣很多,这种办法还可以施行。如果皇帝只有一个儿子 或没有子嗣,这一制度也就失去意义了。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早死,没有子嗣,其接班人——光绪皇帝便由慈禧太后指定继位;光绪也没有子嗣,慈禧先是在光绪生 前便指定“大阿哥”溥儁作为皇储,后来废掉“大阿哥”,在她临死前又指定溥仪为皇位接班人。不久,帝制被推翻,“秘密立储”制在中国便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 了。
四,威权政治下的“指定制”
与“禅让制”相类似,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指定制”,即由当权者指定一名皇室成员作为接班人。这里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情况:
一是皇帝没有子嗣,在晚年亲自指定一名皇室成员作为接班人。如宋高宗赵构因阳萎失去生育能力,便挑选了一个早已沦为平民的宋太祖的七世孙赵伯琮为接班人,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赵昚。
二是皇帝早死,没有子嗣,由当朝权臣或皇太后指定一名皇室成员接班。汉昭帝没生出儿子便死了,大将军霍光便凭借其绝对权威指定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
三是现任皇帝不孚众望,由权臣废之另立新君。历史上的废立事件发生了不少,除了传说中的伊尹废太甲事件,最著名、也最为后人称道的,当数西汉时的霍光废 立事件。霍光立昌邑王为帝,却看错了人。这个昌邑王狂悖不法,游乐无度,即位数月,劣迹斑斑。于是霍光征得太后同意,废掉刘贺,改立被汉武帝废掉的戾太子 之孙刘询为帝。
四是皇帝实为傀儡,由皇太后或权臣指定一名皇室成员接班。慈禧太后经营大清多年,是清朝后期的实际统治者。同治皇帝即 位,便由她垂帘听政,皇帝形同傀儡。同治皇帝早死,慈禧太后不仅有权威指定光绪帝接同治皇帝的班,还在光绪帝活着的时候,就隔代为光绪帝指定了接班人(即 随同两宫西逃的那个“大阿哥”溥儁)。
这种“指定制”有个前提,即指定者在朝中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其实质仍是权威体制下的“禅让 制”。权威选择接班人,并非看接班人有无独到政治见解和宏伟治国方略,而是看其是否对自己忠诚,是否老实厚道,是否能够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和路线。这样的 结果,可能导致接班人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无能。
慈禧太后指定接班人,没有问题。甚至她隔代指定一个接班人,问题也不大。也就是说, “一世”凭借绝对权威指定“二世”为接班人,又为“二世”指定了“三世”。这时,“二世”已经失去了指定“三世”的权力,也没有能力推翻“一世”指定的 “三世”。如果“二世”不甘心,想夺回接班人指定权,势必要进行一番宫廷斗争甚至是政变,引发政局不稳。即使“二世”、“三世”能够和平交接班,权威越来 越小的“三世”、“四世”,也会逐渐失去指定接班人的权威性。这时,“接班人困境”便再次显现,高层权力斗争会趋于激化。为了化解矛盾,也许,大家会探索 一个为多数王公大臣所认可的方法,如让达到一定级别的王公大臣们投票,根据票数选出一个为多数权贵所认可的接班人。这可能就会成为民主政治萌芽的契机。
民主,其实就是在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各方政治力量激烈博弈、互相制衡的结果。
五,如何突破“接班人困境”
综上所述,无论是“禅让制”或“指定制”,还是“世袭制”,实行的都是终身制。终身制,使得中国政治社会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无论多么昏庸、残暴、白痴 的皇帝,一旦登上大位掌握极权,天下臣民便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就是等他“驾崩”。如果这些昏庸、残暴、白痴的皇帝偏偏长寿,那可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 了。如“昏庸皇帝”朱厚璁,在位长达45年;“懒惰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48年……中国社会,就这样在长期的停滞中不死不活地延续,抱残守缺、衰败腐 朽、愚昧落后、动荡不安,成了专制社会的常态。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当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了。给 领导人设立任期,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一条初步的必由之路。还是举明朝的例子,如果明朝的皇帝实行每任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的任期制,那么,祸害中国几达一 百年的嘉靖、万历皇帝,顶多也只能祸害中国二十年时间,这就大大加快了历史发展进程——差不多快了五倍。如果是在有任期的前提下实行“禅让制”或曰“指定 制”,历史发展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可以预见的是,在三四任之内(二十年内),“指定制”就会难以为继。“接班人困境”既无法突破,又不能回头走“世袭 制”的帝制死路,那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举,可能是既体现民意、又能使当权者们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而走到这个阶段,民主政治的曙光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 出来。
