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的宦海沉浮与国人的道德基础

　　王立军入美领事馆之前，中国政界人士很可能没预料到事情进展如此神速，可能并不知道薄王之间的不安与恐惧居然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溃的地步。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定性和掌控之平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王走出美国领事馆的那一刻，已是尘埃落定，剩下的只有领导层选取适当的时刻将预备好的牌一张张翻给世人看了。这些政坛沉浮，网民们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可谈，只能期盼中国政治能够成熟一些，待人以厚，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毫无心计出生入死的实干者。虽然曾经伤害了许多人，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履行职责时的偏颇，应当有恰当的处理，既能警示后人，又能肯定其报国之心。


　　对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国百姓从文革时的热血沸腾，到六四后的心灰意冷，如今更是如同欣赏美国大片般的兴致盎然。这在海外华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实际上，这样的热闹，这样的看点，其背后都是某一些甚至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这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这些家庭的痛苦呢？政治上的事件，总是在民生的损失中展开的，而在宗教信仰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回顾王立军曾经铁血打黑的事件，再审视当下其自陷囹圄的处境，张君给文强的预言和文强给王立军的预言展示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斗争哲学的巨大的尴尬与荒谬。少年儿由来轻七尺，不惜生命，冤冤相报，落得父母数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倒可以用轻薄子总结。而这皇皇大国政治，悠悠五千年文明，竟至于与轻薄子同列，奈何是荒唐二字了得！

　　王立军事件之后，海内外华人的反应极其热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需要注意，人们对王的整体评价，指责的少，惋惜与列数功劳的多。象刘少奇林彪等瞬间变成万众讨伐的叛徒的情形没有出现。胡耀邦被罢黜的时刻，某些高官跳出来无中生有地抹黑，其态度转变之快，令倒胡的幕后操控者改革总设计师头晕目眩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形没有出现。赵紫阳当年的景象也没再现。六四事件之后，学界众口一词地讨伐赵紫阳，气势之汹涌，非长江黄河无法比拟。也许王立军无法与上边的几位相提并论，但是以小见大，中国人能够在险恶的政治斗争面前用自己的良心说话，政治体制中的强权不做舆论上的压迫，已经是令人欣慰的现象了。

　　笔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预测中共政坛的走向，无论谁执太阿，我只想对中共领导层说，国家前途，民众福祉，好自为之。我觉得，透过这样局部的小事情可以管窥到中华民族的普遍问题。以王立军事件为窗口，我们可以引申一下，中国法制，或者更广泛一点，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六十几年来信仰的迷失，宗教的毁灭，和人生目标的消亡，中华民族最年轻的几辈人在欲望的海洋中越来越茫然不知所之。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腾飞导致人的私欲爆炸，而中国在机械唯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成为世界上信仰缺失的面积最大程度最深的首要灾区。信仰的回归，宗教的皈依，道德的重建，是中国最紧迫的事情，也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学界精英提出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等方案，当然也是国家发展的步骤，但信仰方面却是无法躲避的问题，是必须走的路。

　　下面，就王立军事件设想一下，如果王与中国的广大公检法人员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与人文情怀，将会是怎样的局面。

　　杜甫的组诗《前出塞》中有一首脍炙人口：“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射人先射马”一联最为人熟知，其中蕴含的政治取向在尾联中直白的表达出来，就是中原对北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争，其目的在于制止他们对中原的侵扰，能够实现各国各族间和平共处，相安相依。战争的成败与功劳绝对不能用杀敌多寡来论。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在对待为自己痛恨的时常侵扰杀戮国民的北方游牧异族是这样的态度，当代中国政府在打击自己兄弟姐妹所误入的黑社会时，为什么反而不能怀有一点仁慈胸襟，而是以剿灭的黑社会数量和惩罚的黑帮分子人数为论功行赏的依据呢？王立军等在打黑过程中没有用这样的思路，而是贯彻了共产主义斗争哲学中所提倡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时下中央对王的调查中，我也期望能够抛弃曾经的斗争哲学，而回到传统的仁义道德的政治哲学中来，象人们所期盼的那样，不放过王的错误，也绝不抹杀王的功劳。

　　儒家道家经典中关于此类事情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下面仅举浅显的几例。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如果我们的中央领导人依然能够继承祖先的智慧，在面对罪犯的时刻，是努力挽救的策略，而不是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在共和国的不太长久的历史上，我们暂且不论前三十年如何，这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几年中，诸次严打过程中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行使国家的法制权力？是在挽救人吗？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公检法的人员，对自己在诸次打击运动中的作为能够心安理得吗？其判断标准十分简单，就是如果执法人员也犯了相似的错误，也用相同的方式处理，你们执法人员认为你合适吗？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处理你们自己合适，你们就可以如此去行。而这已经在文强身上施行了，而且从文强自己的拼命辩解上看，他完全不认可这样的方式。现在王立军则面对同样的处理方式，王本人对于这自己曾经对待别人的方式是否认可，则是天下人正在期待的答案。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你的亲兄弟亲姐妹入了黑社会，你会怎么理解他们的行为，你会怎么对待他们，那你就照同样的理解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所有黑社会分子。这样的话，你还会以自己铲除的黑社会分子数目和截断的黑社会运作资金的数额沾沾自喜，邀功请赏吗？你还会对涉黑人员家属的家破人亡视而不见吗？

　　佛教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这样的佛心不能滥用，象梁武帝那样善待侯景，不但招致梁氏的杀身之祸，而且造成江南的战火灾难。某些人放下刀是佛，拿起刀是匪，当然不可不防。而大部分人不是这个情况，如果你有能力有方法让这些人远离屠刀，奈何不让他们成佛，而宁愿增加监狱的容量呢？

　　最后，再次摘录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根据耶稣和老子的思想所得出的结论。耶稣结论说：＂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祈祷，＂然后解释原因道：＂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这一从天道到人道的推理过程，省略了一个大前提，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用老子的话说最简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然天道是＂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那么人道就应该是：善人和恶人都有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从这个哲学看，上世纪的各种形式各种借口的专政是愚蠢而违背人道地道和天道的。所以，人间政治的义务就是扬善抑恶，劝善避恶，化恶为善；而不能是因为曾经恶的行为而剥夺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权利，不能因为人的点滴之恶和某时刻之恶就认定此人是本质之恶和永恒之恶。至于罗织罪名，强善为恶，以邀功请赏，则完全不能容忍。恶在于行为，而不在于人，消除恶在于消除恶行与致恶的环境，教化民众，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绝对不是消除恶人。政治绝不应专注在惩治恶人，宣扬善恶对立，搞各种形式的专政。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打击黑社会分子，而是要将他们转化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来。黑社会分子蒙受过分的冤屈同样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会对广泛的社会成员造成巨大伤害。

作者:玄野，来源: 作者博客

湘潭“高调反腐”副市长7年敛财200万元

核心提示：湖南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2003年至2009年间多次收受贿赂共计200万余元，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据报道，朱少中被“双规”前口碑一直不错，其父去世后朱少中曾在灵堂立牌：拒收礼金，并发文大谈反腐经验，被誉为“一年查处88名党员干部”的“高调反腐干部”。

