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当前中国腐败已深入基层

　　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今年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们怎么回避风险，抓住机遇。20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首先，回顾2011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破灭的可能，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各方面暴露出来的麻烦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据我观察，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以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2003年，党政领导意识到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我们原来在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主要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所谓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危机。

　　前两天一个无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光伏。还有物联网，等等。当然，我们有些方面有进步，可是成本太高。要持续的用这样的办法实现我们的转型，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方式，成本太大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程度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在大众层面上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另一方面是领导。从大众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有很不同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理性的深入的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可是他也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浮于表面，造成一种形式化的讨论。特别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有意图的还是自发的形成的民粹的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很容易阻碍问题的深刻思考。

　　至少在我们这个组织，50人论坛应该更多的开展，一个是切实的，不是做一些空洞的，煽动性的讨论，而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另外是深入的，而不是就现象发表一些感想，要理性的去分析和讨论，因为现象和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看看美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它主要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扭转了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状况，出现了一种大众的消费热。这个状态就造成了寅吃卯粮，美国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元是国际主流货币，所以，它就发货币。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者的收入比重降低，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并不是居民储蓄。为什么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增长的模式，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提高储蓄率就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让劳动力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提高，这样才能扭转过来。所以，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减少贪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领导到底准备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的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国家资本主义，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从生产上说，高铁就是个例子。从地方政府可以看到，现在全国普遍的是提高投资长度，报刊上说温州模式破产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模式不是温州模式。全国增长最好的地方，强政府，大国企这个战略应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还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是不是按照这个目标。

　　这两种意见现在争论不休，不知道以后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50人论坛的同志们，可以在形成我们国家总的方针、方向上有所贡献。

作者：吴敬琏，来源: 爱思想

王立军事件：依法办案与人道关怀

王立军“独闯美领馆”事件后，中国当局对该事件封锁消息，王立军目前在哪里？官方如何处置都暂且成谜，中国学者陈子明撰文希望当局立即公示事件真相和依法办案。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被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等人带到北京“调查”。此后传出消息，王立军的妻子肖淑丽、弟弟王立辉（辽宁铁岭铁煤集团运输部武装保卫处处长）先是赶到重庆市，向有关部门了解王立军的真实处境，遭到拒绝。随后他们又前往首都北京，在公安部的接待室，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知情；在国家安全部，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无可奉告”。迄今为止，王立军的直系亲属都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据家属介绍，王立军年过八旬的独居老父亲，闻听王立军如此大的变故，整天精神恍惚、茶饭不思、念子心切。

关于王立军目前的处境，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消息。一个消息说：已经确认王立军“是间歇性幻想型精神病。幻想领导要迫害暗杀他，所以躲进美国领馆，等待北京大领导解救。”这个说法与先前的两个消息是吻合的－－2月8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网传2月4日第三军医大学开具的证明称：“保健小组医生发现患者思维迟缓，思考问题及语言表达时缺乏逻辑性，经常出现情绪暴躁，喜怒无常等歇斯底里般的症状，经常出现情绪波动，曾有轻生念头。”“有关专家根据患者上述临床表现，初步诊断患者目前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如果消息属实，王立军目前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关怀与安慰，这也是最有效的精神治疗。没有任何理由对王立军家属隐瞒真相，并拒绝他们与王立军相聚，共同进行“休假式的治疗”。

另一个消息说：王立军事件被确认为“严重政治问题”，重庆市高层已经获知，问题性质是八个字：“叛国投敌，贪污腐败”。私自进入并滞留美国领事馆然后自愿离开，能否称为“叛国投敌”，这是需要存疑的。如果确有“贪污腐败”行为，需要拘留或逮捕，则应当严格依法办事。

2011年1月14日，王立军在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高票获选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前，任何机关不得剥夺王立军的人身自由，不得拒绝王立军的亲属与之团聚。

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是指其党组或其办公机构许可。只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才能取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都是公开举行的，每次会议都有新闻报道。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所以我们认为羁押王立军的有关机关还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许可。

现在再退一步，假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秘密会议或以通讯投票的方式（这些做法于法无据）履行了“许可”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第七十一条，拘留（逮捕）后，有关机关“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现在王立军被羁押早已超过了二十四小时，有关机关没有理由不通知他的家属。

我们希望：首先，应当迅速公布王立军事件的真相，对于六十年来第一宗副省部级干部私自“滞留”外国领事馆的案子，不能含糊其辞，蒙混过关，欺骗国人。其次，严格依法办案，不得采取法外措施，非法羁押。第三，不论王立军有罪还是无罪，都要用人道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和他的家人。

作者：陈子明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生物学硕士，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担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其主办的《经济学周报》中倡导改革。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

德国之声

木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得花儿都谢了

　　财产申报不是新事物，而是旧事物，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政治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政治发展在总体上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民主没有建立，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政治权力滥用与腐败触目惊心。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过去还能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楼梯响也听不见了，好像里面的人失踪了或者跳窗逃跑了。

　　八十年代是个财产申报的好时机，那个时候官员财产少。官员的财产少主要原因有：第一，“文化大革命”之后起来的一批领导干部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负。第二，经过三十年的运动，领导干部对于腐败怀有恐惧感，不敢贪污。第三，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官员除了一些特权外还没有捞经济利益的机会。第四，市场经济刚开始，每一个人的收入并不多，万元户就是一个标志。第五，所有人都怕政策变，挣钱的收入担心没保障，担心回到过去把钱收回去。第六，姓社姓资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左的东西还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发家致富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第七，经济发展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官员们对发展经济还处在走一走，看一看的水平上。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使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八，当时人们对于腐败的官员是发自内心地痛恨。第九，自从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大谈政治体制改革，还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的呼声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都不利于官员捞钱腐败。