在现代威权体制下,蒋经国曾经动过“世袭制”的念头,无奈其长子是个浪荡公子,屡屡惹事生非;他所寄予厚望的次子蒋孝武则因 “江南案”而名声狼藉;其第三子经商,在政界毫无根基。绝望之下,蒋经国才表示蒋家后人不会从政,并开始思索如何从“接班人困境”中突围。蒋经国当然还有 一定的权威指定某个部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他没有这样做。千古之事,知人为难。如果万一看错了人,那不仅会给台湾社会带来灭顶之灾,也难以保证蒋氏家族的 安全。终于,蒋经国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开启民主政治大门,这是一个既明智又伟大的抉择!社会进步,既需 要各阶层人士对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不懈诉求,也需要政治伟人的强力推动。
候选人公开竞选,人民自由投票,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权接班制度, 固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但与“禅让制”和“世袭制”相比,却有着极大的优越性。“禅让制”和“世袭制”是由个别人选择,“选举制”是由多数人选择,这一多 一少,便有质的不同。这一机制一旦建立并得到完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接班人问题的血腥黑幕扯下,变残酷的政治斗争为公开公平的和平竞争。更重要的是,这 是一种可以纠错的机制,它使最高权力者不能为所欲为,即使多数选民看走了眼,也可以用选票让当权者下台。
只有民主,才能突破中国历史上的“接班人困境”,才能使权力按照多数人民的意愿实现和平的、有序的交接,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真正“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李钟琴,来源: 共识网
《黨史二卷》全面掩蓋歪曲“文化大革命”真相
《新史記》柳江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 的發動者,這場運動是他君權無邊,個人迷信發展到頂峰時候,大搞特稿的一場“清君側”。這場革命的本質就是動亂,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國 家主席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新高峰,九大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以及毛澤東在運動中不斷下達的最高指示,都是毛利用民粹主義手 段,消除異己,大搞權利鬥爭的證據。這個理論毒化了全國人民,成為成立造反組織,大搞奪權鬥爭,私設公堂和監獄,全國搞武鬥的依據。也是破環國家正常秩 序,破壞法制的依據。文革十年究竟使得多少人死於非命,至今還沒有像大饑荒一樣的民間調查數據,官方檔案也未公開。
1,《二卷》掩蓋毛澤東是文革首犯。
鄧小平對起草《決議》的寫作小組說過:“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二卷》修改者對鄧小平的話,吃得特別透。張啟華說“不要重在批評個人,包括毛澤東”。
劉 少奇是毛澤東文革第一打倒的對象,薄一波向劉源透露: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伸著一根小手指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伸出一根小手指,就能把你打 倒!”明明這個第一大冤案,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也是毛澤東批准的,《二卷》仍舊寫成是康生、江青、謝富治搞的。
2, 《二卷》將“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當作兩個概念,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否定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寫成是林彪、四人幫的錯誤,保護了毛 澤東。文革十年中經濟、外貿、外交的發展,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劃分,《二卷》都做了肯定。因此,張啟華說的 “對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是沒有做到的。不否定毛澤東,就一定否定不了文化大革命。
3,《二卷》對林彪領導的60年代前期的軍事工作,政治掛帥,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加以肯定。其實,這正是林彪搞頂峰論,“一句頂一萬句”,神話毛澤東的開始。
4,關於林彪,《二卷》迴避了毛澤東為什麼選擇他當親密戰友、革命接班人,並且將他寫入黨章、憲法,只寫林彪和江青的勾結。這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同樣,對周恩來的批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都儘量減輕毛澤東的責任,也都是背歷史真實的。
5, 關於周恩來。周恩來是幫助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十分關鍵的人物,他是幾乎所有重要專案組的組長,劉少奇“內奸、叛徒、工賊“的定性,也是他做的,獲得毛澤 東的批准。推動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周的作用比較林彪更長久。有關周恩來應該承擔的文化大革命責任,《二卷》像保護毛澤東一樣,也進行掩飾,把他寫成糾正錯 誤的功臣和受害者。維護周恩來的聲譽是維護共產黨的聲譽不可或缺的,這一點超過了毛澤東。
6 ,粉碎“四人幫”突出李先念,對三個主要決策人、執行人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的作用都沒寫夠。(《新史記》第3期)