朱少中：回想自己的前半生，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党政领导干部，最终又沦为人民罪人的人生轨迹，我的内心十痛苦，万分悔恨!这一切都是自己过去思想修养不高、法纪观念不强、行为规范不力而造成的恶果……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招商引资、金融贷款、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的贿赂200余万元;滥用职权，擅自为建设项目减免报建费，造成国家损失871万余元。

日前，湖南省株洲市中级法院对该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二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朱少中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犯罪所得赃款151万余元(已减去退还和上交的50万元)、非法所得赃款39.7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随着二审法槌的落下，朱少中案终于尘埃落定。这让朱少中此前的‘清廉’形象一落千丈，也让人们看清了朱少中的另一面。”2月24日，办案检察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揭开了朱少中的“双面”人生。

“清廉”形象背后暗藏着贪腐的一面

2010年1月，朱少中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感到诧异。

因为此前，朱少中在民间的口碑一直不错。他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着清廉、干练、上进的正面形象，有关他的负面消息和材料是少之又少。

据媒体报道，“几年前，朱少中的父亲去世，朱少中在灵堂前立了一块牌子，上写‘拒收礼金’”。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2007年，朱少中曾在湖南的一家媒体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反腐倡廉，教育在先》的文章，痛斥某些党员干部存在“崇拜金钱、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并大谈反腐的经验。

有媒体称，朱少中“曾经是高调反腐的基层干部，一年还查处了88名党员干部”。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获得了“反腐清官”的赞誉。但办案检察官在依法对他家进行搜查时惊讶地发现，在他家的鞋柜、衣柜等地方放着各类鞋子近200双，各种背包、提包几十个。

“朱少中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言语不多，看得出来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但他表现得还是很儒雅、文质彬彬。”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他们的人性化办案感动了朱少中。如在得知朱少中的肠胃不好、不能喝凉水时，检察官每次提审时都会先为他准备一杯温开水。这样的举动，很快就使朱少中消除了抵触情绪，主动配合办案，交代了犯罪事实。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至2009年，朱少中在担任湘潭县县长、县委书记，湘潭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杨某等14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63.5万元、价值4.2万元的住房一套、美元5.1万元。

记者注意到，朱少中收受钱财的次数不少，仅检察机关指控的就有60多次，但其每次收受的数额并不大，而且大都是在各种年节假日、他过生日及他家办婚丧事宜期间收下的。

“受贿时间大都是在节日期间，这是朱少中案一个最大的特点。”办案检察官对记者说，从表面上看，朱少中收受财物与为行贿人谋利在时空上是剥离的。行贿人送礼大都选在年节假日期间，而不是在请托事情之前或朱少中为其帮完忙之后。“但是，红包、礼金并不能掩盖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送收财物与谋利在一个特定时间段所形成的整体上的对应关系。”办案检察官说。

“人情来往”面纱下的权力寻租

朱少中的落马，主要与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有关。

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至2009年，朱少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某开发商在承接湘潭县一中整体搬迁土石方及场地平整工程、湘潭县中路铺镇、白石乡土地整理项目，以及协调处理其所购买土地的规划等事项上给予关照，先后多次收受该开发商的贿赂，共计人民币49.6万元和美元2万元。

在房地产项目报建享受报建费优惠、调高容积率、工程项目建设、工程款结算、税费减免等方面，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是朱少中将手中权力用于寻租的主要方式。

除了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朱少中还在其他领域寻租权力，并借此收受好处费。2008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某等人为感谢朱少中在招商引资等事项上的支持和帮助，在湘潭市盘龙山庄二楼茶座将一张存有2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悄悄塞进朱少中的衣服口袋。喝完茶离开后，杨某打电话告知朱少中其衣服口袋中有一张银行卡，并告诉了银行卡密码。朱少中收下后，将银行卡内的钱用于消费，直至案发前，该卡内仅剩下2994.5元。

在人事安排上，朱少中也玩权钱交易之术。2006年至2008年，朱少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湘潭县锦石乡原副乡长罗某调任湘潭县政府协调办主任一事提供帮助，先后3次收受罗某及其父送的11万元。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一审庭审时，朱少中说，这些人和他的关系都很好，他收的钱很多是他们以‘人情’的名义送的。但他心里清楚，这些人主要是冲着他手中的权力来的。”

以招商引资为名滥用职权造成损失871万

在二审判决书中，记者看到了朱少中这样的犯罪事实:2006年至2008年，朱少中先后多次收受湘潭宏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通公司)董事长李某(另案处理)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元、美元2万元，为宏通公司开发的项目在享受报建费优惠、调高容积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2005年初，湘潭县政府决定对该县主干道海棠路进行提质改造。同年5月27日，时任湘潭县县长的朱少中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湘潭县易俗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提出了一个招商合作方案，即由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广投)全额投资，管委会提供1000亩用于商业开发的存量土地作为投资回报，共同对海棠路提质改造。朱少中表示同意。

2005年5月28日，管委会和高广投签订了合作协议。一个月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其中约定，高广投在对受让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时，所有建设项目报建费用按每平方米10元实行大包干。

湘潭盛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通过竞标承建海棠路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高广投支付了盛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部分工程款，另以置换所得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抵扣工程款，并通过该公司董事长胡某向第三方转让。胡某将其中195亩土地转让给宏通公司用于房地产开发。宏通公司受让土地后，准备开发“宏通御景湘·水印康桥”房地产项目。宏通公司董事长李某为享受到报建费每平方米10元的优惠条件，以与高广投合作开发的名义进行报建。

2006年9月8日，时任湘潭县委书记的朱少中在未经县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下，超越职权作出批示，让有关人员按照县政府与高广投签订的合作协议办理项目报建的优惠手续。最终，李某开发的“宏通御景湘·水印康桥”房地产项目以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交纳报建费。而当时的平均报建费是每平方米60元，按此标准计算，宏通公司少交报建费871万余元。

办案检察官说:“李某与朱少中在行贿、受贿时并没有单就减免报建费提出请托和进行承诺，李某的这种‘感情投资’是为其今后有困难求助于朱少中时打下基础。”事实也确如此，朱少中除在报建费减免上给予李某帮助外，还在房地产项目调高容积率等事项上给予了关照。

办案检察官特别指出，开发商搞“感情投资”，朱少中则“以权相报”，双方在这一权钱交易中，都得到了好处。但是，朱少中为了自己得到区区人民币15万元、美元2万元的好处费，就以招商引资为名，超越职权，滥用手中权力，给国家造成871万余元的损失。朱少中案再次表明，受贿和渎职往往相互交织、相生相伴。

十足贪官为何能

曾经在众人眼中是一个“清廉官员”的朱少中，在无数人诧异的目光中走上了被告人席。

“我承认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作为一个被告人，反思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我倍感惭愧……”在一审庭审的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朱少中这样说道。

2011年6月，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朱少中被茶陵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一审宣判后，朱少中不服，向株洲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近日，株洲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朱少中有期徒刑十年。

记者了解到，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朱少中受贿及滥用职权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认定朱少中在湖南省纪委查办其违法违纪案件时，向办案机关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且经查证属实，应当认定其有立功表现;朱少中主动交代了其受贿事实，对其受贿罪部分应以自首论，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故撤销茶陵县法院一审判决，作出以上判决。