　　没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因为那场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一下子停了下来，然后就是三年的停滞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被治理整顿所代替，政治体制改革销声匿迹，“左”的呼声甚嚣尘上，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搞民主化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会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才得到部分改观。但是，有了八九之末的政治风波，邓小平的改革观就成了错位的改革观，一方面，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在收缩，民主不提了，只提干部队伍的建设，明确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好，就能把市场经济发展好。干部队伍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而不是民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正式形成。

　　干部加市场经济模式最终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在二十一世纪强化。权贵经济形成之后，权力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使市场经济扭曲变形。更为主要的是，权力本身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本和财富，这些资本和财富并不是靠市场，而是靠权力，权力在政治升值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得到了升值，如果说资本家的剥削是经济剥削，就是剥削也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工人工作的前提是获得自己的工作收入，有工资。而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却是超经济剥削，没有投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没有先期投入场房、设备、资金，没有管理，甚至没有投入生产要素，仅仅靠权力本身，批地、抬高地价、搞双轨制等就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和回报，而这种回报又见不得光，又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他们得自我保护，有钱没权的，形成黑社会，有权有钱的，形成白黑社会，运用公权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让他们进行财产申报，难度加大，甚至是不可能进行财产申报，对这些人进行财产申报，实际上就是进行财产清算。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做大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十年。既得利益集团不但绑架了政治，使政治迈不动步子，而且也绑架了经济，使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属于政治利益，同时还绑架了文化，使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娱乐功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外人的施舍和恩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新的围城，只是与婚姻不同，城里面的人根本不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于是才有了官二代、富二代的自我繁殖，也有了穷二代的自我繁殖。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权力既得利益集团，其它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衍生品，没有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其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命运随时灰飞烟灭，其它既得利益集团的财产随时被充公、被廉价拍卖。重庆的打黑变成黑打，吴英案件就是明证。

　　有人会说，官员财产申报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一个猜测。猜测是一个没有得到实证的猜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惊人报告没有引发苏联的动乱，粉碎“四人帮”那么大的政治事件不但没有引发不稳定，反而大快人心。财产申报只是政治体制改革动的小手术，并不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同时又是大快人心的事，这种改革，只会得到国人的拥护，而不会引发不稳定。说财产申报引发社会不稳定，是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说法，而不是国人的共识，其实质是把持既得利益不放。官员财产申报不是官员的要求，而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才会引发不稳定，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不稳定的可能性就会失去。财产不申报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进一步说，财产申报最大的不稳定是社会革命，而革命在中国是这种有可能性的。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有13万多，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性是维权与抗争，如果群体性事件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就有暴发革命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革命的可能性也会转化为现实民主建设的可能性，比如乌坎群体性事件之后变成了村民选举、村民自治，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民主。就是13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一件是针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的，官员的财产申报没有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但是，财产申报会引发官场大地震，腐败的官员，尤其是腐败的高官会因此而丢官，会受法律的审判，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财产申报也会引发政局变动，但也不会引发政治内部革命，只会引发党内民主规则、法治规则的诉求。

　　有人会说，官员财产申报会侵害官员隐私问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不存在财产申报侵害官员隐私的问题。他举例说：在许多国家，财产申报是官员因其公职带来的法定义务，不但不会侵犯隐私权，反而应该主动、真实、及时地申报、公开。中青报对2908人在线调查，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既然如此，就不能使财产申报没了时间表，否则官员的财产也就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官员的财产申报，是当官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内容。

　　财产申报制度已经等了快三十年，人们对官员财产申报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失望，用一句歌词来表达人们的心态就是：等得花儿谢了，等得心儿碎了。在这段时间里，八年抗战结束，打国民党内战结束，抗美援朝结束。战争打完了，也打赢了，财产申报却打输了。

　　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财产申报开始。财产申报成本低，且得人心。

作者:木然，来源: 共识网

林彪說：有毛主席在，我們“大樹底下好乘涼”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3月24日  林彪在首都黨政軍萬人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續）：

過去我說過一句話，就是說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領導我們，我們很幸福，引了一句俗話“大樹底下好乘涼”。可是有人就反對這句話。可是楊成武對於這種反對這句話的人採取包庇的態度，他說這個不算什麼。這是看出他對於主席的作用，主席對於全世界和全中國、我們全黨、對於整個的階級、對於人民的作用是估計不夠的。（姚文元：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誰反對林副主席就打倒誰！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表面上他是擁護江青同志的，但實際上他是對江青同志不滿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時候，他同戚本禹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們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實際上成立了專案來迫害江青同志。（總理：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敬！）很顯然的，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的幹部中間很傑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眾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採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瞭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眾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她一方面忠實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另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發現問題。文化革命中間樹立了許多豐功偉績，固然是主席的領導，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黨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獨特的作用，始終在這個運動中站在最前線。（鼓掌）（葉群：江青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的罪責難逃！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江青：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偉大的人民解放軍萬歲！）（眾呼：誰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我們就打倒誰！）