2011年中国十大出版事件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7月1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向全社会推出200种反映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历程、有较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优秀出版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党史二卷”记载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29年的历史。此书被中央正式批准编写是在1995年,历经16年编撰终于于今年面世,全书既反映成就也正视历史错误,出版后即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2011年还是辛亥革命百年,全国约有100多家出版社策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图书选题400余种。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岳麓书社的《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风雨欲来——重绘辛亥革命历史地图》等书,既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受到市场欢迎。
另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凤凰出版社的 《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九州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历史档案》等书,更是对清末民初文献进行了汇编整理,其中不乏首度公开面世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新闻出版总署发布 “十二五”规划
2011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对今后五年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蓝图进行了总体布局。
《规划》明确了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到“十二五”期末,新闻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基本到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数字出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扭转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逆差状况,大幅度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基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共同繁荣的开放格局。基本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以人为本、面向基层、惠及大众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
《规划》还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实现全行业总产出29400亿元,实现增加值8440亿元;“十二五”末,年图书出版总印数达到79.2亿册(张),实现人均年拥有图书5.8册、期刊3.1册,每千人拥有日报达到100份,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0%,千人拥有出版物发行网点数0.13个。
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总产出超万亿元大关,年出书品种和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出版大国,但是如何从“大国”变为“强国”?《规划》给出了可行的路线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中提出将持续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到2012年基本完成农家书屋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的任务;将推动全民阅读工程,推动儿童阅读与青少年阅读,传播阅读理念,培养全民阅读习惯;将每年重点鼓励100种原创漫画图书、40种原创漫画期刊、60种原创数字动漫、扶持100个优秀原创动漫或游戏人才(团队);将以各省级新华书店为基础,加快全国性国有大型发行集团建设,形成全国性出版物物流体系,并将推广新华书店农村出版物连锁模式,建设农村出版物销售网点。这些举措,都针对着中国出版业当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预计将长期利好文化出版业。
3、新世纪出版航母现身
6月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重组工作会议举行,上海出版业迎来了新一轮整合。此次世纪出版集团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重组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世纪出版集团控股)等,将并列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独立法人企业。世纪出版集团的资产规模将达到40亿元,成为国内出版业的“航母”级企业。尤其是,重组后的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单位数量、报刊拥有量位居全国第一,对于向以内容生产、内容创新著称的世纪出版集团而言,确实来到了自己的战略机遇点。
上海出版业改革重组从1999年开始启动,率先在全国成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又成立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此次两个集团的重组,更加进一步优化整合了上海的出版资源,提高了上海出版产业的集约化水平。