办案检察官在剖析朱少中受贿、滥用职权案时指出，案发前，朱少中作为一个肩负干部管理、执掌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一个对地方经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干部，没能慎用手中权力，在一次次的权钱交易中放松警惕、腐化沉沦，在行使权力时超越职权的界限，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朱少中也在悔过书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回想自己的前半生，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党政领导干部，最终又沦为人民罪人的人生轨迹，我的内心十痛苦，万分悔恨!这一切都是自己过去思想修养不高、法纪观念不强、行为规范不力而造成的恶果……在我的后半生中，我一定会深刻吸取自己的惨痛教训，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去将功补过。”

一位反腐专家告诉记者，朱少中长期以“反腐清官”的形象示人，现在却在反腐败斗争中，因为自己的贪腐而落马，这的确令人深思。朱少中在“清廉”的外表下搞腐败，从表面上看是其善于伪装。但朱少中为什么敢于且能够伪装长达7年之久？这恐怕和一些地方廉政教育流于形式、对领导干部监督乏力、干部考察把关不严不无关系。如何有效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来源: 正义网-检察日报

林彪說：如果復辟了，我們要遭受比革命更大的代價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 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 的全過程。


1968年10月26日  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續）

毛主席最近一再地強調，而且完全是根據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自己的思想的發展，清楚地看出所謂國家，老實講，從本質上講，主要是軍隊。所謂從本質上講，不是說把一切都包括，就是說從這許許多多的因素中間抽出主要的因素是軍隊。軍隊是復辟不復辟的諸因素中間的重要因素中間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關鍵的關鍵。只要軍隊不變色，那麼，其他的黨、政、民都有辦法對付，槍桿子底下出政權嘛！槍桿子底下也就能夠防止反動的政權的復辟。就能鞏固政權嘛。所以，軍隊這個環節必須穩穩地掌握在黨的領導下，必須穩穩地永久地來用科學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來提高我們的思想。如果不這樣子，不搞這種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話，單只是奪得政權，這個政權還是可以失掉的。大量的事實證明了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還可能喪失政權，這就是現在從南斯拉夫一直到蘇聯，都是這麼樣個情況，但阿爾巴尼亞在外。

用和平的手段，無產階級革命是絕對不能用和平來取得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再強調，而尤其是毛主席在近半個世紀裏面一再強調和親身實踐的。毛主席是我們紅軍最老的創造者、指揮者，他是搞武裝鬥爭的，而不是和平的。和平這個口號，和平過渡的口號是不能夠真正的使資本主義社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卻有一種可能，這個口號能夠使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平過渡到資本主義。所以這種和平過渡的口號，在革命沒有勝利的國家是麻痹人民不要動武，不要起來革命，不要推翻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了以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客觀作用，就是叫大家麻痹，喪失警惕性，和平過渡到資本主義。赫魯曉夫新的修正主義的反動性就表現在集中在這一個問題上。

我們要知道，革命當然不是那麼很便宜的事情，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價，是要遭受一些犧牲的，要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這種犧牲，比復辟以後我們所遭受的犧牲，這兩者對比起來，那復辟以後我們要遭受更大、更殘酷、更大規模的犧牲；那個痛苦就大大地超過了現在我們主動地革命所付出的這種代價。假如不經過這次文化革命，劉、鄧他們和他們這一夥子，這一幫子，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條件下面，他們會一轟而起，來把國家、把黨、把社會主義都拉到改變顏色。大家看了關於劉少奇的這種驚心動魄的這些鐵證如山的材料以後，知道他是什麼人。他不是他一個人，首先他是一個階級的代表人物，他還有一幫子人，他同國民黨始終是勾結著的，同帝國主義是勾結著的，假如時機一成熟的時候，毫無疑問地他們要搞復辟的。而這次文化革命，就是預先打破了他們的陰謀，而避免了這種危險性，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大流血的武裝的國內戰爭。他們復辟，那一定人民還要反復辟，就要發生內戰，這種內戰的損失一定會大大超過我們現在所聽到的、看到的那種損失。而現在這種損失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這一次這種鬥爭實際上是我們同國民黨鬥爭的一種繼續，是國共戰爭的一種繼續。1949年那個時候，是打拿槍的國民黨，這次是打不拿槍的國民黨，兩次都是打國民黨，一次是武戰，一次是文攻。武戰和文攻老實講是階級鬥爭中，在同國民黨的鬥爭中，在進行民主革命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都是兩個缺一不可的鬥爭的形式。不是說有一個就可以代替一個，不行的，必須兩個都有。不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這種階級鬥爭，它有的時候，假如說已經發生了復辟，那當然只有用流血的戰爭，我們應該斷然毅然地展開內戰；或者是外國敵人打進來，我們斷然毅然展開武裝反擊。可是沒有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們不必展開武戰，而用文戰。在一般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成功的時候，那我們必須用武戰。馬克思曾經講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有用物質來打倒。就是說必須用武裝鬥爭。但他後面又講了思想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就轉為物質力量。我們可以倒過來說，把馬克思的話倒過來說，怎麼說法咧？他說：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打倒。我們倒過來怎麼說咧，倒過來可以這樣說，就是說武裝的批判不能代替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力量還得用精神打倒。就是說，除了武裝的批判以外，我們還要搞這種文裝的批判。這就是我們主席發動文化革命，是對於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前進，是一個發展。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為著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復辟的事情我剛才已經講了，歐洲這些國家已經復辟，除阿爾巴尼亞以外。另外還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馬克思主義者走向反馬克思主義的例子，走向修正主義。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差不多大多數國家都有馬克思主義組織，那個時候都主張搞社會主義革命，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這些組織紛紛叛變，差不多全部都叛變了，只有列寧所領導的黨中間的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就是多數派，他們堅持下來了。其他的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這一些通通由無產階級的政黨變成了欺騙無產階級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由革命的政黨變成修正主義的、變成改良主義的、變成不革命的政黨。這是第二個例子。這種復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可以發生復辟的例子。這是我們容易看得見的。那麼從資產階級革命來看，它也曾經發生過復辟。我們舉法國的例子，最典型是法國，當然資產階級革命首先起源於英國，它開闢了資產階級在全世界革命的新的紀元。可是影響最大帶領整個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英國而是法國。可是法國本身曾經發生多次的復辟，兩次王朝和兩次恢復帝制。資產階級革命經過一次、二次、三次，最後在普法戰爭之後，把拿破崙第三打垮了以後，德國人勝利了，法國人失敗了，這個時候才把共和體制穩定下來。而在以前兩次皇帝復辟，兩次帝制，它也是經過多次的反復的，並不是說革命一成功之後，資產階級可以一直順利地下去。不是的，它是建立了共和制度，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給農民，那是搞得很好的，因為那個時候法國的90%的土地在地主、貴族的手上，而農民只有10%的土地。法國革命之所以那樣猛烈，那樣子有力量，就是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發生的，就是地主、貴族掌握了絕大部分的土地，農民是受著最殘酷的剝削，和小資產階級受著壓迫，所以它爆發了很猛烈的革命，一直從18世紀震動到19世紀，前後反復的爭奪。反正我們說明一條，就是連資產階級革命都可以發生復辟，何況無產階級革命。是更可以發生這種復辟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比資產階級革命更徹底，資產階級革命並不取消私人所有制，而無產階級革命是要掃除一切私人所有制，實行共產，實行財產社會主義化，社會化，這個是很徹底的，但是所遇到的抵抗比資產階級革命遇到的抵抗要大得多。