楊成武他在表面上看來是沒有野心的人，但是實際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楊成武就想把代總長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這個“代”字（總理、江青等笑），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並不是一個恰當的人選，當時主席說走走看，行不行哪，當時實在是沒有把握，再走走看。現在看來是主席看對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還覺得自己很行，還覺得那個“代”字不舒服，還想去掉那個“代”字。在總參宣傳和要樹立他的絕對的領導，有的人不同意這種提法，就被他進行隔離反省，拿三個人盯梢，盯著一個女同志。表面上看來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爭名爭的厲害，不歸他出名的事情，他也去爭一分。譬如說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不歸他署名的，他沒出過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來寫上。還有那個什麼“大樹特樹絕對權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動要登，後來登了《人民日報》第二版上，他很不滿意。那個第一版上當天登的是什麼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認為他的文章還應當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眾呼：誰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發表以後他還要發命令，要全國解放軍都要學，後來這個命令給吳法憲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電話通知全國都要來學習他那個東西。他的事實是可以說很多。山頭主義的表現，兩面派的表現，以及其他還有許多壞的表現。這是這兩天在幾個會議中間我零零碎碎聽到一些，不全，也不準確，事實上還有很多事實沒有揭出來。講這一部分事實，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政治品質。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講他那篇文章的問題。毛主席今天同我講了，他說講講馬克思主義。他說講了山頭主義以外，講了兩面派以外，講講馬克思主義。這是指什麼問題呢？是指關於這篇文章裏面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絕對權威這個東西毛主席是不贊成這樣提的，這本來是一個普通的戰士提的，《人民日報》就宣傳開了，大家宣傳開了。這種宣傳作為對主席信任的態度，一個戰士的想法是猶有可說的。但是如果作為一個科學的語言，作為一種哲學的語言，那是不正確的。而楊成武認為從哲學的角度上來說，也是正確的，這就不對了，這就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提法了。

毛主席在12月7日批示這樣說的：“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絕對的東西只能存在於相對之中。又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合。絕對真理是存在於相對真理中一樣。”這是毛主席去年12月間的一個批示。毛主席在《實踐論》裏面這樣子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也就是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說法。相對和絕對這是一個真理問題上的一對經常用的範疇，一對對立而又統一的範疇。馬克思主義是不承認有孤立的絕對，絕對只能存在於相對之中，總是同相對結合在一起。我們的認識過程就是絕對和相對的矛盾過程，這種矛盾的解決就使我們的認識前進一步，就是向絕對真理前進一步。絕對的東西它不能孤立的存在，如同任何抽象的概括它離開具體不能單獨存在一樣。如同一般不能離開個別一樣。如同無限不能離開有限一樣。如同共性不能離開個性一樣。它是不能自成一體的，獨立存在的。我們認為有絕對，但是絕對只能存在於相對之中，我們每一個時候的認識都是相對的，這是主要的一面。又如當時的科學水準和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情況的局限性和階級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在每一個時候的認識，無論是對自然界的認識，無論是對社會領域裏面的認識，無論在思想上對某一原則的認識，都是處在這種相對的狀態中，只有通過無數的相對才能一步一步的來接近絕對，可是我們永遠只能接近，我們永遠也不能完成。只有如果事物是停止了，不變了，不發展了，那麼我們反映客觀的觀念才能成為絕對。可是事物永遠在發展著，辯證法也可以說是發展法，是運動法，是變化法。因此我們不能有一種絕對，如果是絕對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們的觀念看死了，我們的概念，我們的範疇，我們的一切原則，都隨著事物的變化來變化的，它不是不變的，當然生活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認識，具有可靠性，我們也是不能否認的。如果否認這一點，就變成相對主義。如果我們把事物看成絕對，把真理看成絕對，這就把事物的運動停止了，把我們的概念運動停止了，僵化了，我們思想再不會前進了，事物再不會向前發展了。如果我們存在這個觀念，我們思想就會僵化，我們會把事物看成死的，把概念、把原則、把範疇、把定律都看成死的。

不僅是政治上如此，社會如此，就是自然科學也是如此，譬如說水在零度上是液體，百度以上變氣體，零度下是固體，這也是要有條件的。你把它拿到最高的山上去，它不到100度就開了的，因為上面的氣壓小，空氣稀薄，是有條件的。水也不一定在零度就開始結冰，也許零度不能結冰。正如自然科學上一切其他的定律、規律，無論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物學，各種各樣的科學技術都是處在一定的條件下的。現在我們所認識的自然科學只是現在發展的階段，而不是永久如此的，事物的發展不僅如此，舊事物還沒有什麼基本變化，可是我們認識的水準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原來沒認識的事物，以後會認識了。而原來認識的，中間包含著很多錯誤的，也經過向前認識也克服了。所以自然科學現在這一切教科書上所列的規律都不是絕對的，將來還有很大的修改，很大的補充，其中包含了很多錯誤。現在大學、中學所教的東西，就是全世界公認的東西，現在還包含著很多沒有認識的東西；已經認識的東西，還包含著很多的錯誤，將來會糾正的，將來會發展的。而這種自然科學的定律，無論是那個科學部門的，僅僅是由於它是在地球上這種條件的。這種各種資料、各種定律，假如是拿到另一個環境裏面，譬如放到月球上去，很多東西要推翻的。譬如放到太陽裏面去，高溫到達一萬度以上，這些很多冰點，沸點，通通都要發生變化。所以這一些真理，一方面是真理，但不是絕對的真理，是有條件的，暫時的，不能把它看成是死的，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的。所以我們共產主義的思想是不停止的、不保守的，是進步的、發展的。只有我們依靠著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這一個基本原則的指導，來否認這些定律的絕對性，否認這些定律的僵化，使得我們科學的發展才覺得大有可為，還有很多沒有認識到的。而業已作過的結論，有些要被推翻的。我們每一個認識也是相對的，又是絕對的。所以我們對真理的認識任何時候都是二重性的，而不是一重性的，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單純的相對的。它總是具備著二重性，而同時具備著二重性。所以列寧說，相對和絕對也是相對的。相對不是簡單相對，而是相對中間包含著絕對。只有這種思想的指導我們才看出萬物在變化。我們一切政策，一切自然科學都應該相信它還會變化，還會發展的。這一對範疇是在認識論裏面經常用的一個範疇，是真理論裏面一個經常性的範疇。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我們也容易變成教條主義，使我們的思想落後于客觀，成為不發展的了。