上海出版两强的这次重组说明,做强做大国有重点出版企业是未来出版业的长期趋势,这样的整合有利于出版企业整合出版资源,发展为跨地区、跨国界的出版集团;有利于其发展先进的出版技术手段,实现业务平台再造和业务形态转型,并建立与推广品牌,增进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样的整合往往会为各大出版集团创造机遇,吸引资本的目光,推进上市工作。
4、电商价格战破坏书业生态
5月16日,京东商城打出了“全部少儿图书四折封顶”的促销广告,引起少儿出版社的强烈不满。5月17日,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接力出版社为首的24家少儿出版社率先举起维权大旗,联合发表声明对京东商城的这一促销行为表示谴责,律师函也于当日下午送达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0月30日,筹备近一年之久的苏宁易购图书频道上线,同时公布了被媒体认为是“电子商务促销史上力度罕见的开业方案”,即“0元售书72小时”活动,三天内预计让利幅度超过1000万元。受到此举刺激,其他电商网站纷纷回击:当当网打出了图书满100返200最高返400的降价旗号,京东商城开展其“六连发”的第三波,畅销书1~3折限时抢购等优惠活动。财大气粗的电子商务网站又一次掀起腥风血雨的图书价格战。
电商网站看似极端让利的促销行为,引来了“赔本赚吆喝”的质疑,但其一次次拿图书“开刀”,背后的原因是图书类商品品类多、售价低、顾客人群接受网购程度较高,因此特别适合作为吸引网站流量的工具。而电商网站这种“压根不打算拿图书赚钱”的态度,无形之中更让图书在全社会公众眼中的价值贬损,破坏了图书业的生存环境。
针对京东商城5月份的“少儿图书四折封顶”活动,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就曾表示,四折销售图书,已经低于成本价,将严重损害出版社利益和读者利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更指出,京东商城的这种低价倾销行为将使整个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对所有图书的出版者和经销者来说都是严重的损害,对少儿社多年来辛苦树立的品牌价值也是一种损害。
由于电商价格战,图书市场环境日益恶劣,最终受到损害的将会是读者的利益。相对于美国的图书自由价格体系和德日的销售定价制,中国的图书定价体系在近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通过规定甚至法律进一步规范图书价格已迫在眉睫,尤其是应该规范折扣幅度并限制新书打折。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不重蹈2010年《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即“图书限价令”的覆辙,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加大对社会宣讲、解释的力度,塑造尊重文化、珍视文化的社会环境,让消费者知舍“小利”而避“大害”,从消费者环节扼杀价格战的生存空间。
5、人教社教辅维权震动出版业
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铁肩担道义,携手绘华章”社店联动会,指出目前市场上只有很少数人教版教材的配套教辅书得到该社的授权,并在会上展示了一批在售以及进入省级教辅征订目录的“涉嫌侵权教辅书”,同时推出“人教版教辅用书唯一指定目录”作为判断依据。人教社此举,被认为是“原创教材出版社走出主动维权的第一步”。
在之后的几个月间,人教社与各新华省店联动,部署使用正版教材工作并签署授权协议,力求抓住教辅发行最重要的渠道,从征订源头进行维权。人教社的身后,外研社等诸多出版机构的跟进,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对侵权者提起诉讼,如今已有胜诉案例。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教社带动的教辅维权行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惹来很多质疑,甚至“恐慌”。多数教辅出版社及出版商对于人教社的维权都持理解态度,但有教辅出版从业者表示,由于国内的特殊情况,教材是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品的属性并未厘清,而依照教育大纲编写的练习类教辅是否侵权等问题也未有明确定论,因此人教社的此次维权行动必然引发争议。
教辅类图书每年为出版行业带来几百亿的产值,这块大蛋糕怎么吃,由谁吃,业内人士期待主管部门为教材教辅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明确的规则。
6、实体书店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
7月,京城著名的人文社科类书店“风入松”濒临倒闭;8月,两家出版社为向“风入松”追讨书款,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而进入10月,中国民营书店的旗帜之一,“光合作用书房”传出资金链断裂、拖欠货款的消息,其在北京的多家连锁店遭到“哄抢”,而“抢”书的多为供货商,是为减少损失而不得已为之。
这几年来,民营实体书店倒闭的消息不绝于耳,在网上书店大打“价格战”、店面租金高企、图书价格水平常年不变、数字化阅读风潮来袭等多方面的压力下,实体书店的倒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可能在几年内就会让中国的民营实体书店凋零殆尽。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实体书店行业规模的萎缩,不但会让出版产业链的下游渠道收窄,减少图书的摆放空间和与读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会让很多社区和乡村,失去了唯一的文化绿洲。而即使作为国有企业的新华书店积极调整业态,在未来可以“活得很好”,但仅剩下一个品牌的实体书店行业会是健康的吗?能够满足读者越来越长尾化的需求吗?