所以，這種復辟的可能是很大的，歐洲這麼多的國家都可以復辟，那麼，中國如果搞得不好，那就可以把我們前功盡棄，功虧一簣，又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修正主義的國家，那就會使我國的歷史發生大倒退。而我們阻止了這一點，就使我們國家的歷史大大地躍進。兩種不同的後果，取決於我們的文化革命是否照毛主席的號召，能夠堅決進行到底。

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經濟上也只有通過這種思想革命化，通過文化大革命才能夠使生產力的積極性也就是人的積極性大大的提高，就能夠使得生產得到大大的發展。單純的這種經濟建設是不能夠代替思想革命化，是不能代替文化革命的。要有經濟建設，但是不能拿這個東西來代替思想上的建設，思想上的革命，不但不能代替，而且應該用思想的建設，思想上的破，思想上的立，思想上的革命來領導經濟建設，領導政權建設。這一點，我們同蘇聯這些國家做法不同，他們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質的建設，而不過問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搞思想上的破和立，不宣傳馬列主義，一味地搞物質刺激。我們的做法同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不但搞，而且把它當作帶頭的東西。只有這樣子，我們才能同這些修正主義的國家的做法有一個根本的區別，而不這樣子，我們同他一樣，一樣的做法就會導致一樣的結果，不同的做法，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一樣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不同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不能復辟，社會主義能夠繼續大踏步地前進。所以，以上這些話就說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這是主席13日提出來的問題。我這個發言就是根據我自己的體會來發表的意見。（《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温州立人集团147位债权人起诉政府

核心提示：2月27日，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件147位债权人状告温州市泰顺县政府和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债权人称政府干部参与立人集资，并在立人集团崩盘前夕默许其疯狂集资9亿元，用于支付领导干部的本金和高息，政府应对种种不作为及行政违规行为负责。

昨日，立人集团案件的部分债权人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申请国家赔偿，被告是温州市泰顺县政府和公安局。

这份起诉状由147位债权人联名具状，要求判令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据147位原告的委托人张仁律师称，这一申请赔偿金额由147位债权人手中所握债权的本金加总而来。147位原告涉及福建寿宁、泰顺县等多地的债权人，其中债权数额最高的达到394万元，最少的债权数额为2万元。

据悉，温州中院立案庭已接下这份诉状，但并未给予能否立案的答复。按法律规定，法院应在一周内向原告作出立案或不予受理的答复。另一位委托人林才红律师表示，温州中院立案庭庭长高兴兵亲自收取了诉状，温州法院对这一案件很重视。

2月15日，泰顺县启动了立人集团债权登记工作，目前为止还未公布最终的债务总额。此前，立人集团方面称未付债务金额为22亿元。但据新华社2月24日报道，立人集团债务规模达45亿元，涉及债权人数逾7000人。

民间纠纷演变为民告官纠纷

147位债权人一共列举了三个阶段政府不作为和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

首先，原告认为，在长达13年中，立人集团的固定收款地点未曾改变，泰顺县政府及泰顺县公安局不但没有制止，一些领导干部也参与集资；同时还宣传发动各级单位给立人集团的育才学校放款；

第二阶段是在立人集团崩盘前三四个月，默许立人集团以3、4、5分的高息“钓鱼式”集资，导致这期间立人集团疯狂集资9亿余元，该部分集资款一部分用于支付给领导干部的本金及高息，让领导干部先走；

第三阶段是立人集团宣传无法清偿债务之后，泰顺县政府对立人事件处置不力。被告以政府大会小会、县委书记在泰顺电视台讲话、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现身说法等方式，宣传以“企业自救，政府帮扶”手段解决立人债务危机；同时控告对泰顺县政府干扰法院对债权人起诉立人集团的案件不予受理，并暴力对待部分债权人；对立人集团旗下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的4.5亿元转让款不知去向无能为力。

全国律协行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袁裕来表示，就立人案件而言，13年的放纵，可以作为一层法律关系；政府领导讲话若造成误导，又可作为一层法律关系。这两层法律关系均涉及纠纷，对于法院而言，立案的标准是，只要有纠纷，就应受理。至于哪一方更有理，在法庭上双方可以展开证据，以确定过错是否存在。

起诉状称：立人案件集资总额超百亿，集资范围除"重灾区"泰顺县，波及苍南、文成、平阳、福建寿宁、福鼎，以及江苏、内蒙古等地，参加人员上至政府官员本人及亲属，下至平民百姓，直接借款人数超7000人，涉及泰顺县80%以上的家庭，是新中国建立至今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集资案件。

破产迟迟不启动

让法律界人士始终不明白的是，立人案件为什么至今没有启动破产程序。

2011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公开宣布已经无法偿债付息。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律师表示，这个时候，董顺生应立即向法院申请破产，迟迟不破产，很可能最终导致他本人以刑事案件论处，还有可能面临重判的结果。

“即使债务人不申请破产，债权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去年立人集团的公开宣布，即是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前提。如果债务人不申请破产，债权人此时亦应立即向法院提起破产申请。”陈有西表示。

根据《企业破产法》，破产的申请人可以为债权人，也可以为债务人。到目前为止，7000多名债权人一直无人向法院申请破产。

《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亦对本报表示，2011年10月末，立人集团即已公开宣布无法清偿债务，政府即应启动监管和干预职能，让法院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进入债务清偿或破产、破产重整的程序。

泰顺县县委书记张洪国对媒体记者表示，立人集团其实早已严重资不抵债。记者在温州采访时发现，当地的官员和民众，对破产一词甚为敏感，认为一进入破产，可能导致资产严重缩水，以致降低清偿率。

自2011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公开摊牌以来，立人集团进入政府支持和主导下的自主重组，但陈有西律师认为，自主重组的企业，不具备司法手段，注定要失败。“进入法院程序，可以令高利贷停息，令银行停息，令所有的在途诉讼暂停，而且通过谈判，接盘人可以通过债务重组代为清偿债务，资产也不至于过多缩水。”

事实证明，自主重组由于不具备强裁措施，只要有一个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方案，就可令重组搁浅，董顺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即宣告了自主重组的失败。

是什么原因令债务人宁愿冒着刑事承担的风险也不愿意申请破产？又是什么原因令债权人亦不申请破产？当地政府既早知立人集团资不抵债，考虑到涉及债权人众多，为什么也没有想到对社会影响损害最轻的破产重整这条法律途径？

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立人集团在去年10月31日公开摊牌前后，向一些不得不偿还的“关键人士”偿还债务，或是迟迟不肯进入破产程序的“难言之隐”。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这意味着，如果进入破产程序，这部分‘提前清偿’是要‘吐出来’的。”上述法律界人士称。