馬克思主義當然是正確的，可是就如列寧階段的時候不是大大地豐富發展了嗎？並且把馬克思原來提出的某些在當時條件可用的準則而在後來條件變了，不能用了嗎？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沒有錯的，而且當時他提出的問題也是適合當時的情況的。譬如毛澤東思想新的階段的時候，我們毛主席不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大地豐富了嗎？不是毛主席把馬、列所沒有講到的問題都解決了嗎？把馬、列沒有提出的問題提出來了嗎？毛主席不是現在還繼續在發展著自己的思想嗎？這都是證明著我們的思想不能對它用絕對的概念來限定的。絕對，事實上是一種錯誤地反映客觀，客觀上是永遠也不會孤立的絕對。木頭、桌子、茶杯、擴音機，這只有具體的桌子，具體的茶杯，具體的擴音機。而這種抽象的桌子，抽象的茶杯，抽象的擴音機，是只能存在於具體之中，它是不能夠單獨存在的。房子的概念是很多房子的抽象，而沒有離開了具體的房子，這種抽象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毛主席總是讓我們解剖麻雀嘛！解剖麻雀就是從具體中間來找抽象，從個別中間找一般。也就是把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結合起來，而不是把它割裂開，而不是把它孤立起來。而楊成武說這種說法是有哲學的根據、是合乎哲學的，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不單是在哲學上是荒謬的，就是在政治上絕對權威只有在奴隸社會裏面有這種情況。奴隸主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奴隸，可以殺，可以當牲口來用，而奴隸是成為啞巴工具。把工具分為能說話的工具和不能說話的工具，人就變成說話的工具。而奴隸在法律上不是人。法律上不承認奴隸是人，而是作為牲口。這種情況只有在那種社會才有的。譬如以後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更不會有這種情況。所以在政治上是不合事實，也是不同意的。我們只可以原諒作為一種對毛主席的熱愛、對毛主席的尊重、一種文學語言來講它，一個戰士的語言來講他，如果真正提到作為科學的語言，作為一種哲學上的範疇，那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的要害就是我們對事物的運動否定了。譬如各種原則的發展、概念的變化的發展都否定了，那我們思想就會僵化起來。所以這是一個反馬列主義的看法、想法，而必然導致到我們行動上的錯誤作法。因此主席提到要把這個問題講一講。

我的講話，材料很零碎，東聽一點，西聽一點，不準確、不全，也沒有很好的整理，也是信口開河，是把中央的決定告訴大家，知道是一回什麼事。我要講的三個問題就是這三個問題：山頭主義，兩面派，相對與絕對，真理的問題。現在我來喊幾句口號，來結束我的講話。（略）

周恩來講話中肯定和讚揚了江青，說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還說，我們要永遠忠於中央文革！你們積極揭發，有可能在楊成武後頭還有黑後臺。

3月25日  1時35分，一直在後臺“偷聽”的毛澤東走上主席臺，全場起立，高呼萬歲。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向林彪報告：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討論過新的中央軍委辦事組名單，擬了5個同志，現先送上，請考慮是否妥當，並請在您考慮後，向主席報告請示。名單：黃永勝組長，吳法憲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林彪寫：呈主席指示。毛澤東批示：照辦。
此後中央軍委常委會停止辦公。（《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姜草子：系好安全带，经济正着陆

——经济杂谈·之八

　　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已开始下行着陆，至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比较独特，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集中力量把强扭的瓜弄得有点甜，这也是境外学者屡屡对中国经济看走眼的原因之一。反映到这次的经济着陆上来，如果当局动了心思，倾一国之力死死硬抗，即使是一场硬着陆，也不难弄成一次跌跌拌拌的着陆，或者看上去像极了软着陆。

　　中国经济十几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四架马车的拉动：出口，政府基础投资，房地产，国企的资源产品扩张。在这四大板块中，资源扩张的问题可免去不谈。因为资源性国企扩张的前提是前三个板块的膨胀，如果前三个板块缩水了，它就会立马失去发展的依托。

　　在另外三个板块中，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引擎。现在，它已基本失去拉动GDP增长的功能。至少在近一年内，甚至很可能两年内，政府不会完全放松对房价的打压。这实在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无奈选择。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形成了价格泡沫，更在于它是一个畸形的、疯狂吞噬流动性的、几乎完全依赖金融业打鸡血的产业。一旦对房地产的打压出现松动，流动性泛滥的情景就会重现。它所导致的恶果，也不仅仅是房价的重新推高，而是远未降服的通胀的全面反弹。上个月，国内CPI指数同比上升了4.5％，预示着去年年末以来逐渐降温的通胀有可能重新升温。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已很难再下决心大尺度放松银根。

　　政府基础投入也已开始力不从心。与房地产业相似，中国各级政府的基础投资也严重依赖于大规模举债。要使这种回报周期漫长，或根本没有回报，甚至还会带来大量附加投入的投资持续下去，政府就得周期性地流动性放量，否则捉襟见肘的日子终会到来。如今这一天实际上已经来临，包括铁道部等部门建设项目的大面积停摆，就是这种窘迫日子逼近的前兆。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都已负债累累。房地产业的降温，又使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各地方政府，失去了很大一块财政收入来源。这种背景之下，政府若想持续过去那那种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辉煌，除非再人为制造一场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天量流动性，并且还得不停地这样制造下去。可时至今日，即使是最不理性的政府官员也已经明白，如果这样做，就等同于给中国的经济体不消停地供给摇头丸。