在2011年初的“两会”上,张抗抗委员提交了《建议政府扶持传统书店及纸质书业的提案》,认为政府应该在税收减免和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对实体书店进行扶持,因为实体书店“不仅仅是个单纯卖书的地方,它还具有阅读导向、信息收集、塑造城市形象、陶冶公民情操、形成文化氛围等的功能”。在很多发达国家,书店都享有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而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实体书店正应站在传播文化的前沿,享受发展的成果,而不是无声死去。
当然,除了呼吁政府扶持外,实体书店还应该积极“自救”,通过改善店内陈设、重新安排空间,让书店更人性化、更加时尚;通过售卖玩具、文具、礼品、电子书等商品,尽可能吸引更多消费者,成为文化类商品销售商而不仅仅是书商;在店内设置咖啡馆、茶馆和小型演讲厅,通过组织文化活动、读书俱乐部和讲座等,让书店变成社区的文化中心,同时增加客流。
7、凤凰传媒上市,A股最大文化传媒公司现身
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申请。11月30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交所,以2010年营业收入142亿元、总资产272亿元、净资产127亿元成为A股文化传媒板块规模最大的公司。
11月22日,凤凰传媒进行网上申购,申购价为8.8元每股,对应发行后市盈高达63.4倍,其发行市盈率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发行新高。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就在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凤凰传媒的高发行定价,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市场和投资者对于文化产业未来的信心。
2003年6月,凤凰传媒的前身之一,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由此拉开了凤凰传媒的改制大幕。2007年,集团公司对下属市县新华书店进行了公司化转制,由集团公司按照《公司法》新设对应的全资子公司,将各市县新华书店的发行业务资产无偿划转至新设全资子公司;同时,集团公司自身的非上市范围资产全部划转给凤凰出版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2008年,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弘毅投资成为集团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参股比例约为集团公司增资扩股的10%。在此之后,凤凰传媒开始酝酿上市,而这个过程却并不一帆风顺,其将发行板块单独上市的方案未被证监会通过,而经历了改制并注入出版业务后,凤凰传媒才得以顺利上市。
“原有的事业体制对于我们来说就像孩子穿着铁布衫,既伤不到也长不大。即便市场有需求,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扩充雇员,文化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海燕曾对媒体这样说道。
应该说,凤凰传媒是出版界的幸运儿。与山东出版、浙江出版、湖南出版一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拥有新华发行集团。一旦各省新华发行集团的各市县店的资产和销售额注入出版集团,出版集团的资产规模和销售规模就会大大扩张。正如广东出版集团,如果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的资产和销售不注入出版集团,从规模上而言,广东出版集团就是“小”集团,而一旦注入,广东出版集团就会成为“大”集团。此外,教材教辅销售在出版界占据重要位置,省域学生人口数量也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单以规模论出版英雄,向以内容生产著称的中国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集团等就会面临尴尬,其一,它们旗下没有发行集团,其二,地域学生人口有限,甚至不及某些人口大省的一个市。
8、“国十条”带来幼教图书发展新机遇
2010年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快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10条措施,被称为“国十条”。有专家测算,“国十条”中包括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的举措将在在未来10年内新增7万所农村幼儿园,这无疑将使幼儿教育图书市场大大扩容,10年后,幼儿园用书的市场规模甚至会超过现在的社会培训市场。
“国十条”政策的重点是扶持农村公立幼儿园,而这些幼儿园受资金的限制,所需要的教材必定在价格上属于中低端产品。越来越多的品牌社注意到中低端幼儿园教材市场的重要性,也纷纷向该领域输出自己的品牌,大大提升了产品的内容品质。过去一些着眼于高端市场的幼教图书出版社纷纷推出了针对中低档幼儿园市场的产品,将优质的品牌与先进的教育理念注入其中,以做高端市场的标准做中低端图书。另外,面向农村市场开发的教学用具也应该尽可能具有地方特色,一些出版社在开发图书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贴近农村生活,相信未来的幼教图书将会有更多内容源于农村实际。