记者获取的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数据显示，在温州的9个县、市、区中，仅有泰顺县10月份和11月份的本外币余额和人民币余额，反常地较年初有所下跌，10月末，泰顺县本外币余额和人民币余额，分别较年初减少0.36亿元和0.31亿元；11月末较年初减少0.11亿元和0.06亿元。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说明在这两个月，尤其是10月，有人从泰顺县各大银行调走了大量现金或抽调到他地。

相关新闻：温州立人集团董事长涉民间借贷被刑拘

2月3日，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因涉民间借贷纠纷被刑拘。此前，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曾透露涉民间借贷数十亿。但官方今天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尚在统计，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据当地人称，很多泰顺老百姓有点钱都会放贷给立人集团。

来源: 中国网

演员白静被丈夫刺杀身亡 其夫随后自杀

2月28日3点左右，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龙腾艺都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用户巨春雷在网上爆料，曾经在影片《功夫·咏春》中饰演严咏春的青年演员白静被丈夫周成海刺杀身亡，而后其夫自杀身亡。

网易娱乐2月28日报道 (文/小易) 2月28日3点左右，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龙腾艺都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用户巨春雷在网上爆料，曾经在影片《功夫·咏春》中饰演严咏春的青年演员白静（微博）被丈夫刺杀身亡，而后其夫自杀身亡。[白静作品《大丽家的往事》完整观看]

而白静最新电视剧《保镖2012》随后发布信息，称是谣言:“ 剧组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了演员，没有联系上白静，直接联系了助理，助理表示外界传说的白静，不是剧中的白静 ，女演员本人因不堪询问电话过多，已关机，在此辟谣，谢谢大家关注！ ”不过，下午16:30分左右，巨春雷再次发微博证实被杀人员确系演员白静，且白静丈夫在杀人后也因自杀抢救无效死亡。之后，《保镖2012》剧组称，“之前发布的辟谣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谢谢大家关注，有了确切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在微博披露”

巨春雷也介绍了事件，白静与其丈夫周成海积怨已深，“大年初九，周成海母亲去世是此次事件的直接诱因。今晨周成海与白静 生争执，情绪激动刺杀白静当场身亡，周成海万念俱灰，随后自杀。在救护车上，奄奄一息的周文海抢救无效，终双双离去。”

据案发地点居民称，出事的房子住着一对老头老太太，也有人说是白静和她母亲住在里面。据保洁透露，之前房间和楼道里全是血。出事房子的门是关着的。此外，围观邻居称曾有保洁人员听到屋里有争吵声，随后通知了物业。

巨春雷微博原文如下：

据可靠消息，曾经在影片《功夫·咏春》中饰演严咏春的青年演员@白静 于今晨在自己住所被其丈夫周成海刺杀身亡，目前警方已经控制现场，案件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白静 与丈夫周成海之间有第三者，还有经济纠纷，具体详情，稍后得到进一步证实公布于众！

最新消息，周成海因抢救无效，于救护车上身亡！另：本人所说@白静 即是演员白静，请某些无聊人士不要混淆视听应。详情待得到当事人一方允许后公布！

演员白静个人档案

白静，辽宁人，中央戏剧学院2002级表演系本科毕业。出演过《功夫咏春》、《血色湘西》、《见龙卸甲》等多部电影、电视剧，还在多部话剧、儿童剧及音乐剧中有精彩表演。曾获得过2011年第13届中国电影表演学会奖金凤凰奖。

来源: 网易娱乐

穆正新：雷锋是“正搞”出来的英模

胡戈反击《解放军报》等“大嗓门”媒体。使用了绝妙的一词：正搞。雷锋就是被严重“正搞”出来的英模。

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无论从件数还是频率上讲，都低于一般中国人。我以前举过例。当年我们那一疙瘩的中小学生每月干下的好事，都可能超过雷锋一年的好事量。一般民风淳朴的中国地方，自打雷锋他祖爷爷出世前很早就形成了助人为乐的习惯。天天助人不止，有时一天助好几回。我们那一疙瘩正好有这风气。N倍雷锋不少，甚至敢有雷锋平方。并不是说雷锋不积极。他主要是缺乏“作案时间”。当兵要坚守岗位，离开营区一步也必须得到批准。雷锋最多用星期天出来助人为乐。但当年战备任务紧，很多星期天都不能休假。所以雷锋干不下几件好事。

雷锋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好形象，除了中央领导大力题词外，主要还得益于他那些光彩夺目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正搞”出来的东西。

胡戈说：“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雷锋的许多“助人为乐”的事迹，都是由沈阳军区某部机关作出决议，由该部宣传摄影人员张峻、季增等干部设计场景、调配人员、指定服饰然后指挥雷锋和其他“群众演员”站位扮姿势做笑容等等后拍摄下来的。他们自己声称这是“摆拍”或“补拍”雷锋事迹。这种“摆拍”或“补拍”制作过程总是一丝不苟，一遍遍地试做改进、直到产生最佳成果。完全符合胡戈所说的“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带着记者和照明设备，并请来“群众演员”配合着“助人为乐”的？祇有解放军能够正正经经认认真真地这样搞。

象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

著名的雷锋精心保养汽车照片上，雷锋不穿工作服。他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出席正式仪式的外套，扎着腰带、胸前还佩戴着奖章。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正经”的保养汽车了。

在“雷锋送老大娘回家”中扮演老大娘的“群众演员”，是大连《新商报》副总编辑王盛波的奶奶。据王盛波的说明，他奶奶当时人就在家里，并不需要别人送她回家。是雷锋和新闻干事季增找上门来攀谈。

“雷锋也没闲着，帮着给我奶奶家挑水、扫院子。临走时，那位新闻干事拿出相机问我奶奶：”老人家，你跟雷锋照张相好吗？“奶奶高兴地答应了。这时，那位新闻干事看到邻居苏姓家中的小姑娘正在院子里玩耍，就忙喊：”小妹妹，过来，一块儿照个相。“摆好姿式正要按快门，那位新闻干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跟我奶奶说：”老人家，你家里有没有包袱，拿来用一下。“

据张峻等回忆，他们多次带雷锋到处做这种“好事”。有一回在列车上排演时遭乘警干预。乘警说一个正在接受雷锋“助人为乐”的老太太的出身成份不清楚，一旦是地富反坏的话，谁为拍下来登报的照片负责？张峻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祇好罢手。雷锋是汽车兵，本没有多少乘火车出差的机会。显然是部队领导机关特意派他们去“拍外景”的。把“摆拍”或者“补拍”剧照当作部队的任务分配给雷锋等去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的“正搞”了。

按理说生活是生活，演戏归演戏。两者本不应当混同。“补拍”的东西在发表时应当注明它们是剧照而不是新闻照。可是中共当局在发表雷锋“剧照”的时候从不加以注明。他们铁心要让人民把演戏当真情。大量“摆拍”、“补拍”的剧照果然成功地塑造了雷锋的光辉形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这是胡戈“正搞”定义中的另一部分。试问千千万万敬仰雷锋的中国人：你们可曾看出痕迹，看出“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其实，“正搞”雷锋，归根结底是为了“正搞”人民。搞到几亿人傻头傻脑地把作秀当真。