　　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贡献最大的领域，莫过于实体产品的出口了，这也是近期萎缩最明显的一个版块。中国的出口同比指数已经下跌，环比增长也在萎缩，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中国作为一个内需不振，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大国，出口的萎缩是一个严重信号，表明这个经济体的运行已经出了大问题。出口已无法重续昔日的强劲势头，内需又无法提升，经济着陆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不要说什么这都是外部因素惹的祸。全球经济的疲软，欧债危机等，的确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麻烦。但即使没有这些外部因素作祟，中国经济增长的趋缓也是无法避免的。中国经济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外部因素和内部结构障碍双重作用的结果，并且内部的结构问题更为根本。正如一架飞机，全面遇到了大面积的雷区，它不得不提前着陆，但同时它的油箱里也没有多少油了，即使没有那片雷区的阻碍，它也得着陆了。

　　房地产这一块就不用说了，它的背后，涵盖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畸形的二元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畸形的土地财政，金融与行政垄断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等。政府基础投资的发烧，除了与习惯了指令计划经济的政府的凯恩斯冲动有关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需不振的事实。因为民间消费，尤其是农民和城市普通市民的消费不足，政府只好充当主要的投资手，靠这一块来拉升GDP。而相对于GDP增长和投资显示的民间消费不足，内需相对于外贸的疲软，其幕后的最大黑手就是特权利益集团的垄断、贫富悬殊和社会福利的严重滞后。

　　对任何有硬约束的正常的政府而言，中国的各级政府其实并不缺钱。中国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国家，政府如何征税，征多少，政府的财政预算等，都可以绕开立法机关的严格监督和审批，由着政府的少数几个党政首长自行其是。中国的税收实际上是没什么控制的，每年税收的增长幅度都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速。可面对一个机构人员庞大、奢侈无度，大手大脚、贪腐层出不穷的公务员团队，而且这个团队还把政府当做公司来办，有着抑制不住的投资冲动，财政收入再多又有鸟用？不照样寅吃卯粮，负债累累？这，也其实是一个结构问题，甚至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构问题，与政治体制有关的结构问题。

　　说到经济下行的内因，对目前的出口困境而言，它的背后还折射了中国实体经济的脆弱和无奈。汇率的攀升，欧美市场的不景气，这些固然都是出口受阻的原因。但实体企业的资金枯竭，资金与人力成本的上涨，给实体经济造成的打击更甚。春节后，我去过几家朋友的公司拜年，其中有一家出口企业，有十五万平米的厂房，四万平米的员工宿舍，但已经大年十五了，这家企业仍未开工，工厂空空荡荡的没几个人。据老板说，他从正月初十就开始给那些骨干员工打他们返回广州的路费，每人300元，但这些农民工收到钱，还没有一个人返回来。老板预测，由于缺工，他今年的业务至少得减少一半。他如果想把这些农民工都吸引回来，就得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可如果这样做，他的企业就会因亏损而倒闭。实体企业遇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的反映。社会的老年化，人口红利消失，这一结构困境大于天，它给中国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困扰，现在尚未真正完全显露出来。

　　经济下行已势在必行，我们平头百姓该怎么办？照我的看法，我们还是系好安全带，稳妥点好。稳妥点的意思就是不要头脑发热，随随便便去搞什么投资创业和发财。不仅股市投资要谨慎，实体投资更得摸摸后脑勺。在这云里雾里、神神叨叨的龙年，你没有十分之一的乔布斯的大脑，或者过硬的官场背景和人脉，最好是暂时远离投资。无所事事也没关系，年轻的不妨继续当宅男，年长的可去公园下棋。当然，年轻人如果有把握，最好是去考考公务员，争取挤进公务员队伍。毕竟，当公务员是目前年轻人的一种最佳就业选择。因为中国公务员所服务的是这样一块宝地：就算中国经济大面积缩水了，那里仍会剩下最后一池绿水。

作者:姜草子，来源: 共识网

丁咚：朝鲜顺利实现三代世袭的九根支柱

　　种种迹象显示，在金正日猝然死去后，朝鲜已经完成了最高权力传承工作，金正恩时代正式来临。美国《时代》周刊首度将金正恩作为封面人物。根据往例，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有可能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这些迹象体现在，朝鲜在树立金正恩体制后，公开进行论功行赏，奖励那些在接班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奖励的方式是向132名有关人员颁发“金正日勋章”，晋升19名党政军各方面有功人员为次帅、大将、上将和中将等各级军衔。这些人包括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永春、总参谋长李英浩等。金正恩还仿效古代世袭君主为先王上尊号的做法，向金正日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元帅称号。

　　在内政稳定的情况下，朝鲜启动了外交工作，决定2月23日在北京举行朝美第三轮高层会谈，讨论重启六方会谈。

　　金正恩体制稳固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在纪念金正日诞辰70周年之际，朝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朝鲜军民通过参加阅兵式等各种活动继续向金正恩宣誓效忠。

　　在非君主制国家，像朝鲜这样顺利实现三代世袭的国家极为罕见，金正恩快速完成接班程序，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就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开始像模像样地治国理政，缘由何在？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朝鲜的金氏政权有效建立了维系家族统治的九根支柱。