除了传统教材选题之外,随着幼教市场的发展,出版商在幼儿园教材领域也在发掘一些新的产品类型,如阅读课教材,在培养孩子识字和阅读能力的同时,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并不高,很符合现今幼儿园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还有出版社设计了“破坏书”这种需要动手操作的产品,开发孩子多方面的潜能。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幼教市场的趋势是“私立幼儿园水平提高,公立幼儿园数量增长”,但当前很多幼儿园用书在教育理念、品牌、作者甚至印刷品质等方面都比较落后,幼教出版还有很大的发展提高空间。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安徽省和其他省份的少数地区仍然禁止教材进入幼儿园,而山东、福建两省更是明令禁止幼儿园实行双语教育,这无疑为出版业分享幼儿园教材蛋糕增加了政策阻力。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有松动迹象。
9、出版界营销凸显“微博热”
2011年,微博这种新的交流工具持续火爆,人们在微博上分享身边的新闻、认识新的朋友,同时也对形形色色的事件进行“围观”。微博以快捷、开放、互动的特点吸引了很多用户,但出版商和书店业者在2011年对微博趋之若鹜,看中的则是“病毒传播”覆盖面广、速度快的特点。
目前,大部分知名图书出版社都已经开通官方微博,很多出版社还设置专人负责更新。其中,上海译文、中华书局、新星、广西师范大学等社的微博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更由于在2009年即开通微博并且更新频繁,已获得了46万人的关注。这些出版社的官方微博,虽然大多数发布的是其新书消息及读者见面会等活动通知,但为了吸引更多网友的注意,非常注意使用网络语言,营造轻松、幽默、贴近网民的形象。另外,出版社微博为了追求营销效果最大化,一般都会反复提及重点图书的卖点或相关新闻,不厌其烦地发出其中的插图,甚至截取作者的一些“争议性”观点希望造成“围观”效应。还有一些出版社的微博并非每条信息都是关于图书,还包括一些生活小段子和原创的个性照片,甚至偶尔会针对天气发几句抱怨和问候。这一切都说明出版社正在逐渐适应微博这个新的营销环境。
在2011年,微博营销不仅仅止于出版社行为,编辑和作者也充分利用微博工具和自己的网络人脉,对产品进行宣传。很多编辑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图书,凡是提到此书书名的微博,都会转发,如《城邦暴力团》的编辑“藤原琉璃君”,在图书销售关键阶段,每天都会转发相关微博,而他在文化圈的好友只要转发其中一条就又会吸引一部分潜在读者。微博“以人为核心”的特点在营销实践中充分体现:关注你的人很可能和你兴趣相投,因此做书的人在微博上宣传图书,传播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2011年,微博结合移动互联网,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媒体优势,以手机看微博的用户大幅增长的背后,是一段段“碎片时间”,利用好这些“碎片时间”,营销大有可为。书业中人应记住,“每一个微博用户后面,都是一位活生生的读者”。
10、出版界掀民国教育读物热
去年底,叶圣陶编写的老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走红,而进入2011年,《民国小学生作文》等书更纷纷热卖,一时间,出版界刮起了一股民国教育读物热。
深究《开明国语课本》和《民国小学生作文》热卖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其对应试教育存在启迪意义。民国老作文,让人们看到了白话文初普及时的社会形态,读到了那时孩子们简练而又干净的语言,看到了他们真实而又亲切的内心,与现今孩子们为应付作业而写出的“假大空”文章成云泥之别。人们爱看那时孩子的作文,实际上怀着的是对教育现状的种种遗憾。其次,人们读《开明国语课本》,多为叶圣陶对儿童心理的了解而赞叹,为丰子恺的插图而折服,对民国那个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更添几分向往。可以说,民国教育读物火爆的基础是其较高的图书品质,却也与读者的猎奇心态有关,而与近年历史研究、影视创作领域的“民国热”更脱不开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教育读物热让出版社发现了新商机,各种跟风作品纷涌而至。须知一本书要“火”,内容永远是基础,到2011年末,一些拼拼凑凑的各种民国“教科书”、“作文集”已经充斥市场,让读者倒足了胃口。《开明国语课本》回到孩子们手中花了70年,而用同质化的“山寨书”把一个出版题材毁掉,却远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宋平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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