作者：（加拿大）穆正新

荣剑：人有病，天知否——关于中国下一步思考之五

　　最近，一个政治要人、名人、教授、博导、人民卫士、颅面专家、某学会副主席、心理学学科带头人，离奇得病，离奇治疗，离奇出走，最后离奇上演一幕罗生门式大剧，引得全世界围观。那些最善于编造悬疑情节的剧作者，恐怕也很少有人能够想象的到，这样一个有着多重光鲜身份、近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些英雄故事的公众人物，会以这种方式黯然离场。对于这个奇特的政治事件，严肃的学者和街谈巷议的百姓一样，没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在所谓的真相被公布出来之前，他们至多可以再次卖弄下他们的知识优势，进一步对这个离奇的病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诊断。一个毛式左派，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言之凿凿，似乎很愿意认同官方的说法，把他这个心目中的英雄看作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精神和人格普遍分裂的时代，“人有病”，可能真的是对所有人的处境和行为的一个真实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一个法国记者和一个瑞士医学博士，合写了一本书——《病夫治国》，该书让全世界恍然大悟，那些每天在政治前台上高谈阔论，在宫廷密室中决定他们命运的总统、主席、元首，原来都是些病人。这个病人的名单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这都是一些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西方领袖，没有这些人，世界现代史得重新书写。病人名单还包括中国人更熟悉的那些伟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则直接决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

　　80年代刚刚读到这本书时，首先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难道历史真的是这些病人写的吗？历史难道不能由病人来写吗？人总是要得病的，人得病了不见得完全丧失理智，不能思考，不能视事，好像没有这回事。古人就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生和死之间是有一个“瘁”的过渡阶段，“瘁”就是病嘛，带病作战，历来是美德，何以要被非议？当然，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一个理解。80年代，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废除个人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从毛晚年的政治错误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毛晚年显然是典型的“病夫治国”，至死都不愿放手权力，后来话都说不清了，全靠“小张”翻译传达，如果她假传圣旨，也毫无办法。临死前日本首相三木来访，毛还惦记此事，用手击床，所有人都不明白，惟独“小张”读出谜底：那是说的三木呢。这一情景，让局外人难以想象，毛时代的最后政治是在这种方式下运行。中国那个时期的独特政治现象，值得史家好好观察和总结。

　　疾病和政治的关系，在执政党的历史中，其实还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有更多的涵义。延安时期，整风完毕，王明势力彻底瓦解，缴械投降，毛却不罢手，依旧穷追猛打。开“七大”时，王明托病不参加会议，想惹不起躲得起，毛哪能放过这种公开羞辱他的机会，教人用担架抬着王明进会场，还选他为中央委员。残酷斗争，不见得一定是肉体消灭，斗争对象是需要活着载体的。建国初期，所谓高饶集团，是党内斗争掀起的第一出大戏。高岗作为“五马进京”中的“一马当先”者，春风得意之际，竟然最先落马，原来门庭若市的大宅，瞬时门可罗雀，路人侧目，下属见了不敢打招呼，前后变化之大之巨，意志再坚强的人也受不了。受不了就得病，得的病现在看来真的是抑郁症，抑郁症多以自杀结局，高岗也是如此。另一个主角，是一把年纪了还被人称为“小饶”的饶漱石，该人据说刻板律己近乎不讲人情，与同志疏于往来，竟被划入高岗集团，百口莫辩，后来长期坐牢，精神分裂，无法善终。

　　高饶本来无病，在政治斗争中被折腾出病来；有些人则本来有病，已准备颐养天年，却因为政治斗争需要，又冲上第一线。林彪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林彪有病，都是些查不出原因来的怪病，怕水，怕光，怕动静，解放后一直疗养，百事不问，由此成为毛最放心的一个元帅。其实其他几个元帅，除彭德怀掌握实权外，也大都处在半休闲状态，道理大家都懂，“飞鸟尽，良弓藏”，功成名就后不要惹是生非。1958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以国防部长身份写万言书，“骂娘”20天，在主席看来，这哪是犯言直谏，简直就是犯上作乱，当即拿下，为此请出已被他发了“复员费”的病号林彪，掌舵军队。按林彪战功，由他任国防部长，也算众望所归，虽然身体差点，病的症结毛是清楚的，小病大养，从来都是政治游戏的惯例。后来证明果然如此，文革初期，林彪独挡几面，为毛的反修防修不遗余力，在“九大”被党章确认为法定接班人，声名如日中天，身体也就成了第二大政治，在“万岁”之后是“永远健康”。后面的故事谁都知道，当时还没有“休假式治疗”这样的政治智慧，中美尚未建交，也没有使领馆可去，全部造化只能寄托在一架三叉戟上，走了也就走了，走不了还是一个悲剧。对林彪元帅的命运，现在史家可以有多种假设，我的看法是，林彪如果坚持生病不出山的话，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上述两个极端中间，党内还有第三种情况，身体很好，没有病，因政治原因，随时住院，这个策略运用好了，可以免去许多麻烦。陈云在党内被公认为是财经专家，在建国初期就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对于当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经济恢复和物价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对此有评价：“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实际上是把陈云看作党内懂经济的第一人。但陈云务实的经济思想和毛渐已形成的大跃进思想不合拍，曾多次遭到毛的批评。批评重了，陈云就去住院，“一五”期间为此多次住院。1957年，陈云主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主张“反冒进”，强调要从有吃有穿出发，注意农业发展。毛对此极为不满，斥之为是离右派仅50米，让陈云多次检讨，并波及周恩来总理。这次批评最重，几乎想罢了这几个人的官，陈云压力很大，心力交瘁，只好又去住院。自此之后，陈云再未被毛重用，住院也算是对他的一个解脱。类似情况在叶帅身上也有发生，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让陈锡联主持军委，让叶帅住院休息，以此完成一项重大人事变动。和高饶林彪等人相比，以生病住院的方式，退出权力中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较为温和人道的制度安排，至少让当事人得以避免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

　　疾病和政治的这种不正常关系，显然是一种制度现象，人有病，症结在制度，可说是中国特有的“疾病政治学”。打到“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就是来自于对这种疾病政治学的反思，来自于执政党高级干部的切身感受。党内斗争，无情残酷，不仅使得他们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非病既死，也株连到他们的家庭子女。安子文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问“谁来制约毛泽东”？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制约机制，受害的首先就是这些高级干部。不仅如此，制度不全，导致风气不正，拉帮结派，互相整人，今天整人者，过几年可能就是被整者。周扬就是一个例子，在台上时整了不少人，结了不少冤家，“文革”时自己也被整的死去话来；复出后遇到受迫害者就鞠躬，真心忏悔，沉痛反思。

　　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执政党从70年代末决定搞改革，除了重点完成工作中心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外，再就是逐步确立党内正常的人际关系，党内斗争尽可能不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这一套。即使对于打到“四人帮”这种方式，陈云也有话说，认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有下不为例的意思。后来党内最高权力更替交接，从华到胡到赵，皆不正常，但已没有毛的那些极端做法，大致留有余地，给予必要的尊严，生活待遇不变，自然生老病死，这在执政党历史上已是一个重大进步。“后八九”以来的20年，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大致平稳运行，法制建设已成气候，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党内恶斗乱斗的风气几近绝迹。在此形势下，出现“重庆病人”和“休假式治疗”事件，的确让人难以想象。当事人作为曾经主管重庆治安的最高执行者，领导前所未有的“打黑”运动，期间制造出多起引人注目的事件，既有对他前任的抓捕和审判，也有“李庄案”从一季到二季的戏剧性变化，最后以免职、调任、出走、治疗渐次达到事件高潮，凡此种种，绝无可能是个人化行为，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制度性的症候，或将可以看作是中国“疾病政治学”的一个新的典型案例。