　　支柱之一：特权阶层。以金氏家族为核心，朝鲜形成了一个以党政军企重要官员和公职人员为主的特权阶层，他们既受到严密控制，又获取了大量利益，在维护金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中发挥了围拱作用。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会坚决维护既有体制。由于改弦更张、实施彻底改革或者更换领导核心，要冒太大风险，甚至会失去一切，因此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轻举妄动，而会选择继续将金氏家族作为领导核心来维护。因为维护金氏家族的领导地位，其实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任何损失。这是金正恩体制能够顺利推进的基石。

　　支柱之二：军方效忠。在金日成、金正日时代，朝鲜军方都在维护其统治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特别是金正日为了保证二代世袭的顺利进行，创立了“先军政治”学说，将军人和军队放在国家政治的首要位置，军队逐渐成为领袖的私人卫队。这是金正日为金正恩留下的最大遗产。军方的效忠对金正恩顺利接班发挥了核心作用。只要军队不倒戈，金正恩体制就将固若金汤。

　　支柱之三：神化宣传。从金日成到金正恩，金氏家族从未放松对其家族进行神化宣传，所谓的“白头山”血统即是神化宣传的杰作。金正恩接班，由于年龄、经验、资历的缺憾，因此更需要那种超越现实、以想象为基轴的神化宣传。从金正日明确其为接班人后，朝鲜就全面动员了宣传系统对金正恩进行全方位包装、宣传，将其“神化”，树立其政治超人的形象，以克服现实政绩匮乏、个人才能缺乏磨练的不足。

　　支柱之四：愚民教育。让朝鲜军民对神化宣传的那一套，乃至对金正恩能够顺利实现从金日成就开始的国家建设的“伟大目标”深信不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人民变成“愚民”，使其缺乏必要的知识、视野和判断能力，大家都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下，无法辨别真伪，才最有利于像朝鲜这样的三代世袭完成。有大量报道显示，金正日去世后，朝鲜上下一片悲戚，泪流成海，为什么人民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仍然对最高统治者毫无怨言，甚至充满感情，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愚民教育才能做得到。

　　支柱之五：锁国政策。让人民变得傻傻的，不明所以，不明真相，光愚民教育还不够，如果大家有别的渠道可以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还是无法保证国民的忠诚。在此情形下，朝鲜展示了锁国政策的有效性，这一点我国也感同身受，在改革开放前的年代里，中国也基本处于锁国状态，对外界两眼一抹黑。现在的朝鲜正是几十年前的中国，在内受愚民教育，外缺适当渠道的情况下，国民只能永远愚昧，以至于忠诚不二。

　　支柱之六：亲信政治。朝鲜最近提拔了若干次帅和将军，颁发了国家最高奖章，所为者何？纪念金正日诞辰只是一个由头，而最重要的目的是，论功行赏，对在金正恩接班体制顺利运作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予以褒奖，并将他们纳入核心的特权阶层中，确保他们继续对金正恩体制保持忠诚。依靠亲信驾驭政权，是金氏家族长期保持国家统治权、金正恩顺利完成三代世袭的核心要素之一。

　　支柱之七：特务统治。在以上策略运用的同时，还要防止内奸和叛徒的出现，任何政治团体都会滋生反对者，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永远不会平衡。只要有政治存在的地方，都会有反对派。在反对派之中，野心家就藏于焉，也会出现反叛和通敌。在一个专制统治的政权内部尤其如此。凡是这样的政权就会盛行秘密警察制度，对精英集团和人民进行监察，以防止意外情况出现。朝鲜三代世袭能够顺利完成，特务统治功不可没。

　　支柱之八：严酷家法。在世袭传承的专制国家，政权领导核心往往是一个家族，而家族对国家的有效统治，将会通过严刑峻法实现。将国家的法律体系，转变为家族的法律体系，将保障国家的法律，转变为保卫家族统治的工具，将国法转变成家法，将反叛金氏家族者视为叛国者，是世袭制度确保长期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长久以来，外界就盛传朝鲜国内由于对金氏家族不满而导致制裁的大量例子，它们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广泛存在的事实。

　　支柱之九：背靠强邻。一个世袭政权，特别是弱小的政权，即使能够有效掌控内部，在缺乏外部强大支持的情况下，如果内部抗争加剧，同时外部干涉介入，就会出现危险的局面。因此，和强国、大国建立紧密的国家关系是保证专制的世袭政权延续的重要条件之一。金氏家族深谙其道，金正日不仅将世界大国玩转于股掌之中，而且与中俄均建立了类同同盟的关系，为其世袭统治建立了强大的后援。他为金正恩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是与中俄结成的紧密关系。中俄的坚决支持，是金正恩顺利完成接班程序，开启自己的新时代的重要保证。

作者:丁咚，来源: 作者博客

洪博培：习近平善于“人性化”地传递许多重要信息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白宫曾放出风声，“不期待有重大突破”，并表示美国将以“美国风格”迎接习近平。其含义有二：第一，兼顾礼仪和实质。礼仪合乎习近平目前的身份，但也要解决实质性问题。第二，美国将毫不客气地提出美中之间的争议问题，如人权、人民币汇率。

　　不过，从习近平访美迄今取得的成果来看，其效果超出了事先美方的预期。当“美国风格”遇到“习式风格”，后者显然占了上风。具体而言，习副主席此访在如下几个领域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从工作关系领域看，中美高层频繁接触，建立个人关系，对于增强互信、减少误判，关系重大。这次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尤其与拜登副总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同时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互动良好。可以说，高层良好的工作关系，是维系美中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从战略互信领域看，美中各自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有着深刻的疑虑。这次习近平访美前夕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推出泛太平洋体系，并在经济、外交、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部署，形成了对中国“软围堵”的格局。在此情况下，美中之间的战略互信更是面临挑战。本次访问，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沟通情况显然良好。奥巴马再次表示，欢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方也表示，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以及利益，并且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时，希望美方同样尊重中方的利益。尽管美中的战略互信还有很大的鸿沟，不是一次访问可以解决的，但此次可视为一个良好的进展。

　　第三、从沟通机制领域看，互信不仅要有理念的建立，还需要实际运作的机制做保障。本次“习奥会”，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其中包括完善美中双方各个层级的交流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方面面，跨越高、中、低层。除了原来就有的最高级别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省州长论坛之外，还有许多新的内容。美中之间形成了大国之间少有的沟通、交流、合作机制。

　　第四、从公共外交领域看，这是此行的最大亮点。外交并不只是政府对政府，也是政府对民众。习近平本次访美在行程的安排中，不仅体现了他重视友谊、不忘历史的个人特质，更是成为一次经典的国家公关行为。

　　此外，习近平在访美的演讲与对话中，展现了一种平易近人的“习式风格”，讲故事，说道理，打动听众，征服对手。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听完习近平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后对笔者说，习近平善于“人性化”地传递许多重要信息。

　　这些，就是本次习近平访美值得称道的突破与收获。

特约撰稿：美国《侨报》执行总编辑 萧冬，来源: 国际在线

孫中山“軍政”培養了軍閥

衆人只知駡北洋軍閥，却根本不知道辛亥前甚至“二次革命”前，北洋只有職業軍人，並無以武力搶奪把持政權，實行軍人獨裁的軍閥。是孫黃以軍人政變方式奪取政權並建立軍政府實行獨裁，首先製造出南方的“革命軍閥”，致使“南行北效”，在老袁死後便洪水滔天


《新史記》蘆笛


其二就是孫中山本人的“軍政”理論和實踐製造培養出了全國的軍閥。孫一貫反對和平演變，蓄意要把已經同意實行君主立憲的清政府搞倒，甚至爲此暗殺出國考察憲政的大臣，這種偏執狂根本不能用“爲國爲民”的“高尚人格”來解釋，只能歸結於個人野心。

請 問，既然您是爲了中國强大，爲了實行民主，現在朝廷既然願意這麽幹，可以用和平方法達到你的目的，甚至赦免了暗殺國家元首的恐怖分子汪精衛、赦免參與武昌 起義和南京起義的革命亂黨，同意同盟會作爲合法政黨咸與維新，爲什麽還要走暴力革命道路，去把滿人皇帝搞下來？這難道能用爲國爲民的崇高胸懷來解釋？搞下 和平實行憲政的朝廷，却代之以軍人統治的軍政府，這豈不和民主南轅北轍？算什麽狗屁“民主建國大綱”？只有白癡才會想出這種笑話來！

動機和智力姑不論，嚴重的問題在於，孫以“德高望重”的“革命領袖”之身，完全就是奉行“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土匪哲學。毫不誇張地說，孫大炮就是鼓吹“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第一人。

奇怪的是一般人却看不出孫不但是軍閥主義的始作俑者，而且本人就是畢生都在幹這種武力奪權的大軍閥。例如謝幼田撰文歷數和痛斥北洋軍閥，却忘記了列舉同盟會員變成的軍閥，更沒有看到正是辛亥革命製造出軍閥割據的亂局來的。

不 容否認的是，晚清雖然朝廷中樞懦弱，部屬最多只敢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畢竟沒有軍閥盤踞一方，大權獨攬，與中央抗衡，甚至可以帶兵攻入北京，推翻名義上的 中央政府的爛事吧？這種事完全是民國新氣象，李烈鈞恃仗武力拒絕驅逐中央簡放的民政長官的爛事，有清一代，未之見也。這種怪事居然會發生，完全是國民黨人 的耻辱！
武人干政從來不是中國的傳統，傳統社會講究的是“修文偃武”，只有所謂“士、農、工、商”，武人地位很低，甚至不被儒家當成個職業 或階層。除了五代那個短短的時代，軍人政變並不是傳統的君王上臺方式。衆人只知駡北洋軍閥，却根本不知道辛亥前甚至“二次革命”前，北洋只有職業軍人，並 無以武力搶奪把持政權，實行軍人獨裁的軍閥。是孫黃以軍人政變方式奪取政權並建立軍政府實行獨裁的土匪行爲打破了這個傳統，首先製造出了南方的“革命軍 閥”，致使“南行北效”，在老袁死後便洪水滔天，全國從此陷入軍閥混戰。（新史記》第4期）

袁世凱在駐紮朝鮮期間抵制日本擴張

張華騰


作者為安陽師範大學教授，本文係張華騰在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於安陽師範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本刊略有删節。


袁 世凱走上政治道路是從軍。他參加了兩次科舉考試，兩次沒有考上，就把書燒了，1881年參軍，到當時著名的淮軍吳長慶部下。第二年這支部隊開到朝鮮，為什 麼開到朝鮮呢？朝鮮國內發生了軍隊暴動，朝鮮當局控制不了局面，向清政府求救，這時候的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他不能稱皇帝，只能稱國王，他們的國王是由中 國的皇帝冊封的，每年要向中國皇帝進貢。