　　一个地方政法领域的最高首长，出行都是前呼后拥，保镖数十，拥有各种先进警侦手段，无疑是这个地方最安全的人，是什么原因让他最后决定离开此地，去一个他不应该去的地方，理由可能很简单，这个看起来最安全的人，也感觉到已经没有安全感了，这个地方的法律保障机制已经失效。这让我想起去年贺卫方写给重庆法律界的那封公开信，信中有对该局长的一段话，既是忠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预言，不妨抄录如下：

　　“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这话说完仅仅不到一年，便不幸而言中，被忠告的当事人身份已经发生戏剧性转变。在他听到这话时，绝无可能想到，他或将面临和文强同样的处境。这种身份的迅速转换，对于那些曾经已经领教过他主导下诸多可疑司法事件的人来说，也并非是一个喜剧，人们会问：下一个会是谁呢？要知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拿着宪法要求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而无济于事，这样的事情在今天难道还无法终止吗？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人有病，患乎一人；制度有病，患乎一国。病态人格和病态制度交错在一起，才会在昨天制造出从接班人瞬间变为叛国者的悲剧，在今天制造出从一级英模瞬间变为潜在抑郁症患者的闹剧。这种不同身份的穿越，是共和国的耻辱和执政党无法抹去的丑闻。为防止诸如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思考：社会乱象、政治病象的制度症结究竟在哪里？


　　我提出三个观察视角。

　　1、法治系统失效。

　　有法不一定有法治，法制也不等于法治，这是多年来中国有良知的法律人一直在说的话。法治是法律的制度建设、法治观念、依法办事和依法行使职权的系统工程。执政党和政府的一切组织，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逾越法律的制约。法律是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护，是公民抵抗各种不法侵害的最后屏障，也是保护执政党成员包括其高级干部各种合法权利的最有力武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就是摆设；执法违法，无视法律，践踏法律，就是犯罪，必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国家公权力，掌握国家暴力，如果不依法行使职权，对社会对公民危害尤其为大。重庆“打黑”争议如此之大，皆在于人们看到其中存有太多的疑点，举世瞩目之下，无视程序正义，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无视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则，实属30年来之罕见。童之伟教授写的有关重庆“打黑”的相关调查报告，读之可谓触目惊心，其中揭示出的问题，谁都无法回避。恰因为法治系统的失效，不仅殃及一大批当事人，现在也殃及到这个“打黑”运动的最高执行者。没有制度的约束和保护，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保护，所有人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惟有建设法治国家，才会有每个公民的安全之地。


　　2、政治伦理失当。

　　如果说法制建设是法治国家的硬件，那么，政治伦理就是法治国家的软件，政治伦理的正当性关乎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政治信用，是它取信于民的精神底线。一个没有法治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政治信用缺失的制度，而政治信用的崩溃必定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危机。毛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搞家长制，一言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阳谋阴谋一起来，全党无从所适，人人自危，只好阴奉阳违，上下左右皆无政治伦理可言。林彪自我爆炸，是这个时代政治信用崩溃的开始。当前的制度安排，依旧面临着更加广泛的政治伦理追问：腐败丛生，权贵资本，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已是执政党自身难以根绝的毒瘤，每天都在吞噬着执政党的信用和形象。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度集中于一把手，缺少制度约束，纪律检查形同虚设，胆大妄为者为所欲为。党内人际关系不正常，极端者近乎黑帮化，上级就是老板，下级就是马仔，利益一致时两肋插刀，反目时鱼死网破。不讲仁义，毫无诚信，寡廉鲜耻，虚伪作秀，诸种伦理丧尽现象，执政党历史前所未有。制度的政治伦理问题，是无法通过教育、道德自律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只有通过建立新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新的政治伦理。


　　3、政治民主失位。

　　法治系统失效，政治伦理失当，其根源在于政治民主的失位，缺少宪政的制度安排。民主对执政党而言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即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真能有效地集中广大党员的意见并能执行这些意见，上述制度性病症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恰因为没有任何民主因素，没有广大党员的参与和制约，才会导致各种制度性的恶果。执政党反对“三权分立”，主张几个“不搞”，但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总要解决权力的来源，即人民的授权问题；权力的制约，即防止权力腐败和失控问题；权力的归属，即社会自治问题。这三大政治元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着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公民社会制度的形成，离开这些基本的制度建设，民主不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政治民主，何以从根本上制止法治失效和政治伦理失当？政治民主决不是一蹴而就，它可以划分为执政党所说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几个不同层面，可以分步实施，有序进行，关键是必须真正迈出这一步。执政党为治理制度性腐败问题，已经过长时期的各项试错性实验，尝试过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纠错，但至今依然没有好的效果。未来的路径已经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政治民主是执政党重建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惟一途径。

　　“人有病，天知否”？这个事件及其当事者在未来究竟会有何种结果，尚未可知，其中包含着何种惊人情节、相关故事或当事者的心路历程，其实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全社会和执政党一起来反思这个事件发生的制度原因，找到能够从制度上根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有效办法。亡羊补牢，治病救人，正当其时。

作者:荣剑，来源: 共识网

專訪舒雲（3）：老毛逼迫下葉群林立果挾持林彪

■舒雲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舒雲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
這 位在林彪殞命大漠時才17歲的女兵，頑強自學，業餘創作，成長為一位軍旅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她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寫作，出版過《羅瑞卿大將》、 《百戰將星楊勇》、《開國紀事》等大量作品。參加聶榮臻元帥傳記組之後，她接觸到很多關於林彪的資料，從1987年開始，全面搜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 料，遍訪林彪親友、部屬及其家人、事件當事人、目擊者，潛心研究林彪其人其事。國內關於研究和介紹林彪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她這方面的著作，都在香港明鏡出 版社出版。計有：以調查九一三事件為主的上下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圖片和十多萬字文字的《林彪畫傳》，上下兩厚冊《林彪日記》 （與林彪的秘書李德合著）。2011年“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她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册》。這些書，是迄今爲止最完整、最 深入、也可以說最權威的關於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著作。

2011年11月，《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對舒雲進行了書面專訪。


舒 雲（續前）：我認為另一個重大突破是從林彪座車“大紅旗”上跳下來的李文普的自傷。我首次採訪了給李文普手術的281醫院的醫生、護士。李文普中彈的子彈 進口是在左胸乳頭下兩公分，子彈從胸壁裏穿到左上臂，出口在左上臂外側。手術主刀的李太和醫生當場問李文普：你的左臂是揚著的？你是自傷！李文普沒有否 認。因為只有這個姿勢，才能產生這樣的彈道。李文普自己打自己——8341部隊二大隊大隊長姜作壽也這樣認為。“大紅旗”上沒有李文普的彈洞，姜作壽認為 從彈道學上分析，李文普是自傷。我在《百問“九一三”》中詳細分析了李文普自傷的心理過程，包括他聽到飛機起飛聲一愣。