朝鮮國內要是發生了大的事變，他們的政府解決不了，就求救於中國政府。這一 次是1882年，朝鮮（反對派）發動了一個兵變，這一年是中國農曆壬午年，所以叫壬午兵變，朝鮮政府解決不了，向中國政府求救，恰好就派袁世凱這一軍“慶 軍”開到朝鮮。袁世凱先一年當了兵，第二年就開到朝鮮去鎮壓朝鮮兵變。開過去的是六個營，三千人。袁世凱的表現非常好，不管是在出發路途，登上朝鮮海岸， 還是在擒拿兵變頭子的過程中，他機智勇敢，最後兵變被平定之後，吳長慶向清政府李鴻章請功，給袁世凱記了一大功。清政府就下令袁世凱為同知，同知是五品 官，作為一個督訓員駐在朝鮮。

兩年之後，朝鮮（親日派）又發動了一場事變，這就是1884年12月的“甲申政變”。1884年什麼年？是法國侵略越南，越南和朝鮮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中國的藩屬國。日本策動朝鮮的親日派發動政變，殺掉了親清官員，建立一個親日政權，要脫離中國。

這 個時候駐紮在朝鮮的軍隊不是三千人了，而是一千五百人——本來六個營，一個營五百，因為中法戰爭，清政府為加強海防調走了三個營，剩下三個營。袁世凱這個 時候是一個營的營長，直接指揮五百人。另外，他還是駐朝鮮清軍的第二號人物，不但自己領一個營，還幫辦朝鮮的軍務，後勤、糧草供應也是他來具體負責的。

朝 鮮發生兵變，中國政府不可能馬上得知，在這種情況之下，駐朝鮮的清軍該怎麼辦，形成了兩派意見，一個是一把手吳兆友，是三個營的總頭領，他認爲我們沒接命 令，不好私自行動。但是袁世凱站出來說，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如果等到政府、李鴻章給了我們命令，朝鮮恐怕就不存在了，成為日本的了，我們應該立即行動，鎮 壓兵變。袁世凱說服了一把手。親自帶領他這個營，衝向被日本人和親日派佔領的朝鮮王宮。

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在中國政府官方檔案文書裏，都記載得非常清楚。
除 此之外，我們前幾年在鞏義發現了一塊石碑，是袁世凱親自撰寫的，記載了什麼人呢？袁世凱當年駐朝鮮手下的一個中級軍官，一個袁世凱的愛將，老人有病不能回 家，思鄉心切得了病，後來死了。袁世凱很愛惜這個將領，親自撰寫了碑文，記載的就是袁世凱的軍隊怎麼冒著槍林彈雨，衝向朝鮮王宮，怎麼打敗親日軍隊，跟官 方記載的檔案是一致的。
如果不是這一次袁世凱的當機立斷，堅決、果斷地鎮壓了“甲申政變”，恐怕朝鮮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了。

這次是中國軍隊在朝鮮與日本軍隊交手的一次非常漂亮的戰鬥，袁世凱表現得也非常好，他作為中下級軍官時，就在軍事上立功，這是我們過去很少講的。（《新史記》第4期）

重庆日报：薄熙来17日会见越共政治局委员

核心提示：据重庆日报报道，薄熙来2月17日会见了来访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苏辉若，就加强重庆与越南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市委书记薄熙来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辉若亲切握手。

重庆日报讯    17日，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了来访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苏辉若，就加强重庆与越南的合作进行了交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存根参加会见。

苏辉若说，越中两国山水相连，由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友谊，在历代领导人的精心培育下，战胜了各种困难，久经考验，历久弥新。越中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时期，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更应携起手来，推动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重庆是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此次重庆之行，令我们越南的同志收获良多、感悟良多。在薄熙来书记的领导下，重庆经济快速崛起，近年来GDP年均增长15%以上，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速度之一；民生得以有效改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成就斐然，十分了不起。越南也有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对于重庆取得的成就，我们衷心祝贺，深表钦佩。

苏辉若说，此次访问，党建工作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内容。薄熙来书记刚才介绍中国的《爱莲说》，形容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寓意党员干部要清正、廉洁。还说，无论外部环境多复杂，有多少诱惑，都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这些话对做好干部工作很有启发。恰好越南有首歌里也提到：“莲花虽从淤泥而出，却没有什么花比她更美丽。”可谓不谋而合。我了解到，重庆市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要求党员干部下到基层，和基层老百姓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越南共产党刚刚召开了全会，研究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相信重庆的经验，能给我们许多启发。你们森林、宜居、平安、畅通、健康“五个重庆”的建设，也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重庆和越南经贸往来密切，重庆和越南广宁省还结为了友好省市关系，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共谋发展。

薄熙来说，我们很欢迎越南同志对重庆的访问。正如辉若同志所说，中越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手缔造，建立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基础上的，弥足珍贵。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着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反映了越南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真理，追求正义，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不怕牺牲，顽强奋斗，事迹感人，催人泪下。新的时期，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互相学习，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薄熙来说，党的建设和干部作风，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些年来，中共重庆市委按中央要求，积极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实行“三项制度”，组织干部“大下访”，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绝不能脱离群众，必须时刻想着群众，多办实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特别强调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年来，我们先后推出了“五个重庆”、“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比如拆除城中村和改建危旧房，为低收入群众建公租房，为“留守儿童”提供免费蛋奶，市民生活得到改善。与此同时，重庆GDP年均增长15%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0%以上，这说明一个道理，即在改善民生，为人民服务的同时，经济也完全能优质、高速地发展。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这路完全走得通，而且还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重庆和越南经贸关系密切，去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已近5亿美元，还有20多家重庆企业到贵国投资。双方可以在工业、旅游、科技、教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越共中央委员、中组部副部长阮文扃，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阮孟雄，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中联部副部长刘结一，市领导张轩、翁杰明参加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