第三個重大突破，我認為是李偉信被捕後說“我要見汪東興”。李偉信是林立果貼身的生活秘書，他為什麼要見汪東興？這說明，林立果的一舉一動早通過汪東興到了毛澤東那裏。這也證實了我關於林立果身邊有密探的猜想。

此外，還有更多的小小突破，還是請看《百問“九一三”》，我就不在這裏一一敘述了。

新 史記：對“九一三”事件中有關各方（毛、周、林、葉等）的互動、處置，您根據您調查掌握的史料和當事人的說法，是否能有一個基本的概述——究竟是林被葉、 果欺騙脅迫出逃，是毛逼林逃？周逼林逃？抑或是其它？——例如，現在有一種分析認為，林彪事件是雙方都誤解對方意圖造成。哪一種說法最能合理解釋所有相關 人士的行動？哪一種說法在您看來最離譜？

舒雲：前面我說過，我同意林豆豆的說法，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挾持走的。葉群、林立果為什麼挾持林彪走？我同意王年一老師等人的結論：是老毛逼的結果。老毛南巡已經放話，九屆三中全會肯定要解決林彪問題。林彪的態度是坐著等死，而葉群、林立果心有不甘，要拼個魚死網破。

我認為最離譜的說法就是官方說法，說林彪主動要走的。至今沒有證據，證明林彪想逃往蘇聯，也沒有證據表明林彪同意去廣州。我認為林彪既不知道去蘇聯，也不知道去廣州。因為葉群所騙，林彪只認為是去大連。（《新史記》第5期）

“革命暴發戶”張振武被殺暴露《臨時約法》缺陷

《新史記》蘆笛／張振武不過是當時大批涌現的素質很差的“革命暴發戶”，就司法程序而言，被殺當然是錯案。《臨時約法》太粗陋，“灰色空間”太多，不但使得人民失去保護自己的工具，也使得議會無法有效監督政府，這正是張案暴露出來的政治制度的大弊病


張 振武革命前是個小學教員，參加了共進會，與武昌新軍內部的地下組織“文學社”勾結，密謀暴動。爲人桀驁不馴，飛揚跋扈。武昌兵變發生後，他不贊成推舉黎元 洪作都督，與黎關係一直不好。此後黎派他去上海採購軍火，他携帶巨款到上海大肆揮霍，却買質量低劣、無法使用的軍火去應付老黎。黎怕他貪污，派員到上海親 自驗收，他竟然聲稱買來的軍火已經分給了譚人鳳一半，“作爲救煙（台）掃北（方）之用。”這有往來文電爲證，可見此人手脚不乾淨。

“首義元勛”一口氣討了六位小老婆

革命成功後，張與孫武、蔣翊武合稱“三武”，是所謂“首義元勛”。他一口氣討了六位小老婆，還自覺功大未賞，鬱鬱不平。袁世凱委他任蒙古調查員，他到北京後索巨款不得，又跑回湖北去了，這就更加引起黎元洪的疑忌。

須 知辛亥革命的一大遺産，就是各地在暴亂期間招收了大量“義軍”。革命後政府養不了那麽多兵，又因財政破産，無錢遣散，於是各地兵變風起雲涌。如駐寧的贛 軍、蘇州的先鋒營、灤州的淮軍馬隊、洛陽的清軍、蕪湖的盧軍，通縣、滁州、浦口、景德鎮各地的駐軍，以及奉天、山東、安徽各省會的防兵，均陸續嘩變，幸立 即剿撫，才告平定。湖北爲“首義之地”，辛亥革命有功官兵，部分恃功而驕，甚難節制。如襄陽府司令張國基不服編遣，擅殺調查專員。祝制六、江光國、滕亞綱 以改革政治爲號召，密謀暴動，進行“三次革命”，推翻湖北軍政府。武昌起義著名的楚望台軍械所守兵亦發生兵變，在這次兵變中，據說黎元洪查到主謀人是張振 武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

因爲張在湖北軍隊下層中頗有人脉，黎元洪不敢在湖北殺他。適逢老袁委張爲總統府顧問，黎便 慫恿他赴任。於是張便帶著方維進京，還帶上了最心疼的小老婆和大批隨員。不料黎元洪在他走後便密電請老袁殺了他。老袁回電證實確爲黎元洪所發。這才令段祺 瑞派兵把張、方二人抓起來槍决了 。

此後輿論大嘩，參議院汹汹追問，袁只好公佈了黎的密電。黎元洪隨即被迫通電全 國，公佈了張振武的“十大罪行”。但參議院仍然窮追不放，質問政府爲何不捕送審判廳，公開審判 。段祺瑞到參議院逐條回答了質問，說張是軍人，只能受軍法審判。“此事在武昌已經開過軍法會議，證據齊集，並不是未開軍法會議。因爲在武昌執行刑罰恐於湖 北治安有礙，所以不得已請中央正法。至於判决手續，已經在武昌經過，不過由中央執行而已。”他還說中央也召集過各級軍官及參謀次長，再三討論才决定處决 的。

次日，以第一鎮統黎本唐領銜的湖北軍人聯合通電，說：“張、方之誅，係吾鄂軍界同人再三開軍法會議，依鄂軍暫 行刑令第五十七條全體議决，宣告死刑，電請大總統正法。大總統復開軍法會議，始予執行。證據昭彰，手續完備。”並公然威脅主張彈劾的兩位湖北議員：“貴議 員如必欲彈劾，請將梗電所駁各款，限於電到二十四點鐘內，逐一答覆。同人如有一字之誤，刀鋸斧鉞，悉加同人；貴議員如有一字之誣，刀鋸斧鉞亦必當有受之 者！不然，貴議員無理取鬧，藉端尋仇，是欲因個人密切關係，陷我全國於危地。同人具有天良，斷不能容振武餘黨靦然爲吾鄂省代表，無怪同人嚴重對待也。相見 不遠，尚其勖哉！”（《新史記》第4期）

中国将严厉打击热钱流入及地下钱庄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网站周一发布公告称，将继续防范跨境异常资金流动，并将严厉打击地下钱庄。

外管局表示，中国应加强对热钱流入的监管力度，还必须做好应对跨境资金双向流动风险的政策预案。外管局在这份公告中还阐述了今年工作的重点环节。

外管局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跨境资金流动形势仍有不确定性。

中国一直是投机性资本热衷的市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了海外热钱的目光。

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构成拖累，中国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这令外界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加剧。与此同时，全球避险情绪的升温也抑制了人民币的人气，致使部分投资者转而投向美元。

外管局表示，初步统计，2011年第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净流出474亿美元，去年前三季度为净流入2,500亿美元。

外管局表示，初步估计，2011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回落到3%左右，较2007年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外管局还称，中国外汇储备较快增长的势头已有所放缓。

公告称，外管局将加大努力防范异常资金流动，压缩投机套利空间。公告还显示，2007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共查处外汇违法违规案件逾15,000起，共处行政罚款人民币12.7亿元。

Yajun Zhang 发稿

华尔街日报